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是清代的孔尚任创作的戏剧，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成稿，全剧四十出，分上、下两本，各二十出。四十出之外，上、下两本又各有一“序”一“结”。上本“试一出”《先声》为“序”，“闰二十出”《闲话》为“结”；下本“加二十一出”《孤吟》为“序”，“续四十出”《余韵》为“结”。

《桃花扇》是一部通过秦淮歌伎李香君和复社文人侯方域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覆灭的历史剧，正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最后李、侯双双入道，是南明王朝覆灭的结果，个人的“离合”同国家的“兴亡”紧紧结合，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即“兴亡之感”。

《桃花扇》成书之后，王公贵族借阅抄录，并传入宫廷，剧目演出不断。《桃花扇》在人物塑造、故事构思、语言风格等方面富有独特的创造性，特别是在历史悲剧方面它是承前启后的意义，是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后世由《桃花扇》改编的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剧目，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显露出“末世”光景。明朝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根本矛盾没能解决，统治阶级和文人学士的矛盾空前激烈，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相当尖锐，错综复杂的矛盾无法解决。到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攻破北京城，明毅宗朱由检谥死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军。这年五月南明弘光朝廷建立，但仅一年时间就灭亡了。由满清贵族统治的清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镇压和掠夺，不少汉族人民参与到抗清斗争中。

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发生巨变、西学东来等多重因素冲击下，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地位被动摇，士大夫一改空谈风尚，转向“经世致用”，开始关注平民百姓，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表现出反传统的倾向。明清易代之际，政治控制异常的松弛，出现了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人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反对空疏清谈，提倡经世致用，掀起实学高潮。因此经世致用思想蔚然成风，成为清初的主流价值观。

明王朝覆灭后，抗清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分流，他们或殉国，如兵败自杀的黄道周、绝食殉国的刘宗周；或“隐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救亡失败后选择做遗民，纵观中原地区千年文化，进行总结和反思；或入仕清朝，如龚鼎慈、熊赐履、陈名夏等，他们积极践行“以夏变夷”之道，以儒术干政，给清朝统治者输送华夏文化。而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反清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巩固政权，需要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因此沿袭了明代科举制度，承认明朝已有的功名，允许继续参加清朝科举，并扩大录取名额，使得汉族知识分子能够踏上仕途。

孔尚任出生于顺治帝五年（1648），为孔子六十四代孙，孔氏家族或仕或隐，都恪守尊孔崇儒的职责。孔尚任的祖辈都是明室忠臣孝子，祖父长年隐居而不入市，父亲亲自参加过抗清活动，以及后来认识的明朝遗老，都对他民族思想有着重要影响。汉族人民持续七八十年的抗清斗争，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孔尚任的思想。主要生活在康熙王朝的孔尚任入仕为官，受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对国家命运较为关注，后来在扬州市受到明朝遗老的民族情绪影响和激励，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爱国思想，还有面对“末世”的出与入的矛盾，于是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思考倾注于文学创作中，借《桃花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人生理想的沉痛反思，以“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人”指点迷津。

《桃花扇》取材于明末清初的真实历史，以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以明末清初的社会为背景，贯穿着南明建立前复社清流和魏阉余孽的政治斗争，以及南明建立之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侯方域与李香君的原型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和秦淮河名妓李香君。明末1644年，李自成起义一举攻克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自谥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黄河以北陷入满族统治。同年五月，马士英勾结“四镇”军事头目拥立弘光帝周由为帝建立南明，南明虽占据江南半壁江山，但是朝廷腐败，君臣上下苟且偷生。贪官污吏勾结，阉党余孽马、阮迫害复社进步文人，四镇武将不和，左良玉出兵讨伐马、阮，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越来越激烈。1645年清军攻破南京，弘光被俘，南明土崩瓦解，中原地区逐渐被满清统治，部分汉族人民开始了抗清斗争，一些知识分子选择入道归隐，做明朝遗民。

