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渠珍（1882年9月22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陈开琼，号玉，祖籍江西德安，出生于湖南凤凰厅，民国时期湘西军阀、将领，又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王”，与民国总理熊希龄、作家沈从文并称“凤凰三杰”。

陈渠珍早年考入长沙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队官，不久加入同盟会，后在新军协统钟颖所部任第六十五标队官。1909年，陈渠珍被任命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随师进藏抗击英军与叛乱分子。辛亥革命期间，由于川军与边军内讧，陈渠珍率湘籍士兵东归返乡，误入环境险恶的羌塘高原，经历艰险进入西安市境内。1912年3月，陈渠珍回到凤凰县，被时任湘西镇守使的田应诏任命为湘西军官团教练。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陈渠珍帮助田应诏联合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打败了北洋军。南北议和后，湘西逐渐稳定，陈渠珍趁机安插亲信，掌握了田应诏所部护法联军，先后任湘西剿匪总指挥、湖南十三区清乡四路长官、湘西巡防各军统领兼十县剿匪总指挥。1920年，陈渠珍以“保境安民”的方针大力剿匪，同时实施自治，发展经济、教育，对湘西十县进行了改革治理。1924年9月，陈渠珍被四川军阀熊克武击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转而扶持田应诏夺权，陈渠珍引咎请辞，不久湘西秩序再次大乱，陈渠珍复出。1926年初，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陈渠珍改任湘西镇守使，响应北伐。次年，唐生智反蒋，陈渠珍受其拉拢，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独立师师长。马日事变爆发后，陈渠珍大肆杀害革命人士。1928年4月，湖南清乡督办公署成立，陈渠珍被委任为第八区司令，负责在麻阳苗族自治县等九县的“清乡”，陈渠珍借“清乡”之机剿匪，扩军集权，遭到新任湖南主席何键的打压与排挤。1935年，陈渠珍被何键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力的罪名剥夺军权。

抗战爆发后，张治中主政湖南省，他对陈渠珍十分欣赏，复任其为湖南省政府陵办行署主任。1938年4月，陈渠珍重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而后积极宣传抗日，发展生产。同年11月，陈渠珍在张治中的推荐下前往重庆市拜见蒋介石，却因中国国民党将领陈诚等人的谗言差点被扣留。此后陈渠珍避居四川南川，不问政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家乡。1949年“湘西事变”爆发，陈渠珍出面组建凤凰县防剿委员会，同年被国民党委任为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沅陵行署主任，稳定湘西的混乱局面。湖南解放后，蒋介石试图拉拢陈渠珍据守湘西，与共产党顽抗到底。陈渠珍审时度势，避居凤凰黄丝桥。同年10月，陈渠珍得知新中国成立，决定和平起义，帮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境和平解放。1950年，陈渠珍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2年2月8日，陈渠珍因罹患喉癌在长沙去世，终年71岁。

陈渠珍一生统治湘西30多年，主政湘西期间推行“保境息民”，致力于地方治理，为发展湘西文化教育事业、壮大地方民族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不懈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与陈渠珍同为“凤凰三杰”之一的沈从文评价陈渠珍严以律己，宽以驭下。湖南凤凰县籍作家黄永玉评价他是“卓越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军阀混战时期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百姓享受了30余年的太平。

1882年9月22日，陈渠珍生于湖南凤凰厅镇竿城，其父陈茂林为清末三品武功将军、凤凰营都司，驻湘西黄丝桥镇守边关。陈茂林有一妻二妾，陈渠珍为其妾室淑嘉皇贵妃所生。陈渠珍因是家中独子，自幼备受珍爱，6岁便开蒙读书。12岁那年，陈渠珍的生母病逝，3年后其父也故去。陈渠珍转随大娘李氏与二娘邵氏返回镇竿城，住在西门坡，就读于当地举人聂仁德开设的书馆。期间，陈渠珍熟读四书五经，还习得一手优秀的毛笔字，在学业上十分勤奋刻苦。1901年，陈渠珍因品学兼优，被选送至沅州著名的“沅水校经堂”学习深造。

