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用通俗的文笔与简洁的语言对
中原地区传统社会的制度沿革及其相关的人物、思想、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审视。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旨是大师
陈寅恪先生一生想做而没有做成的课题，也是我这辈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的第一本专著 《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就试图从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这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制度变迁中寻找有关答案；第二本专著《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主要是从中西古代社会比较研究的层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与差距。
作者简介
杨师群
一九五一年生，
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外国法与
比较法研究院研究员，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中外法律史、先秦史、宋史、中外新闻史、西方文化制度史、中西方社会比较研究等。
出版专著有《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五百年冤狱》、《中华姓氏谱（孙姓卷）》、《中华姓氏谱（萧姓卷）》、《
大宋王朝历史之谜》等；主编《三千年冤狱》、《中国历代名案集成（宋辽金元分册）》等；并为《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宋代文化史大辞典》、《
宋代司法制度》、《
中国法律思想史》等书主要撰稿人之一；在《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史研究》、《
学术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图书目录
自序
第一篇 远古时代
01 上古政法思维与社会基础
02 神话中的专制精神
03 刑法统治特色的渊源
04 中华第一冤与“禅让制”
06 甲骨卜辞中的神权与王权
08 中西方早期文明路径与政权特质
12 《周礼》构划的理想社会蓝图
13 西周末年的几个思想闪光点
14 春秋时代的矛盾变数与无序多彩
18 《孙子兵法》与春秋冤仇
20 管子：商贾与官吏的混血儿
36 官僚地主阶级的出现及其性质
41 《五经》崇拜与经学化思维
45 诸葛亮：伪造的“完美”辅弼大臣
47 齐梁政权文化统治下的奇葩
49 宋代城镇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
54 小农经济是自耕农还是国家佃农
55 老百姓做了数千年的冤大头
63 君臣博弈的政治主干线索
第四篇 晚近时代
66 世界史上最荒唐的一场战争
68 代价惨痛的太平天国革命
70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南辕北辙
76 井田制公社情结的历史演绎
80 学者知识人格与制度文化模式
作者自序
自序
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深刻教训，给人们增添一些智慧，以帮助国家、民族不断进步，应该是笔者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只会一味用“光辉灿烂”之类的词语来麻醉自己，看不到其中存在极需反省的各种问题，实在是不明智的表现。中国历史最让人纠结的地方在于：似乎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到近代却显得相当愚昧落后！遭到西方列强的百般凌辱，甚至被邻国
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原因何在？人类社会运作的快慢好坏，主要是看其制度如何对待每一个普通人的聪明才智，是否能将其吸收、融汇成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较快，或者说文明程度较高的关键就在建构出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并得到公平报酬的制度，所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快慢的最重要因素是看其制度的优劣与否。这样，我们在思考上述问题及有关历史教训时，主要是检讨制度文化结构及其作为源头的政法思想诸内容。
笔者自读大学开始，就一直在苦苦思索与努力探讨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我的第一本专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就试图从
中原地区第一次社会转型这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制度变迁中寻找答案；第二本专著《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主要从中西方古代社会比较研究的层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及与西方的差距。两书总结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但因为是学术方面的深度考察，对一般民众来说就显得有些疏远。所以，这第三本书，就想在上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通俗的文笔与简洁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沿革及其相关的人物、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对中国历史上一件件重大事项、一桩桩制度变迁、一个个重要人物、一部部主要典籍……作一个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通俗评述，从中寻找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有关制度文化的沉与教训，可以说，这本书凝结着笔者数十年阅读本民族历史的深切感悟。
当前思想文化界有一股复古思潮，一批新儒家与国粹派折腾得相当厉害，掀起一股股普读儒家经典的浪潮，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本土资源，以为古代有那么多的圣哲、先师与一批深奥典籍，其中早已具备现代社会的许多因素。有人甚至认为在传统文化中可找到民主宪政的东西，只要继承了其中庸平和、伦理道德诸优质方面，就不仅能走出一条
