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字隽奇，号俊奇，一字振馨，又号叔伟，行三，出生于湖南湘乡市，192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专业，获化工博士学位，系曾国藩之堂曾孙，著名化学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6年，曾昭抡回国后决心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1927年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后又兼化工系主任。1931年后，曾昭伦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1932年8月，曾昭抡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为全国从事化学教学和科研的同行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学术的场所。1933年，曾昭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化学学术期刊《化学学报》（后改为《化学学报》），并担任主编达20年之久。此外，他还担任《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的编辑委员，为这些刊物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1936年12月，曾昭抡教授率北大慰问团13人，携带捐款捐物等前往绥远省（今呼和浩特市）慰问前方抗日将士。1938年至1945年，曾昭抡曾教授有机工业化学、有机化学、国防化学等多门课程。1948年，曾昭抡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1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1958年4月，曾昭抡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之邀，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曾昭抡患癌。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因病离世，终年68岁。

曾昭抡是中原地区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者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对中国化学名词的命名与统一作出过重要贡献。曾昭抡一生著述等身，初步统计，有著作17部、译著3部，科学考察记、旅行记等12部，论文、评论、专稿、游记、科普文章等近600篇，科技新闻1000余条、科学文摘数万条，主要著作有《炸药制备实验法》《原子与原子能》《元素有机化学》等。

曾昭抡字隽奇，号俊奇，一字振馨，又号叔伟，行三，1899年5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籍双峰县荷叶镇，系曾国藩之堂曾孙。曾昭抡自幼平和淡雅，笃行好学。6岁开始接受传统家塾教育，国学根底较为扎实。10岁入长沙雅礼中学。该校是一所教会性质的学校，曾昭抡在这里学习了6年。

1915年，年方16岁的曾昭抡考入学制为8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因成绩优异，插班入四年级，进入高等科学习。1920年，曾昭抡毕业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三年内修完了四年的课程。其后曾昭抡又转攻化学，于192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获科学博士学位，成为曾国藩兄弟后裔昭字辈份中学历最高的人之一。

曾昭抡在美国毕业后，正值中国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形成的大革命高潮时期，他不顾美方慰留，以“我很热爱母校，但更热爱我的祖国”作答，毅然回国。1926年，曾昭抡回国后决心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1927年11月，他到广州市参加中国科学社第11次年会，在会上宣讲的即《化学战争之常识》。随后，曾昭抡到广州兵工实验厂任技师，指导该厂制造炸药。1928年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化学系和化工科任教，并兼化工科主任。1931年后，曾昭伦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在中央大学，特别是到北京大学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首先，加强实验室建设。他认为，实验室是教学和科研必备的条件。在他主持下，北京大学化学系扩建了4个实验室，进行了设备改装和增补，购置了许多新的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使实验室成为师生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

1932年8月，曾昭抡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为全国从事化学教学和科研的同行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学术的场所。此后他曾连续当选过16届理事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并先后担任过4届会长和1届理事长。1932年11月，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曾昭抡、赵承嘏等化工专家参与军事化学化工工作。1933年，曾昭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化学学术期刊《化学学报》（后改为《化学学报》），并担任主编达20年之久。《会志》专载中国化学研究情况，对中外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担任《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的编辑委员，为这些刊物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1934年1月，《化学》创刊后，曾昭抡负责主编该刊《中国化学撮要》专栏，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化学为主的文摘专栏。

1935年8月，中国科学社等６个学术团体在南宁市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代表中国化学会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做了“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讲演，对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和在学术史上占的重要地位，做了总结和阐述。1936年他又写了《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一文，提出了学会的前途和任务。1936年8月，举行由中国科学社发起“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曾昭抡被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同年12月，曾昭抡教授率北大慰问团13人，携带捐款捐物等前往绥远省（今呼和浩特市）慰问前方抗日将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初迁长沙市，再迁昆明市，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曾昭抡为筹组这一大学的负责人之一，并一直在联合国大会任教，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之一。

