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凤(1903—1979)，又名金品三、冠三、冈甫、致公，化名扬文、杨冠三、杨君惠、费品三、费君忍、费公愚等。金家凤是一个传奇性人物，二十年代，他曾以“赴法留学”之名，向家中筹措了六千大洋，交给了陈独秀，而他自己也是“一大”开幕之前的五十七名共产党员之一。不料后来竟成为汪伪政权的“汉奸”。解放后，吃了一二十年的官司，最后死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次车祸中的。

参加中共建党前后的革命活动

金家凤(1903—1979)，又名金品三、冠三、冈甫、致公，化名扬文、杨冠三、杨君惠、费品三、费君忍、费公愚等。1903年生于江苏省吴县直镇(今属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一户破落地主家庭。父亲金恩，字友克，思想进步，在当地颇有名望，曾任甪直镇同盟会负责人。母亲宋乔是家庭妇女，家中有兄弟姊妹五人，金家凤排行第三。

1916年，金家凤在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毕业后，家中就将他送到上海南洋大学附属中学继续读书。1919年初，他为了吸收新思想。追求社会进步，经人介绍参加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李勉成等人组织的“世界语学会”，反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4月，他与同学侯绍裘、沈昌，王振球等商议谋划，准备用炸弹暗杀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不幸事前泄露暗杀计划。被警察逮捕关押。后经南洋路矿学校校长朱贡三出面保释。

同年他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南洋附中学生会代表，又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之。由于学校反对学生参加社会进步活动，他被校方无理开除。于是被迫转入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读书，并补习法文，打算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1920年2月中旬，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的通缉，经李大钊秘密护送到天津市。不久，又来到上海市。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积极分子前去欢迎，并请陈独秀在欢迎会上作演讲。金家凤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从此认识了陈独秀，并帮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金家凤也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不久，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又积极筹备创建青年团组织。8月22日，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人的指导下，上海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金家凤也成为全国青年团八个发起者之一。其他七个发起者为：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当时，金家凤就居住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原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76弄6号)。在此期间，他负责团务工作。团组织在此创办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即外国语学社后。他还协助俞秀松接待安置全国各地来沪学习的进步青年。由于来沪青年较多，安排他们生活和学习的开支很大，陈独秀经济拮据，金家凤写信给甪直镇家中，向他父母索要赴法国留学的10年费用。祖父母为了避免他在国内再次“造**”出事，经向亲友多方筹措，筹款数千银元，送到上海市。金家凤将这些钱款送给陈独秀，作为在上海的建党建团和开办外国语学社的活动经费。

由于金家凤骗了家里的钱去资助陈独秀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再住下去，就会被父母亲察觉真相。为此，陈独秀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金家凤及其未婚妻毛一鸣到该校去读书，金家凤就到北大政法系当旁听生，毛一鸣刚从苏州英华女校毕业。不久正式考上了北大英文系。陈独秀还写信给李大钊，请李大钊安排金家凤参加中共北京早期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活动。1920年秋，金家凤在北京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与毛一鸣一起积极从事北京的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1922年4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传播殖民统治思想及奴役压迫中国人民，金家凤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义，发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金家凤任主持人，萧瑜为为干事。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由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何孟雄、金家凤、箫瑜等八人署名的《非宗教者宣言》，在全国各地激起很大的反响。在此期间，他还在长辛店铁路工人和唐山煤矿工人中间组织工会，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被迫逃往上海。同年5月初，金家凤和邓中夏作为北京代表，从上海市前往广州市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参加了广东机器工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他就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和团的宣传及发展工作。

1922年8月底，他跟随李大钊、蔡元培等前往上海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见孙中山，他们建议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孙中山欣然同意，并任命金家凤担任秘书工作。1923年春、他在北京协助李大钊、李石曾策动举行“首都裁兵大会”，计划逼迫总统黎元洪裁兵下野，以组成蔡元培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幸计划遭到破坏，他本人也遭军阀政府的通缉。同年9月，在陈独秀的指派下，他和未婚妻毛一鸣和柯庆施一起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安庆市筹建党团组织。并与安徽国民党中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互相联络，商谈开展国民党改组事宜。1924年初，金家凤重返北京时值中国国民党改组高潮，金家凤以国民党华北执行部组织干事的身份，吸收了许多江、浙、皖籍的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遭到中共党组织领导人张国焘等人的反对，指责他搞“地方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法，责令他作深刻检讨。金家凤对此想不通，事情闹到陈独秀那里。陈独秀调解不成，于是便决定调金家凤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去学习军事。金家凤认为这是对他的惩罚，拒绝去苏联。此时，金家凤又身患神经衰弱的疾病。身体极度虚弱，李大钊同意他赴苏联前先回苏州市家乡养病。1925年他返回家乡苏州，与毛一鸣结婚。同时，在家乡埋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年他因不服从党组织对他工作的调派而最终脱党。

在中共建党初期和建党后、金家凤还曾经以“冠三”、“品三”，“凤三”的笔名，先后在《新青年》、上海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向导周报》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前后的复杂经历

1926年I2月，李大钊以私人身份托金家凤到汉口去送一封给陈独秀的信件。金家凤从北京出发、准备到达武汉后把文件交给陈独秀。不料在途经南京时，遭军阀孙传芳的军警逮捕。幸亏事发前传送的文件已被金家凤毁掉。在狱中，他遭到军警的刑讯逼供。1927年出狱后突发精神病，后经马叙伦与马克强(中共党员)父子送上海法国医院诊治，病情才好转，回家乡甪直镇休养。