中原地区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甚至还能拯救整个世界……乃至培育出以国粹为底气的一个个民族主义怪胎。要知道，中国社会决非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世界，其政法文化早已堕入专制的深渊，存在许多反人性、反理智、反社会的恶劣基因。这本小书就对一个个基因作些认真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的糟粕，从中找寻类似民主宪政的东西实在是很荒诞的想法。中国走入落后愚昧的近代，实在是一种宿命，而近现代道路走得那么艰难坎坷，原因就在这传统制度文化中的沉疴极大地困扰着我们。所以，只有深刻地反省，清除沉疴的流毒与后遗症，而不是盲目自大，我们才能真正走向进步。
当然，在问症
中原地区传统历史文化沉疴的过程中，时也会欣慰地发现一些闪光点，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浩渺的古代社会的边缘，有一些还曾经相当晶亮耀眼，然而，却往往发挥不出多少历史性的作用，只能像
流星那样一闪而逝。拿这些闪光点与大片的文化沉疴相比，我们的感受还是十分地沉重，后者的数量与重量要远远超过前者，而前者在这个空间中往往显得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两者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较量。这些闪光的流星都只能被传统文化中的污浊洪流轻易地冲毁，被专制统治者任意地埋没。这一社会历史景象所表现出来的优汰劣胜的逆淘汰潜规则，令人深感无奈：为什么能闪光的宝贝却被人无情地抛弃？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不能生根开花？它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的种种情景，值得后人去体会、去把脉、去反省，而如何将那些已被埋没与边缘化的智慧重新发光，更需要我们去挖掘、去继承、去发扬。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辉煌的成就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不是浩瀚如烟的大师杰作，不是政客们巧舌如簧的演讲，而是制服了执掌权力的人，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制服他们，把他们关起来，当政者才不会害人民。”然而，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却存在极大的缺憾，中华五千年文明最失败的地方应是其愚顽不悟、不断强化的专制统治体制。而毛病的主要源头就在建构其制度文化的政法基因中，在以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源头的林林总总的思想文化中……其次，就是在这些政法思维主导下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制度的规则中，在其制度沿革、操作实践的过程中反映出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精神实质中。从而，到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开始时，人们在努力转换传统的制度建构与思想文化之际依然很难摆脱沉重包袱。对数千年中的思想文化、制度建构进行认真梳理与深入批判，以为当今的
社会改革贡献一些历史教训、前车之鉴，当是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宗旨。那种赞美专制文化的历史情趣，本人深恶痛绝。由衷地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能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沉疴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树立必须进行制度改革的决心，从而使中华文明完成漂亮的转型。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董小平，由于她不辞辛苦地包揽了所有家务，使我能安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写出了几本专著回报社会。还要感谢
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殷尧同志，他在旁听我给研究生上课的过程中，与我成为忘年之交，由于他的约稿、审稿及其出版社同仁们的一系列努力，使我能将这部拙稿奉献给读者。我对自己最终能完成
陈寅恪大师一生想做却没有完成的这个课题，颇感欣慰。略有遗憾的是，本书只能写到
辛亥革命为止，希望以后有续写、补充的那一天。
二一一年底于华政法律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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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言简意，在此书中，
杨师群老师通过一篇篇短文对中国历史中最关键的一些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拨乱反正式的梳理，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是是非非有更清醒透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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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并不妨碍“同情之批判”。
陈寅恪先生曾有撰写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计划，惜乎未能如愿。杨师群先生秉持这一问题意识，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多有独到之见。殷鉴不远，如在眉睫，只是常常被视而不见。
——学者、文化批评家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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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推心置腹的反思，一次史无前例的颠覆
揭露
中原地区「伟大而又悲情」的历史，寻找中国「漫长却又坎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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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授生涯
