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s)，又称“随军记者”，是新闻工作者中的一种职业分工，包括文字记者、画家、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

战地记者最早诞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随近代报业与军事的发展应运而生。19世纪，战地记者与军人在外表上并无显著区别。1863年，美国陆军部规定，编辑或战地记者“可被视为战俘加以拘留”，但不能被当作间谍，这一规定被列入1879年布鲁塞尔协议中。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战地记者应被视为非战斗员。20世纪，战地记者通常得到国际法的保护。20世纪90年代以后，驻留交战国的外国记者成为“饭店战士”（The Hotel Warriors），候在某国首都的饭店中，在防空警报拉响后观察情况，报道导弹攻击和飞机轰炸，传统意义上的随军记者不复存在。近年来，当代战争开始出现“独立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需具备军事知识、自保知识、采血技能等职业素养，同时面临着PTSD等心理创伤与道德伦理的职业压力。战地记者的报道既能为军事和外交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又能为军队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助力，是政治传播的组成部分。战地记者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霍华德·拉塞尔、彼得·阿内特、罗伯特·卡帕、温斯顿·丘吉尔等。

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s)，又称“随军记者”，最早诞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是随着近代报业与军事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战地记者是新闻工作者中的一种职业分工，包括文字记者、画家、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而他们亲身经历和见闻所采写(录)的战地现场新闻或目击新闻就是战地报道。

1854年2月，随皇家近卫军前往马耳他的34岁英国((泰晤士报》特约记者威廉·拉塞尔爵士从前线传回来一系列战地通讯。这些文章刊登在当时的《泰晤士报》上，拉塞尔在文中采用给主编德莱恩写信的形式，除了报道具体战役的情况，还重点报道了战场的全景，向战争观察家们提供了有关战役胜败的论述，因此拉塞尔被后人尊称为“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创战地记者崭新的一页。

19世纪，战地记者与军人在外表上并无显著区别，甚至有的战地记者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如英军1989年远征苏丹时，中尉军官温斯顿·丘吉尔兼任记者，而《每日电讯报》的贝内特·伯利曾击毙一名阿拉伯人。早在1863年，美国陆军部规定：编辑或战地记者“可被视为战俘加以拘留”，但不能被当作间谍，这一规定被列入1879年布鲁塞尔协议中。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战地记者应被视为非战斗员，因为他们“随军行动但不属于他个人”；如果某些记者为自卫而携带武器，其非战斗员性质并不改编。战地记者经过交战国委派具有非战斗员地位，他们的制服与军装不同，左臂上印有“C”的袖章。

20世纪，战地记者通常得到国际法的保护，然而法西斯主义国家和一些东方国家往往藐视海牙公约的上述原则。在这些国家，记者往往与军人合一，并且拒不承认敌国记者的相应待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日军丛林战中，日军经常故意向身材高大、佩戴袖章的美国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射击。二战期间，各反法西斯国家战地记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在苏联记者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作品的人情味浓郁，因而格外为普通士兵和百姓喜爱。从二战起，美国记者的战地报道遵循如下惯例：每当涉及事迹突出的军人，无论立功、受伤、阵亡和被俘，都要写出此人全名，家居城镇，有时还报道此人父母、妻子和姓名。这大大增加公众对战局前线亲人的关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传播手段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报道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战争呈现出新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已经被“媒体构建的战争”所取代，而交战双方和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共谋”：一方面，战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媒体控制和利用的娴熟程度；而另一方面，媒体也需要战争这个最刺激的内容来吸引受众。因此关于战争报道的成败往往决定着一个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而在这些战争报道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战地记者，其中有一大部分是长期驻守在高纬地区的驻外记者。1994年4月12日，战地记者凯文·卡特凭借纪实摄影《饥饿的苏丹》而获得世界新闻最高奖项普利策奖新闻特写摄影奖。1966年，年仅32的彼得·阿内特因越南战争报道而获得世界新闻业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在此期间，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出现两极分化。一极是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强打弱”战争，一极是无固定战线的内部武装冲突。在第一种战争中“空中制胜论”重新抬头，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打击兵器的空袭成为一种基本战略。驻留交战国的外国记者成为所谓的“饭店战士”（The Hotel Warriors），即记者们不是随军行动，而是候在某国首都的一家饭店中，在防空警报拉响后观察情况，报道导弹攻击和飞机轰炸。这种角色最早出现于1991年海湾战争中，阿内特等外国记者所住的拉希德饭店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希尔顿饭店、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明霍饭店因此闻名遐迩。在1998年美英对伊拉克的空袭和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南联盟战争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特派记者水均益、顾玉龙等人也主要是以这种方式从巴格达和贝尔格莱德从事战地报道的。在当代各国发生的内战中，由于两军对垒式的作战已不多见，交战双方往往以小股骚扰和冷枪冷炮袭击为基本战术，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随军记者似乎已不复存在。期间，巴约卡尔瓦多斯-诺曼底战地记者奖（法语：Prix Bayeux Calvados-Normandie desrespondants deguerre）于1994年正式设立，其目标是向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记者致敬，让公众获得有关战争的信息。