1903年，湖南省筹办武备学堂。当时正值清廷甲午战败后与帝国主义列强议和签约。从小饱读诗书，受强烈忠君思想影响的陈渠珍决定投笔从戎，而后考入长沙武备学堂。由于在校的各科成就优异，陈渠珍在入校的第二年又升入武备学堂将弁班学习。1906年，陈渠珍从该校毕业后被分配至宁乡市担任见习军官，半年后调回长沙市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队官。这一时期，陈渠珍在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由于时局多变，陈渠珍不久决定辞去标队官之职，返回不死鸟坐观形势。闲居家乡期间，陈渠珍经朋友引荐，拜见了湖北总督赵尔巽，又在赵尔的推荐下前往成都市投效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然而，赵尔丰碍于陈渠珍是同盟会成员，不予任用。陈渠珍又辗转求助时任四川讲武堂监督的同乡田应诏，才借助他的关系投入新军，而后在新军协统钟颖所部担任第六十五标队官，驻防百丈邑，并将妻子刘茨湘接到成都。

由于百丈邑是连接川藏的重要通道，陈渠珍任职期间，对西藏自治区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川边西藏的史地资料也有系统研究。彼时藏地时局多变。1909年，由于英国帝国主义有兴兵侵略西藏的迹象，清廷为巩固边防令新军协统钟颖率领2000人出川援藏。期间，陈渠珍结合自己对藏地的研究，为钟颖献上了一份详尽的西征计划书。钟颖看后赞赏陈渠珍的才能，委任他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于同年7月随师进藏。藏区条件艰险，陈渠珍率兵从阳关西进，翻山越岭，行军两个月才抵达昌都。彼时西藏叛军首领堪布登珠正在思达集结藏军，准备阻击川军，陈渠珍请缨前往侦察，结果在腊左遇上藏兵，寡不敌众，负伤被捕。好在陈渠珍临危不惧，慷慨陈词，得到了堪布登珠的敬重，才得脱险回营。此后，陈渠珍被提升为管带。

1910年，陈渠珍率部抵达工布的江达，后移驻工布角木宗、德摩等地。不久，陈渠珍率部在八浪登、石门关一带参加抗击英军的战争。1911年，陈渠珍奉命进军波密，在伊贡、拖卡等地率部追击撤退的藏军，还刺杀了白马青翁等一批叛变藏官，使得波密暂告平定。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进藏的川军与边军内部发生内讧，当时许多部队官兵主张易帜，响应革命，还杀害了当时新军统领罗长。陈渠珍不愿卷入这场是非，于同年12月组织百余名湘籍士兵，准备从江达动身，取道青海羌塘东归返乡。然而，由于对道路不熟，羌塘一带又地势险峻，陈渠珍所部在沙漠的冰天雪地里苦行了两个多月，仍未找到出路。在全员断粮，只能在荒漠中打猎求生的情况下，陈渠珍率部在无人藏区走了七个多月才抵达青海境内，至柴达木时队伍已仅剩七人。1912年初，陈渠珍终于抵达西安。

陈渠珍回到湘西时，已经升任湘西镇守使的田应诏委任他为湘西军官团教练，在镇竿城整训凤凰县籍青年军官。当时袁世凯加紧称帝，全民反袁的声浪很高，陈渠珍看出各地军阀都开始争相割据，建议田应诏早做谋划。时任中营游击的滕代春却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两人自此交恶，互不相容。于是陈渠珍离开镇竿，转投了当时在四川革命党人石青阳，在川东招募护国军。时值湖南省政局变化剧烈，陈渠珍在田应诏的极力邀请下，不久又回到凤凰，成为他的高参。1916年1月，袁世凯复辟不久，护国运动爆发，云南省督军蔡锷等率部讨袁。陈渠珍建议田应诏保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立，不公开反对北洋政府，但暗中交往护国黔军。护国军进攻麻阳苗族自治县时，陈渠珍乘势率部配合其掩杀袁世凯驻湘西的北洋军。北洋军失败后，陈渠珍又向北洋政府称湘西军队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故难协助北军。袁世凯于是援助了田应诏部分枪支。自此，陈渠珍协助田应诏的湘西军在北洋军与护国军的拉锯战中大发横财，武器装备得到极大补充。

