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1923年6月1日—2009年4月11日）本名林庆澜，曾用名林杰、鲁林杰，浙江温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影戏剧专业。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革命家。

1923年，林斤澜出生于浙江温州百里坊八仙街口。1925—1935年先后就读于温州海坦镇沧河小学、浙江省温州中学附小和温州中学。1937年，林斤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浙闽边抗日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在抗日流动宣传队做抗日宣传工作，同年开始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曾任剧团团员、机关雇员、中学教员等。1941年，林斤澜考取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6年底，与谷叶结婚，一同前往台湾省从事革命活动。1947年，在台湾“二·二八”运动中被捕，一年后被误释逃往上海。1949年进入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50年，林斤澜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发表了第一个剧本《祖国在召唤》。1951年，调往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工作。参与筹建北京作协，在创作上主攻小说，也写散文、文学评论等。1961年林斤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6年—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辍笔。1980年林斤澜加入北京作家协会，成为北京作协驻会作家，具有一级作家职称。1986—1989年任《北京文学》主编，历任北京作协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四届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从1955年到2007年，林斤澜先后在《人民文学》《北京文艺》《收获》《山花》等期刊上发表小说《孙实》《雪天》《春雷》《台湾姑娘》《飞筐》《山里红》《石火》《满城飞花》《草台竹地》《矮凳桥风情》《十年十癔》等，散文集《舞伎》《人生怀抱》《山外青山》《月夜有鱼》，文论集《小说说小》《随缘随笔》《短篇短见》。2009年4月11日，林斤澜因病逝世，享年86岁。

林斤澜一生经历丰富，创作颇丰，被誉为“短篇小说圣手”，与汪曾祺一起并称为“文坛双璧”。林斤澜创作的短篇小说《头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井亭》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短篇小说佳作奖，《去不回门》获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于2007年获第三届北京文学节特别贡献奖。北京文学节对于林斤澜的颁奖词是：“林斤澜一生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探索，在小说语言方面、小说艺术及理论方面都有独到发现和见解，对中国当代白话文写作极具启发意义。”

1923年6月1日，林斤澜出生于浙江温州百里坊八仙街口，六岁时林斤澜进入父亲创办的温州海坦镇沧河小学读书。至小学三年级，转学至浙江省温州中学附小。因新学校离外祖父家近，故而住外祖父家，外公给他改名为鲁林杰。外祖父曾开私塾学馆，教四书，家里三代女人都画国画，外祖父虽然不会画，但很擅长品评，受外祖父的影响，林斤澜对画中的“空白”有所体悟，写作时特别讲究布局和构图。小学时期，林斤澜的阅读比较杂。家庭教育上，外祖父对他的要求比较严格，每周日上午给他讲一篇《古文观止》，还要求他每天写日记，闲来会给他“说书”，说的是《三国》《水浒传》《西游》。

学校教育方面，林斤澜小学时接受的是十分开明的现代教育：“我遇上的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班主任他们，是一伙教育家，有的思想先进。他们鼓励读课外书，主张学生自治，选举学生会干事。高年级时，我曾当选图书馆长，顺便读了些翻译名著，留下印象的是传奇，如爱德蒙·邓蒂斯。也读契诃夫，能接受他前期仿佛笑话的小说。”1935年，林斤澜考入温州中学初中部，在校刊发表文章《新路》，并开始大量阅读中外书籍与进步刊物，如《新青年》《语丝》，德国作家狄奥多·施笃姆的《茵梦湖》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

1935年，北平市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运动影响到温州市后，震撼着温州学生抗日救亡的心，他们罢课罢考，举行大小集会，上街游行演说。林斤澜在其中参与编印刊物和小册子，排演话剧，宣传抗战，抵制日货。林斤澜自述，当时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革命”。他加入了“厨房会”，也就是后来的“野火读书会”，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包括赵瑞蕻、马骅（莫洛）等人。在“厨房会”中，林斤澜大量阅读中外书籍与进步刊物，如《中流》《译文》，知道了鲁迅、茅盾，也读救亡刊物《大众生活》《世界知识》。