近年来，当代战争开始出现了“独立战地记者”，他们并不隶属于任何新闻机构，全程依靠一己之力完成独立报道。2018年10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公报显示，2018年全球共有86名记者遭到杀害，而在2016年和2017年，全球殉职记者人数达182人。考虑到中国战地记者面对日趋严峻的工作环境，2019年初，中国记协网与康泰保险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首次推出“中国战地记者保险计划”，开办战地记者团体人身保险，免费为身处战乱地区的中国记者提供商业保险。

战争有其自身的逻辑，军队有其独特的行动和思维方式，军人有区别于普通职业者的个性。交战双方要揣摩对方的心思，而战地记者则要揣摩交战双方的心思。缺乏对现代军事技术、作战思想的准确掌握和深刻理解，缺乏对从国际军事比赛战略的角度分析、预测战争的能力，缺乏对参展双方军事实力、战争潜力的精确掌握，缺乏对战争特点的了解，媒体就容易被战争愚弄。战地记者是媒体延伸至战场的触角，是媒体第一手消息的采集者。战地记者的军事素养，往往决定着媒体对战争报道的把握。以下为战地记者所需具备的军事素养：

根据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安东尼·范斯坦（Anthony Feinstein）的观点，战地记者也处于高强度的压力状态。战地记者亲眼目睹过战争事件，身心受创，正常身体机能有时会受到影响。较之没有战地经历的记者，他们承受高强度的抑郁情绪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PTSD通常持续多年，战地记者会出现一系列社会及情绪问题，包括战争场景重现、反复的梦魇、情绪暴躁、注意力难以集中等。另外，退伍回到家后很难再适应以前的生活，他们不愿意与老朋友聊天，除非对方有同样的战争经历，他们也很难与其他人保持长久的友谊，一些人甚至在乙醇中寻求安慰。

战地记者是突出地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地一群新闻人，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新闻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新闻伦理案例，也往往与战地记者有关。真实、客观和新闻自由等理念，一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精髓，但在涉及本国的国家利益时，以此理念操作的战地记者又往往被职责为不爱国甚至被加上叛国的罪名，新闻专业主义在这里又遭遇了国家利益和民众情绪的困扰，记者不得不向国内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情绪妥协。

优秀的战地报道既能让受众在第一时间获知前线战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战双方对战事的了解。由于战地报道对于舆论走向的引导，战地记者的工作也成为了政治传播的组成部分。战地记者在炮火纷飞的前线采集到的信息，既能为军事和外交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又能为军队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助力。

战地记者是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典型范例，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坚持独立采访、探求事实真相、传递新闻信息的行为，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最有力诠释。

战争文学与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战地记者则是架起战争与战争文学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战地记者在记录战争的同时，也是战争的直接证人。

欧内斯特·海明威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其口语化、电报体式的简洁语言风格，即简约但不简单的写作风格被海明威称为“冰山理论”。他认为，作家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应该塑造活生生的(people)，而不是人物(特征标理论)。海明威在作品中表达了战争在人们精神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同时，他的艺术风格也感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如詹姆斯·琼斯、纳尔逊·阿尔格兰、诺曼·梅勒等很多美国作家。海明威不仅用写小说的手法写新闻，而且还把报道中的事实引入小说，创造了跨体裁的“小说回忆录”形式，这为美国文学走出困境和为美国小说走进后现代主义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洲人》周刊战地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是一位文人记者，她的采访被称为“新新闻学报道方式”。法拉奇以鲜明的文学化语言描写报道战争，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之后她又以写著名政治人物访问记而蜚声于世。作为作家的法拉奇，她的文学创作选用的是“非虚构小说”文体。“非虚构小说”一词最早是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首次提出的。卡波特1965年出版的《在冷血中》，使用了文学的写作技巧，讲述了一桩发生在美国的真实凶杀案。为了将自己的作品与新闻报道区别开来，卡波特提出了“非虚构小说”的概念。“非虚构”强调的是这种文体所写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等，犹如新闻报道，而在“非虚构”后面加上“小说”一词，强调的是这种文体使用了一般小说所用的语言和手法，因此，“非虚构小说”指的就是那些使用一般小说所使用的语言和手法来描写叙述真人真事的文学艺术形式，即“非虚构小说”是文学与新闻在某方面的结合。

战地记者出身的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1962年10月底发表《与查理同行》3个月后，以其富于想象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念和表现出的对社会敏锐的观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熟悉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斯坦贝克在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同时，他的小说将“写实风格”与“幻想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后来美国文学尤其是对美国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作用。在斯坦贝克的新闻纪实体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且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作为战地记者的新闻写实性。