《桃花扇本末》记载，孔尚任的舅翁秦广仪曾数次与他谈论南明弘光遗事，于是他在石门隐居时便开始构思《桃花扇》，但材料不足只得一轮廓。在扬州市任职期间（1686-1689）孔尚任结交了许多明朝遗老，其中冒襄对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故事很了解，为孔尚任《桃花扇》提供了许多信息，他还曾交游和考察了扬州和南京名胜古迹。这些交往和活动使孔尚任搜罗了较为详备的南明史料，同时在情感上与明朝遗老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开始有意识地开始《桃花扇》的草创。孔尚任在京中户部任职期间（1693-1699），于寂寞无聊、悲怨感慨中创作《桃花扇》剧本，之后又填词润笔，作《桃花扇小引》，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定稿。《桃花扇》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终成。《桃花扇》初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孔尚任又为刻本撰写了《桃花扇小识》《桃花扇本末》诸文。

《桃花扇》以南明复杂的社会为背景，通过李香君与侯方域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及其与之联系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来反映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和阉党权奸祸国殃民的历史真相，谴责马、阮的误国罪行，揭示南明亡国原因。才子侯方域与歌伎李香君相遇，并题诗宫扇赠予香君，之后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杨文骢献计，让阮大送丰厚物资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识破奸计，怒斥二人，点醒侯方域，于是阮大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师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诬陷，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市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弘光帝，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侯方域被迫离开投靠史可法。之后阮大铖强逼李香君嫁田仰为妾，香君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以血痕点染成桃花图，香君将桃花扇作为信物，请师傅苏昆生交给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于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本以为能团圆，却被道士张瑶星点醒，双双出家，不再相见。

《桃花扇》全剧四十出，分上、下两本，各二十出。四十出之外，上、下两本又各有一“序”一“结”。上本第一出前有“试一出”《先声》，为上本之“序”；第二十出后有“闰二十出”《闲话》，为上本之“结”。下本第二十一出前有“加二十一出”《孤吟》，为下本之“序”；第四十出后有“续四十出”《余韵》，为下本之“结”。

全剧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先声》及前8出，写明亡之前的忠奸斗争，主要是魏阉余孽与复社文人侯方域等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第二部分即第9出至16出，围绕崇祯王朝崩溃后是否拥立弘光为帝的问题，展开描写史可法与马士英一忠一奸之间的矛盾冲突。第三部分即17出至24出，以南明初期奸得志后的放纵和争权夺利为重点。第四部分即25出至33出，重在叙述南明正式建立后昏君佞臣所行亡国之政。最后一部分即34出至续40出，写忠奸矛盾结果及南明灭亡。

剧中女主角，秦淮歌女，年方十六。李香君的内外之美和谐统一，深明大义、矢志不渝、忠心爱国。她对侯方域的爱情坚贞不移，为他独守香楼，更显她的情深意笃。《却》表现其大胆果敢，《辞院》表现其从容镇定。当马、阮以私通左良玉之命捉拿侯方域时，侯方域留恋不肯出走，她斥责其儿女之态。在反抗权奸时撞毁花容，血溅诗扇。当面对权奸时，她义正辞严地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她与阉党权奸的斗争中，眼光锐利，头脑清醒，态度明确，表现出顽强不屈的精神。最终因亡国而出家。

字朝宗，剧中男主角，明末地主阶级世家公子。富有文才，满腹才学却怀才不遇，只能抒情寄兴于风月，在李香君故居被李香君外貌吸引，但却不轻视她的身份，在《助奁》一回中对香君的气节大为赞赏，他对李香君的敬重是二人爱情的基础。他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命运，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也决定了他的徘徊彷徨，难以立即承担救国图存的重任。最后在国破家亡时放下个人幸福，走上出家归隐的反抗道路。

剧中反派，阉党走狗，镇压民众的凶手。他伪装潜伏，一心攀附复社，企图身清流，却难洗其污浊。在侯方域和李香君定情时，花重金送首饰拉拢侯方域，却被李香君识破。因此将复社文人和侯、李二人视为仇敌。南明建立后，他出卖官位、荒淫取乐，敌兵未到携嫔妃弃城而逃，最后摔死山下。

