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烈(1888～1958年)字晓生，号天啸生，闽侯县城门乡(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黄山村)人。其女郑秀系曹禺的第一位夫人。郑烈幼患目疾，几至失明。故10岁方开蒙，13岁入南京水师学堂，后转长沙实业学堂肄业。1905年，郑烈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两年，并于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林文、林觉民等人在东京郊外密设的中国同盟会第十四支部（福建支部）的活动。1907年入江京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士。

1911年3月，郑烈回国准备参加广州起义，后因忽传起事改期，撤回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滞留广州市的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人坚持先发制人，不幸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后，郑烈继林文之后接任中国同盟会第十四支部支部长。是年11月，福建光复，成立都督府，郑烈出任福建军政府司法部长(1912年7月改为司法司长)，后任公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并策任福建稽勋分局局长。1913年，任福建司法筹备处处长，不久机关裁撤。1915年3月，远赴云南省任昆明地方法院检察厅检察长，同年11月，因不满袁世凯洪宪帝制复辟而辞官返乡。1916年，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推事，后充任庭长。1921年，郑烈追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市，被派任护法军政府大理院及平政院庭长，统摄院务，并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议。同年11月调任广西高等审判厅厅长。次年6月因广西政乱而去职。当时司法部改委郑烈为山东青岛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但郑烈坚辞不就。1923年3月又转任福建高等审判厅厅长，后兼任福建私立尚宾法政学校校长。1927年，北伐军入闽，废高等审判厅，郑烈离职赴厦门市执律师业。

1927年秋，郑烈受聘为厦门大学法科兼任法学讲师，参与了法律系学生的一些课外活动，并曾在法科同学会创办的《法潮》刊物第一期（1927年12月付印）上发表有《请求再审诉状附判决词》一文。至于郑烈在校任教期间具体讲授哪些课程，目前未能查到相关记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郑烈于1928年11月被委任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故辞去厦门大学法科兼职。郑担任斯职直至1948年12月。1947年6月28日，受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之命，郑烈曾以检察长名义下令“通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在蒋管区各地报纸刊登通缉令全文，喧嚣一时。识者闻之，莫不齿冷。

1949年，郑烈辞职赴台湾，在台北市专事律师工作，并曾连任两届“台北市福州十一邑市同乡会”理事长。1958年12月病逝。著有《精忠柏史剧》、《历代人物评咏》、《黄花岗烈士林大将军传》、《黄花岗福建十杰纪实》、《啸余吟草》、《中国新刑法判解汇编（总则）》等。

郑烈的女儿郑秀原系清华大学法律系学生。比她高两届的曹禺，是清华外国文学系的学生。他久仰郑秀的芳名。一次初见，便与她有一种亲近感，狂热地追求她。后来二人有情人终成誊属。

1934年~1936年，曹禺的两部大型话剧《雷雨》、《日出》先后发表，轰动全国。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多次邀请曹禺来校任教。1936年秋，曹禺终于来到南京市任教。在郑秀的引见下，拜会了仰慕己久的郑老先生。老先生见他彬彬有礼，又能侃侃而谈，益发喜欢。不料年过半百、喜欢舞文弄墨的郑老先生竟对话剧创作也发生了兴趣，试着写了一部多幕话剧《精忠柏》。他让秘书用毛笔认认真真抄了一遍，亲书“请家宝斧正”几个字，送给曹禺过目。曹禺一看啼笑皆非，剧本写得不伦不类，既不像京剧，又不像文明戏，但曹禺仍恭恭敬敬地提了一些修改意见。郑老先生看了连连点头：“讲得极是，讲得极是。”

为了进一步修改剧本，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曹禺的了解，郑烈多次邀请曹禺到他寓所，南京山西路一幢带车库的洋房里详谈。

郑烈的《精忠柏》写得很长，取材于宋朝岳飞的历史题材，从岳母刺字、受宗泽重用、朱仙镇大捷，一直到十二道金牌召回、风波亭遇害等情节，都写得十分详细。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少，除岳飞、岳云等主要的正面人物之外，秦桧、王氏等卖国奸也都全部出场。郑烈当时任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负责检察署、监狱等部门，他又是辛亥元老，因此曹禺在他面前十分谦恭，敬称为“伯父”，但谈到剧本意见，他也较坦诚。他说：“伯父，您的这部剧作好在写得严谨，主要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处处有出处，情节发展原原本本，脉落十分清楚，不过，剧本本身可能长了一些，搬上舞台的话，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全部演完。您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冒昧帮您再作一些删削。”同时，曹禺又谦虚地问:“剧本为什么取名‘精忠柏’？”

“这是因为西湖的杭州岳庙中，树枝都向南倾斜。后人认为这是岳飞坚决抗金的精诚感召所致，故赞誉为精忠柏。岳庙久经沧桑，此事是否属实，已难稽考。但我几次去过杭州市，岳庙内仍有精忠柏亭。亭中陈列若干柏树树段，据说精忠柏已枯萎而死，留此以供后人凭吊。我觉得这是国人对岳飞精神的敬仰之情，故取名‘精忠柏’，你意如何？”郑烈问曹禺。曹禺极口称赞，两人共同赞誉岳飞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的精神。

“很有深义，它象征了岳武穆的精神，一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悲剧精神。”未来的翁婿越谈越投机。这段时间，曹禺经常陪郑烈吃饭、喝酒、聊天，亲密无间。

1987年，郑秀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父亲后来喜欢曹禺甚至超过了喜欢我。”当时，他们在南京市由郑烈主持订了婚。

1937年10月，在战乱中，在双方父母的电报祝福下，曹禺与郑秀在长沙市喜结连理。

当年在南京的日日夜夜，曹禺与岳丈畅谈话剧《精忠柏》，岳飞留给他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1943年1月，在重庆，《戏剧月刊》创刊号上“特刊稿件预告栏”中，公布了曹禺创作的有关岳飞的历史剧《三人行》即将问世的消息，曹禺为此还写了一篇《创作经验谈》。这年2月，曹禺又应邀在上清寺储汇大楼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作了一次题为《悲剧的精神》的学术讲演。在讲演中他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普鲁托斯，中国的屈原、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是有着可歌可泣悲剧精神的人物，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要存在，“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我们要救亡，要反抗”，就要弘扬这些真正的悲剧人物雄伟的气魄，他们的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悲剧精神。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曹禺希望民族富强、国家要立足于世界的崇高理想始终是与岳飞和郑烈的心是相通的，与辛亥先烈的精神也是一脉相通的。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中国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上海龙华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专机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郑秀一个人站在飞机旁，焦急地向机场入口处张望。

“颖如，你还在望什么？”父亲郑烈焦急地问。

“你不是说通知家宝与我们一起去台湾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谁知道呢，也许他碰上什么事……”郑烈含含糊糊地搪塞着，其实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处，根本就没派人去接曹禺。为了让女儿同自己一起离开大陆，郑父曾四次动员女儿。

见不到曹禺，郑秀心中一阵酸痛，但又决然地说：“爸，女儿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说着她含泪拉着两个女儿，转身就往出口处走。

“颖如，颖如！你给我回来！回来！”

郑父声嘶力竭地叫着，郑秀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她就这样和父亲一诀成永别了。

改革开放后，一位德国著名记者乌苇多次采访曹禺，以《戏剧家曹禺》为题，发表了采访长文。在这次采访中，在沉默了30多年之后，曹禺第一次向外国朋友谈起了他与岳丈郑烈的交往，流露出真挚的缅怀之情。“不思量，自难忘。”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血浓于水，民族的感情、爱国的感情、骨肉的感情更是无法切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