1938年起，曾昭抡开始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次年，他参加中华自然科学社考察团赴西康考察，回校后连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上发表《西康日记》。1941年3月，曾昭抡和20多位同伴，由昆明到滇缅边境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他著的《缅边日记》于1941年出版，是一部极其珍贵的人文史料。1944年，曾昭抡在昆明市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与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一道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在社会各种时事会，演讲会上发表反蒋、抗日的民主言论，受到众多师生的支持。1938年至1945年8个教学年度中，曾昭抡共开出有机工业化学、有机化学、国防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染料化学、无机化合物工业化学、有机分析等课程。抗战胜利后，曾昭抡因为反内战、反独裁遭到中国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监视。为避免迫害，他于1946年同夫人俞大𬘡再渡重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课程，并潜心科研，从事原子能的考察研究工作。1947年，曾昭抡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访问、讲学。次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任香港《文汇报》“科学与生活”专刊主编。1948年，曾昭抡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平解放不久，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地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团体，联合发起筹备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曾昭抡和李四光、侯德榜为副主任委员，积极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9日，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在北平市举行，曾昭抡是120余名代表之一。9月，他参加了政协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新中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曾昭抡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是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空前团结的盛会，也是中国科学团体新生的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重新成立了统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曾昭抡当选为副主席。

1951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他担任高教部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主任。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等学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主任。

1957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其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为了解决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曾昭抡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然而这些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批判。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等六位教授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曾昭抡因此被撤销副部长职务、停止工作。1958年4月，曾昭抡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中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

1961年，曾昭抡患了癌症，于是学校领导让他回北京看病、休养。他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100多万字的著作，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1963年12月，曾昭抡抱病参加在天津市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会议上，他向大会做“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1964年11月，在武汉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讨论会时，他带病亲自写信，邀请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共同交流学术思想、检阅科研成果、讨论发展方向，为促进中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患病期间，他还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共七章24万多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昭抡的夫人去世，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离世，终年68岁。1980年4月，中国化学会在北京召开全体理事会，戴安邦、袁翰青、王葆仁、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纷纷提出曾昭抡的右派问题应予改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为他落实政策、恢复名誉。1981年3月3日，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为曾昭抡平反、恢复名誉，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追悼会，方毅、刘澜涛、杨秀峰等有关领导和首都科技界、教育界及武汉大学的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楚图南在追悼会上宣布，关于曾昭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经过复查，中共中央已决定改正。对他参与起草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当作“反党科学纲领”加以批判的问题，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曾昭抡早期从事国防化学、无机化合物的制备、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分析、有机理论方面的计算，以及分子结构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从事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在教育部、高教部工作期间，对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作出不少贡献，并对改革中国科学和教育体制提出过许多重要见解。热心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工作，是20世纪30年代初创建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该会会长（理事长）多年，又是《化学学报》的创办人，自创刊起即担任总编辑达20余年。对中国化学名词的命名与统一作出过重要贡献。

早在20年代，曾昭抡就开始做研究工作。他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的倡导和带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形成了浓厚的研究气氛，曾昭抡仅在1932～1937年间，就发表了50多篇论文，其中“对亚硝基苯酚”的研究成果，已载入《海氏有机化合物词典》，被国际化学界所采用；他改良的马利肯（Mullike）熔点测定仪，曾为中国各大学普遍使用。

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只需将原子半径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

在分子结构方面，曾昭抡等测得四氯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了该化合物有对称结构。他还测出了已二酸的偶极矩为4.04D，并推断该酸有桶形结构。

曾昭抡在制备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代物方面，发表了10多篇论文，在谷氨酸、醌、有机氟化物及有机金属化合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制备胺类化合物、盐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丙三醇酯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曾昭抡还做过炸药化学研究，并发表过论文和出版了《炸药制备实．验法》专著。

