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元十八年（730年），置云州。五代十国后晋时，割于辽朝。耶律宗真改为大同府，又称西京大同府。元朝改为大同路，属于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明朝洪武二年，改为大同府，下辖四个州，七个县，向南距离布政司驻地六百七十里。

清代的大同府冲，繁，难。总兵驻。初因明制，领州四，县七。雍正中，增阳高县、天镇县，改朔城区及马邑县隶朔平府，蔚县及黄昌县汉隶直隶宣化府、易州。领州二，县七：大同市、怀仁市、山阴县、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灵丘县、浑源州、应州

《明实录》：

洪武四年：置大同都卫军民指挥使司……

洪武五年：……筑大同城。

洪武六年：令大将军徐达、副将军李文忠李文忠先至大同、北平市等处修理城池……

洪武八年：以在外各处所设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

翻译过来大约是：

天朝四年：设大同军分区；

天朝五年：大同旧城拆迁改造，城墙修复；

天朝六年：陆续增筑小城、耳城、控军台、卫城等；

天朝八年：大同军分区升格为山西军区。

就是说山西军区的前身大同军分区成立于旧城拆迁改造前，根据现代情况推测，改造后街巷名字也会相应改变的，所以说，现代的都司街，因山西行都司所在而得名。又根据衙门朝南开的国际惯例，非常可能的一种结果：九龙电影院处为山西行都司，只不过那一片都是行都司的后墙，就是说，当你站在现代和阳街九龙电影院路口南望，只能看到行都司后墙，而看不到狮子街。

元代全国始设省

中央设中书省，全国各地设十一行省。大同市则隶属于中书省河东山西道。至元二年（1265年）云中县并入大同。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公元1277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孛儿只斤·忽必烈之命，出使南洋诸国，路经大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大同是"一座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市"，"这里商业相当发达，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它军需品更加出名。"当时大同领录事司，弘州、浑源县、应、朔、武、丰、东胜（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云内（呼和浩特市西南）八州，及大同、白登、宣宁、平地（今集宁南）、怀仁市五县。

（1300年）

在西京黄华岭（今山阴县北黄花梁）立屯田。六年（1302年）立万户府，所属山阴、雁门、马邑、阳、洪济、金城、宁武共七屯（《元史·地理志》）。明承袭行省，改称承宣布政使司。大同路于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大同府，属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大同市府辖浑源、应、朔、蔚四州及大同（宣宁县并入大同县）、怀仁、朔州市、山阴、广灵县、灵丘县、广昌（河北涞源县）七县。明实行卫所制，大同镇为九边重镇之一，洪武五年山西行都指挥使司设在大同。

（1409年）

设镇守总兵官，为镇之最高指挥官。成化十年（1474年）设巡抚；正德八年（1513年）设总督。所辖大同前、后卫（两卫治大同），大同左卫、云川卫（两卫治左云县），大同右卫、玉林卫（两卫治右玉县），阳和卫、高山卫（两卫治阳高县），天成卫、镇虏卫（两卫治天镇县），平虏卫（治平鲁县），威远卫（治右玉县南），井坪千户所（治今平鲁县井坪镇）等13卫所，823堡寨，307座墩台。其地为今山西外长城以南，东自冀、晋省界，西至大同市西北一带。明初在此屯田，为京师西北屏障。

明洪武五年（1372年）

徐达依旧城重建大同城

呈方形，周围13里，高4丈2尺，包砖，设四门，均有瓮城、悬索桥、城壕。四门东曰和阳，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武定。四门均建城楼，四角有角楼，城正中有牌楼。不仅城防设计固若金汤，为我国军事重镇的典范，而且整体布局如"不死鸟单展翅"。

（1485年）

筑长城，嘉靖年间先后三次修筑长城，万历年间又两次修大同市边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封十三子朱桂为代王，在大同建立王藩，称代王府。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置分守冀北道，驻大同府，嘉靖年中期移驻朔州市。

徐达(1332—1385)，明凤阳临淮(今凤阳县东北)人，字天德。官至中书丞相，封魏国公。病卒后追封为中山王，谥武宁。徐达是明代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一个人物，《明史》有“列传”，《演义》有“话说”，乃明之开国第一功臣。这里，我想探究的一个问题是，徐达因何要修建大同城?