1916年3月，护国运动取得胜利，田应诏宣布湘西独立，自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以陈渠珍为护国军参谋长。同年7月，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护法战争爆发。期间，陈渠珍为田应诏出谋划策，联合时任湘西护法军总司令的张学济击退了北洋军。1918年9月，吴佩孚通电南北议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局势暂时稳定，田应诏所部被改编入湘西靖国联军，田任第一军军长。当时田应诏拥兵六七千人，辖区多达7县，却每日诗酒作乐，不思进取，陈渠珍产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他趁机将自己军官团中的学生和亲信安插到田的靖国联军中担任要职，逐渐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权。加之当时湖南省政界变幻莫测，田应诏无奈，便让陈渠珍代理靖国军第一路军总司令，自己避居长沙市。田应诏离开后，陈渠珍又计划驱逐湘西的其他地方势力。他率部前往麻阳苗族自治县，唆使永绥茶峒协台宋海涛用兵夺取当地的屯租占有权，逼迫绥靖镇守使谢重光远走云南省，同时又加紧在湘西剿匪，很快取得湖南省长谭延闿的信任，升任湘西剿匪总指挥。不久，陈渠珍又任湖南十三区清乡四路长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巡防各军统领兼十县剿匪总指挥。而当时原本盘踞沅陵县、古丈县、辰溪县一带的湖南省守备司令张学济因反对谭延，受到四川省军阀周则范的驱逐，于1920年底阵亡于来凤城外，陈渠珍又趁机收编了其部属一千多人。自此，陈渠珍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大的一股势力，并逐渐控制了湘西全境。

陈渠珍取代了田应诏在湘西的地位后，开始巩固个人的统治力量。1920年冬，陈渠珍从麻阳苗族自治县前往保靖县实地考察。他认为保靖是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称雄佳地，于是在次年将湘西巡防各军统领部与剿匪司令部迁至保靖。考虑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理偏远，又属高寒地区，经历战乱之后更加衰败，陈渠珍主政后便根据自己在芷、麻、晃三县剿匪的经历，提出了“保境息民”的施政方针，并将剿匪、政治改革、发展教育、广集钱粮等作为工作重心。在剿匪方面，陈渠珍提出“招大股，吃小股”“招老股，灭新股”的方针，主张剿抚并用、恩威并施，在之后的两年内基本肃清了北河流域及其他辖区的土匪，使湘西十县恢复安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而陈渠珍的部队在剿匪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收编与招安，也发展到了1万5千多人。

基于匪患肃清、民心安定这一局面，陈渠珍又致力于整军经武，实行自治。自1921年以来，陈渠珍开始从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对湘西进行全面的治理。他曾委派参军张刘伯奇率20多人前往山西省考察，学习阎锡山“保境安民”的自治方法，同时还聘请了留日同学帮助策划湘西自治。期间，陈渠珍任用贤能，制定协修了《湘西十县乡自治条例》，大力宣传“保境息民”和“民治精神”。使得乡自治在湘西十县范围内顺利开展。在教育方面，陈渠珍倡导改进旧学，增设新学，积极引进发达地区的教育经验，培训教师骨干，普及全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湘西的教育落后问题。在经济方面，陈渠珍主持制定了《湘西十县乡自治联合筹办实业案》，包括开垦荒地，改良种子、勘察土质，建立农业试验场、开办工厂和矿业等十八大端。此外，陈渠珍还尤其重视在湘西发展水蛇麻、油桐、茶叶等，并禁烟土，使得湘西经济迅速发展，而陈渠珍本人却生活极为简朴。

1922年春，时任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的石青阳入川组建军队，路过湘西向陈渠珍借兵。陈渠珍顾念旧交，派遣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长贺龙随其入川。与此同时，时驻沅陵县的湘西镇守使蔡矩拥兵自重，陈渠珍任命原保靖县营参谋兼保靖巡防司令田义卿为辰沅剿匪总指挥，前去攻打。田义卿自恃势力强大，早有取代陈渠珍割据之心，因此在击走蔡钜猷后便进驻沅陵，在辖区内横征暴敛，公开与陈渠珍敌对。陈渠珍将亲信的张子青调往沅陵，接替田义卿，但是田义卿却不听调遣，还在张子青到任后设计将其刺杀，公开叛变。经此变故，陈渠珍的武装力量大大削弱。