字龙友，马士英的妹夫，阮大铖的盟弟。人物性格复杂，难以用好坏概括。杨文骢是趋炎附势、八面玲珑的政治投机分子，依附权奸、助纣为虐的糊涂虫，处事圆滑的帮闲分子，周旋于权奸马、阮与复社文人侯方域等之间。帮阮大铖献计拉拢侯方域，劝李香君改嫁田仰，可见其卑下，但他又不同于马、阮，有其良善的一面。他始终和马、阮保持距离，在阮大铖诬陷侯方域时，一面极力为侯开脱，一面暗中报信劝其逃跑。

说书人，识大体，豪放爽快，机智诙谐，有胆识。在识清阮大铖的奸佞面目后拂袖而去，投书左营，为左良玉传送檄文讨伐马、阮。明亡之后隐居山林，悼亡明朝。

《桃花扇》以李香君与侯方域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南明一代兴亡，并从中总结出历史教训，表达了他对明朝覆灭历史的深刻反思，对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忧虑哀伤。正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

《桃花扇》不仅仅停留在对李、侯悲欢离合故事的描写，二人的爱情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政权兴亡的过程中，作者甚至避免对“情”单独描写，着重表现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和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揭示南明覆灭的悲剧原因，以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即“兴亡之感”。最后李、侯双双入道，是南明覆灭的结果，个人的“离合”同国家的“兴亡”紧紧结合，爱情的发展受政治斗争的支配，因此《桃花扇》的爱情主题和政治主题是完全一致的。

《桃花扇》中既有儿女情长，又有兴亡感叹，因此其语言形成了优美温柔与慷慨激昂的统一，曲辞典雅不失其真，雅而不失其俗。写儿女情长时，曲文以柔美为主；写军政事变，则曲文多激越声情。但是《桃花扇》作为一部历史悲剧，其语言直抒胸臆，“愤激之中蕴涵着悲凉慷慨”的风格是主导。总之，《桃花扇》的语言与剧情基调是完全协调一致的。

《桃花扇》是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桃花扇》中关于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真实可考证的，至于男女之间的爱情、剧中人物的自我辩解，虽然经过了艺术加工，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桃花扇》的历史真实感，一是体现在对历史面貌的整体把握，真实地描述出南明朝廷的腐败和仁人志士的忠烈，以及下层人民的忧国忧民之心，南明的时代悲剧时时处处笼罩着全剧。二是剧中涉及大量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君臣将领、复社文人、歌伎琴师，历史上也有记录。

虽然《桃花扇》以史为据，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而是艺术地再现一代兴亡传奇，如剧中史可法沉江殉节，就与历史记载被俘就义不符。以及作者对复社文人多加美辞，将罪责几乎归于马、阮一方，这已经不可能是完全的史实，是对历史的观念化解释。“剧”与“史”的融合，产生了“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的艺术效果。

《桃花扇》的人物形象众多，有主有次，一人一面、性格鲜明，即便是同类人物也不雷同。如同是武将，黄得功争位内讧，却死不降北兵；左良玉忠心，但骄矜跋扈，缺少谋略。如同是奸臣，阮大铖奸诈狡猾，马士英得势横行霸道。剧中对正、邪人物的性格描写虽没有完全摆脱“正、邪对立”的套路，但也并非像以往作品一样极端化，没有完全失去正常的人情。孔尚任对人物的塑造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即尊贵者不尊贵，卑贱者不卑贱，剧中几个社会下层人民，如李香君、苏昆生、柳敬亭，他们是当时最为不齿的倡优、贱流，但品质最为高尚。孔尚任对剧中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刻画，对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加了虚幻之笔，但总的褒贬、爱憎情感是颇有分寸。

当李香君与侯方域在明亡后重逢于南京郊外的白云庵，似乎要等来团圆结局时，却被道士张瑶星撕破以香君之血点染而成代表着爱情之坚贞的桃花扇，喝断这儿女之情：“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段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历史上的李香君和侯方域携手归家，剧中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他们的爱情结局同南明的存续联系在一起，所以“国破”自然“家亡”，两人只能各自出家归隐。《桃花扇》悲剧的结局打破了古代戏剧常见的大团圆模式，将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联系在一起，某种群体价值的丧失必然导致个人价值的丧失，造成人生的痛苦和枷锁。