明初，明军攻占山西省、陕西省之后，元之王保保、左丞相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仍然盘距着甘肃省。为了彻底攻取西北，明朝大军曾深入漠北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征伐北元战争。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正月，明朝廷派遣大军分东西两路进歼元军。东路军由李文忠率领，深入沙漠追歼元朝皇帝。李鸿章攻克应昌(今内蒙古自治区清平)，俘虏了元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等。北元皇帝爱识理达腊仅与数十骑向北逃到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旧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由徐达率领，于四月在沈儿峪(今定西市北)全歼王保保所部，扩廓帖木儿仅与妻子数人脱逃，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奔至和林。这第一次世界大战，明军取得大胜，元朝残余势力被迫从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但是北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仍任用扩廓帖木儿料理国事。须知，扩廓帖木儿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朱元璋曾大会诸将问日：“天下奇男子谁也”?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太祖笑日：“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竞册其妹为韩芸汐”。因之，这对于明朝廷来说，意味着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并未彻底铲除。

洪武五年(1372)正月，明太祖派十五万大军再次对北元进行大讨伐。明军分作中、东、西三路大军，分头进击。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五万骑出东道，从应昌出发，至口温河(从西南流入内蒙古自治区查干诺尔的河流)，继而进至哈剌莽、胪朐河(今内蒙古境内的克鲁伦河)，元军惊溃。李鸿章遂令部队留下重，每人仅带二十天的粮食，轻装追击，经土剌河、阿鲁浑河(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直至称海(今蒙古国西南部)。双方多次展开激战，虽说李文忠有所斩获，但自己亦损失不小。按《明史》本传的说法：“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孙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征西将军冯胜率五万骑出西道至甘肃省，一路上多所斩获，亦集乃路(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守将卜颜帖木儿举城投降，又收瓜州县(今定西市偏南)、克沙州(今甘肃敦煌对岸)，夺取了甘肃。征虏大将军徐达率五万骑出中道，从雁门出发，于野马川败北元军。五月，进至岭北(约今乌兰巴托东北)，与王保保、贺宗哲所部展开激战，“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时文忠军亦不利，引还”。

这次出击，明朝廷派遣精兵强将，却以基本失败而告终，于是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远离后方，深入漠北作战，就失去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就会败北。朱元璋曾对晋王说“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因此，消灭残元势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形势逼迫明朝廷必须作出新的决策进行战略调整，即由征讨为主的战略转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这样，修缮城池以加强边备也就很自然地提到了明王朝的重要日程上。

明王朝的第二次北征失败，给残元势力带来了一个极佳的扩张机遇，他们频频南下侵犯明之北部边防地区，甚嚣尘上，大同地区首当其冲。洪武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372年7月28日)“胡兵寇大同市之宣宁县下水镇，杀掠吏民而去。”八月三十日(1372年9月27日)“胡兵侵云内州，突入州城，……”。在这种形势下，遂于十二月“筑大同城”。接着，明朝廷“令大将军徐辉祖徐达、副将军李文忠李文忠先至大同、北平市等处修理城池，练兵训将，以备边陲。”其实，早在洪武四年七月初一日(1371年8月11日)明朝廷即“遣使命中书丞相魏国公徐达自北平往山西省操练士兵。谕之日：‘凡为国者贵有备，有备则无患。古人当平康之时，克戎兵，内以安国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虏，尤不可无备。故命卿帅诸将校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如调遣征进迤西等处，以便行之。其太原市、蔚、朔、大同市、东胜军马及新附鞑官军悉听节制。但此时的大将军徐达被洪武三年的大捷冲昏了头脑，对“缮修城池”一事虽然作过一些布置，比如烧制城砖等，但并未真正放在心上，亦未动土修建城池，直到洪武五年岭北之惨败才使这位常胜将军冷静下来，认真对待此事。可见，明代大同府城的修建是明廷决策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明史》上说：“明代六年(洪武六年)王保保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兵希出塞矣”。因之，可以这样说，明大同府城的修建，是明朝廷对北元蒙古实行战略转移的一个历史产物。