1925年，熊克武所部川军假道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师，响应北伐。不久孙中山逝世，熊克武改变计划，准备收兵返粤，但其所部却在湘西境内一路抢掠。时任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令陈渠珍率部向川军发起进攻，但是陈渠珍部经久不战，加之湘西巡防军一时难以集中，连连失利。陈渠珍从保靖败退，而熊克武部过境之处的工厂、学校都被迫停办，陈渠珍的统领部也被烧毁。赵恒惕得知陈渠珍战败后，便扶持田应诏回到不死鸟夺取兵权。陈渠珍因为在各方面难辞其咎，主动交出湘西的大权，退居木江坪。田应诏重新掌权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政局更加动荡。川军走后，割据之心不死的田义卿举兵进攻凤凰，扬言要活捉陈渠珍与田应诏，最终计划失败，但是湘西大乱，百姓纷纷要求田应诏下台。田应诏只好再请陈渠珍出山，自己遥领湘西镇守使，返回长沙市。1925年夏，陈渠珍返回镇竿后重新整编部队，并争取周边势力的援助。当时已任澧县镇守使的贺龙还为其让出了绥保、永各县防地。此后，陈渠珍集中兵力攻打田义卿。同年7月，田义卿在沅陵县为湘西善后都督叶开鑫刺杀。1926年，赵恒惕令陈渠珍出兵讨伐时任澧县镇守使贺龙的部队。陈渠珍感念贺龙过去的恩情，明面上发表讨贺通电，派兵驻守永顺，暗地却让贺龙自永顺入川。同年3月，随着唐生智代理湖南省省长，支持田应诏的赵恒惕下台，陈渠珍又重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镇守使，兼屯边使。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占长沙市。陈渠珍担心被革命洪流席卷，立即通电表态，参加北伐。时任川黔边防督办的袁祖铭也碍于时局，投向北伐军，任北伐左翼军前敌总指挥，事实上则欲借北伐之名，割据湘鄂。为此，袁祖铭对占据湘西的陈渠珍大加拉拢。同样附庸北伐的陈渠珍欣然与袁祖铭合作，不久接任北伐左翼军前敌副总指挥之职，与袁祖铭分设指挥部于常德市、沅陵县，并从袁祖铭处获得军械援助，实力大增。然而，袁祖铭投机参加北伐，大力招兵买马，却不督军北进的行为很快引起唐生智与蒋介石的不满。1927年初，袁祖铭被蒋密令处决于常德。陈渠珍尽管与袁祖铭同处一个阵营，但由于不久唐生智反蒋国民革命军东征，需要巩固后方，陈渠珍非但没有遭到排斥，还受到唐生智的笼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独立师师长。

同年5月，随着马日事变爆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掀起“反共”高潮，陈渠珍的政治风向逐渐转向国民党右派，开始大力捕杀革命志士，制造了“辰州惨案”。1928年4月，湖南清乡督办公署成立，陈渠珍任第十九师长兼清乡督第八区司令，负责麻阳苗族自治县等九县的“清乡”任务。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想要借助陈渠珍的力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于是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委员。1929年，贺龙在湘西桑植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何键令陈渠珍率部前往“剿贺”。但是同年7月，陈渠珍进犯桑植县的向子云旅及各县联防两千余人均被中国工农红军歼灭。随后何键又取消陈渠珍所部独立十九师的番号，命其为省防军第一警备区司令，屡次催促陈渠珍剿灭贺龙红军。陈渠珍明白何键想要借此让自己的部队与红军两败俱伤，因此他对何键下达的“清乡”“剿共”任务多采取应付态度，并不主动出击红军，而是主要借“清乡”之机剿匪，以扩充军事实力。