近代化学科学传入中原地区并得到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曾昭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30年代初，就将《国际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报告书》和《日内瓦命名原案》译成中文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命名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领导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1953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会议并做了《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的总结报告》，竺可祯、吴有训参加了会议，对曾昭抡等人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曾昭抡在二三十年代撰写了许多介绍国内外化学发展的文章。例如，他为《科学》杂志“有机化学百年进步号”专刊写了“有机化学百年进步概况”；为中国化学会十周年纪念专刊写了“中国之化学研究”和“中国有机化学的研究”；并为中国科学社二十周年纪念刊写了“二十年来中原地区化学之进展”。此外，他还撰写过“科学之最近进步”，“最近有机化学之进展”“最近生物化学之进展”“最近十五年来中国化学的进步”和“关于促进中国化学发展的几点意见”等综述性、知识性、评论性文章，这对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和普及化学知识，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曾昭抡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中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他主编了200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化学文献、元素有机化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先后建立了有机硅化物、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等科研组。

曾昭抡一生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领导职务，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特别是对中原地区化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化学会于1932年8月4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化学学报》。以后又连续被选为１６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４届会长和１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1933年创刊，是中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语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甚至有时无经费出版。曾昭抡省吃俭用，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份刊物上。他任《化学学报》总编辑长达20年之久。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获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之一，同时能使中国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1935年8月，中国科学社等６个学术团体在南宁市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代表中国化学会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做了“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讲演，对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和在学术史上占的重要地位，做了总结和阐述。1936年他又写了《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一文，提出了学会的前途和任务，他指出：“学会的任务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要算发行刊物、联络会员间的感情、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这门科学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会的领导要定期更换，并注意选拔新生力量。他说：“任何事业，新鲜血液的输入，总是需要的，学会也不例外。鼓励后进的同行，欣悦他们的成功，一反从前‘同行是冤家’的谬论，是我们科学家应有的胸襟，也是中国化学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曾昭抡的这些见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曾昭抡一生著述等身，影响深远，初步统计，有著作17部、译著3部，科学考察记、旅行记等12部，论文、评论、专稿、游记、科普文章等近600篇，科技新闻1000余条、科学文摘数万条，编辑或主编多种科技报刊、综合性报刊或报刊专栏，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涉及化学、科学、教育、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新闻、文化、旅游、民族、地理等多个方面，散见于100余种书报刊中，其著作现在还不断被发现。

曾昭抡能熟练运用英、法、德、意、俄、日6种外国文字于专业，曾编写过数百万字讲义，有著译13部，日记与考察记ll部，发表过学术论文与译文164篇，军事评论与时局杂文87篇。

曾昭抡特别注重化学发展史，尤其是对近代化学发展演进历史的研究，他所撰写发表的《有机化学百年进步概论》《中国化学之研究》《中国有机化学之研究》和《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等学术论文，曾引起国际科学界的重视。

曾昭抡一贯注意热心培养人才，从20年代到60年代，他为中国化学科学的发展培养了好几代将才，如中国著名高分子化学家王葆仁院士、有机化学家蒋明谦院士和量子化学家唐敖庆院士，都是他早年的助教和学生。1956年，他积极提议“在全国办一个力学研究班”，由他与钱伟长两人主管，第一期结业180人，第二期结业240人，这两期学员中有很多人已成为院士。他到武汉大学后，又培养了好几届元素有机专门化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现在都已成为一些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有的担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或研究所所长，有的成为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

曾昭抡重视图书资料工作，他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图书室订购了许多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图书、期刊，亲自选定书刊目录，千方百计补齐缺刊，保证师生能接触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及其最新发展。他还强调教材要反映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并亲自编写讲义，把一些最新动态和成果加进去。

曾昭抡还为改革教学方法做了许多工作。有时他在课堂上一边讲课，一边做示范实验，或者讲完了所学的内容后，集中一段时间让学生去做实验。例如有机合成课要求学生用一定数量的原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20个合成实验；又如有机分析课要求学生对10个未知化合物和５个未知混合物进行分离、鉴定并写出报告。他这样重视实验的教学方法，在当时的中国尚属罕见。

曾昭抡要求每个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接受科学研究的训练，一定要做毕业论文。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1934年开始做毕业论文，从此，中国各大学也相继实行毕业论文制度。

192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曾昭抡主持开设的国防化学课程，应为中国近代高校首创的国防化学课程，包括炸药化学、炸药制备、炸药分析、毒气化学4门课，其中，毒气化学主要讲授“各种化学战争物品、防毒面具，及吸收剂之概述。