杨师群
自硕士研究生毕业进
华东政法大学教书与科研，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回首这段人生最重要的旅途，颇有百味杂陈之感。我先被分配在法律古籍研究所搞科研，三年后为讲师，由于科研成果颇丰，三年就破格升任副研究员。不料这副高职称一熬就近十年，总算评上教授，已经两鬓染霜。应该说自己很热爱大学教师这份工作，然而很多宝贵的年华还是消耗在应付性的工作上，能做自己喜欢的科研方面的时间并不多。在学校日益滑入所谓“行政衙门”深渊之际，尽管自己对仕途毫无兴趣，但依然沉沦在职称爬升的沟壑中。这一路走来，似乎就在
李世民所谓“天下士人尽入吾中”的阴影之下。
我的重点科研方向是
古代史，对先秦史、宋史、法律史诸方向都颇有兴趣。因为远离现实，加上那时社会学术氛围也较浓厚，所以写作、出版的环境还不错，如我的第一本专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及有关论文的面世就较顺利。然而随着科研着力点的扩展，及社会功利倾向的不断蔓延，不顺心的事就开始接踵而至。记得前几年，从中国史学会来的科研项目“中华姓氏谱”，由我写《孙姓》与《萧姓》两部。花了数年时间完成的书稿，从校清样时的400多页，到出版时只有300多页，被整整删去100多页。原因是近现代人物的有关内容需要审查，往往不能通过，所以只能删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当局对姓氏研究的近现代人物介绍也如此敏感？教材《
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出版也非常遗憾，现代方面的内容被大量删节。有关出版的审查制度，尤其是编辑们自觉的执行态度，实在令人寒心。
随着“学术腐败”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如今要发论文、出专著，主要是靠关系，甚至需要花钱买版面、买书号。像我这样无职、无权又由于稍有个性而基本拿不到什么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教授，其出路在何方？大概也只有写好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了”。我有一部40万字的书稿《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将在
广州市花城出版（刚刚校完清样），它几乎倾注了我历史研究的半生心血，而且是中西方古代社会比较研究的重大课题，然而它的出版就颇费周折，好在某领导“慈悲为怀”，从有关研究中心课题经费中分我一杯羹，又花了两年时间找到合适的出版社，总算令我如释重负。
本世纪初，学校改制，取消研究所，到教研室上课。我先后为人文学院的新闻、中文和法律学院的法律史（包括研究生）三个专业上课，如今每年大约要上近十门课程，教学工作量很大，但心情却较舒坦，因为我非常喜欢与学生们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尤其是《
世界通史》等选修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每个学期都有500-600人抢选，而最后只有200人能选上，当一些学生来诉苦没选上时，我一边安慰他们还有下学期，一边也颇感欣慰与自豪。应该说自己备课十分认真，尤其是注重讲课的个性化特点，我认为大学教授都应该有自己较为个性化的批判性思维方式与专业理论，很反感所谓“全国统编教材”之类的东西，可悲的是此类完全违反高等教育内涵的做法，至今还大有市场。
我在受到许多同学欢迎的同时，也有部分同学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这本来很正常，我上课也鼓励同学提出不同看法，在课堂上也时有争论。遗憾的是，此类课堂辩论还没有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正常开展，却发生了2008年学生上告公安局这样的荒唐事件。这事件发生在刚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身上，却不应是学生的责任，它反映出在
中原地区的教育模式下部分学生思想畸形发展的严重问题！它也透露出有关社会文化背景的一些弊病，对此事当局没有引出教训，甚至封杀一些媒体的报道与讨论，用大事化小的做法予以解决。尽管解决方法有所进步，但思维方式与教育模式仍一如既往。许多领导在找我谈话时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学术有自由，上课有纪律。”此类自欺欺人的逻辑，只能让人啼笑皆非。大学教授上课须时时思量什么可说、什么不该说，不知是教授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学校的许多课程都为选修，学生有相当的自主权，学期结束时学生还要给老师打分。这些从外国学来的本来非常不错的做法，然而一到中国就走样。为了吸引学生选自己的课并获得一个较高的评分，许多老师开始迁就学生，尽管逃课无数，作业也大都从网上抄袭，而最后成绩却全部优良。这一情况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学校选修课的普遍现象。前些年，我不懂其中奥妙，某门课不及格人数较多，马上被学生在网上封为学校“四大名捕”之一，并且号召同学不要选我的课，可谓“教训深刻”，不敢再犯，才慢慢平息。同时，学校也希望老师打高分，似乎学生“优秀”学校也有面子。如今学校几乎没有任何淘汰率，尤其对极为差劲的港澳台学生，更是网开一面。这当然已经是全国性的做法，不知道
中原地区大陆的大学文凭还有多少含金量？
尤其是一些强制性灌输的思想理论课程，几乎要占学生相当一部分学习时间与精力，大大消耗着学生黄金般的青春年华，经常听到学生们的抱怨，甚至漫骂，实在令人痛心。记得
卡尔·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谈道：将他的思想作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去做宣传，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情形恰好如此。我并不反对有关的思想理论课程，是希望将这样的课程作为选修课，让有兴趣的同学自由选择，这样才能体现此类课程的真正价值。记得《宪法》中有“信仰自由”的条款，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教学制度要违宪呢！
在科研方面，2005至2007年由于我的科研成果在学校名列前茅，所以曾被授予学校“先进科研工作者”的称号。因为上课颇有特色，我也曾两度被学生选为学校的“十佳老师”。我非常看重学生给我的这一荣誉，甚至颇有一些成就感。但自从2008年出事后，尽管我在备课、上课中付出了更大的努力，然而此类荣誉就再也与我无缘。尽管已经是教授，然而在官员们面前，在教学管理部门面前，本人只感觉是一位打工仔。有时，对自己所上的专业必修课，在如何考试问题上也没有自主权。如对新闻专业的《