关于大同市府城的修建，按照大同府志、县志的记载，是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的，而且“以砖外包”，还在城墙上修建了门楼、角楼、敌楼等。其实徐达仅只修起了土城，其他工程并没有给他那么多时间去完成。考之《明史》本传，“明年(洪武六年)，达复帅诸将行边，破敌于答剌海，还军北平市，留三年而归”。再考之《明太祖实录》，徐达在山西雁同地区的军事活动，截止于洪武六年十一月，此后就无他在此处的活动记载了。因此，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包砖、建楼等这么多浩大工程的。但是毋庸置疑，应该说徐达是大同府城建设的第一大功臣，其功劳就在于他开启了大同府城的建设，奠定了大同府城的规模，是明代大同府城兴建的开辟者、奠基者。

周立这个人物，我们大家都不大熟悉，但却是明代大同府城建设的又一个大功臣。其功劳就在于他继承了徐达的事业，最终完成了大同府城建设的所有主体工程。据明成化本《光绪山西通志》记载：“大同市府城、大同前后二卫。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城城南之半增筑。周围十二里，高四丈二尺，壕深四丈五尺，明年都指挥周立以砖外包。门四：东曰阳和、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北定，上各建楼，角楼四座，敌台楼五十四座，窝铺九十六座。”考之史籍，周立的任职时间至少在明洪武六年至九年，实际上应该更长，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明代大同府城上的门楼、角楼乃至敌楼等，亦当为在周立手中完成的。这里需要更正的一点是，周立当时的职务应该是大同卫指挥，而非都指挥。据《明实录》载：洪武六年，大同卫的都指挥应为曹兴。明制规定，明代在全国各地设卫，统于各省都指挥使司，卫之长官为指挥使，正三品；都指挥使司的长官为都指挥使，正二品。这里还特别需要搞清楚的是，既然明成化本《光绪山西通志》记载有“周立以砖外包”，缘何大同市的府志、县志却没有了？我以为这是由于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这一怪胎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深深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正德本《大同府志》的修者张钦，为了提高大同府的身价和名望，便借助徐达这个“钟馗”，把周立就一笔抹掉了。于是乎以后的大同府、郡、县志遂都因袭张钦之说，可怜的周立就这样被徐达这一巨大的光环给淹没了(按：张钦纂修的《大同府志》，大部内容源之于成化本《山西通志》)。

关于周立的生平事迹，我们实在知之甚少，仅从《明太祖实录》中找到了这样两条：洪武九年正月十二日(1376年2月2日)“遣使敕劳大同卫指挥使周立曰‘古之驭天下者，君用臣之能，臣奉君之命，上下各尽其道，以图至治。是以功着史册，名垂不朽。今朕有天下，封疆之广，四际遐荒，各选能臣，握强兵而守险塞。卿北镇云中，当沙漠苦寒之地，昼驱驰于戎马，夜远谋于机密，心神俱劳，朕甚闵焉。今者首春气和，坚冰渐解，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力弱，卿宜解甲，暂且休息。俟秋高马肥，然后控弦执矢，观衅而动。古人谓致人不致于人，卿其审之’”。洪武九年四月二十六日(1376年5月14日)“官山卫指挥同知乃尔不花叛入沙漠。大同市卫指挥使周立率大同、振武等卫将士讨之，追及白寺塔滩，获其辎重，乃儿不花遁去。”又在《通志》中找到这样一条：“岳庙创自北魏拓跋焘太延元年……元末毁。明洪武中，都指挥周立复建。”(乾隆本《恒山志》)从这三条记载来看，给我们得出了这样几个印象：一是明朝廷对周立还是挺器重的，不仅敕劳，而且称之为“能臣”，还寄予了殷殷期盼。二是周立还是很会带兵打仗的。他率领大同、振武等卫将士追讨叛将乃儿不花，大获全胜。三是周立是个干实事的人，而且善于指挥营建。他不仅参与了大同府城的建设，而且也修复了恒山的“岳庙”。