1937年，14岁的林斤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到达闽浙边闽浙边抗日救亡学校旧址的学员。卢沟桥战役爆发，莫洛、林斤澜、唐等人在胡景瑊的组织下，于8月21日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团员们出墙报、印传单、编书刊、办画展，还上街头演讲、歌咏、戏剧公演等。初中毕业后，林斤澜加入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年，加入温州市“前哨剧团”，在《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并结识了同学谷玉叶（后改名谷叶）。1938年林斤澜在抗日流动宣传队做抗日宣传工作，同年开始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曾任剧团团员、机关雇员、中学教员等。

1940年春，17岁的林斤澜前往延安市寻求革命事业，但到达重庆市的接头地点后失去了组织联系，后求助于新疆大学任教的茅盾，并在其建议下于1941年考取重庆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师从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许幸之、叶浅予等，并结识朱自清、梁实秋等人。1946年夏天，林斤澜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并前往温州联合中学找自己的爱人谷叶，同年冬天，二人结婚。之后，林斤澜与妻子前往台湾省从事革命活动，林斤澜明面工作是彰化职工职业学校的老师，妻子谷叶则在台中中学教音乐，二人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林斤澜被人供出，身份暴露被捕，被监禁一年多。后来侥幸被放出，但很快就被发现是误放，被四处追捕，最后躲在一艘煤船的暗舱中逃回上海市。

1949年林斤澜进入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结识高晓声、林昭（彭令昭）、陆拂为、房仲甫等人，当时林斤澜任学生会主席，时任中共苏南区委宣传部部长的汪海粟兼任校长。

1950年，林斤澜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开始从事专业写作，12月28日在《苏南日报》上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独幕剧《祖国在召唤》。1951年，林斤澜调往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工作。参与筹建北京作协，在创作上主攻小说，也写剧本、散文、文学评论等。1954年3月15日至3月30日，林斤澜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1955年8月林斤澜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孙实》，1956年之后又先后在《人民文学》《北京文艺》《中国工人》等期刊上发表了《借支》《雪天》《螺丝钉》《春雷》《台湾省姑娘》《家信》等作品，其中《春雷》和《台湾姑娘》因在题材和写法上新颖独到而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一时期还出版有剧本集《布谷》、特写集《飞筐》、小说集《惹祸》等，这段时期的作品大致追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脚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写好人好事、英雄干部，与当时主流思潮影响下的其他作家相比，有一定独特性，但仍未摆脱政治梏。

1959年林斤澜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下放到京郊门头沟区深山区，是当时北京市文联中全家带户口下放的第一例。1961年林斤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相继发表小说《山里红》《铁疙瘩》《和事老》《假小子》《赶摆》《惭愧》、散文《山村三题》《春秋》《庙子——八角记事之一》、报告文学《衡量》等作品。1966年—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林斤澜在这一时期辍笔。

1978年之后，林斤澜继续开始创作。1980年林斤澜加入北京作家协会，成为北京作协驻会作家，获得一级作家职称。1986—1989年任《北京文学》主编，历任北京作协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四届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80年代以来，林斤澜著有小说集《石火》《满城飞花》《草台竹地》《林斤澜小说选》、散文集《舞伎》《人生怀抱》《山外青山》《月夜有鱼》、文论集《小说说小》《随缘随笔》《短篇短见》、小说《矮凳桥风情》《十年十癔》等。这一时期林斤澜的小说多取材于北京郊区农村生活和知识分子的遭际，以散文的笔法，着力表现一种特殊的氛围与结构。其晚期的作品冷峻、深沉、尖刻，被称为“怪味小说”。“矮凳桥”系列之后，林斤澜又创作了“癔”系列和“门”系列。“癔”系列的诞生成为林斤澜小说创作走向极致的标志，“门”系列通过退休诗人与“门”之间发生的故事，探讨人类生存的困惑与迷茫。2007年9月25日，林斤澜获北京作协第三届北京文学节“特别贡献奖”。

2009年4月11日16时46分，林斤澜因心脏和肺衰竭抢救无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86岁。