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课程，我主张开卷考试，主要考查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决不是死记硬背一些知识点或所谓的标准答案，更何况文科论述题也不应有什么标准答案。试了一次，结果却与教务处领导吵了一场，他们提出如果是开卷考试，题目就应该是书上找不到的，及专业课就需要死背知识点等理由。由于试卷能否通过，完全在领导的“圈阅”，所以我最后不得不屈服。如今每年都要出些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考题，还要罗织所谓的标准答案。应该说，闭卷或开卷考试各有利弊，问题在这门课主要是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而在这方面作出判断的
决定权是应该在上课的教师，还是学校的教学行政领导？
应当承认，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有一定的进步，然而也存在许多无奈，尤其是今天的有关情况，一些全国性积弊已经病入膏肓，行政衙门、学术腐败、强制灌输、逃课成风、学风萎靡……此等教育情景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堪后果？令人忧心忡忡。然而像我这样的教授，与教育制度、学校管理等运作基本无关，最多只能发发牢骚。大家知道，先进国家是教授治校，而我们这里却只是“打工仔”。诚挚地希望国家今后的教育改革，在如何“去行政化”与充分调动教授们在教育管理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方面，应该有一些大刀阔斧的动作，以扭转全国教育日益“颓废”的局势。
杨师群著。《反思与比较 : 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广州：
花城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
《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自序
杨师群
我是老三届（六七届初中）上海知青，在那动荡劫难的岁月里，由于出身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家庭，才18岁就被迫来到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贤昌人民公社的楼梯庄）插队落户，在那原始落后的环境中消磨着懵懂无知的青春年华。先是做了二年农民，用古老的生产工具修理着
地球；后抽到州歌舞团拉
小提琴，为原始质朴的少数民族文艺与魔力诡谲的革命样板戏伴奏而胡混了六年；文革结束回到上海，分配在
新华书店总店做了近二年的仓库保管员。在社会最底层颠沛闯荡的十年中，体验到了许多基层民众的生活感受，触摸到了一些较为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涵。总之，正是这饱经风霜的社会阅历，成为日后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深厚的学术基础资源。
1978年考上大学可算人生的重要转拆点，时已近而立之年。由于较少传统理论的束缚，在学习中开始了颇为自由的思想和探索。我本科学的是历史，主要对先秦史有兴趣。研究生的专业是宋史，从而对宋代经济稍有涉足。工作分配到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便又在法律史领域中驰骋了一番。经以上诸方面的学习和探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路径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立看法。拙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在仔细考证与中西比较的前提下，对上古史领域中的重大历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观点，也试着初步回答了为什么中华民族到近代会如此愚昧落后的历史根源问题。然而其研究重心在中国上古社会，中西方社会有关方面的比较研究还是局部性的。自读大学开始，中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就一直是笔者的兴趣所在，两者社会存在着如此悬殊且无法简单言表的莫大距离，尤其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步履的艰难，始终牵绕着自己那不能平静的心绪，不时有所心得就研写有关问题的论文，逐步将其有机地组合起来，希望完成对中西方社会历史及其文化各方面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所以此书的思考与写作几乎倾注了我半生的心血。
世界历史清晰表明，只有西方社会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由于其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发展而成为不容质疑的最为发达的
第一世界文明。人们无法回避的严酷事实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都几乎是在它的影响与侵略下才陆续被迫进入痛苦的近代历史，可以说如今整个人类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着西方文明的成果，其世界之先进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其他地区人民要现代化，就必须在相当多的方面向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学习。当然西方社会也决非十全十美（人类不可能存在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模式），也存在许多缺陷，但问题是从总体上看，人家就是比你先进，先进首先得益于社会制度的相对合理，那就得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习。而学习的起点应是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比较研究，虚心找出自己的差距，敢于正视本国和本民族的弱点。记得有位哲人说过：一个民族要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从自己的缺陷和错误中诚恳学习。
所遗憾的是，在
鲁迅创作“
阿Q正传”告诫国民数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依然没有正视这一现实的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往往道德激情有余，而知识理性不足，道德激情一旦失去知识理性之基础，只能成为没有文化底蕴的虚伪之情。如一些学者常常陶醉于所谓“国粹”的传统文化中，乃至一心期望西方文化走向“衰落”而出现所谓人类文化向中国文化复归的“奇迹”。
