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滋（1891年9月20日—1959年1月6日），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原国民党中将。

高桂滋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并进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定边县保安队队长，后改任连长。1922年，高桂滋转投河北军阀胡景翼，后参加两次直奉战争，因功升任团长、旅长。1926年，高桂滋接受开封警备司令米振标收编，任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驻守淮阳区。次年，高桂滋誓师北伐，所部编入国民革命军，任暂编第十九军军长，所部后被蒋介石改编为第四十七军，划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参加北伐。北伐胜利后，蒋介石裁军，高桂滋第四十七军缩编为独立第十旅，驻守山东省。因不满蒋介石裁军，高桂滋响应唐生智、阎锡山等人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后，高桂滋加入阎锡山的反蒋联军，失败后率部撤入山西省。1931年，高桂滋配合张学良击溃石友三的进攻，在张学良斡旋下，所部编入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任师长。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区，高桂滋任第三十二军副军长，率部参加长城事变。蒋介石有意分化高桂滋的部队，于次年将其调往陕北地区“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期间高桂滋屡受红军打击后，改弦更张，并于1936年支持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8月，高桂滋任第十七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多次对日作战，先后歼灭日军两部主力2000多人，声名大振。

1938年，高桂滋率部增援山西省战场，在晋西南同日军开展游击战，次年又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参与建立太岳山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高桂滋在中条山作战失利后，驻渑池县，1943年转驻甘肃固原。期间，共产党员齐应凯与爱国人士杜斌丞先后向高桂滋传达抗日统一战线思想，高桂滋欣然接受，坚持不与八路军发生摩擦。1944年，高桂滋调往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抗战胜利后，高桂滋被蒋介石削去兵权，改任无实权的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期间，高桂滋配合杨晓初等中共地下党员从事秘密活动，数次为中共传达情报。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市前，曾拟任高桂滋为前线总指挥，被其婉言谢绝。1949年初，解放军解放渭北，胡宗南拟派高桂滋为商洛绥靖区司令官，高桂滋仍坚辞不就。同年11月，重庆解放，高桂滋躲进一家医院，得免被裹挟逃台。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等职，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高桂滋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终年68岁。

毛泽东在致高桂滋的信中赞其在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为“国人同佩”。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杨明轩也评价高桂滋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及坚定的民族意识。

高桂滋1891年出生于定边县，由于家贫之故，幼时仅读四年私塾便辍学去外祖父家的挂面作坊当学徒。1911年，高桂滋在姐夫郑思诚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次年进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回到定边，担任县保安队队长。1919年，陕北地区镇守使井岳秀将定边保安队改编为连，高桂滋被任命为连长，调驻绥德县。1921年，高桂滋由于不满井岳秀在陕北的作为，秘密组织倒井，结果事泄遭到井岳秀部的围攻与通缉。此后高桂滋在郑思诚的介绍下，转投了胡景翼在河北顺德的陕西陆军第一师，任骑兵营营长。1924年，高桂滋追随胡部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直奉战争。同年10月，高桂滋因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战功，升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次年又在率部讨伐奉系李景林后，升国民第二军第三补充旅旅长。

1926年，随着国民第二军在山东省、陕西省、豫东战场上接连溃败，高桂滋为保存实力，接受了开封警备司令米振标的收编，改任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驻守淮阳区。彼时河南省地区军阀混战，直、奉两军争相拉拢高桂滋这股势力，但是高桂滋没有接受。1927年春，高桂滋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而后被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在淮阳誓师北伐。驻守当地的直军闫曰仁师为阻止高桂滋部与北伐军会师，设计诱歼高部。结果高桂滋识破圈套，反向分割围歼了闫曰仁师的主力，并从淮阳趁胜出师，迅速占领兰封、考城等地，又出奇兵收编了河南省长寇英杰与归德镇守使郭振才的三个师。武汉国民政府鉴于高桂滋的杰出表现，将其第十九军编入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1928年2月，蒋介石改编中国国民党军队，高桂滋部被编为第四十七军，划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指挥，继续北伐。4月，高桂滋率部配合方振武军团攻克济南市，同年6月又进占北京、天津市。

