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焕章，原名曲占恩，字星阶，彝族，1880年（清光绪六年）出生于云南江川区赵官村。曲焕章年幼时父母相继离世，12岁时跟随姐夫学习中医伤科，热衷于研究中医医药。他遍游云南省名山，学神农尝百草，苦心钻研试验，研制出伤科药物百宝丹，也就是云南白药的前身。

曲焕章白药百宝丹生产达到顶峰时，年销量达40万瓶之多，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地开设代销店。抗战时期，曲焕章捐献了三万瓶百宝丹支援抗战，对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曲焕章为保护药方被迫害致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焕章遗孀缪兰英将白药秘方献给了党和政府。1956年，公私合营，百宝丹秘方被列为国家保密级配方，曲焕章大药房与其他几家私营药房合并，改名为昆明联合制药厂，所出产品称云南白药。1995年，云南白药被授予“中华老字号”，“云南白药散剂”“云南白药胶囊”被列为国家重要一级保护产品。

曲焕章先生一生医者仁心，爱国为民，不仅给世人留下了一批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珍贵中药祖方，也为近代中华传统医学和传统民族医药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曲焕章出生时是家中的老四，有三个姐姐。他7岁丧父，9岁丧母，全靠祖母与姐姐抚养。后因姐姐嫁给当地袁举人袁恩龄的儿子袁槐，曲焕章被姐姐带到袁家，跟随姐夫袁槐和其父袁恩龄学医。曲焕章聪明好学，对药理的悟性尤其高，在跟随姐夫行医的同时，学习了加工配制伤科用药的知识。15岁时，曲焕章已在袁家药房当帮工。因其刻苦钻研，几年下来学得一手治伤技能。有感于曲焕章的好学且对医术颇有天赋，袁恩龄在将自己研制的药方“南极万应丹”亲传长子袁槐、三子袁杞、五子袁权的同时，也传给了曲焕章。

曲焕章年岁稍长，在袁家的操持下迎娶了邻村的李惠英为妻，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婚后曲焕章运用在袁家学到的医药知识，继续为求医者治病，并自己动手配制伤科药物。经他配制的伤科药物和其他草药的配合使用，治愈了附近村子受伤的村民，渐渐地上门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妻子李惠英也在他的教授下配置药物，以缓解人手不足之需。

曲焕章利用滇中丰富的植物资源，遍尝百草，反复实践，并求教当地民族医生和草药医生，于1902年配制出一种治伤药，叫“万应百宝丹”，由于该药呈白色，人们习惯称之为“白药”。这种白色药粉具有活血化瘀、解毒消肿等功效，对于刀枪伤及跌打损伤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白药一经问世，疗效突出，曲焕章在江川开始小有名气。

1906年26岁的曲焕章被迫为土匪治伤，被人状告通匪，受到官府缉捕。曲焕章离开家乡避祸，游走于建水县、个旧市、蒙自市等地行医。曲焕章在个旧行医时腹部长了毒疮，疼痛难忍，生命危在旦夕。被武当派的道医姚洪钧治愈。治疗期间，姚洪钧见曲焕章为人谦虚好学，是个可造之才。曲焕章也有意拜医术高明的姚洪钧为师，二人于是成为师徒。

曲焕章拜姚洪钧为师后，他们一起在云南省一带行医。姚洪钧将其所学的医术悉数传授给曲焕章。曲焕章并跟随姚洪钧一起入山采药、配药，学习用药之法。后姚洪钧遇上仇家，重伤而亡。曲焕章把姚洪钧安葬后，继续在滇南一带行医。其间，他除研习武当派医术外，还继续完善百宝丹配方，成为滇南一带伤科名医。

1913年出逃多年的曲焕章回到老家。此时，妻子李惠英因得到消息说他早已客死他乡而改嫁，破镜难以重圆。曲焕章再次出走，只身来到通海行医，为很多人治好了重伤，名声大振。随着事业的兴旺，曲焕章有了些积蓄，便在县城西街买下房子行医。

其后，他与当地商户缪宝权的女儿缪兰英结婚，不久又在县城东街买下一幢房子，在缪氏的协助下，正式挂起“曲焕章药房”的招牌。药房除继续配制百宝丹、撑骨散、虎力散、消毒散外，还出售洗肠散、补脑散等20余种药散。这一阶段是曲焕章事业的上升期。

