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技，也称为“杂伎”或“杂戏”，是指演员靠自己的身体技巧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表演性节目。

中国杂技历史悠久，已有3000多年历史，它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春秋至秦汉，汉代至唐朝发展至鼎峰，元代以后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振兴。杂技由演员靠自己身体技巧完成一系列高难动作，按照表演形式可将其分为平衡造型类杂技、抛接类杂技、翻腾类杂技共三种类型，有耍坛、顶碗、滚杯、钻圈、顶技、蹬技、转碟、绸吊等多种类型的表演节目，每一种技艺都是代代相传，同时还具有浓厚的地域性；中国杂技艺术艺术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场所可简可繁，选择不同的杂技内容或节目，通过练习和表演，可以达到自娱自乐，或增进团结和友谊，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目的；它以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绚丽多彩的传统节目，独特鲜明的民族风格，博得了国内外广大群众的赞赏和喜爱。

2006年，河北省吴桥县、聊城市的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8年，建湖县、濮阳市、山东省宁津县的杂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杂技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中国杂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现存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可以推断，已知最早的可以被定义为杂技的表演活动，距今已有3000多年。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考证，中国两南、两北、华北地区、华南、华中地区、东北等地都有能够考证关于杂技起源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古代遗存，展现了先民们早期在田间和旷野劳动、娱乐的生活状态以及杂技萌芽期的原始形态。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猎手们常用一种旋转前进的武器打击飞禽走兽，这种武器称“Boomerang”。在不断的抛掷中，猎手们发现不同的十字交叉，在风力的影响下，能够回旋“来去”。于是不但在捕猎中，在休息、娱乐和表现获取猎物的胜利喜悦时， “飞去来器”被再现为一种自娱游戏的技艺表演。杂技学术界普遍认为，“飞去来器”是中国最早的杂技艺术，至今还在民俗活动中传承，杂技演员把“飞去来器”进行艺术加工后，形成了一种神奇巧妙的杂技节目。

原始人类在远古时期的劳动和娱乐中，逐步产生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始杂技动作。如远古的先民们在劳动高兴之余将小石块抛向空中，然后顺势伸手将小石块接住，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手技”的杂技原始雏形。由此可以认为，杂技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劳动和日常活动之中。劳动在人类的生存和进化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也创造了最原始的杂技艺术。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初期，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杂技表演艺术的形成， “角抵戏”的出现便是一个重要标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产生了“角抵”；夏商时，“角抵”进入民间；周代时，各地加强习武练兵，角抵逐渐演变成“角力”，成为各地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时期，各国竞相争霸，相互吞并，战事十分频繁，各国在变法中，都非常重视练兵的活动，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军礼部》记载有“秦并天下，罢讲武之礼，为角抵”的文字，“角抵”这个名称，是在秦朝时正式确定的。“角抵”原是两个人角力以强弱定胜负的技艺表演，后世的相扑、摔胶即源于此，它有着很好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它作为一种戏乐，首先在秦军中流行，后来逐渐由军中传至宫廷和民间，不再仅作习武之用了，逐渐变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竞相表演，用以“夸视”。

为增加“角抵”的娱乐性，吸引更多的达官显贵和民间人士观赏，在表演“角抵”时，往往会加进一些故事情节，并配上音乐，将杂技、舞蹈、跳勒等同台表演，当时，把这种表演形式称为“角抵戏”，并在宫中供皇帝观赏；“角抵戏”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杂技由生产生活中的简单动作，发展成为有结构，有动作组合，并与音乐、舞蹈、体育、竞技等相结合，能在固定场所表演的节目，已经具备艺术的表演性、技巧性和观赏性。杂技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就基本形成了。