刘小枫指出：“现代性问题要求起码的
理性化思想来反省，什么是理性化，汉语思想已经弄清楚了吗？至于有的学者乐于谈论什么中国文化精神是后现代的瑰宝，必在后现代文化中发扬光大，未来的文化形态之质是中国的文化精神。让人觉得是在说梦话。中国的现代性尚是一个问题，后现代更是一个问题。” [①]面对学界存在如此一种自我良好之感觉和虚玄不实之心态，笔者深觉有必要进行详尽深刻的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让人们面对真实的中西文化旅程与中华传统的深层缺陷，而不是生活在精神梦幻中。
卡尔·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精辟指出：“的确，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
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来说，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②]中国的历史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令人刻骨铭心的是：为什么亚洲社会的人类，尤其是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不能靠自己独立完成走向近代的历史使命？
有学者恳切指出：“以往，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国家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实际上，这历史也是写满了灾难的；我们祖先们世世代代苦心创造、惨淡经营的中华文明今天看来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近世以来，国人常痛恨列强欺凌，事实上，如
孟子所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我们所受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本身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文化的冲击实在是我们更新民族文化，建设现代化的天赐良机。”[③]然而，尽管从
洋务运动开始，
中原地区人已逐步了解到自己在器物方面的落后，要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
戊戌变法与
辛亥革命之际，中国人也认识到制度方面的差距，在向西方社会制度方面的模仿也付出过昂贵的学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又从文化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救国口号。然而，先辈们经过百余年的艰苦奋斗，还是失败多于成功，不仅走了不少弯路，且几乎每走一步都付出过巨大而惨痛的代价。
有学者深刻指出：“完成制度创新的方式有两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革命与改良。以往我们的研究和争论过多地关注革命和改良哪一种方式适合中国国情，关注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哪一种更好等等问题。孰不知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两种方式在中国近代都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到底何在？这才是我们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必须跳出原来的框框，否则依然是在原地打转。”[④]的确，中国近现代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是简单地学习人家的科学技术，或进行一些文化、制度方面的改良，甚至是激烈残酷的流血革命，就能解决问题的。同时，近代以来，尽管先辈们在法制现代化的道路上已付出过极为艰辛的劳动，尤其是有关法律修改和制定方面工作，可以说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糟粕却时常沉滓泛起、阴魂不散，直至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在变本加厉地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历史的进步绝非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人们必须在困境中进行反思，从苦难中吸取教训，否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依然只能在原地踏步。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
淮北市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美国当代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
中原地区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牢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身于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原先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了坟墓。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到和领悟到，那些完美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⑤]
首先，应该清醒认识到中西方社会是人类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文明。
梁漱溟在几十年前就明白告诉我们：“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
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⑥]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文明模式不是落后于西方文明多少年的问题，而是两者走着完全不同的路途。那种单线型社会进化理论模式，似乎中国只是落后西方多少年的观念实在是一种愚昧。
梁治平指出：“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则强调义务；西方人重平等，中国人习于等差；西方人按契约办事，中国人则服权威；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