林斤澜的父亲林丙坤。林丙坤是温州市当地有名的教育家，主张教育救国，于1914年创办温州沧河小学，担任校长一直到解放后，是当时的“温州教育三巨头”之一。据林斤澜回忆：“我父亲一生做小学校长，养育子女十人，有自住房产，日常开支靠工薪收入，家庭里充满‘学而优吃好饭’的信念。”当林斤澜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他说：“我的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办学校，办小学；我的一生也只做一件事，写小说，写短篇小说。”

林斤澜的妻子谷叶。1937年，林斤澜加入温州市“前哨剧团”，结识了同学谷叶。谷叶多才多艺，后来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首届学生。1946年，林斤澜与谷叶结为夫妻，对于这场婚姻，林斤澜说：“我一生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谷叶。”林斤澜入狱期间，妻子谷叶坚持每天给林斤澜送饭。1997年，谷叶得了脑萎缩症和脑血管硬化症，这一复杂的病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几乎不可能根治。2004年，谷叶去世。火化前，林斤澜掀开被子一角，看了她很长时间。

林斤澜的女儿林布谷。1957年，林斤澜将几年间的主要剧作结集为《布谷》出版，收获了文学界的肯定。他与谷叶的女儿也是这一年出世的，于是林斤澜为女儿取名为“布谷”。林斤澜喜爱喝酒，尤其是爱喝高度白酒，女儿林布谷也是他的忠实酒友之一。在林斤澜的家中，有两面特别的墙，一面从上到下都是书本，另一面则放满了酒瓶，家里的卫生间的壁灯也是酒瓶形状的，这些都是林布谷设计的。后来林布谷回忆说：“我上人大新闻系时，老师说得接近生活，让不想和你说话的人能和你聊天。我就跑到街上卖高粱白酒的柜台边，一边喝一边和老大爷们聊天。父亲发现后，来了一句，‘回家喝吧，我陪你喝。’于是乎，我俩几乎天天对酌。”

很久之后，女儿林布谷回忆起父亲林斤澜逝世前的几分钟，依然激动地说道：“最后的抢救不到10分钟。在此之前老人一直非常清醒，拉着我们夫妇俩的手断断续续嘱咐‘要坚强’‘要豁达’。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淌，父亲却说：‘高高兴兴的嘛！游子要回去了！”她说：“每个人都是哭着来的，但应该要笑着走。这本来是我对自己说的，爸爸做到了。”

汪曾祺是林斤澜的挚友，相识在五十年代初，都在文联工作，且年龄相仿。汪曾祺那时候文章不多，性格的温厚吸引了林斤澜。平常经常一起喝酒、谈天。林斤澜认识沈从文，也是汪曾祺的介绍，两人还到历史博物馆去看望这位前辈。

林斤澜与汪曾祺有很多相似点，大致说来，都爱写短篇，均带点杂家的趣味；对风俗人情、野史笔记有些兴趣；而且他们皆有点散淡或自由派的风骨。林斤澜自认在一些地方不及汪曾祺，比如学问，比如天赋。也由于此，便倍加珍惜他们的友情。老舍当年看重这两个青年，说了些勉励的话，大意是，今后两人都会写出好的作品来，是很有潜力的青年。

后来，林斤澜进入了写作的最佳时期。但那时他最惦记的，是汪曾祺这个朋友。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与文联的圈子远，而林斤澜凡事都要和他联系。 汪曾祺去世后，林斤澜颇为伤情，有多篇文章纪念。《汪曾祺全集》的前言，就出自他的手笔。

林斤澜的作品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方面，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小说创作，是一位跨越“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时期的作家。“十七年”期间，林斤澜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很多作品和当时的流行作品一样，充满了好人好事，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斤澜不断进行艺术探索，文学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终于创作出了具有“笔记与诗魂交融”风格的《矮凳桥风情》《十年十癔》及《十年十癔（续）》，将其创作推上了一个高峰，其中，《矮凳桥风情》更是代表了林斤澜的创作成就，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叙事策略。