汉朝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的相对稳定，为角抵戏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统治者的喜好，刘彻极力倡导在全国表演“角抵戏”，这一时期的“角抵戏”，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更为十富多样，它不仅涵盖了杂技、魔术、滑稽、杂耍，还包含了乐舞、曲艺、戏曲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因此这时的“角抵戏”又有了“百戏”之称；为提高“百戏”艺人的技艺，武帝时还开设了专门培训艺人的教坊司，这对“百戏”艺人技艺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大汉与其他国家经济文化交流增加，百戏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此外，在汉代的“百戏”中还包括各种舞蹈，舞蹈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自先秦时期，就有雅舞、杂舞之分。“百戏”中的杂舞，也为以后的武术、健身舞等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从汉代“百戏”的表演形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杂技技术动作，从原始社会产生后，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在依附于社会、军事、经济、文化、娱乐的发展中得以不断的变革和进步。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处在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局面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百戏”和杂技在这一时期发展艰难。但是，依旧在短暂的安定和经济发展时期得到一定的发展。

曹操统一北方后，曾整编过各种杂技，增加了“百戏”中的娱乐节目，这一整编对百戏节目的整理和收集、百戏内容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北朝时，拓跋宏实行了均田制，使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经济也逐步恢复了发展。这时，杂技技术也有了提高；晋朝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舞狮子》《高》《五案》《骑》《拨井》《种瓜》《杀马剥驴》等民族节目，为中国杂技的发展注入了了新的血液。这一时期的有不少“奇怪异端”列入“百戏”之中，它的内容已经比较杂乱了。

隋朝时，短暂的国家的统一，促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为百戏杂技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隋炀帝继位后，曾举行过多次全国性的百戏杂技会演。

唐朝时，社会安定，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百戏和杂技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统治者下令开设包括百戏杂技在内的教坊司，全国共开办教坊五所，内教坊以女估为主，学习音乐、舞蹈、百戏杂技；外教坊学习官府技艺和表演音乐、舞蹈、百戏杂技，并每日练习。

唐朝的百戏杂技，在表演技术上有很大的提高，民间百戏杂技表演的范围比以前更广泛，内容也比以前丰富多了，有不少表演节目逐渐被单列出来，自成体系。如角抵，已经还原到秦朝时期的形态，成为角力、摔胶；舞蹈和戏曲也是如此，自隋唐开始逐渐自成体系，并根据它们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同时，杂技节目在技术和内容都上都有了新的变化。

唐朝百戏杂技通过多年的演出实践，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完整的，从练习到演出的标准。从杂技节目看，有《单人跟斗》《双人造型》《三人造型》《四人造型》《绳技与跟斗》《戴竿》《狮子舞》等，这些杂技节目基本是力量型和腾翻类的，也有杂技大武术节目，如《叠罗汉》。从表演技术上仔细分析，上述杂技节目是有基本功基础的，根据杂技节目发展的技术规律，它必须要循序渐进地练习身体各部分的力量和软开度，更要在基本功中加进弹跳和身体素质的训练，如跑、弹跳、翻滚、抛接等，所以隋、唐时杂技节目已经有高难度动作了。增加了杂技节目表演的惊险度、高难度、提高了杂技节目的观赏性，因此，更加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隋、唐时期，出现了专门以表演杂技节目谋生的民间艺人，由于杂技班主（即现在的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负责人）的产生，杂技便有了专业的演出团体。他们到宫廷和民间进行表演，收取费用，以此谋生。他们的出现，对丰富杂技艺术的内容，提高杂技艺术的演出质量，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宋时，中国的自己表演失去了在宫廷中显赫地位，而在民间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形成这一形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增多，乡社组织的增加，以及“瓦舍”的兴起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宋代杂技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技艺分科逐渐精细，行当更多，竞争激烈，推动了各项技艺的发展，出现了新行当、新节目和以“藏狭”为特点的“古彩戏法”等；二是有了民间专业的杂技班和培养新人的“科班”。在《武林旧事》中的“诸色艺人”条目中就列举了55项表演行当，几乎有一半是杂技。宋代时期，非常注重培养杂技新人，使杂技这门古老的艺术后继有人。

