李世军（1901—1989），字汉三。静宁县人，自幼刚毅聪慧、勤学苦读。

李世军（1901—1989），字汉三，甘肃省静宁县双岘镇张门村人。自幼刚毅聪慧、勤学苦读。

1919年考入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了兰州市地区的学生运动。1920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报社编辑。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改学教育专业，曾受教于鲁迅先生，学习期间参加创编《新陇》刊物，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三民主义”。1923年由丁惟汾、路友于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兼搞北京市党部的工作。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丁惟汾直接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北平市学生反帝、反军阀的活动，任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兼宣传干事，与国民党老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开展尖锐斗争。主持师范大学由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平民补习夜校”，组织师大的学生军团，担任第二大队队长，在校内外积极活动，组织学生同北洋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作尖锐斗争。1924年12月，李世军到天津市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召见，并派他赴甘肃省宣传《北上宣言》，在平凉市、天水市两地发展了一批中国国民党员，组织了北方执行部直属两地区分部。1925年3月返回北京后主编北京市党部《国民新报》。1926年1月代表北京市党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为甘肃省党部筹委会主任委员。1927年4月应冯玉祥邀请，先后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科长、处长，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河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并参加了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任冯部政治部部长，战争失败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知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世军应冯玉祥电邀回国，赴甘肃省策动反对蒋介石军事政变未遂，回静宁县老家暂住。1932年，因病去北平市疗养，受邓宝珊委托去山东省向冯玉祥代陈杨虎城将军派驻甘肃行署主任事宜。同年9月中国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邀其去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1933年起先后任宋哲元将军驻南京代表、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第五战区军风纪视察团团长等职。同年5月回家探亲，途经兰州市，适逢国民党在兰选举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甘肃代表。1934年1月，奉监察院命令去华北巡回视察，在北平访问了张学良、于学忠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弹劾了个别地方官员。1935年，李世军出席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初，李世军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在武汉组织难民收容工 作。7月任第五战区军风纪视察团副团长，随团长于右任进行视察慰问工作。8月以监察委员名义弹劾阎锡山克扣傅作义部队军饷事件，并以监察院监察委员兼江苏监察区监察使身份，提案弹劾汪精卫与“伪满”“通邮通车”事件，并建议中国国民党委员放弃挖掘苏北运河大堤的阻敌计划。1939年，李世军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主持修建了甘川公路、华(华家岭)天(天水)双(双石铺)等公路，兴办了湟惠、洮惠、溥济、鸳鸯池水库等许多水利工程，造福于人民，开辟了天水、西固、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临洮等地飞机场等，力主修路造林，改良农田水利。1942年调任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兼重庆战时运输统制局财务处长，李世军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多次拒绝参谋长钱大钧、运输处长俞飞鹏违章开支而发生争执对抗，得到行政院的表扬。1943年参加于右任发动组织的“西北建设协会”并任常务理事。1945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队大会，后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首都巡回视察团团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外交、预算委员会召集人。1949年4月上海战役前夕，李世军参加了立法、监察两院部分委员促成国共和谈活动。

上海市解放后，李世军与留在南京、上海的部分立法委员武和轩、陈建晨、张平江等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并发表声明脱离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余热。先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参事。

国务院参事李世军先生逝世

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参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李世军先生，因病于6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李世军先生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1月当选为民革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委员，1984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1989年7月9日《人民日报》）

三·一八惨案”惨案纪实

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掺案，杀害无辜青年学生。我当时曾参与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惨案发生时，我也身在现场。这个惨案是段祺瑞及其帮凶蓄意策划的一场血腥大屠杀，绝不是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楚溪春先生所写的那样，是什么偶然发生的"意外不幸事件"。下面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作一个证明。 "三一八"惨案的直接导火线是三月十二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但是，在大沽口事件发生以前，段祺瑞早就杀气腾腾地决心要向爱国青年学生开刀了。当一九二五年段政府教育部因禁止纪念"五四"遭到学生反对之后，段祺瑞在下令"整顿学风，严肃纪纲"的同时，曾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感篇》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倘不加制裁，胡可以安良善?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

这篇充满杀机的文章发表之后，接着公布了“决不姑贷”的整顿学风令："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与此同时，段政府的国务总理贾德耀也致电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此时冯玉祥已下野)，要他对“受赤化之毒“的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严加管束"，实行镇压。三月六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诬蔑学生爱国运动说:"学风日下，士习日偷。··…¨请执政设法抑制。"三月九日段政府复电"嘉许"，电文中有"维持秩序，转移风化，亦为地方军警之责"等语。

从三月初起，北京空气顿形紧张。公共娱乐场所及各大学所在地区，翠花胡同、南花园、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前后，布满了头戴黑呢礼帽、身穿灰布大褂、鼻梁上架着墨镜的密探。马路上，不时有陌生的人在后面叫你的姓名。但是，爱国青年学生不但没有被段祺瑞的白色恐怖所吓倒，斗争情绪反而更为激昂。三月十二日，学生、工人及广大市民群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上，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誓不买卖日货"，"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段祺瑞的绳骑四出，如临大敌，当时虽末动手，但杀机毕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月十二日，日舰炮击大沽口消息传出的当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已决定在三月十六日示威游行。十五日八国联合武装干涉中原地区内政的通牒提出后，更加激起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十六日请愿游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严厉拒绝"八国联军"式的最后通牒。