二次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独掌大权，开始裁撤非嫡系部队，而后第四十七军被缩编为独立第十旅，高桂滋改任旅长，并于1929年率部开赴山东省，归陈调元指挥。高桂滋因为不满蒋介石裁军，在山东期间曾响应唐生智、阎锡山等人讨蒋。蒋介石为使高桂滋就范，假意安抚，将其部扩编为新编第十九军。但是高桂滋还是坚持反蒋的主张，而后被陈调元调兵包围于莒县。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通电反蒋，中原大战爆发，高桂滋被阎锡山任命为反蒋联军第二十三军军长。6月底，晋绥军占领济南市，高桂滋部在其襄助之下从莒县突围，直取高密市，进军沂水县，配合晋军作战。但是不久后，随着济南、泰安市失守，晋军被蒋军击败，溃退至黄河北岸，高桂滋部再次陷入包围。在高桂滋的奋力突围下，其残部后来撤入山西省，并被重新整编为为正太护路军第一师。

1931年，在高桂滋部驻防平定期间，所部连长万熙峰、副营蒲子华等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兵变，带走部队千余人。彼时高桂滋正在北平市与张学良商议部队的前途问题，电令不要对兵变部队追击。同年，汪精卫、李宗仁、石友三等联合倒张反蒋。高桂滋部配合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蒋军作战，击退了石友三的进攻。经此第一次世界大战，高部补充了兵力与装备，并在张学良的斡旋下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担任师长。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区，高桂滋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协同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第三十二军商震部等驻守长城各口对日作战，后调驻河南新乡、洛阳市。由于高桂滋曾经反蒋，蒋介石有意消灭分化他的部队，遂于1934年将其调往陕北绥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而高桂滋一方面希望摆脱蒋介石的势力，一方面想要依附于西安市杨虎城、张学良等的势力发展，于是欣然前往。

1934年11月，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抵达陕北地区，在绥德县、灵堡、清涧县、安定等地驻防。期间，高桂滋认为红军势力未大，日后可以收编，因此致力于发展军队而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是自1935年初以来，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在各驻地不断受到红军的袭扰与打击。同年9月，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也在与红军的对阵中节节败退，损失惨重。高桂滋这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遂将军队撤至绥德、清涧一线固守。期间，他一改原收编中国工农红军的想法，转而决定联合红军以保存实力。而当时的中央红军刚刚经历过长征，部队入陕后又要对付蒋介石的围攻，也主张不与高部作战，并积极争取高桂滋的力量，共同抗日。1935年12月，高桂滋通过地下党员与毛泽东达成协议，与红军表面对立，实际上互不侵犯，秘密合作。此后至七七事变后八十四师离开陕北地区，高桂滋部与红军再未发生摩擦。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高桂滋全力拥护，亲赴山西太原，为张、杨争取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高桂滋再次被迫拥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高桂滋主动请缨抗战，任第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在多次对日作战中，歼灭日军两部主力2000多人，声名大振。平型关大捷中，高桂滋率残兵4000余人防守团城口主阵地五夜四天，在伤亡过半、弹尽援绝之际，仍率残部各守据点作战。1938年，高桂滋部拨归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晋南同日军开展游击战，数次粉碎日军的进攻。次年年初，高桂滋又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参与建立了太岳山区根据地。1941年5月，高桂滋因在中条山抗战期间遭到日军的包围追击，被迫辗转陕西宜川，后驻防渑池县。由于中条山失守，当时从豫西逃来的灾民很多。高桂滋在征得各师、团的同意后，以节约下来的军粮赈济灾民，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称颂。

1942年，蒋介石任命高桂滋为中条山游击总司令，一再催促其率部进入敌占区中条山作战。但是彼时高桂滋的第十七军经过六年作战，老兵已消耗尽，新建陆军尚未训练。高桂滋意识到这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遂请求调兵至后方整训。1943年，高桂滋率第十七军进驻甘肃固原，接替五十七军负责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防范回民叛乱。期间，高桂滋严令全体军官遵守当地回族习俗，并聘请当地回汉上层人士为军部参议，还成立了负责城乡联络的民运工作队，使得军民、回汉之间以及地方官员与军队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没有发生械斗与暴动事件。1944年，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反动、经济上的掠夺以及军事上的失败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民间的民主运动高涨。期间，共产党员齐应凯与爱国人士杜斌丞曾先后向高桂滋传达抗日统一战线思想，高桂滋欣然接受，一再告诫部下要在抗日合作时期避免与八路军发生摩擦。此外，他还默许地下党员经固原市建立秘密交通线以利边区物资的运送。不久后，高桂滋因被蒋介石察觉似有联共之举，被调往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