杂技在宋代开始的这一转变，形成了两种结果，一是杂技表演获得更广泛、更深人的群众性。人民大众的创造力，给予了杂技表演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更大的动力；二是杂技表演从此逐渐沦入社会底层。从宋朝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杂技艺人深受统治阶级歧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微。

元朝时，宫廷里仍有一些杂技表演，但已十分萧条，杂技艺人无法维持生计，为了谋生，流散在民间。杂技从元朝开始被称为“把戏”，表演杂技称作“要把戏”，杂技艺术沧落为走江湖、要把戏的江湖艺术，地位十分低下。

此时，产生了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杂剧”。元杂剧中大量涌现出一些表现战争或搏斗故事的武戏，称为“脱薄杂剧”，在这类戏中，都离不开杂技的跟斗。元杂剧兴盛时，它的内容就伴随着杂技、武术等动作，一起成为戏曲表演的重要手段，以增强戏曲的惊险性、趣味性，增强其演出效果。元代的总体状况是“杂剧”兴盛了，而杂技却难登大雅之堂而流散在民间，进入了衰落期。

明清时期，宫廷中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杂技组织和杂技演出，艺人到处流浪卖艺，杂技进一步衰落，但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杂技却较为活跃，如维吾尔族、回族的《杆技》《要碗子》《铜绳技》，朝鲜族的《集体跟头舞》，满族的《扬烈舞》《冰嬉》，蒙古族的《马术》等。明代时，吴桥的杂技艺人马术技艺高超，不仅保留了《马上大站》《马上倒立》等传统节目，还创演了《翻马》《仙鞍》《马仙脖子》等新节目；明代中叶，民间杂技的表演趋于活跃，杂技艺人跟斗的基本功和高超的跟斗技艺促进了杂技节目的发展，当时在戏台上经常表演的杂技节目有《走索》《翻桌》《翻梯》《跟斗》《澄坛》《澄白》《跳圈》等。

清代时，民间杂技艺人漂泊江湖，生活较苦，但是他们仍然十分热爱杂技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传承和发展了杂技艺术，如杂技节目《澄技》《耍坛子》上刀山》《马戏》《古彩戏法》等都有了不同程度上的创新，其中《古彩戏法》及“剑、丸、丹、豆”的系列幻术，都到达了极高的水平；清代杂技除“撂地摊”在城镇乡村中流浪卖艺外，部分技艺超群的杂技艺人常被请到达官贵人家中的堂会做表演。民间杂技艺人逢年过节还参加各地的庙会演出；

清代，杂技艺术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中以中国吴桥的民间杂技艺人的表演水平为最。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看到吴桥杂技艺人高超的表演技艺后，纷纷邀请他们到国外演出。吴桥的民间杂技艺人到世界各地演出后，影响较大，颇受欢迎；同时，外国的杂技、马戏也来到中国。外国杂技不同于中国传统杂技艺术的表演艺术风格和特点，在当时引起了中国杂技艺人极大的关注。中国杂技艺人在中国传统杂技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外国杂技艺术的长处和优点，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杂技艺术创作中来。这样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杂技在内容上更加丰满，在表演形式上更加多元化。这一时期中国杂技的西风东渐，为中国近现代杂技艺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西方文化艺术开始大量传入中国。从此，中国杂技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的杂技表演逐渐走向衰落，更多的杂技艺人走人民间，他们在街头地摊表演，生活艰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国内都市渐渐繁荣起来，西方的文化艺术与娱乐方式开始逐渐传入巾国。城市文化的兴起与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杂技产生了较大影响。

