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是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所策划的保护东南地区免受灾祸的历史事件。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与清代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东南互保”条文签订后，东南互保的影响力和范围逐步扩大。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等先后加入“东南互保”，于是东南互保的范围由两江（江苏省、安徽、江西省）和湖广（湖北、湖南省）迅速扩张至广东省、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四川、河南、陕西等地。

“东南互保”难从客观上保存了富庶的南方免受战祸之扰，为救援北方保存了实力，又开辟了一条东南督抚与外国直接沟通谈判的渠道，到辛丑议和时还很好地发挥了辅助和谈的作用，对地方局势乃至全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从政治上来说，东南互保事件宣告了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实力派的崛起，加速了清政府的溃败。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朝廷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市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市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督抚制度自明朝确立以至清朝已经十分完善，一直以来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对地方督抚严格控制。督抚制度作为中央政权系统的基层辅助，被中央制约的同时进行着地方管理。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逐渐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以曾国藩为首的汉臣的崛起，担任督抚的满汉官员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此外，随着洋务运动在沿海和南方地区的开展，这些地区的汉族官僚和买办阶级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同时也获取了相应的经济地位，并在地方军政方面的权利日盛，如历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

由于督抚权力的扩大而形成的“内重外轻”格局是“南互保”形成的一个关键原因，即地方势力可以摆脱中央的控制，表达自己的态度。

当时，在刘坤一、张之洞所统治的两江流域，正是英国投资最多、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保护其在长江流域利益的协定,英国一直重视这一区域的稳定发展。因此出于对维护自身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的考虑，英国不希望此地区发生任何骚乱。

此外，帝国主义各国不甘心让富庶的长江流域尽入英国手中。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列强之间矛盾重重，互相牵制。于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上共同支持“互保”。帝国主义列强对“东南互保”的支持为这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义和团所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曾吸引了广泛的群众参与其中，严重影响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时，帝国主义要求清政府力加镇压；到义和团发展到京津地区时，他们便决定直接出兵干涉，并企图趁此机会瓜分中国。1900年4月6日，英、美、德、法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删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人山东省、直隶两省，代为剿平” 。6月21日，清廷宣布上谕，对八国联军宣战。

在清廷还在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拿捏不定的时候，6月20日，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萌霖发起，联合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三王之春、江西省巡抚松寿、湖南巡抚俞廉三，共地方督抚大臣八人联衔会奏，斥责义和团为“邪教”“乱民”“土匪”“劫盗”，请朝廷予以痛剿，并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避免与各国开战，待李鸿章到京后妥商办法。联衔人包含了两江与湖广辖区内的所有督臣、抚臣，明确表明了他们对义和团的态度。

虽因电信中阻，此会奏传到北京之时，清政府已向义和团宣战。但这一会奏仍然成为了“东南互保”的首倡。

剿拳会奏发出时，为了阻止英舰入入江以及北方的骚乱蔓延至南方，由盛宣怀建议，刘坤一和张之洞反复电商，迅速从主剿拳匪、避启外衅，转向主动向外国人担任保在长江流域“自任保护”。刘坤一不仅增加了南京城的门卫，保甲局巡查从8名增长到了26名，各营长官亲自在夜间出巡。上海市、镇江道台均依其命令张贴告示，严密防御，水陆协同。武汉方面张之洞在“严防”的同时，还派人到各国领事处传达总督努力保护外人的方针。身在广州市的李鸿章也紧随其后。

刘坤一和张之洞的行为获得了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Fraser)的支持。6月26日下午3时，上海道余联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在会审公解举行会议，被视为议定互保的标志。余代表江、鄂两总督表明了“力任保护”的诚意，并提出预拟的章程草，,希望正式签署生效。

驻英公使罗丰禄在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的照会中进呈章程全文，署名人为刘坤一与张之洞，划定的保护范围为长江流域地区，包括苏州市、杭州市等城市。虽然各国在签字问题上有所保留，但均一致同意中外“互保”，并最终实现换文：各国保证不派兵登陆长江流域，两江、两湖总督则对各自辖区内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承担责任。

“东南互保”条文签订后，东南互保的影响力和范围逐步扩大。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等先后加入“东南互保”，于是东南互保的范围由两江（江苏省、安徽、江西省）和湖广（湖北、湖南省）迅速扩张至广东省、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四川省、河南省、陕西省等地。