1928年李大钊已经牺牲，陈独秀也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金家凤又因患过精神病，从此也就与共产党人完全断绝私人关系。不久他携同妻子毛一鸣到南京去找蔡元培。当时蔡元培已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将金家凤委任为教育部图书馆主任。在南京时，金家凤还遇见了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他们早在1924年就熟识。经汪安排，金家凤又先后担任了江苏省民政厅视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组织干事等职。1928年底，汪精卫和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金家凤也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发起的反蒋活动，先后去北平市出席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反蒋扩大会议，并担任秘书、江苏省特派员等职。接着，又去广州市出席汪精卫、李宗仁、陈济棠、孙科等人的反蒋非常会议，成为一名反蒋骨干分子。

1931年，汪精卫等人的反蒋改组活动失败后，金家凤与蒋介石心腹陈立夫认识。在陈立夫的竭力拉拢下，金家凤又转而从事拥蒋活动。先后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交通专门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铁道部秘书和专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图书室主任等职。

1935年，金家凤在苏州市创办“新苏俱乐部”，他想利用这个俱乐部，联络苏州士绅和教育界文化界青年，一方面为他竞选“国大代表”打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团结组织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苏州，他与王昆仑共同出版《民意报》，支持冯英子参与的《早报》编辑出版工作。担任内政部太湖水利委员会委员，还积极从事苏州义化遗产的保护活动。与蔡元培，马叙伦、顾颉刚、叶恭绰、叶楚伦等人，发起抢救保护甪直保圣寺杨惠之唐塑的文物古迹活动，担任“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常委，成为在苏州市的保护中华古代文化的活动家和倡导人之一。

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人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家凤全家逃到武汉。此时，陈独秀释放出狱也在武汉，于是，金家凤全家就在陈独秀家暂时居住了一个多月。以后，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患病时，金家凤曾多次到陈住处和医院探望。并两次送钱共计1500元。1938年毛一鸣携儿子金大康等人从长沙市返回苏州。此时，金家凤在长沙组建“江苏同乡通讯处”。收留了许多从江苏各地流亡来的难民，并创办《江苏情报》。1939年金家凤辗转到达重庆市，继续组建“江苏省同乡通讯处”，收留难民，扩大同乡之间的联系，组织江苏难民集会，在会上揭露日寇在沦陷区的罪行，号召同乡团结起来，抗日到底。不久，金家凤在重庆与中共情报系统的傅大庆取得联系，又通过傅与周恩来取得联系，接受特殊任务。

1940年夏，金家凤离开重庆，绕道昆明市到达上海市。一个多月后，由丁默邨陪同去南京见汪精卫，被委任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在上海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民主进步人士西园寺公一、藤山爱一郎、岛田正雄等取得联系，策动日军起义，反对日本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45年4月，日本方面怀疑金家凤的行动，以“通共通渝”的罪名将他逮捕，从上海押至苏州政治犯监狱。与金家凤一起在上海被捕的还有岛田政雄。1945年5月，日方将此案交汪伪政府处理，金家凤交保获释。后担任”上海华中运输公司”董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家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化名“费君忍“，做运输生意。先后在孟力平开办的通安轮船公同任上海市、台湾、天津市、香港分公司代表、副经理，经理。并在香港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王绍鰲、朱蕴山、尹致中、孙起孟经常来往。在此期间，负责中共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指示情报系统的共产党员吴成方、张建良、叶文津等与金家凤取得联系，并要求金家凤配合开展策反工作和统战工作。1948年，金家凤在香港和冯英子等人做中国国民党有关人员的策反工作。

1950年初，金家凤通过通安轮船公司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公司孟力平的关系，与大陆内地有关方面建立工作关系，积极提供香港社会情况，热情接待和安置大陆去港工作人员。1952年8月，孟力平勾结台湾“交通部”，策划把在大陆注册的“罗斯陶”号轮船出售给台湾。金家凤知道此事，但没有及时向大陆有关部门报告。以后，在香港海员工会的支持下，经过船员与台湾当局的斗争，“罗斯陶”号被开回广州市，回归大陆。此时，孟力平在香港某保险公司领取轮船损失赔偿的保险费后逃往美国。1953年11月底，广东省公安厅召金家凤回大陆说清“罗斯陶”号轮船案的有关情况，金家凤认为此事是孟力平所为，与自己没有关系，认识态度不好，于是被拘捕。1958年，广东省公安厅经审查作出判决，“罗斯陶”号轮船投敌案系该公司行为人孟力平主持策划，罪责主要由孟来负，建议检察院对金家凤免予起诉。但金家凤一直在狱中关押。1962年8月3日，金家凤又因“罗斯陶”号案件受到牵连，被以“策划和包庇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5年特赦出狱。据金大康分祈，金家凤的被捕入狱。很可能与潘汉年的冤案有关，因为抗战胜利后。金家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工作的。

1979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金家凤去香港探亲。同年9月11日，在香港不幸遇上车祸，不治身亡。终年76岁。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名义送上花圈，以示哀掉。花圈上题有“典型尚在”四个大字。其骨灰安葬在香港钻石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