1913年，唐继尧调任云南省都督，派兵到通海县、建水县、石屏县一带剿匪。滇南一带的土匪头子吴学显胸部中枪伤， 逃回老家通海县藏身治伤。曲焕章被挟持到吴的藏身处时， 吴学显已经命悬一线。曲焕章没有受到土匪的言语恐吓影响，而是凭着医者的仁心全力救治。曲焕章先用随身携带的百宝丹为他止血消炎，随后要求回家拿药，但土匪不准。无奈之下，曲焕章写了一封信，让土匪派人持信前往家中找缪姓取药。药取回后，曲焕章将药给伤者灌下，不到一小时伤者就开始苏醒，又经过几天的精心治疗，伤情终于好转。而救吴学显的这味药据说叫“玉莲草”，是姚洪钧传给曲焕章的。此药只生长于高山泉水旁，在姚洪钧的一生中只寻得两株，其中一株用在了吴学显身上。曲焕章因担心为土匪治伤再次惹祸，便逃到开远市行医。官府闻讯通缉追捕，后来曲焕章在宜良县被捕入狱。经姐夫袁槐营救，曲焕章被无罪释放，并回原籍行医。此后，曲焕章常住昆明市行医卖药。最早，他居住在小西门蒲草田。其间，他在百宝丹的基础上，综合师傅所授医术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完善药方。1916年，他将百宝丹呈送云南省政府警察厅卫生所检验，被列为优等，允许公开出售。

吴学显在攻占通海县城后，抢劫了很多人家，但曲家却是个例外，不但没被抢，还得到土匪保护，甚至连抢到的财物都要分给曲家。土匪撤走后，通海士绅联名控告曲家“通匪”。随后，省警察厅在昆明将曲焕章逮捕，判以死刑。此事让吴学显知道了，他写了一封信叫人送给唐继尧。信上说，攻打通海县城与曲家毫无关系，要求立即释放曲焕章，之所以派兵保护、送礼，是为了感谢其救命之恩。最后，吴学显还威胁道，若无端加罪曲焕章，将发兵围攻昆明市。唐继尧见信，又询问了曲焕章，认为土匪抢劫与曲家无关，便将曲焕章释放，同时又托他与吴学显搭线，成功将这股土匪招安收编。因此，曲焕章成了有功之人。

在北伐中，吴学显的右腿骨被枪打断，当时跑遍了所有知名的医院，都说只能通过截肢的办法来保住性命。军队甚至请了来自法国的医生为吴学显诊断，最后医生也只能对他的伤口连连摇头。认为除了截肢，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再次找到曲焕章。像第一次将吴学显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一样，这次曲焕章继续发挥他的魔力，在不截肢的情况下，将吴学显再一次拉回了人间。一时曲焕章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神医，前往问诊者门庭若市，在吴学显的再三坚持下，1922年曲焕章迁居至昆明市，开了自己的伤科诊所。

护国战争胜利后，唐继尧的秘书长白小松被人毒打成重伤，经英、法、美几家外国医院诊治，都主张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唐继尧派人请来曲焕章诊治。曲焕章使用百宝丹经过60多天的治疗，白小松的伤势渐渐好转。昆明的大小官员和外国医院的医生对百宝丹和曲焕章的医术赞叹不已。曲焕章由此受到唐继尧器重，先后被任命为云南省陆军医院外科主任、陆军医院院长（授上校军衔）、东陆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等职，唐继尧并亲赠“药冠南滇”匾额。

随着百宝丹名声越来越大，在1927年“倒唐”（迫使唐继尧下台的政变）运动中主政云南的龙云给曲焕章赠送“鍼膏起疾”匾额，中国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也赠送了“白药如神”匾额。1935年，蒋介石到昆明，在龙云的引荐下接见了曲焕章。曲焕章送了500瓶“三升百宝丹”给他，蒋介石则亲书“功效十全”相赠，以示关照。之后，百宝丹更是声名远播。

曲焕章迁居昆明市后，将原来的铺面改建为“曲焕章药房”，并总结临床经验，对百宝丹反复验证，研制出“一药化三丹一子”的配方，即“普通百宝丹”“重升百宝丹”“三升百宝丹”和“保险子”，使百宝丹产品及疗效更加完善。1928年，百宝丹批量瓶装上市，香港、澳门、雅加达、仰光、新加坡、曼谷、横滨市等地都设立了代销点，百宝丹开始名扬海内外。1931年至1934年，曲焕章辞去医院的相关职务，将药房从南强街迁往金碧路，更名“曲焕章大药房”，开始规模化生产和销售百宝丹。此时，曲焕章的医药事业发展到了高峰。

