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苹果，古代中国苹果的一种，又称、花红（qín）等，现代人称之为沙果，是欧洲苹果品种与中国内地野生苹果种杂交、驯化而产生了的早期栽培品种，是蔷薇科苹果属植物，落叶乔木。

一般认为，中原地区栽培苹果最早从新疆开始，逐渐向东传播，经陕西省一带，再传至西北、华北等地，经文学家和农学家考证，最早有记载苹果的文字出现在西汉司马相如所著的《上林赋》中。宋代，林（沙果）被广泛栽培和观赏，后被日本遣唐使引种回日本。明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欧洲苹果也在中国登陆，并逐渐替代了绵苹果。

1929年，苏联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环形山首次将新疆野苹果认定为栽培苹果的始祖。2017年，山东农业大学陈学森教授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刊载的研究成果再次证实，通过基因测序，新疆野苹果是世界栽培苹果的起源。

区别于经常食用的苹果，最早栽培的是苹果的传统品种为绵苹果。这类品种的苹果果肉绵软易烂，不像现代栽培苹果那么清脆。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有一篇《上林赋》，极力描写都城长安附近的上林苑的壮丽景象，其中有“柰厚朴”一句，这里的“柰”就是绵苹果最早的名字。

到了唐朝，绵苹果又被称为苹婆。“频婆”是梵语bimba的音译，在印度本来指的是一种葫芦科植物——红瓜（Cocciniagrandis）。因为红瓜成熟的时候颜色红润光亮，在佛经中便常常用来作为红亮物体的譬喻，特别是用来形容健康嘴唇的色泽。比如《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就说佛祖“唇口丹洁，如频婆果”。虽然红瓜在中国华南一带也有野生，但是在中原地区十分罕见。于是一场把“频婆”这个名字附会到中原及周边植物之上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因为“频婆”的本义是相思，南方产的红豆便率先暗用苹婆的典故，成了相思的象征，不仅因此有了“相思子”的别名，还因为王维的名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此物最相思。”）而家喻户晓。

到了中唐，为了让广大佛教徒理解这个频婆果是什么果子，僧人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其果似此方番荔枝，极鲜明赤者。”也就是说，如果想知道频婆果有多红多亮，看看中原地区栽培的林檎就知道了。然而，同时期的郑常误以为频婆果就是林檎，在他的《洽闻记》一书中直接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西域传来的一种柰的新品种上。从此，绵苹果就有了张冠李戴的“苹婆”之名。后来，不给植物名称加个草字头就不舒服的好事者又给“频”字加上草字头，频婆果便成了“蘋婆果”（汉字简化后写成“苹婆果”）。“苹果公司”则是“苹婆果”之省。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物产”门：“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蒲桃。”

洪亮吉《伊犁纪事诗》：“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晚清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卷三《瓜果四首》之四：“山北山南杏子多，更夸香瓜茄好频婆”。自注云：果亦特出，或青或红，大者如。皮似李，光润而薄。肉轻松，嚼之绵爽甘芳，味清且正。大约分两种，一疏而脆，一泥而如腐者。即佛经舍卫国之苹婆也。

绵苹果的栽培以中国西部地区为多。晋朝郭义恭《广志》上记载：“柰有白、青、赤三种。张掖市有白柰，酒泉市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张掖和酒泉都在今甘肃河西走廊，说明柰的种植以河西走廊地区最普遍。无独有偶，西晋张载有首诗赞美了五种“殊美绝快”的果品，其中之一就是“瓜州素柰”，也就是产自今敦煌市附近的白柰。柰的“西部佳果”的形象，就这样树立了起来。

绵苹果的名称，源于佛经中的频婆果。两果原非一物，其名称的混同，属于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本土最早被称为苹婆的果类，是生长于岭南地区的一种亚热带坚果。它大概与印度频婆果的品种相当接近，可能与唐诗中的“相思子”或“红豆”也有一定关系。因其生长范围不广，不甚为世所知。

绵苹果果肉绵软易烂，不像现代栽培苹果那么清脆。

早在西汉时，西域原产中原地区绵苹果的一个品种柰，即已传入内地，以后栽培渐广。其中某种红色柰，在唐朝或许曾被比为频婆果，但这个名称并未流行。清朝苹果在北方的栽培更加广泛，在南方福建省、云南省等省亦有出现。苹婆、苹婆、苹果等名，仍迭相使用。

晚清西洋苹果传入中国，因其品种更加优良，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绵苹果。新品种继续沿用苹果之名。与此同时，频婆、苹婆等旧名则随着中国绵苹果栽培的萎缩而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