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望尘(1888年～1971年)原名作宾，又名峻，字望尘。蒲城县东阳高阁韩家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本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西安省立第一师范学堂读书，1911年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

同年10月22日在西安市的同盟会员联合新建陆军、哥老会发动起义，10月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韩投笔从戎，持枪在大街上巡逻。后响应“改革县政”的号召，回蒲城县财政局任职，和窦荫三赴大荔粮台筹集粮，支援抗击清兵的斗争。曾出任蒲城高小校长。

1913年赴日本留学，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

1916年回国参加反袁护国运动。

1918年8月出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部参谋，与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结为挚友，遂改任杨部参谋。

1924年10月辛酉政变时加入胡景翼的国民军第二军。同年12月随胡部移防开封市，后奉命赴陕联络。杨虎城率部从陕北地区南下关中地区后，任杨部西安办事处处长。

1926年杨虎城、李云龙率部坚守西安市，抗击河南省军阀刘镇华围城。韩协助李子高镇守三原县，支援西安。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策应北伐，韩留在西安。1930年10月，杨虎城回陕主政，韩任陕西省烟酒印花税局局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议，并协助杨虎城创办蒲城县尧山中学、三原靖国小学，与友人合办西安阿房宫电影院等。

九一八事变后，韩热情支持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武念堂、崔叠生、刘文伯、戴铭九、景梅九等七位开明绅士被誉称为西安“八大家”。

1936年10月，“八大家”应邀出席追悼鲁迅大会，挫败了特务破坏会场的阴谋。

西安事变后，韩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期间，根据杨的安排，改《西北文化日报》为民办报纸，并任董事长。

他对杨虎城的母亲及其家庭多方照顾，被反动势力诬蔑为杨家的“大管家”。

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多次在他家中秘密开会，他还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韩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来往密切。经周恩来介绍，他结识了林伯渠、周子健。

1938年8月，韩等“八大家”在莲湖公园食堂设宴招待由抗日前线回延安途经西安市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这一活动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韩等还组织西安进步人士为延安市捐赠了五六马车的书籍，为边区购买药品和收音机；并帮助中共陕西省委《西北》周刊解决经费困难。

韩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继承父亲的两个商号，积极发展民族工业。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投资4000元，创建新华机器砖瓦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汉口沦陷后，又集资接办濒临破产的耀县协建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使之成为与陕甘宁边区联络的交通站。1943年8月，韩当选为眉山笔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集资开采石墨，发展陕西省采矿业。他联络杨虎城的部下，集资30万元，成立咸阳裕农油厂股份有限公司，以挽救杨虎城创办的企业。他联合13家厂矿，在西安市开积义兴银号，任银号董事长；还先后向西安集成三酸厂、渭南象峰面粉厂等企业和西京医院投资入股，为陕西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韩参与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筹建工作，总支部成立时，被推选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资助《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创办和出版发行。当报社两次惨遭中国国民党特务捣毁时，他都在致蒋介石的抗议电上签名，并到报社慰问。报纸停刊后，韩仍留在西安坚持斗争，秘密联络民盟盟员，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

胡宗南部溃退前夕，他避入西京医院，挫败了胡胁迫他南逃的阴谋。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韩已年过花甲，但他老当益壮，心情振奋，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改革，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从1950年1月到1954年8月，他一直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在西安市一届二次人代会和二至六届人代会上，都被选为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他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和韩冠英等组织全省工商界人士学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号召工商界人士响应中共号召，拥护中共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带头将自己的企业股份投入公私合营企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1年9月21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