据大同府志、县志载：“景泰间，巡抚年富于城北筑小城，周六里，高三丈八尺，东、南、北门凡三：东日长春，南日大夏，北日元冬”。由此可见，年富是大同府城建设的又一个继续者，发展者，也是关城建设的开启者。

年富，字大有，明怀远人，本姓严，讹为年。史称“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与王翱同称名臣”。年富的生平事迹，正史有“传”，“志”书“名宦”篇有简介、“艺文”中有诗作，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要讲的是，其修建大同北小城(俗称北关)的时代背景。年富是于景泰二年(1451)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市、提督军务的，直至天顺元年(1457)，在大同任上干了六年。在他上任的一年多前发生了令明朝廷上下震惊的“土木堡之变”，朱祁镇朱祁镇被鞑靼绰罗斯·也先所掳，可以说年富受命于多事之秋、上任于危难之时，鞑靼也先频频侵犯明疆，烽烟千里，大同首当其冲，人民深受其害。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在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1450年10月2日)上言，“大同地居边塞，虏酋不时出没，军民艰于樵采……”；次年正月初二(1451年2月3日)又奏曰：“大同极临边境，实为要冲，达贼若来，首先受敌。……”总督边务参赞军务右都御史李秉于景泰三年正月初八日(1452年1月29日)亦上奏朝廷：“比年大同、宣府因丑虏入寇，屯田荒弛……”据《明史记事本末》、《明实录》和《大同县志·武事》载：“景泰元年春，绰罗斯·也先自顺圣川入驻沙窝，(郭)登败之。追至栲栳山，再败之，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封定襄伯”。“三月，也先、赛刊王进犯大同市与阳和，大同王进犯偏头关，答儿不花进犯乱柴沟，铁哥不花王进犯大同的八里店，铁哥平章进犯天城，脱脱不花王进犯野狐岭之战和万全。”四月，“也先数千骑复奄至，(郭)登出(大同)东门战……”六月，“寇复以二千骑入，登再却之”。这时，也先还分别调动各部落人马骚扰明之其他边境，如朱谦败敌于宣府，杜忠败敌于偏头关，王翱败敌于张掖市。也是在这个月，“寇贼六万骑进犯代州，官军出战，颇有斩获。”景泰元年十一月三十日(1451年1月2日)“山西应、浑等州，大同市等县人民被贼惊散，饥饿失所……”等等。鞑靼绰罗斯·也先的频频侵袭，致使明廷朝野上下惊恐万状，令诸臣上疏朝廷多派兵马前往支援。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边城的各地方官必然会把如何加强边备作为自己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而修建城池便会是加强边备的首选方策。据《明史纪事本末》载：“这期间，边境各地均修筑加固了城堡，选拔精锐兵马”作“充分的防御准备”。比如，景泰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451年5月27日)，“修筑灵丘县县城，以其地临边境也。”因之，在此时上任的年富于景泰间筑北小城再合乎情理不过的了。至于首先筑小城于城北，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辽西城的北半部，这里有一定的城建基础；二是恐怕与蒙骑常常于大同市北部边境侵入有关了。