至1930年春，陈渠珍上报的部队人数已达一万五千余名，实际上却远远超出这个数量。彼时主政湖南省的何键深感不安。为了削弱陈渠珍的实力，他一度拉拢从陈渠珍部队脱离出来的第一团团长戴斗垣，委任其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指挥，驻防常德市，防堵陈渠珍，结果被陈识破，抢先与戴斗垣结为了联盟。同年7月，何键又借“追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名义调动陈渠珍所部，导致陈渠珍手下的戴季韬部、陈运部在津市市、澧县一带受到红军的袭击，损失重大。事后得不到任何补充的陈渠珍愤而将所部撤回湘西。陈渠珍看出蒋介石对何键防备已久，为了不再受何牵制，他找到了在南京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同乡贺耀祖，在其相助下得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师长一职。此后陈渠珍便以这个身份积极招兵买马，并从国民政府处补充武器装备，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积极活动，反对何键。

1931年，陈渠珍的第三十四师已扩充到6个旅和16个团，兵力多达两万五千多人。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陈渠珍特著《军人良心论》一书，作为官兵的教科书与行动指南。此外，他兼采中西军事名校的教育所长，在军中建立特色学堂、大队、培训班等，对部队进行整训。在积极整军的同时，陈渠珍也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统筹兼备。在1933年间，陈渠珍制定了《农村建设方案》，并建立“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分会”和“农村建设研究所”，培养了乡村镇长和民团骨干一千多人，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中医学校。同时，陈渠珍大力支持农业生产与工商业的兴办。他在各县推行讲习所，设立实验地，引进先进农业设备，促进农业生产，同时陈渠珍鼓励工厂、商店的开设，并牵头开办了“湘西农村银行”，从多方促进了湘西经济的繁荣。

1934年初，湖南省主席兼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不满陈渠珍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割据，唆使贵州省军阀王家烈的黔军东伐铜仁市，反对陈渠珍。但是王家烈出兵后遭到陈部的抵抗，损失惨重，后降附陈渠珍。但是由于此战波及湘西十个县城，作为后方的不死鸟、麻阳苗族自治县等地已经民穷财尽。同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占领永顺县，何键令陈渠珍全力“堵剿”，陈渠珍被迫组建“湘、黔、川剿匪指挥部”，一度收复永顺，但在不久遭到埋伏，被红军围歼千余人，永顺再次被红军占领。彼时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已发展到两万余人，而陈渠珍多次围剿红军却败绩累累。何键上报蒋介石指责陈渠珍作战不利，并暗中笼络了陈渠珍的重要将领顾家齐，想要借机将陈剪除。

1935年，何键移驻常德市后，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名，调集大部队入湘，布防在陈渠珍的防区四周。陈渠珍分驻于永绥县、保靖县、龙山等地的部队很快被何键分割。不久，陈渠珍的部队被何键以整编之名从三万多人被裁撤至五千余人，陈渠珍的行政职权也被削减。，他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师长，但军中的实际军务决策权已由顾家齐代理。陈渠珍则被指定在乾州办理屯务。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渠珍的第三十四师被调往浙江省进行集训，后在嘉善战役中伤亡3000余人，而陈渠珍留在凤凰的部下仅剩八百余人。失去对湘西的控制权后，陈渠珍不甘受制于人，遂利用屯务处长之职开始组织屯务军，并继续开展剿匪工作，使湘西社会秩序恢复安定。此外，陈渠珍还负责审核屯租事宜，准备在永绥、凤凰两地进行催缴屯租，期间遭到七县屯务指挥宋濂泉组织的民团反抗，进而爆发永绥事变，双方各有伤亡。事后，因湖南省政府偏袒宋濂泉部，陈渠珍愤然辞去屯务处长之职。1936年9月，陈渠珍携带家眷从乾城至长沙市，任省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闲居长沙期间，陈渠珍开始追忆三十年前赴西藏自治区征战，痛失爱人，九死一生归来的往事，并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艽野尘梦》。

抗战爆发后，陈渠珍从长沙迁往南岳避居。不久张治中接任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欣赏陈渠珍的才能， 委任他为湖南民救处处长。1938年3月，张治中为进一步稳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发湘西，撤销了湘西绥靖处，又任命陈渠珍担任湖南省政府沅陵办行署主任。4月，陈渠珍回到湘西就任。正值抗日运动兴起，陈渠珍一面支持抗日，组建“抗日宣传团”，撰文号召团结抗战，一面致力于开发湘西，开矿办厂，发展生产。除此之外，陈渠珍还亲自前往安江、洪江一带督剿土匪。期间，他共收编233个大小武装集团二万余人，结束了湘西“革屯”运动，使得这一时期的湘西得以恢复安定，经济文化也呈现一片繁荣，因此许多学校、工厂以及商人纷纷迁至湘西。陈渠珍的治理得到了张治中的信任和赞许。