中原地区传统则讲大公无私；西方人以公民立国，中国人则只知有群众而少公民意识；西方人尊崇法律，中国人则事事以道德为归依，等等。这些对立的命题在现实中不一定都象理论那样纯粹，但大体上可以用来说明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植根于它们各自的哲学中，同时也表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态度和各种具体制度中。”同时，中西方“两种法制的对立，不仅源于种种技术上的差异，而且有内在的精神上的冲突。这就不是一个发达与不发达的简单进化关系，而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冲突，彼此竞胜。”[⑦]中华文化有深厚的传统为其文明模式奠下基础，且已发展成相当成熟的文化形态，充分表现着某种特定文化类型的特征。它的观念、信仰以一种完备的理论形态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影响深远。总之，这么一个经营了几千年且相当成熟的文明形态，是不可能经过几次肤浅的改良或革命就能取得现代化成效的，也不是只要简单学习模仿或加快些速度就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
贺卫方指出：“我国文人画的一个传统是重神似而轻形似。但是，就我们对西方法的接受而言，百年来却更多的是取形而遗神。”“近来有学者倡言重视本土经验，认为不能将行之于西方而有效的制度不假思索和批判地套用于中国。从文化借鉴的角度看，这样的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迄今为止，我们对于西方制度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了它们的深层结构之中，却依旧是一个疑问。借鉴的不成功是因为对象不适合中国，还是由于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做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者做得不好，这是一个值得在今天郑重提出的问题。就我个人的看法，西方在民主和法治领域所发展出的基本制度与实践并不只是一种地方知识，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⑧]要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深层结构及其文化神韵，除了正面努力破译其文化基因之密码外，还有就是可以将它与其他民族文明及其社会制度的相关文化在一些具体的方面作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所以我们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作较为细致的比较研究工作，同时也是深入了解西方社会文明精髓的一种方法。
从根本上讲，现代化就是合理化，由于社会运作机制的比较合理，人的能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才会取得较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成果，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要使社会运作机制趋于合理，其前提应是全体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也就是
人的现代化，其主要方面是把人们从旧的依附性的制度、文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整合、思维方式各方面的优化更新。当然这也需要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深刻认识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深层缺陷，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到位的批判，对相关的文化基因进行痛苦的转换改造。只有全体人民都对其社会本身的文化缺陷有所认识，自觉地去改革旧习更换意识，民族素质才可能逐步提高。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⑨]
因此，一个落后民族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它需要对传统社会人文素质、法律文化诸方面的土壤成份作深入细致的改良。是全面而深刻地反省自己整体性的文化传统结构，及积淀于这个结构中深层的文化基因缺陷诸问题的时候了。要解剖自己民族的文化基因，找出落后的系列性深层原因，恐怕必须虚心地与西方文明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认真找出其中的种种差距。不但是表面上的一些科学文化方面的差距，应该是整个历史进程中各个时期所积淀下来的种种文化内涵的差距，从而了解中华社会民族文化的整套体系的运作本质。或者说需考察中西方社会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迈出自己的历史之路，在各个历史进程中两者存在怎样的各种差距，这些差距又是如何积淀起来，最后形成各自成熟的文化形态。只有在比较清晰的认知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反省其中种种缺陷的基础上，再有的放矢地进行痛苦的补救与创造性的转换，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剖、决定取舍的问题上，人们往往都会提出应遵循“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思维模式。
王人博先生说：“在一个传统里能够作出‘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吗？一个已破碎的传统所留下的碎片都是那个传统身上的肉屑，只取传统留下的好肉而丢掉骨血的企图是自欺欺人的。因为在传统里，血肉是它的躯体的组成部分并无好坏的区分。对于儒家传统自身而言，‘仁’的哲思与纲常名教、‘民本’的思想与君主官僚制度之间，并无价值上的高低。当我们说，继承‘仁’的精华，祛除纲常名教的糟粕时，我们言说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传统。”并进一步指出：“当下还有一种理论叫‘本土资源’，这种理论的处境并不比前者好多少：中国的‘本土资源’非常丰富，但看对什么东西而言。如果谈的是‘专制’，那在资源上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自豪。如果谈的是法治和宪政，我不知道这些‘资源’在哪里。”[⑩]说得非常精辟。国学大师