韩雍，字永熙，长洲人，史称雍“有雄略，善断，动中事机。临战，率躬亲矢石，不目瞬”。“疾恶严，坦中不为崖岸，挥斥财帛不少惜。故虽令行禁止，民得安堵”。“两广人念雍功，尤惜其去，为立祠祀焉。卒谥襄毅”。由此看来，韩雍也是明天顺、成化间的一位能吏了。由于《明史》有“传”，这里也就不再多罗嗦了。

韩雍任大同巡抚是于天顺四年(1460)十一月，迄于天顺七年(1463)六月，距离年富离任仅仅四年的样子。在他任职期间，大同市地区的形势仍不轻松，鞑靼贵族的侵扰仍然频仍不断，据《明英宗实录》载：天顺四年九月一日(1460年9月15日)兵部奏：“大同等处近报胡虏数千骑突入边境，趋玉林卫以南……”天顺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460年1月24日)，“下高阳伯李文、太监陈于锦衣卫狱。初，文等镇守大同，屡为虏所袭……”天顺五年破五节日(1461年2月14日)，“敕大同、宣府诸将：‘得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兵官奏报，达贼屯扎黄河东路，意图入寇，若宁夏有备，彼无所得，必往迤侵犯尔处，不可不为之备。其昼夜戒严，贼至，务出奇策以收成功’……”天顺五年九月初八日(1461年10月11日)兵部奏：“镇守大同太监王春奏报，近获降虏，言脱脱不花王子领兵万余将往石头城袭杀孛来。乞敕沿边总兵等官严兵为备。”天顺六年四月二十六日(1462年5月25日)，“山西都指挥佥事孙泰守备天城卫，委百户卞守嘹新平墩。及鞑贼入境，令军三人下墩通报，为贼所杀，……”天顺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462年6月20日)“敕镇守太监王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等日：‘得尔等奏报，孛来所遣使臣察占等已入大同馆驿安歇，而余贼仍于各边拆墙进入，可见此虏名为朝贡，心存诡诈。且又有三千人护送在边，尔等宜用心关防，恐有里应外合之变’……。”天顺六年六月二十七日(1462年7月23日)，“大同市总兵官彰武伯杨信奏，达贼侵高山卫地方，随统官军会东路参将张鹏等追击走之。”天顺六年七月初六日(1462年8月1日)，兵部奏：“今年六月，达贼入大同地方掳掠人畜。……”在这种紧张形势下，加强城防仍然会是各边城官员的首选举措之一，也是朝廷御边的决定之一。如天顺元年七月十八日(1457年8月7日)，“命保定市等处军民夫九千余人修筑灵丘县土城。”天顺三年四月，“大同阳和卫指挥葛亮等督军修筑墩台……”天顺五年正月十八日(1461年2月27日)，“筑大同聚落、高山二站城……”天顺六年八月初三日，“命修边墙垣、屯堡、墩台、堑。”而身负大同巡抚重任、且又精通军事谋略的韩雍更会深切地领受到此中之重大关系。因之，如同他的前任年富一样，他在原有城防的基础上，又“续筑东小城、南小城，各周五里，池深一丈五尺。东小城门凡三：南小城门凡四”。至此，一座完整的、雄伟的、绚丽的明代大同府城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今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明代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韩雍对大同府城的建设亦立下了很大功劳，他是年富开启的大同关城的续修者，也是大同府城建设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尽管以后多有修缮，但在规制上都未有重大的变化和突破。

综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大同府城是在与北元蒙古贵族的激烈争战中兴建的。也就是说，金戈铁马、千里烽烟催生了明代大同府城。它与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有辉煌绚丽的一面，也有血与火的一面；既倾注着先贤们的谋略和智慧，也饱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被迫和无奈；它是形势需要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由是观之，作为明代大同府城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臣周立在明正德本《大同府志》、清顺治本《云中郡志》及爱新觉罗·旻宁本《大同县志》中却被悄然抹掉了，这既是大同府志、县志中的一大失误，又是一大遗憾，这也正是本文兼说之补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