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二集》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两篇是未刊的随想与短论的缀合；第二部分，十一篇，主要讨论晚清至民国的思想学说史，有两篇首次全文发表；第三部分，四篇，内容均属中外文化交往的历史问题；第四部分，包括十二篇杂文，或可作谈资。
《走出中世纪二集》：《走出中世纪二集》为广大学界及社会关注、好评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的续篇。作者仍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思考、深厚的学术功力、不懈的学术追求，继续对中国“走出中世纪”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广泛、深入细察的研究探讨，从而将其近年以来的最新研究心得和一系列相关成果，再次集中展示，不仅充分体现出各家力作的不凡品味和学术分量，而且还因其所论所述的典型精到和生动精采，产生更加深远的学术影响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反响。
近代化的动力渊源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命题，也是一大公案，“冲击—回应”和“在中国发现历史”各执一端，争到如今大家都渐渐没有了耐心和信心，干脆埋头于立竿见影、只此一说的具体研究。在这样的语境中，
朱维铮先生的《
走出中世纪》二十年后增订再版，不惟再现八十年代学界的关怀，且多能见人所未见、笔锋常带感情。
全书大义在论说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渡过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
中世纪旧轨的变化”。如果这样，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要从
第一次鸦片战争再往前追溯二百年。莫急着说奇怪，此说先由
梁启超的清学“以复古为解放”肇其端，后有
侯外庐的晚明“早期启蒙思潮”说为茕茕大者，外有多国学者近似论断，乃是有来头的。
只是这确实不能打消我们的疑虑。如何认定晚明
清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第一个关键所在。晚明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等对君主提出批评、对民生表示关切、对程朱理学及陆王
心学进行反思；传教士往来，南明桂王小朝廷从上到下都皈依
天主教，皇太后以教名“
圣母玛利亚”著称，她还主持御前会议派太监赴
梵蒂冈求援；甚至明清鼎革之际，两个政权都不拒绝从武器到历法向西方学习，争着用“
红夷大炮”。看起来，真有些近代的味道了。但，这就要走出中世纪了吗？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晚明思潮的评价渐趋“回落”，或许更接近实际。
朱维铮先生也不是没有注意到，
黄宗羲在主观上仍把
王守仁的唯心论当作真理，
王夫之甚至没有正面触及君主专制的合理性问题，
顾炎武赞美过《
明夷待访录》，但由《
日知录》来看，他是对前书朦胧的民主制度设想并不理解。当然，判断晚明清初思潮的性质，必须考虑如何评价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晚清复活、为近代化出力的问题。但这些思想在晚清的复活，大体上不外乎几种情况：一是先进分子重读被湮没的传统学说，从中发现可资反思当代的资源，进而从西方或
日本思想中找到新路；二是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一些新思想，但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在传统内部找到一些与之接近的思想资源以为依据，尽管两者是不同质的；三是对新思想心领神会而苦于不能被广泛接受，于是“别求新声于内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