1938年11月，“文夕大火”事件之后，陈渠珍将湘西绥靖公署机关迁至乾城。不久，陈渠珍受到张治中的推荐，前往重庆市拜见蒋介石，但是遭到冷遇。因为陈诚等人的谗言，蒋介石一度准备扣留陈渠珍。后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的担保下，陈渠珍才得以前往四川南川居住。滞留重庆期间，周佛海曾拢陈渠珍投靠日本，被其严正拒绝。陈渠珍被蒋介石软禁在南川区后，一家十多口人衣食困难，生活窘迫，陈渠珍后来开办了一所“三一棉毛纺织厂”，但是由于抗战形势日益紧张，物价飞涨，工厂被迫关门。1944年，陈渠珍经张治中等人的活动，才被允许迁居贵州印江。抗战胜利后，陈渠珍返回家乡凤凰，从此不问政事。由于生活所困，他变卖了家乡的田地房产，在北门外开设了一家小型棉花混合纺纱厂，可是生意萧条，不久关门倒闭，其小女儿也因病夭折。

1949年3月“湘西事变”爆发，辰溪县匪首张玉琳率部抢劫了兵工厂，夺得枪支两万余支，扬言要血洗凤凰县，陈渠珍在一众当地政要的劝说下出面组建凤凰县防剿委员会，成立自卫队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了安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局势，中国国民党不得不再次起用陈渠珍。1949年6月，陈渠珍先后接受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和湖南省主席程潜委任的“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及沅陵行署主任的职务，并移署乾城，不久召集湘西各县代表举行善后会议，调解派系纠纷，从而稳定了“湘西事变”的混乱局面。东山再起之后的陈渠珍不再轻易用兵，但仍保存实力，试图重新借机割据。

1949年8月，程潜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当时蒋介石、白崇禧、黄杰等都试图拉拢陈渠珍，使其凭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地势坚守，与共产党对抗。但是陈渠珍审时度势，只是携家眷避居于凤凰县黄丝桥天王庙。不久沅陵解放，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解放军四十七军都先后派人前往湘西做陈渠珍的统战工作，陈渠珍犹豫不决。直到10月下旬，陈渠珍在得知新中国已经成立后，随即召集凤凰的军政首脑召开会议，决定和平起义。11月9日，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向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湘西军区发出了《凤凰县和平解放代电》，而后解放军进入不死鸟，湘西全境解放。1950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成立，陈渠珍任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6月，陈渠珍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受到了毛泽东、贺龙等人的亲切接见，并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陈渠珍还送两个儿子参战，并且协助湘西军区剿匪。1952年2月8日，陈渠珍因罹患喉癌在长沙市去世，终年71岁。陈渠珍逝世后葬于长沙南郊，2012年7月归葬故乡凤凰的南华山。

自1921年以来，陈渠珍致力于策划湘西自治，在当地实行政治改革。他委派参军张刘伯奇率20多人前往山西省考察，学习阎锡山“保境安民”的自治方法，还聘请了留日同学帮助策划湘西自治。期间，陈渠珍任用贤能，制定协修了《湘西十县乡自治条例》，规定了以乡为单位，设立乡自治公所和乡议会，大力推行“保境息民”的方针与“民治精神”。为了实现改革宣传，陈渠珍将《湘西自治条例》以及各项提案、说明等编印成册散发至城乡各地，又创办“民治报社”，发行《民治报》等刊物宣传“保境息民”的好处，对各县办理自治情形及教育、实业、慈善、团务等现状进行报导。为了加强组织领导，陈渠珍组建了由十县民众代表、县长、驻军长官组成的“湘西十县乡自治委员会”，作为乡自治监督、咨询机关，另设“乡政督核处”专事督促检查乡自治办理情况。此外，陈渠珍通过举办“乡自治骨干训练所”积极当地优秀青年，并对他们进行统一考核，选拔出乡长、议长、保董共3000多人。陈渠珍以这批骨干为主力，协助自己贯彻“保境息民”之策，从而推进乡自治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县范围内顺利开展。