《桃花扇》一出来，造成了王公贵族、朝廷官员都借阅抄录的局面，形成了剧目演出全年无休、座无虚席的声势。《桃花扇》问世后，许多文人留下了阅读剧本的诗词。有赞颂剧中人物的，如宋荦的《题桃花扇》称赞侯方域“中原公子说侯生，文笔曾高复社明”，田雯的《题桃花扇》赞颂李香君“香娥不比圆圆妓，门闭秦淮古渡头”，还有歌颂史可法、颂扬柳敬亭的诗歌。但大多数是抒发兴亡之感，王《题桃花扇》六首，舒位《书\u003c桃花扇\u003e乐府后》，孔传志《题桃花扇歌》，张问陶《读桃花扇传奇偶题十绝句》，廖树蘅《题云亭山人\u003c桃花扇\u003e传奇》，这些诗都表达了诗人由读《桃花扇》而激发出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

《桃花扇》构思巧妙，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又不失其艺术性，继承了以儿女之情抒发兴亡之感的剧作传统，结局突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模式，是一部优秀的古典戏剧作品，是雍正以后众多文人传奇极力模仿的对象。如清乾隆董榕的《芝记》传奇，写明末秦良玉、沈云英二女将故事；爱新觉罗·旻宁间黄燮清的《帝女花》传奇，写明末崇祯之女坤舆公主故事。同时《桃花扇》也被改编成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最早的是孔尚任的友人改编的《南桃花扇》，将结局改为大团圆。到二十世纪改编的《桃花扇》作品大致分两类，一是各种戏剧形式，如话剧、京剧等；二是其他体裁，如小说《新桃花扇》。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改编作品扩大了《桃花扇》的影响，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歪曲。

有文献记载，《桃花扇》最早东传日本是在宽政十一年（1799，清嘉庆四年）。《桃花扇》在近现代日本的接受和研究，由诗歌评论、梗概介绍、全本译注到学术研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由传统到现代，由单一到多元，由浅到深，由模糊到清晰。

清后期至民国初，《桃花扇》被改编成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剧种。20世纪30年代，欧阳予倩改编有京剧《桃花扇》。1946—1947年间，谷斯范撰历史小说《新桃花扇》，以针砭现实。50年代后，《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

清代刘中柱在《桃花扇跋》曾评道：“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君臣将相，儿女友朋，无不人人活现，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文章。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刘中柱认为，《桃花扇》中所写南明遗事、君臣将相、男女亲友，都生动鲜活，事与人结合非常紧密。其创作能力可以与汤显祖、李渔相比。王国维对《桃花扇》的评价也很高，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他认为元杂剧用辞华丽，但是不知道如何刻画人物，而《桃花扇》中的人物就具备了人格魅力。1925年梁启超完成了《桃花扇》的校注，他特别宣扬《桃花扇》中的民族意识：“《桃花扇》于种族之戚 ,不敢十分明言 , 盖生于专制政体下, 不得不尔也 。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 ,一读之使人生故国之感 。 ……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 必其无人心者也。”但他以研究历史的方式研究文学作品，因此对历史的考据偏多，对作品的艺术评价较少，对孔尚任的笔法评价过于苛刻，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也承认“剧场搬演 ，勿作事实观也”，“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

《桃花扇》定稿后，以抄本流传，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问世。之后有十余种刻印版本，主要有：康熙戊子本初刻本、康熙西园刻本、海陵沈氏刻本、扫叶山房石印本、光绪雪兰堂刻本（1895）、暖红室本、梁启超校注本、王季思校注本。

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盐谷温、山口刚、今东光先后将《桃花扇》传奇译为日语，分别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11卷（1920—1924）、《近代剧大系》第16卷（1923—1924）和《支那文学大观》（1926）。同时《桃花扇》传奇也节译为英文，到70年代，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73年、1976年出版了《桃花扇》的英文全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