十六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附马大街、清华园、南沟沿、顺城街、府右街、二龙坑、朝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棒的步骑警察包围。上午九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大学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四十余人，仅师范大学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十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

当晚，学生联合会在翠花胡同八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及各校代表基层组织负责人共三十余人。会议决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仍继续举行第二次请愿示威游行。

十七日，段祺瑞为了进一步制造杀人的借口，曾在《顺天时报》 等报纸上大肆诬蔑昨天学生的请愿游行是"赤化分子的暴民行为"，诬蔑赤手空拳的学生 "手持铁皮包的木棒等武器打伤警察"，等等。学生联合会为了预防敌人破坏游行，事先曾作了一些组织工作：接地区分别组织宣传小组;参加游行的人预先编定小组，在游行时手挽手地前进。

十七日这一天，空气异常紧张，段祺瑞的狗腿子四出散布恐怖气氛，恫吓学生，说如果再游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记得当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朋友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谈。他见到我，带着惊慌的口气对我说:"刚才有个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烟的侦缉队上的人，是外右二区的侦探长，对我露了几句话，我很替你着急。他说这几天很麻烦，上面有密令，要他们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学生游行时，要干掉一些捣乱分子，给那些整天胡闹的学生看看颜色。"他还特别提醒我说:"这话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个朋友也对我说，段老总这儿天火气很大，表示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我马上到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部里的人，大家决定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十八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记得到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农业大学、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志成申学、师大附中等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京包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约二千余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出发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刘清扬带头高呼口号，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沿途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

十二时许，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排列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从他那副冷酷阴森的神情看来，好象他在等待着什么举动似的。

当代表们继续要求会见贾德耀时，我跑到军队后边的石狮子上去拍照，发现军队所持的步枪里已经装上了子弹。我意识到情况很严重，要同学告诉代表们注意。当我刚刚拍了一张游行队伍的照片后，突然听到 "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声)，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准群众平射，枪声密如连珠。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

我和邓飞黄先冲向东辕门，可是辕门口的军队正在密集开枪，死伤的人堆起很高，冲不出去，只得转到广场南面的影壁背后躲避。这时影壁背后的马厩里，已经堆满了倒下去的人，有的还在挣扎，其中有我认识的几个北京大学、女师大同学倒在马槽下，只见一个军官还用驳壳枪继续对准他们射击。持长枪的士兵继续开枪，有的士兵大概因为人太挤了，回不过手来开枪，便用木棒对着受伤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冲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伤者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把我拖了一把，说，"赶快从西辕门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着向西挤去。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乱飞。挤到西辕门□，看见死伤的人比东辕门口更多。正在犹豫间，看见离我大约五十米的海军部门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备继续射击。我连忙跳出西辕门，沿铁狮子胡同向西跑，子弹仍然不断掠空而过。

我在路北一家大门口躲了片刻，只见人们象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枪声渐渐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份的人，鲜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挣扎。我看见师大的一个同学足部受伤，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辆洋车让他乘上。他说:"我的伤不要紧，还有爬不动的，你进去看看。"我又折回向东走，在海军部门前被挡住了，只得绕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时已有许多同志到了，一个个愤慨万分。看看表，已经四点钟了，大家商量如何抢救受伤同学，我们拉下一块白布窗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几个人直奔铁狮子胡同。跑到东辕门口，仍被持枪的军队拦阻不许入内。此时，来抢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啊！"于是接着就有人喊"冲进去啊！"军队立刻拉开枪栓，对着我们。

正在相持不下时，有人提议找红十字会，我们便跑到北京红十字总会，请他们出面交涉。我们这才随着他们进去，救出奄奄待毙的七个人，分别送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抢救。其余的死者堆在东墙根下，军队禁止我们去看。

已经八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当时，只有范士荣还没有消息。范士荣是和我同住一寝室的同学，等到深夜十二时仍不见回来。我约同杨春洲冒着风雪到宣武门外云南会馆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学校停课了。清晨，我和杨春洲杯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铁狮子胡同。一进辕门，触目惊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摆在东墙根下，棺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弹痕，密如蜂窝。有的棺材上标着姓名，有的没标。我们先查看标着姓名的棺材，都没有范士荣的名字。回头再把未标姓名的棺材，一个个揭开来看，仍然没有发现范士荣的尸体。最后发现一个标着姓张(名字记不得了)的棺材，有一角衣服露在棺盖外面，我们认出这是范士荣的衣服。打开一看，果然是他！

当时被打死的共有四十七人，除范士荣外，其他四十六人的姓名，我所认识和记得的只有刘和珍(江西省)、李兆珍 (湖南省)、李敏学(甘肃)、杨德群(湖南)，其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还记得，有广东国民外交团的两个白发苍苍的团员，也死于非命。受重伤的一百五十七人，轻伤的一百余人。惨案发生后，刽子手段祺瑞为了开脱责任，掩饰其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杀的当天发表了一遍颠倒黑白的公告，说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但是，谁能相信段祺瑞这种骗人的鬼话呢！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