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写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中原之前。

文中告诫和劝勉刘禅只有“亲贤远小”，才能修明政治，“修复汉室”，表达了作者报答先主知遇之恩的真挚情感和完成先帝遗愿，收复国土的决心。文章用笔平实，对仗工整，情真意切，表达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一片赤诚以及对后主的谆谆教诲。

《出师表》树立了诸葛亮忠君，廉洁，爱民的道德楷模形象，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歌咏的对象。诸葛亮也使得《出师表》超出了其文本价值，变成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经典。

章表等公文是从书奏演化而来，“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古代公文中，“表”除了陈情，还有荐举，谢恩，让爵劝进等作用。《出师表》应属于陈情一类，表达诸葛亮对后主的忠诚与劝诫。

诸葛亮这篇表始见于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三十五，原本无题，后来萧统《昭明文选注析》收录时加上了现在的题目。

历史上有《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篇《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仅见于《三国志·蜀书》本传裴松之的注文。此后梁昭明太子的《文选》中仅录《前出师表》，考虑到名气和影响力，通常所说的《出师表》一般指《前出师表》。

自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始终以辅佐刘备完成统一大业为己任。赤壁一战，孙刘联军打败了曹操，刘备占据荆州，旋即又取得了益州（现四川全境及陕西、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继而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攻杀关羽于章乡，占领了荆州。

自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担任丞相。次年刘备大举伐吴，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彝陵一战后，刘备病死，将后主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举措，对外结交孙吴，巩固与孙权的联盟关系，对内修明政治，加强军备，平定叛乱，使得蜀汉国富民强。为了兴复汉室，实现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后，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决定北上伐魏，临行之际，上书后主刘禅，写作这篇《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皇帝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皇帝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郡，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皇帝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之、、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益州目前的艰难处境，“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告诫后主刘禅要继承先父遗志，集思广益，听取忠言，赏罚分明，兢兢业业，谨慎治国。文章一开头就指明蜀汉形势危急，引起后主的警惕和自勉，打消后主的苟安之念，夷陵之战后，蜀国元气大伤，虽经数年的励精图治，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蜀国地处偏远，国力贫弱的现状。此外，表文开头接连三次提及“先帝”，指出刘备的事业、恩泽、遗范仍在影响朝中的“忠志之士”，这表明虽然形势危急，但国家此时仍然大有希望，关键在于后主能否把握这一关键时机，虚心纳谏，“开张圣听”“恢弘志士之气”。

第二部分诸葛亮指出了“内外异法”，赏罚不公的弊端，要求后主对待侍臣（内）和官员（外）要一视同仁。接下来诸葛亮为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宫中和府中的贤良辅佐后主，告诉刘禅宫中府中的事可以去咨询哪些人，为刘禅治国提供了抓手，并告诫刘禅要亲贤远小，用“先汉所以兴隆”“东汉所以倾颓”的历史教训提醒后主，强调能否亲贤远关系着国运的安危。

第三部分转向自述生平及抱负，讲述了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直述及此后二十一年间自己承担的重任，概括了大半生的经历。这一段叙述表达了作者对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报效之诚，佐证以上种种建议均出自肺腑，消除刘禅可能产生的误解，又为下文出师的动机做了铺垫。接下来作者表达了北伐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决心要“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最后围绕“讨贼兴复”，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和志在必得的决心：“不效则治臣之罪”，对宫中府中大臣和后主也各有托付。结尾数语，一片真情流露，千百年后读罢仍令人动容。

文章主旨可概括为“开张圣听、刑赏严明、亲贤远小、攘凶兴汉”十六个字。

文章从天下形式谈起，诸葛亮出师前向后主提出了三项忠谏，劝诫刘禅要赏罚分明，察纳雅言，任用贤良。接着向刘禅举荐宫中府中的忠臣，追叙先帝的殊遇，自叙出师图报的愿望。接下来紧密围绕君子小人的分别展开论述，表现亲贤远小的主题思想，通过正反论证论述这一中心。分析三项忠谏的内在关系可以发现，“开张圣听”开的是忠谏之路，只有亲贤远小，才能广纳忠言；只有刑赏严明，才能不使小人得势，导致内外异法，保障开张圣听顺利实施。可以认为开张圣听是核心，刑赏严明是前提，亲贤远小是关键。文章后面自叙生平，向后主表明了伐魏的意义，表达了自己攘凶兴汉的决心。

《出师表》的语言和结构颇有特色，对此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

张东分析了《出师表》的用词和句法，提出其多用四字格句式，节拍匀称，形式整齐；采用重章迭句的表现手法，造成回环往复，余音绕梁的效果；采用对偶的句式，骈散结合，相映成趣。

东汉时期，文辞崇尚藻饰，文风趋向华丽。表彰之文多含有奉承取悦君主的伪饰矫揉造作的态势，谦辞卑语，言不由衷。而从《出师表》一反当时流行的文风，言辞朴实，论理清晰，词约意丰，精炼得体，涵意隽永。

文章结构上貌分实合，明疏实密，统观全文布局，段与段之间很少使用关联词语，或者过渡性词句，看似结构松散。例如前半部分在讲开张圣听、刑赏严明和亲贤远小之间插入了一段推荐忠良的内容，看似不协调，认真分析会发现这部分内容是开张圣听建议的具体内容，也是第二段刑赏分明谏言的深化，因为纵然有好的法律制度而不能有忠良之人认真执行付诸实际也将是一纸空谈。此外本文运用前后照应，使得本文结构严谨，层层相扣，逻辑性强。