陈渠珍主政时期，曾制定《湘西十县乡自治联合筹办实业案》，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其内容涵盖开垦荒地、改良种籽、勘查土质、测量气候风压、建立农业试验场、成立农产品陈列所、搞好农业组合、作好粮食统计、发展林业和畜牧业、开办工厂和工场、调查工业制品及原料、调查商品出入量、勘查矿戒、设立实业银行、采掘天然药材、组织工农商联合会等十八大端。由于湘西属于高寒山区，陈渠珍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业，使得湘西十县在数年间种满了油茶、油桐与杉林，百姓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陈渠珍对湘西税务进行了整顿与统一管理，取消了不必要的杂税而增加了对过路烟帮的税收，在减轻百姓负担的同时，使每年的政府财政得到增收。此外，陈渠珍通过组织部队内部开垦屯田、清理屯租，也节约了很大的财政开支。1924年川军过境后，由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经济受到重创。陈渠珍开始大力发展农业。他号召在各县建立、扩大农事指导所、试验场等，兵分设茶业、蚕业、棉业等不同部门，举办相应讲习所，设立实验地，以此向农村推广茶、棉、桑等经济作物的新品种、新技术。为促进生产力，陈渠珍还对外采购汽油机、水泵、发电机等先进设备。同时，陈渠珍鼓励各县开设工厂、商店，并支持开办“湘西农村银行”，还整修了从镇竿城沙湾通往吉首河溪的狗爬岩河道，从多方促进了湘西的工商业发展与经济繁荣。

在推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的过程中，陈渠珍为了解决湘西十县的的教育落后问题，拟定了《教育调查纲目》，对湘西境内学校进行了实地考察。又根据当地学校普遍存在校舍破烂、设备简陋、师员待遇菲薄、入读率低等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陈渠珍首先在县、乡等各级行政区设立教育筹办机关，而后派遣湘西教育界人士前往江浙等教育发达区学习考察，写成记要，为湘西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陈渠珍还从长沙市等地聘请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建立“十县联合教育改进会”“十县联合单级教授研究所”“十县联合师范讲习所”等机构以扩充骨干教师队伍，并规定了教师的最低薪俸，解决了师资困难问题。在这个基础上，陈渠珍主张改进旧学，增设新学，他令教育筹办机关制定落实各种教育规章，对十县教育进行全面规划，同时不支持儿童入学的群体进行劝学、罚款等，使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教育走向普及。而对于那些品学兼优而又无力升学的学生，陈渠珍也予以支持补助，使这些优秀学子在完成学业后也能参与湘西的建设。此外，陈渠珍还在湘西兴建通俗教育馆、露天学校、聋哑学校，举办学校成绩展览、建立公共运动场，对社会教育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自1931年与湖南省主席何键的斗争告一段落后，陈渠珍开始着手军队建设。期间，陈渠珍结合个人实践经验，写出《军人良心论》一书。陈渠珍在书中围绕如何成为一名追求人民利益的军人，提出“六要”“九尚”“七忌”，作为官兵必读的教科书和行动指南。在官兵训练的方针、内容以及方法上，陈渠珍实行“精神与技术并重”，兼采黄埔军校、湖南陆军讲武堂、贵州崇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方法之所长。为了加强军事训练的具体领导，陈渠珍成立了“军事训练处”。而其练兵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培养军事骨干的军官教育团、培养学生后备军的经武学校、培养模范标兵的“模范营”、培养武器操纵技能的特火大队以及学习警卫技术的卫士大队。同时，为了保证部队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的供给，陈渠珍还筹办了专为军队服务的工厂或场所，包括打造武器的修械所，生产军用皮具的崇实皮革厂，以及制造衣物被服的被服厂，生产枪托的术工厂等。为了保障军事指挥和通讯联络，陈渠珍还在凤凰第一次建立无线电台，并举办了无线电技术训练班。此外，陈渠珍成立了1300多人的“军事督察大队”，负责督促、检查部队的军风军纪。鉴于过去有些军官执行命令不坚决造成部队损失，陈渠珍十分注重在部队中的权威树立。对于违背自己旨意的亲信也一概不再重用，而对于那些带兵成效显著的投靠分子也真正委以重任。在陈渠珍更方面的整顿建设之下，他的军队不但质量显著提高，数量也成倍增加，到1934年春已达3万多人。