20世纪初，南北都市游乐场兴起，当时，中国的大都市大都修建了综合性的游乐场，游乐场内有固定的舞台和马戏棚，专门用来演出杂技、魔术和其他表演。比较著名的游乐场有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和劝业场、石家庄的西花园、保定的马号、大连的西岗子、武汉的民众乐园和上海的大世界，这些游乐场成了杂技艺人的主要演出场地，对中国近代杂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原地区成立前的100多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充满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漫长过程。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的杂技在社会的剧烈动荡中，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杂技发展的过程中，北京的天桥、上海市的大世界、河北的吴桥县、延安市的业余杂技团（成立于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等国内主要演出场所和演出团体发展了大量的杂技和马戏节目，为推动中国近、现代杂技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关部门重视文艺工作，大力扶持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对在文化交流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杂技给予了重点扶持。1950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着手建立专业的杂技艺术团体，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为复兴华族的优秀杂技艺术做组织上的准备，组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由政府举办的国家级杂技团；专门组织人员赴北京、天津市、吴桥县、武汉、沈阳市、河南省、上海市等地，召集了一批民间杂技艺人到北京参加考试，对全国各地推荐进京的杂技节目进行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选定节目的基础上，编排了一台技艺精湛、民族风格浓郁的杂技晚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杂技艺术的改革；

1950年10月，相关部门召集来自北京、河北吴桥、天津、沈阳、武汉、上海等地的著名杂技艺人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进行汇报演出，他们表演了各自的优秀节目。此外，艺人们还通力合作，联合表演了集体武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台杂技演出，这些杂技节目健康向上，民族风格浓郁，特色鲜明，表演形式多样，深受观众喜爱，也为新中国杂技事业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周恩来把这些节目统一称之为杂技，从此，中国民间的玩把戏、杂耍、马戏、力技、魔术、大武术、小武术等，有了统一的名称。

1953年，中华杂技团正式更名为中国杂技团；1984年，国际奥组委发函特别邀请中国西部的成都市杂技团赴美国参加第二十届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中国杂技，这是中国杂技首次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的开幕式演出；1981年9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成立并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杂技表演艺术家夏菊花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由全国杂技艺术家组成的专业组织。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在组织全国性杂技活动，团结全国杂技艺术家进行艺术生产，促进杂技艺术创作，加强国际交流，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中国杂技的可持续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2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派遣了多个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先后赴美国，英国、法国、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土耳其、南非等国家进行访问演出或商业演出；1981年9月，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一本杂技类专业期刊《杂技与魔术》出刊，它将科学性、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服务于杂技界，同时向国内外发行，深受国内外杂技界专业人士和杂技魔术爱好者的喜爱和好评。该刊创办30年来，发行到世界各地，在交流杂技魔术演艺经验，传播国内外杂技演艺信息，提高杂技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加强杂技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重视杂技节目的发展和创新，创作出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杂技新作；与此同时，各地杂技团体加大了对外交流演出和商业演出的力度，纷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主题杂技晚会《今夜星光灿烂》为代表的杂技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r大胆的改革与创新。这台不仪使杂技艺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得到延展，还为杂技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的主题杂技晚会的出现，让古老的中国杂技艺术登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平衡造型类杂技是演员通过在高空、晃动、支撑点极其小等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高难度的走、跑、跳以及翻腾等动作，既表现出演员自身高超的平衡能力，又展示出人类不断向自身极限勇于挑战的精神和能力，它在杂技表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杂技表演中必演的一类节目。其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根据表演时使用的道具不同，将平衡造型类杂技分为钢丝（硬、软）、晃（板）梯、车技、转碟以及顶竿等五类。

抛接类杂技是演员用头、手、脚或身体其他部位以抛、丢、推送、置、踢等方式将不同的道具（包括人）抛起后，再用头、手、脚或身体其他部位接住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杂技，它是现代杂技表演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具有“人耍人”或“人要道具”或者两者兼之的表演特点，深受世界各国杂技观众的喜爱；21世纪以来，抛接道具的多样化更新、抛接道具数量的迅猛增多、抛接时空的日益复杂等等因素，极大地丰富了抛接类节目的表演内涵，也使抛接类节目成为现代杂技舞台上最具有活力和无限创新前景的表演节目之一，根据抛接类杂技使用道具的不同特点，将其分为坛技、置技、对手顶、空竹以及踢碗等五类。