1958年，曾昭抡在武汉大学开创了中国的元素有机化学学科。

曾昭抡一贯主张高等学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1957年3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经费；二要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要求大力改善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

曾昭抡认为，要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要提高教材质量和师资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材和教学方法也要不断更新。他在实践中努力体现这一教育思想。为了制订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大纲，他亲自抓典型，经常深入到学校的教师、干部和学生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与大家平等的交换意见和看法。曾昭抡很重视高等学校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副主任，每年都认真组织审查高考试题，并亲自撰写有关高考的指导性文章。他非常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他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在教学质量方面，他还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特别是对那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要加以重点培养和扶植。

曾昭抡，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和学术团体的事业，是我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培育了几代科技人才和教育人才。是著名的进步教授，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清华大学评）

曾昭抡的一生光明磊落，无私奉献;他勇于探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他治学严谨、锐意进取;他身处逆境，仍无怨无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身心地置身于教学科研中，甚至在身患癌症后，仍坚持工作，争取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李岚清副总理评）

他工作起来思想集中，考虑问题深入细致、废寝忘食，终日孜孜不倦。他治学严谨，全部心力都贯注于发展祖国建设事业。这一切成了当代各行各业人们的学习楷模。（湖南省日报评）

曾昭抡系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熵之兄。曾昭抡的曾祖父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弟弟，系清六部郎中，建威将军。父广祚系清县学附生、江苏省候补道、诰授中宪大夫，著有《屏锲斋诗文》行世。母亲陈季瑛，茶陵县书香名嫒，琴棋书画，无所不长，思想开明。

曾昭抡共有兄弟姐妹13人，他排行第二。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把在湘乡的母亲和弟姀们都接到阐泉居住。他还设法让他弟妹们入学念书，等他妹妹昭燏大学毕业后，曾昭抡又供她到伦敦大学去研究考古学，后来回国当了南京博物馆馆长。

曾昭抡的岳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总办（即校长）。湖南著名将领程潜、唐生智、龚浩（抗战时曾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参谋长）等均是俞的学生。曾昭抡的岳母曾广珊则是清末重臣曾国藩的嫡孙女，清末著名数学家曾纪鸿之女，故曾昭抡称曾广珊既是岳母娘又是堂姑母。

1927年6月，曾昭抡与俞大絪结婚，俞大絪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比曾昭抡小6岁，上海沪江大学理科学士、英国牛津大学文科学士、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俞大絪曾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她热心增长率事业，曾主编全国英语统编教材第五、六册，为我国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学作出了贡献。曾昭抡和他夫人虽未生子女，但两人和睦相处，共同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

为了纪念他，武汉大学于1985年设立了曾昭抡奖学金，以奖励在校取得优异成绩的研究生。

1978年9月，中国化学会在上海举行第20届年会，400多位化学工作者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曾昭抡等著名化学家表示深切怀念和哀悼。

曾昭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少讲话，爱念书，做学术研究，编有关化学的书籍杂志。他用功到了精神非常集中的程度，以至有时竟象一个“傻子”。一次，曾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着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原米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大概因为他又有了什么新发现，得意了，把电线杆子当人，在向它报喜。

有一次曾昭抡出水痘，中医叮嘱他一星期不要洗脸，他听了正中下怀，因为他正讨厌洗脸耽误时间。曾昭抡对时间抓得特别紧，把袜子穿好他也烦，所以他穿的袜子常常是正一只、反一只，睡觉时随手一扯，正的变成反的，反的又变成正的，早晨起床，他怕浪费时间，就往脚上一套，所以依然是一反一正。昭抡还有一个毛病，总不把袜子使劲起，老让它拖在脚面上。

曾昭抡为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花费了无数心血，也培养了大批的化学人才。王葆仁当年是昭抡的学生，昭抡很重视，精心培养。一次曾昭抡听说王葆仁身体不好，经济困难，到了庚款考试期间，有一天晚他同大级找到了一个大杂院后面王葆仁家，竭力劝他参加考试。后来考取到英国留学，现在王葆仁成了中国化学界一位得力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