张东从《出师表》的时代精神和文风渊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出师表》既继承了前人的文学成就，上承汉乐府民歌反应政治内容，又融合了中国文学自先秦到两汉诗词歌赋与散文的风格，把丰富健康的思想内容与反映时代特征的形式相结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风，不仅体现了重大的现实内容，传达出真挚的情感，反映了建功立业的思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且立意高远，不落臼，开一代文风，使中国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汤恩伯分析了文章反映出的道德价值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认为《出师表》刻画了诸葛亮受恩感激，忠心耿耿，励精图治，公正贤明的性格，其爱国忠君、忧国忧民、鞠躬尽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代的爱国志士，仁人君子，比如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歌颂诸葛亮“出师一表真千古，千载谁堪伯仲间”，成为中国儒家精神的内涵，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师表》入选部编版义务教育九年级下册语文教科书。

南宋末代丞相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评价《出师表》“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充分肯定了《出师表》表现出诸葛亮对蜀汉忠心耿耿的情怀。

南宋诗人陆游给予《出师表》高度的评价，用“出师一表真千古，千载谁堪伯仲间”称《出师表》的艺术成就无人能比。

刘勰将《出师表》与孔融的《荐祢衡表》相提并论：“至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刘称赞孔融的《荐祢衡表》“气扬采飞”，意思是有风骨，文采好。评价诸葛亮的《出师表》“志尽文畅”，意思是肯定其毫无保留顺畅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在刘勰看来，表不一定要文采出众，朴实无华同样也值得肯定。《出师表》开门见山，语言凝练简洁，锤炼字句的功夫很高。

学者蔡茂肯定《出师表》的价值，认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道德使命：“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刘备从称汉中王开始，其道德定位已经大打折扣，到称皇帝时，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了“兴复汉室”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旗帜。王夫之认为诸葛亮“唯忘身以遂志，而成败固不能自必也”，诸葛亮伐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而这种牺牲行为如果仅仅是个人行为，人们可能会折服于诸葛亮为理想牺牲的崇高使命感，但如果把这种牺牲精神上升为国家意志，其道德正义性就会广受质疑，因为谁也没有权利绑架整个国家为自己的个人理想而殉道，用蜀汉的鲜血成就个人的历史地位。

《出师表》最早见于晋朝史学家陈寿撰写，刘宋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彼时未有篇名。

《出师表》收录于《昭明文选注析》卷三十七中，题目为《诸葛孔明出师表》，后南梁萧统编定《文选》时增加了现在的篇名。《文选》版本与目前流传的版本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盖追先帝之殊遇”此句无“殊”字，为“盖追先帝之遇”；“以昭皇帝平民之理”此句中“理”作“治”；“此悉忠良死节之臣”句中“良”作“亮”。

南阳卧龙岗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关中五丈原武侯祠，多地均有岳飞手书出师表石刻，这些碑多为明清时代重刻，历经几百年风雨，依然屹立。后代广为流传的是拓本，明代或更早有没有碑刻，原碑立于何处，均已无从考证。

高云认为诸葛亮率兵出征，意不在北伐，而在于夺走兵权，跋扈领主，使其不再陷入白帝城托孤的险境。原因在于其一，蜀汉在魏蜀吴三国中人口最少，诸葛亮北伐兵力不足，战略上却从未想过以少胜多，而是全靠阵地战，因此在军事上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其二，粮食产量方面蜀国也落于下风，魏国占据北方广阔领土，长期积极实行屯田制这一以农养战的基本国策；而蜀国屯田，不仅时间晚，而且限于局部，更像是临时救急。因此魏蜀政权若无孙吴呼应，根本难以与蜀国抗衡，其战争方略除了第一次使得蜀国较为被动外，历次征伐都四平八稳，小打小闹，诸葛亮还屡次拒绝魏延提出分兵一万作为策应的作战计划。因此诸葛亮出征的目的很有可能只是夺走兵权。

刘禅因乐不思蜀，招致世人鄙夷，但其头脑聪明，绝非庸才。《晋书·李密传》甚至拿他来比齐桓公。《三国演义》也多处盛赞其才智，说他劝阻诸葛亮平南中战争之后，不要急于北伐，可谓打中诸葛亮急于求成的要害；说他告诫蒋琬，与孙吴东西角，抵抗司马懿，俨然联吴抗曹的翻版；又说他在魏延污蔑杨仪谋反时，立即识破魏延奸诈，“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诸葛亮曾经盛赞刘禅有“智量，甚大增脩，过於所望”。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说刘禅“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刘备死后，诸葛亮不仅没有还政刘禅，反而大权独揽。甚至在北伐之前，派心腹监管刘禅。此后，诸葛亮又长期率兵在外，将刘禅彻底架空。高云认为，一句后主暗弱就将刘禅架空，实际上是诸葛亮的跋扈行为。

对托孤真实历史情节的争议是理解诸葛亮创作《出师表》动机的一个切入点。

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率兵攻打孙吴失利，被陆逊火烧连营。此战使得巴蜀政权遭受重创，刘备从此一病不起。次年，刘备在白帝城向诸葛亮托孤，要求他辅佐嗣子刘禅“终定大业”。

三国志记载：“先主於永安病笃，召亮於成都市，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托孤情节历来存在争议，文学史家推崇备至，而裴松之却认为，刘备托孤言语荒唐透顶，所用手段诡诈阴暗，种下祸根也及其危重。若非刘禅愚钝，必定会与诸葛亮火拼。托孤过程给诸葛亮留下恐怖阴影，令其须臾不忘封建君主的嗜血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