随着百宝丹名声越来越大，1927年“倒唐”（迫使唐继尧下台的政变）运动后，龙云主政云南省，他给曲焕章赠送了“鍼膏起疾”的匾额，中国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也赠送了“白药如神”的匾额。1935年，蒋介石在昆明市接见曲焕章，曲焕章送了500瓶“三升百宝丹”给他，蒋介石则亲书“功效十全”相赠，以示关照。之后，百宝丹更是声名远播。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途经云南时缴获一批国民党军队的物资，其中就有曲焕章研制的百宝丹。这对缺医少药的红军战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红军用它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后来据一些老红军回忆，红军过草地期间，由于环境恶劣，许多红军战士患了疾病，腹泻不止，使用百宝丹后才逐步好转，挽回了生命。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身处大后方的云南省人民也行动起来，尽其所能参与抗战。同年9月，滇军60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出于爱国之心，曲焕章拿出5万瓶百宝丹免费送给这支抗日军队。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大捷后，日军组织大规模反扑。滇军奉命接防台儿庄东南禹王山一带防线。4月22日，日军进犯，禹王山阻击战打响。在这场战斗中，60军有4万余人，对手是装备精良的日军第5师团（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和日军第10师团（矶谷师团）。战士们负伤后，外敷内服百宝丹又继续冲锋陷阵，云南省子弟和日寇进行了100余次拉锯战，血战27个昼夜。在这场血战中，百宝丹拯救了不少滇军将士的生命。

由于抗日前线急需大量药品，曲焕章为了满足战时所需，扩大生产，采取了许多措施：与农民订立合同，要他们按质按量交售各种药材；人手紧张，就临时招聘工人，他自己更是夜以继日地进行配药。百宝丹生产出来后，由中国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直接采购，发往抗日前线。

后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军队为配合盟军作战，组建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据说，出征时每位官兵都由政府发给两瓶百宝丹，如果在战斗中负伤，可用此药急救、止血和医治疾病，它神奇的功效也给盟军和缅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一名随军记者在《从印度到中国》一书中，高度评价了百宝丹，引起各国医药界的重视，因而驰名世界。

百宝丹出众的疗效使很多人都觊觎其配方。在利益的驱使下，1938年，国民党中央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向曲焕章发出邀请，让他到重庆市出任新成立的中央国医馆馆长之职，以套取百宝丹配方。曲焕章接到邀请后左右为难，但权衡之后，还是只身前往重庆。一到重庆，曲焕章就被接到中华制药厂内，焦易堂为他设宴接风洗尘，蒋介石也再次接见了曲焕章。中华制药厂是焦易堂等人合股开办的，他以支持抗战为名，要曲焕章参与合办，并交出百宝丹秘方，由中华制药厂生产。思虑后，曲焕章拒绝了交出百宝丹秘方的要求，焦易堂恼羞成怒，将他软禁了起来。曲焕章悲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同年8月不幸逝世，时年58岁。一代药王在重庆陨落。曲焕章逝世后，他的遗孀缪兰英托人将曲焕章的遗体运回昆明市安葬。

曲焕章离世后，他的妻子缪兰英继续经营曲焕章大药房。但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国内经济萧条，曲家的生意举步维艰，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艰难经营的曲焕章大药房有了起色，百宝丹还在西南工业展览会上获奖，1955年缪兰英决定向人民政府献出百宝丹秘方。其后，百宝丹秘方被列为国家保密级配方，并更名为“云南白药”，由指定药厂生产。

曲焕章年幼时失去父母，有三个姐姐，跟随姐夫袁槐学医，16岁娶妻李惠英，为避祸出逃多年，民国初年回到老家时，李惠英认为曲焕章已客死他乡改嫁他人。之后曲焕章娶了第二任妻子缪兰英。曲焕章和缪兰英生育一子取名曲嘉瑞，曲嘉瑞1985年携妻带子到三明市办中药厂，后成为国家大型制药企业三明制药厂的高级技术顾问。

曲焕章作为云南白药的创始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药财富，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2019年4月，曲焕章文化研究会在位于江川区前卫镇赵官村委会的曲焕章故居成立，对曲焕章生平事迹、曲焕章精神、云南白药医药文化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进一步推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曲焕章去世后，遗体运回云南省，葬于昆明玉案山花红洞。墓丘为石块砌成圆形，夫人缪兰英1958年去世后也葬于此处。2003年3月28日，曲焕章墓地经过整修扩建被公布为西山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曲焕章的一生不仅医术高明，而且遵循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医者仁心，无论什么人患病受伤，他都热情治疗，不计较报酬，甚至多次为贫苦农民免费治疗，乐于慈善事业，勤于社会救济。为国为民，在医药事业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受人敬仰和缅怀的医学家、实业家。曲焕章研制的百宝丹，为丰富和发展祖国的医药事业作出了贡献。曲焕章爱国明理，懂得取舍。国难当头，他捐赠百宝丹，帮助国家抗战；新中国成立后，妻子又将百宝丹药方捐赠给国家，造福百姓，这也是爱国精神的体现。

近年来曲焕章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以及曲焕章白药文化纪念馆的修建，为传承和弘扬曲焕章的爱国精神和白药文化提供了文化氛围，丰富的文献资料展示了曲焕章传奇、卓有成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