陈寅恪先生也早就指出：“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其关键之一或就在创建时期有关精英们的思想太缺乏政治智慧之缘故，而使中国的制度文化深陷专制之泥潭。当然对这一历史状况，如今也无须苛责古人，重要的是我们后人要能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重大缺陷，而在努力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上加以认真克服。
当代中国处在一个极需改革的时代，一个需要深刻反省的时代。一个人若能经常思考别人有什么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不时处于一种反省修正的状态，才会天天向上；如果热衷于攻讦别人的缺陷，张扬自己的所谓“优点”，时常自以为是，就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如此，社会思想是否能经常保持反省的理性状态，这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所以本书的宗旨是对中华民族在制度文化诸方面长期历史沉淀中形成的糟粕和缺陷进行一些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剖析，笔者以执着的热忱和求实的精神，希冀通过艰苦的探索和系统的反思，能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而尽心尽力。其中对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相关方面则主要是通过比较承认其相对的长处，至于剖析西方历史文化有关方面的深层缺陷并非是本书的目的，这方面西方人有这样的传统，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解剖与反省，且一直做得不差而有着大量成果，不用我们过分操心。
卡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哪里
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我们需要深刻反省我们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专制基因，并深刻认识其危害性。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认识中西方社会之间的实质性的文化差异，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一个比较彻底的反省与痛苦的转换，要想走向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是靠经济“增长神话”来维持其发展，是不会有多少后劲的，只有建立相应的现代文化素质基础，并由此磨练出一套较好的制度，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当然传统文化不是一件可以随时脱换的外衣，它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惰性。对我们来说，改变或创立一些法律文件是容易的，而要建立现代化法律文化的民族素质与社会制度应是相当困难和艰巨的。它要求比较深刻地共同认知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种种缺陷，努力改造和纠正人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并在相当杰出的领导层们的引领下，才能建筑起现代法治国家的高楼大厦。
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民族，首先必须走出自我陶醉的阿Q情节的传统阴影，真实地去“认识你自己”。想要振兴国家与民族，就要把个人从奴性化的地位上解放出来，或者说把争取“人的自由”的基本人权作为我们最高的伦理价值取向，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完成其独立人格的重塑，否则其他都是虚妄之谈。当然要达此精神境界，不但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素质方面的土壤改良，后者的确是件极其艰苦且收效很慢的工作，但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来说又是不得不做的基础课题。只有在文化土壤和素质基因得以改良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怀，吸纳西方先进的东西，以有效地进行制度改革，不断推进自身的进步。否则再先进的制度也不无法引进，表面上的引进也只能是
淮北市之枳，历史之鉴已惨痛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师陈寅恪曾希望写出《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可惜没能完成，它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基本也是最为艰巨的责任。正如
袁伟时先生指出的：“一个跪在偶像脚下的民族是不可能走出蒙昧状态的，勇敢的自我反省是现代民族必须举行的成人礼。”
[①]刘小枫：《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8—179页。
[③]
牟平区人：《与友人论法制现代化书》，《比较法研究》1987年2期。
[④]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⑤]转引自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⑦]
梁治平：《
新波斯人信札》，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82页。
[⑧]
贺卫方：《致力于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借鉴》，《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1期。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⑩]
王人博：《宪政化中的儒家传统》，
张生主编：《
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143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
袁伟时：《评\u003c甲申文化宣言\u003e》，《
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21日。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11页。
袁伟时：《
大国之道》，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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