翻腾类杂技，主要是指以各种滚翻、手翻、空翻及其空翻转体等跟头为主要技术构成特征的杂技，根据翻腾类杂技所使用道具的不同，将其分为小跳板、大跳板和钻圈三类。

国有学者从中国杂技艺术节目表演的规律和特征出发，可将其划分为5种类型，一是以形体动作的柔度、灵巧、力量和准确性，创造出超常难而且优美复杂的形体表演形象为特征的；二是以奇妙变化为表演特征的；三是以象形、象声为特征的；四是以驱练和驾驭兽畜为特征的；五是以幽默，谈谐和讽刺为特征的。

杂技按照技术形式可分为顶技、马戏、吊子、口技、蹬技、耍花坛、走钢丝、爬杆、转碟共9大类型；此外，还有学者将杂技分为耍、变、练、学、驱、演六大类。

耍坛是将坛子抛向空中到一定的高度，不用手接，而是使坛子向人体其他部位转移，如转向肘、小臂等。这类节目的优美身姿和技艺高超的动作都是以各种花样的扔和接作为基础的。表演开始时，艺人先将坛子托于手中，继而将坛子抛到中，再用肘、额头或小臂承接，在这一连串的表演过程中，作为道具的坛子必须始终保持平衡，不倾不倒，直至最后被顺利放下。

顶碗和滚杯在杂技中都属于柔术的范畴，传统顶碗的内容是演员头部顶一擦瓷碗，表演劈叉、金鸡独立、倒立等技巧动作；“滚杯”的演员一般都是少女，躺在一个小圆台上，用手、脚、额头、嘴等较平坦的部位托举起多座叠擦成塔形的玻璃杯，全身做连续侧翻的动作，而保持杯子始终不倒，“滚杯”的最高难动作除了“左翻右旋”，还有“钻月亮门”。

新中国成立之前，江湖艺人在表演钻圈时通常钻的是刀圈、火圈，一味追求惊险；进入21世纪后，杂技表演者把精力集中在提高钻圈的花样和技巧上，高难动作不断涌现，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不仅所钻的圆圈从单圈发展到二层圈、三层圈，以至五层圈，而且穿越的难度也不断提高，有正体穿、侧体穿、团身穿、背身穿、拧身穿、双人对穿、三人对穿等。

顶技就是倒立技巧，倒立有多种表演姿态，最基本的就是双手掌撑地而立，此外还有以手带足前后行走、在圆球上双手倒立、以手滚动圆球行走等。而顶功的尖端技巧是单手倒立，这要求艺人有强大的臂力，还要求其能更好地控制身体的平衡。

蹬技包括轻蹬技和重蹬技，轻登技专门展示双足的灵巧，踢弄的物品往往是花伞、积木、扇子、毯子、锣鼓等；重暨技以承力负重为特色，如踏大缸就是把民间储水用的陶制大水缸放于足上，再加上三四位观众坐在缸内和缸上，演员双足要承受几百斤的重压，照样能表演出旋转等技巧。

转碟又称“耍花盘”，最基本的形式是用一根长约一米、粗如铅笔的竹竿顶在光滑硬脆的瓷盘底部，不停地摇动竹竿，依靠这种运动不断调整盘子的重心，保持平衡，使盘子在竿顶旋转不坠。经过历代艺人的推陈出新可以耍出很多花样，技艺高超的演员可以同时举10~14个花盘，同时做弯腰、倒立、踢腿等形体技巧表演，有的甚至可以站到高低不平的板凳上，反身弯腰衔起花瓶中的鲜花，还能做出双手持盘、头顶站人、头对头倒立、金鸡独立、脚上站人等出人意料的技巧动作。

