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万（1924.5～2004.8），男，江都区人，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大学学历，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曾任生药室主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药学会理事兼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英语可熟练阅读及写作，多次赴日本、伊朗、马耳他、菲律宾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考察。培养硕士研究生5名、师带徒1名。谢宗万，生药学家和本草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中药复杂品种的研究，将本草学、植物分类学与生药学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他潜心于中药品种理论的研究，创立了10个新论点，丰富和发展了中药理论内容。

谢宗万，字衍千，1924年5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小纪镇（现改隶江都区）。他的中学时代，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断断续续地上完了高中课程。他除在学校学习外，寒暑假跟随舅父学习古文，读完了四书、《古文观止》《左传》及部分唐诗，为后来在工作中运用古汉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辍学在家，一面自学，一面当家庭教师，以解决生活问题。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在江苏省扬州中学当了一年职员。

1946年，谢宗万考入中国药科大学，选读生药专业，在耿以礼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植物分类学。在毕业分配之际，他将两年间采到的标本，全部献给了学校。他虽然对生药学感兴趣，但对所学生药都是外国药（如颠茄、毛地黄、美远志、欧龙胆、波希鼠、李皮等）甚为憾事。在校期间，由于得到生药专家管光地、徐国钧、赵守训等老师的教导，他在生药学理论知识和科研方法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1955年，谢宗万在山东医学院任教期间，曾多次带学生到泰山区、崂山区采集药用植物标本，并对济南市一年一度的药市进行中药品种调查。当时曾搞清了闻名山东省的白首乌是萝藦科植物鹅绒藤属 bungei Decne，紫花地丁有堇菜科的Vioka yedoensis Makino、豆科的Guekdenstaedtia mukti-fkora Bunge、罂粟科的Corydakis bungeana Turcz等多个复杂品种。他在山东工作时，还与刘德仪等合编《药用植物及生药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支援当时沈阳医学院药科（现沈阳药科大学）的生药教学，谢宗万曾在1954年被借调到该校任教半年。

1955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谢宗万被调回南京市，任华东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讲师，同年11月，全国第一个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北京成立，谢宗万被调到北京，从此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从事生药学研究，当时，中国老一辈的生药学家和本草学的奠基人赵黄教授就在生药研究室任研究员，并不时地为室内年轻的科研人员讲授本草学。

谢宗万本来就对本草学感兴趣，又得到赵教授的亲自教诲，因而更加深入地钻研本草学。1982年，谢宗万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1981—1987年），中国药学会第16、17届理事会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医药行业评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本草》编委会副总编兼品种考证专业编委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药杂志》《中国药学杂志》《中西医结合杂志》等六种杂志及《中国药学年鉴》编委会编委，《中国中医药年鉴》编委会顾问，光明中药函授学院顾问、编委。

致力于复杂的中药品种的研究 ，谢宗万一贯拥护党的中医政策，热爱祖国医药学事业。他把继承、发扬、整理、提高的精神贯彻在生药学研究工作中。使生药学研究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突出中医药特色，并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为临床、科研、教学和生产服务，这是他多年来坚持对复杂的中药材品种研究以澄清中药业存在的严重品种混乱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他既重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作用，又重视调查采集鉴定研究，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发扬相结合，特别着重把传统的本草学与现代植物分类学和生药学三者有机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他通过具体分析，在复杂的异物同名中药中，考证出中国历代传统药物的正品中药，区别出地区习用品和其他错用混用品，从而提出澄清混乱品种的意见和鉴别真伪的方法。《中药材品种论述》一书即为其代表作。该书上册载文100篇，约40万字，196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集中论述中药材复杂（混乱）品种的专著，于1978年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科研成果奖。该书1985年又经他补充修订，1990年，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版（82万字），中册载文50篇（40万字），1984年出版发行（第二版1992年修订出版，80万字）。