报告文学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对客观事件的如实反映。1936年6月，美国驻华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革命军的封锁进入陕北红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接受了他的采访。1937年，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一部纪实性很强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正是借助自己战地记者的经历，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辨识力，他采取原生态记录和夹杂自己评论的写作方式，完成了既有新闻性也有文学性的战地报道。

新加坡第一位战地记者陈加昌在80岁高龄出版了《越战机密档》，他凭借坚持写日记并保留资料的习惯成功撰写该书。加拿大广播公司驻远东记者迈克尔·麦可利尔也曾以战地记者的采访记录写出了《越战10000天》，记述了从1945年至1975年这30年间越南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悲剧性根源。中国作家徐怀中2013年出版了他1965年以“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身份冒着枪林弹雨访问越南南方共和国写的战地日记《底色》。

威廉·霍华德·拉塞尔是人们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为泰晤士报记者，是第一名职业的随军战地记者。他一生主要以采访军事新闻著称，因报道克里米亚战争而一举成名，被称为“战地记者之王”。在这场战争中，他深入战场，发回的报道画面感与现场感很强，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他使读者在关注战争的同时，对战地记者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全世界最著名的战地记者要数新西兰裔美国籍的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他的一生都风险于战争报道，曾先后服务于美国联合通讯社、CNN等美国主流媒体。1966年，年仅32的彼得·阿内特就因越南战争报道而获得世界新闻业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国际报道奖。拥有多年战地记者经验的彼得·阿内特，历经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其中1991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作为CNN驻巴格达记者，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电视对战争进行的现场直播。他曾独家采访过萨达姆和奥萨马·本·拉登等人物，是西方媒体中第一个采访到本·拉登的记者。他还采访过大量国际政坛上风云人物，如亚西尔·阿拉法特、贝娜齐尔·布托、卡斯特罗等。

罗伯特·卡帕被世界各国的新闻界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战地记者”。他生在匈牙利，在德国受教育，在法国谋生，在西班牙内战中成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媒体工作，到过中国、英国、北非、意大利等地，后被派驻日本，最终死在越南。他最初成名于法西斯主义注意在许多国家相继抬头的1936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所拍摄的《共和国战士之死》被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具戏剧性的战争照片，他的国际声誉也由此获得。罗伯特·卡帕在18年间拍摄了5次战争。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担任过战地记者，战地记者的经历对他后来成为政治家以及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95年，丘吉尔以战地记者身份先后到古巴、印度、南非等地，并以此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在古巴，丘吉尔为《每日真理报》写占地报道，引起读者兴趣，被西班牙政府授予一枚红十字勋章1899年，丘吉尔以《晨邮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采访英布战争。在南非期间，他以自己虎口脱险的经历向《晨邮报》发表了一篇战俘逃亡的详细报道， 吸引了大量读者，而他被当作“战争英雄”受到热烈欢迎。1945年，温斯顿·丘吉尔大选失败后，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并在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05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8年来到中国后正式开启记者生涯。1936年，经宋庆龄推荐，斯诺成为首个访问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据此经历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满十九岁的海明威赶往欧洲前线奋勇作战，他的身上在一个月内留下敌人的二百二十七枚弹片。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在1937至1938年间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1941年，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只身来到中国，深入前线了解中国官兵的情况以及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声言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1938年曾获美国新闻协会颁发的奖章，因为其作品《上海南站空袭下的儿童》真实记录了松沪抗战时日军轰炸上海的野蛮行径，胶片上那浑身浴血的小女孩的短短一秒钟镜头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展现无遗，“引起了国际性对日本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愤怒”，因此也被全世界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新闻照片之一。

在抗战期间中原地区众多的战地记者中，方大曾被人很少提及，因为他过早地以身殉职，并且其死亡的时间、地点等细节材料至今仍一无所知，然而他以署名“小方”的战地通讯和摄影在当时则是闻名中国。他曾经与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陆诒等共同战斗在保定市前线。1938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小方的最后一篇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从此杳无音讯。后经陆诒向小方妹妹证实，这位抗战初期的著名战地记者确已牺牲在华北抗日前线。

萧乾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埃德加·斯诺曾是他的老师。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萧乾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副刊《文艺》负责人，他在好友余道泉的推荐下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任教，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除了战场上的相关采访外，萧乾还采访过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以及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此外，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十几位曾做过记者或从事过新闻宣传工作，包括美国的赛珍珠、法国的阿尔贝·加缪、索尔·贝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捷克的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葡萄牙的若泽·萨拉马戈、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秘鲁的马里奥·略萨、中国的莫言、白俄罗斯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等，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苏联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等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都曾是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