1945年抗战胜利后，高桂滋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七军军长，但其所部的第十七军却被蒋介石两度缩编，仅剩两个团的兵力。1946年5月，高桂滋又被蒋介石明升暗降为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彻底解除了兵权。在西安市暂居时，高桂滋受到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监视，但仍配合杨晓初等中共地下党员，从事秘密活动。期间，胡宗南在秦岭堵击李先念、王震部，高桂滋曾数次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告诉杨晓初。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市的情报，也由高桂滋透过杨晓初，传递给中共中央。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17万大军进犯延安，拟任高桂滋为前线指挥官，被高拒绝。胡宗南转而又派高集结榆林市方面邓宝珊所部驻军。高桂滋与邓宝珊作为被蒋介石排斥的非嫡系，都不愿听其调遣，只待其部进入西安市后，派出少数部队，后便借口榆林防务空虚迅速撤回。

1947中国国民党召开四中全会后，高桂滋受蒋介石的拉拢，先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九绥靖区司令官，但高桂滋始终未到职任事。1949年1月，解放军解放渭北，胡宗南仍固守西安，负隅顽抗，拟派高桂滋为商洛绥靖区司令官，但高桂滋仍坚辞不就。共产党员齐应凯曾前往西安劝其就职，伺机而动，高桂滋却坚称宁当高级犯人，不做人民罪人。同年5月，高桂滋在西安解放前夕被胡宗南裹挟飞往汉中市，期间拟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转赴解放区，但因计划暴露未能成行。同年11月重庆解放后，高桂滋躲进长江南岸的一家医院，得免被裹挟逃台。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桂滋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与赞许。在1950年至1956年间，高桂滋回到家乡陕西省，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副部长、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等职。期间，高桂滋曾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省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高桂滋还曾为国家捐赠飞机一架。1959年1月6日，高桂滋因脑出血与肺炎病发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毛泽东在1936年写给高桂滋的信中称赞他在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为“国人同佩”的光荣历史。

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杨明轩评价高桂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功勋卓著，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及坚定的民族意识。

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中，日军集结七个师团的重兵发起进攻，中方军队接连失守，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被迫撤至二线。然而在撤退途中，军部与主力被敌军冲散，高桂滋只能率数名随从山上与日军周旋。期间，高桂滋的参谋长与副官难耐处境险恶，曾劝说其不如投降日军，遭到了高桂滋的怒斥。高桂滋称自己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魂，若是难以突围，那就自杀为国尽忠。在这种信念之下，高桂滋最终突出重围，而其所部将士在此战中牺牲、负伤的人数则达到了近千名。

高桂滋经中条山之战失利，秘密突围后与身边的副官等化装称老百姓，先后藏身于当地的英国教堂与意大利教堂。中共地下党特务营长齐天然率便衣四下寻找高桂滋，发现日军尚在中条山悬赏十万元搜捕高桂滋，于是便令侦察员将一具体型与高桂滋相似的尸体掩埋在土堆里，并以一块写有“陆军第十七军中将军长高桂滋之墓”的木板作碑，才使日军确信高桂滋已被击毙。不久后，日军报纸上登出高桂滋被击毙的新闻与尸体照片，而后高桂滋才得以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回到陕西宜川。

高桂滋公馆：高桂滋公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玄风桥，始建于1933年。该公馆占地1.3万平方米，由一座主楼院和三个四合院组成，主楼实为带地下室的高大平房，左侧为会客厅，右侧餐厅，后排为卧室。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被囚禁于此。该公馆于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时，被高桂滋捐献给国家。西北行政委员会妇女联合会、中苏友好协会陕西分会曾在此办公。高公馆现由中国作家协会陕西省分会保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