谢宗万不但重视实地调查和解决中药混乱品种问题，他还十分关注中药品种的理论研究。只有加强各个领域里的理论研究，才有可能较好地解决本领域的实践问题，而传统中药学的理论，从来都是以药性理论为核心，至于中药品种方面是否有理论，前人未有论述。谢宗万认为，中药品种繁多，是中医药伟大宝库的物质基础，应该在研究中药品种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在现代应用中药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补充和发展中药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解决有关复杂品种的问题。

他在总结历代本草沿袭、变迁与发展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中药品种在不同历史时期，长期延续或迅遭淘汰以及发生变迁的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药材品种延续论”与“药材品种变异论”这两个有关药材品种的新论点。其后，又陆续提出药材“新兴品种”优选论；药材基原（品种）的单一性与有限多原论；解决中药品种“异物同名”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药名”论；优良品种遗传基因是形成“道地药材”的内在因素论；解决伪劣、混乱品种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发展“道地药材”论；品种相近、性效相近论；品种虽同，在一定条件影响下性效可变论；研究中药品种，立足该国，放眼世界论等论点，为中药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药品种理论研究》，1991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1992年2月12日，该项成果通过了技术鉴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谢宗万首次提出的十个全新论点，全面地分析讨论了中药品种诸多问题的复杂性、形成的历史原因及有关的规律性，并上升成为系统理论，是中医药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突破，对于中药复杂品种的整理研究、中药新品种、新资源的开发、道地药材的发展、药名的统一等均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可以说谢宗万是中药品种理论的创始人。

谢宗万不但重视古人的经验，也重视现代中药师傅的经验，特别是关于贵重药材真伪、优劣的鉴别经验。他主张从中汲取其精华，并从科学的角度给以总结提高。谢宗万在中药原植物定名方面也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主张植物的命名应在国际命名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适当考虑 结合生产与医疗实际。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认为白苏与紫苏、川谷与薏苡、东北大活与白芷的学名都应有所区别，不宜过分强调所谓大种概念，应实事求是，该细分的就得细分，不宜统得过死。他坚决反对把历来公认的两个不同药物的原植物用同一个学名来表示。种以下的单位适当应用是合宜的。

他在1989年《中药材》杂志中发表的《多原性药材取名的原则与方法议》一文，为统一药材名称和解决“异物同名”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谢宗万和所内其他同志一起合作编写的一部大型的《全国中草药名鉴》收药1万种以上，分《同物异名集》与《异物同名集》两大部分，1991年底脱稿，全稿约600万字，已交出版社出版。

在70年代，由全国九省二市协作编写的《全国中草药汇编》上、下二册（400余万字）和《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收彩图1152幅）即由谢宗万担任主编。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中草药巨著，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时获科研成果集体奖。另外，由他本人担任的“50种中药材复杂品种的研究”，于1987年获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由谢宗万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的“中药秦皮药材学的研究”，1989年，获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七五”攻关项目“常用中药的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茵陈蒿”，1991年获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又主编了Medicinal Plants in China（英文）一书，1989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出版，行销世界60多个国家。此外，他还担任过大型著作《中药志》和《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的编委，为该书的编审做了一定的工作。培养和造就新一代中药科研人才，1978年，谢宗万承担了首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他将自己多年来科研的宝贵经验全部倾注于研究生的培养中。对于自己的学生，他首先通过直接交谈与间接了解，对于他们的兴趣、特长等做到胸中有数，以便因人施教，扬长避短。在研究课题的选择时，他从不以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而是启发学生的主动思维能力。他提倡学生要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在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骤，从文献收集、开题报告、实验记录至论文脱稿，他都严格把关。对学生的论文，他也是逐字推敲，认真修改。正是由于他教学有方，在他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中，无论是秦皮、辛夷的生药学研究，还是《本草品汇精要》《本草原始》的本草学研究，都有新的发现和创新，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他所指导的学生已迅速成长，成为科研、教学骨干。有的已成为国家、部级重点课题的负责人，并分别获得过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奖及青年药学工作者优秀论文等多种奖励。这一切，都凝聚着谢宗万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