陈渠珍的主要著作有《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廖天一庐日记》《湘西教育曙光》等。

当代作家沈从文在《凤凰》一文中评价陈渠珍严以律己，驭下宽厚，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带兵从政，都有游侠者的风度。

当代画家黄永玉在为陈渠珍撰写的墓志铭中评价他是“卓越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军阀混战时期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百姓享受了30余年的太平，在抗战时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骨肉勇士”，黄永玉称赞陈渠珍“治军为政宽厚仁德，工作务实，教子有方，生活简朴，博学渊雅，见解宏阔，无愧人称山水精英”。

在陈渠珍的出生地镇竿城一直流传着关于幼年陈渠珍的奇异传闻。据说陈渠珍快满周岁之时，家里来了一位化缘和尚，来自贵州梵净山镇国寺。陈茂林命家人布施他钱粮，但是和尚却不接受，只称要亲自观看陈家的小公子。陈茂林感到十分稀奇，也暗自认为这个和尚非同一般，便让家人把尚在襁褓之中的陈渠珍抱来。和尚在接过这个年幼的孩子反复端详后，连称其有聪明超达之相，必得一世官高福泽，说罢就要离去。陈茂林听了很是高兴，想要留下和尚共用斋饭，但和尚只是连连作揖，又称这孩子生在甲午日，不甲天下，而甲地方，实乃生得其时，不奉其世。说罢便离开了。

陈渠珍在1910年驻防西藏德摩期间，曾对贡觉营官加挂彭措的侄女西原一见钟情。后来在彭措夫妇的关心支持下，陈渠珍将西原纳为妾室，两人举行了婚礼。婚后，西原对陈渠珍关怀备至，左右不离。在陈渠珍数次出征之际，都是西原挎刀相随。西原白天纵马打猎，夜里为夫君检查岗哨，还曾在陈渠珍与叛军作战时，数次救下陈渠珍的性命。1911年底，陈渠珍决定从西藏自治区东归回乡，西原也毅然万里相随。期间，他们误入条件险恶的羌塘草原，难以找到出路。西原不畏艰险，在沙漠的冰天雪地中为陈渠珍和部队打猎。陈渠珍在西原的关心和支持下，终于在7个月后走出了羌塘大漠。但是回到内陆不久，西原就身染天花病殁。陈渠珍伤心欲绝。为了纪念两人这段生离死别的刻骨之恋，几十年后，陈渠珍在所有女儿的名字中都嵌入一个“元”字，以纪念西原，并嘱咐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西原妈妈。

陈渠珍与贺龙早年素有交情。在1921年的援鄂战争中，时任湘西援鄂民军游击司令的贺龙所部遭到北洋军蒋光祖的围攻，陈渠珍在战场上率部助其击溃了蒋部，两人自此有了交集。贺龙后来听说陈渠珍的不凡身世，暗自称赞，而陈渠珍也前去拜访贺龙，认为他谈吐不凡，将来必成大事。那时两人都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相互欣赏。他们一度同游梁山，参观伏波庙，畅谈天下大事。贺龙而后在陈渠珍的湘西巡防军中出任第二支队长。1922年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入川组建军队，向陈渠珍借兵时，陈渠珍特派贺龙率部相随。当时有人认为贺龙有勇有谋，能征善战，劝陈将其留在身边。而陈渠珍看出贺龙并非池中之物，认为不应耽误其前程。后来贺龙入川，果然一路身居要职。1925年，贺龙已经就任澧县镇守使，彼时适逢陈渠珍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处境艰难，他便为陈让出绥、保、永各县防地，陈渠珍对此感激不已，对贺龙的情谊更深。后来赵恒惕讨伐贺龙，陈渠珍更是冒险阳奉阴违，一面通电讨贺，一面暗中在永顺、保靖县让路，使贺龙率部入川。待到贺部离境之后才对空放肆开枪，向赵恒惕谎称受到偷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