西方国家，继英国以后，美、德、法等国也参与进来。各国的兵舰不断在长江各口岸游弋，监视中国人民的活动。刘坤一把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新造的枪支和炮船，一齐摆在黄浦期口，并且调集军队事主扎于徐州市和皖北一带，以阻止义和团南下。张之洞发布“劝民书”于两湖境内各个城镇。

随着时局的变化，清政府于7月24日批谕表示本意“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东南互保”在政治层面上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可。辛丑条约告成后，清政府论功行赏，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均赏加太子少保衔。“东南互保”的几位重要当事人以“卓著勋劳”，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东南互保”难从客观上保存了富庶的南方免受战祸之扰，为救援北方保存了实力，又开辟了一条东南督抚与外国直接沟通谈判的渠道，到辛丑议和时还很好地发挥了辅助和谈的作用，对地方局势乃至全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东南互保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南方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民族产业的发展。经过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华北各省“尸横遍野”，人民贫困已极。相比之下，东南各省由于实行互保，社会经济非但未受到破坏不，而且还有所发展。相比之下，北方各省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遭受了重大打击。从政治上来说，东南互保事件宣告了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实力派的崛起，加速了清政府的溃败。

关于“东南互保'的首倡问题，事件经历者和学术界众说纷纭，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观点。

第一，东南督抚说。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云：“坤一、之洞之初得诏也，意犹豫，不知所为。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坤一、之洞和之，遂遣沈瑜庆、陶森甲至上海市，与各国领事议互保长江，各不相犯，立约而返。即认为是李鸿章首倡，持此观点的还有罗惇所作《庚子国变记》。但仍有大部分观点认为是刘坤一，如《清史稿·刘坤一传》记载“拳匪乱起，坤一偕李鸿章、张之洞创议，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为保护，人心始定”。陈捷著《义和团运动史》亦持此观点。还有部分说法称张之洞，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六日(1900年7月2日)《申报》的一篇社论中报道：“武昌访事友来函，云自北省拳匪滋事，警报迭传，中外商民咸怀疑惧。湖广总督张香涛总督思患预防，电子商务两江总督刘岘庄制军，筹定保护长江之策。制军遂于某日电伤苏松力太兵备道余晋珊观察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章程，......东南半壁何幸而得此长城也。

第二，列强首倡说，观点主要集中于英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其中英国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丁名楠、金家瑞、刘天路、林世明等从“反帝”或中外关系角度立论的学者多，其主要依据是：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英国驻上海市代总领事霍必澜曾致电当时的英国首相兼外卜相哈拉雷，建议女王陛下政府与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达成初步的“谅解”，而且霍必澜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日本说”以吴文星为代表，其主要依据是《日本外交文书》。他认为“订约互保构想之提出，以及交涉进行当中，小田切实居幕后倡议者之地位。但吴文星随后也承认“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刘、张之力保长江流域地区是接受小田切之意见而来的”。

第三，东南精英说。此说多见于私人著述和笔记，随着学术研究的转变和对东南互保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具体来说，有谓何嗣昆者，有谓赵凤昌者，有谓汤寿潜者，有谓盛宣怀者等等。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朝廷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市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原地区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历史学家章开沅：东南互保体现东南各省的洋务派督抚与慈禧和顽固派控制的朝廷之间，在对外政策上公开表现出自己的分歧，而且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分歧。这些督抚的买办化程度较深，而且又处在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中，同时还自恃手头有一支可以镇压群众的武装力量，因此极端反对后党和顽固派这种危险的政治闹剧，并且对于本地区的反侵略斗争始终采取严厉镇压的强硬措施。

学者吴文星：东南互保订约运动的倡行，是当时上海中外官绅盛宣怀、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何嗣、福开森、汪康年、赵凤昌等在盛宣怀的领导下，欲使张（之洞）、刘（坤一）等以实力镇压叛乱，维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诺保护教堂，拒阻洋兵入侵东南各省之作为合理合法化的活动。

香港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戴玄之：东南互保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于大河以北，东南半壁未睹烽烟。

《南京通史·清代卷》：东南互保是近代史上“两有裨益”的典型案例，在阻止列强入侵长江的同时，保护了列强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利益；利用中央政府谕旨漏洞抗旨不遵，却保护了清王朝整体利益。此外，它保住了近代以来长江流域各省所做出的近代化努力，江宁城市近代化亦得以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