绸吊在移植戏曲技巧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杂技“皮条”节目中的高难动作。表演时演员双手套住绸带起顶倒立后，单脚勾住绸带，腾出手来把绸带缠绕在手腕上，绸带越绕越短，演员越升越高，利用绸带连接成环的特点，忽而单脚站在绸带上，忽而又仰身躺在悬空的绸带上，悠然自得。接近尾声时，演员作用双脚脚腕反扣住绸后突然脱开双手，使身猛扑下来，在观众的一片惊呼声中，演员却又突然停住，稳稳的停在绸带上。绸吊还吸取了的一些动作，如十字支撑、后水平支撑等做东，使绸吊节目更加丰富多彩。

此外，还有长杆技巧、车技、大跳板、小跳板、飞叉、高车踢碗、高空节目等众多杂技节目，内容较为丰富。

杂技艺术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场所可简可繁，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年龄、性别、身体条件、训练水平以及不同的场地器材道具，因人因地制宜；剧场里的杂技表演，电视里的杂技节目，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各种杂技中国艺术节，以及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都使杂技艺术表演、杂技艺术交流活动能够成为吸引不同民族关注和喜爱的社会文化活动；选择不同的杂技内容或节目，通过练习和表演，可以达到自娱自乐，或增进团结和友谊，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目的。

现代杂技艺术表演中已经把许多艺术形式，表达工具和艺术手法融为一体，其中包括音乐、舞蹈、形体、技巧、写生艺术、灯光、音响效果、器械的结构工艺艺术设计和所有表达工具的安排等，因此，观赏一场高水平的杂技表演，就能欣赏到了一场绚丽的民族服装秀、高水平的音乐会、惊险刺激的形体艺术和技巧，以及高水平的现代舞台设计展示等综合性艺术表演。

杂技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表演艺术中独树一帜，杂技的艺术特色有八个方面，一是重视腰腿顶基本功的训练；二是险中求稳、动中求静，这是杂技艺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最高目标；三是轻重并举，通灵入化，软硬功夫相辅相成；四是超人的力量和轻捷灵巧的跟斗技艺相结合；五是道具生活化与生产化，生活气息浓厚；六是古朴的工艺美术与形体技巧的紧密结合；七是能够承古创今，推陈出新；八是师承传统严密，与姊妹艺术相融，这促进了杂技艺术自身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

中国杂技从产生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杂技艺人“推陈出新”，在杂技节目的表演内容、演绎形式、技术技巧、音乐伴奏、服装设计、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经过几代杂技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杂技，在传统杂技的基础上，表演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表演形式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从1956年第一次参加国际杂技比赛到2011年的50多年，中国杂技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艺术创作的源泉，以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绝对优势的技术实力为保障，在摩纳哥、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朝鲜、比利时、中国吴桥等多个世界著名的杂技赛场上，共夺得160多枚（项）金牌（奖），国外同行称赞中国为“世界杂技金奖大国”。在此期间，远赴海外进行访问演出和文化交流的杂技团体和个人，足迹遍及世界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原地区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杂技大国。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先后出访了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芬兰、丹麦、瑞典、奥地利等10多个国家，精彩的杂技演出，使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古老杂技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焕发出的华族灿烂之光，征服了各国观众，也带去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杂技发展迅速，演出水平和技术不断提高。相关部门组织从1994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杂技比赛；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遵义市连续举办了多届青少年“新苗杯”杂技比赛，在提高青少年杂技演员的表演和技术水平，扩大中国杂技在世界各地的影响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6年，河北省吴桥县、聊城市的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8年，建湖县、濮阳市、山东省宁津县的杂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杂技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于金生、王保合、卜树权、乔天福、刘俊昌、夏菊花等艺人被指定为国家级传承人；有吴桥县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聊城市杂技团、江苏省杂技团（盐城市杂技团、江苏杂技培训中心）、华龙区东北庄村杂技艺术学校、宁津县艺术学校、武汉杂技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临泉县文化馆等多个保护单位，以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中国的杂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