林斤澜是典型的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南方文人，从他早年表现京郊农村新貌和文艺界生活的作品，到新时期营构独特的小说审美体系的创作道路，可以见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短篇小说在审美形态的变化轨迹。林斤澜的小说将北方书面民间语言和南方地方语言进行杂，其语言策略通常是书面语言口语化，口头语言书面化。如在《丫头她妈》描写丫头她妈卖菜的这段话：

同时，林斤澜善于将日常词语书面化，化平凡为神奇。譬如，在《蚱蜢舟》中，作家描写二女儿笑耳小时差点被床单蒙住头窒息而死，妈妈李地拍打几下，小孩又活过来，妈妈感叹这个小孩很“皮市”，笑耳长大后，处于极度饥饿状态却考试成绩比姐姐好，妈妈不禁又叹息女儿“皮市”。

林斤澜小说中的语言经常有一种涩味，不合常规。这种涩味是与其小说情节的“晦涩”相辅相成的，有一种“冷露滴梦破，峭风梳寒骨”的冷峻作风。具体到小说中：

三言两语，就将一个女人的坎坷半生勾勒出来，风格峻奇。同时，林斤澜擅长在一篇小说中提炼强化一个词语，让其反复出现，赋予其深刻复杂的思想，以此表达全篇的精髓。例如：《舴艋舟》中的“皮实”、《笑杉》中的“讨厌”、《肋巴条》中的“感冒”和“起哄”，这些词语都以反复的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引起读者关注，促使读者进行从不明白到理解的阅读过程。

林斤澜的创作是以瓯越文化为基础，与温州市人文精神一脉相承。其作品大多以温州农村为背景，语言凝练含蓄，并将温州方言融入其中。汪曾祺曾评价：“林斤澜不但能说温州话，且深知温州话的美。他把温州市话融入文学语言，我以为是成功的。”林斤澜的作品聚焦于温州市井生活，刻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地区吐故纳新的现代风貌。在他的笔下，温州市随着“矮凳桥”“鱼丸面”一起进入他的文字中。林斤澜也多次在作品中表达对家乡温州市的思念，如“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温州话特有的词汇，比如矮塌塌、平板板、影悄悄、晒晒暖、眼光光等，被他运用得生动传神。

林斤澜温州市风味小说的特征，首先是传说性。这些并不是作者家乡改革开放的诸人事的实写，而是一种“当代传说”，它在发生的一刹那已和其他传说一样，成为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的历史上的又一则故事。其次是迷幻性，似散非散的旧梦和将信将疑的新梦纠合在一起，亦真亦幻的场面和时远时近的传说搅和在一起，给作品造成了奇异的迷幻境界。然而它却使人不仅能感觉到混沌体的生活和“模糊美”的存在，还能感觉到其中闪烁着的现实与历史双重复合的文化审视和思考，可以触及到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某些东西。第三是寓言性，就如舍渥德．安德生写了一系列关于温涅斯堡的小说。但据说温涅斯堡是没有的，这是安德生自己想出来的，造出来的。林斤澜的矮凳桥也有点是这样。矮凳桥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一点影子，但未必像作家所写的一样。作家把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倾入了这个地方，造了一座桥，一个小镇。即“矮凳桥世界是一个寓言的世界，它讲述着一个关于历史的过去与明天、关于认识过去与明天、关于拯救过去和走向明天的寓言。”

汪曾祺曾经概括林斤澜小说的特征：“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首先，林斤澜小说的主题是模糊的和悬置的，使得作品在很短的篇幅内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结构。如《青石桥》写的是一家三代的爱恨仇杀，但杀戮的原因不得而知，事后，一家人又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仇恨和宽恕都是那样自然，使读者产生相当丰富的阅读期待和审美联想。

其次，借助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写意”手段，丰富作品的想象空间。比如《溪鳗》中，有一段写到镇长对溪鳗的调情，是这样写人物间对话的：

刚开始，两个人的对答还是正常的谈话，但是，当花鳗鲡说白鳗肚子胀（怀孕）了、去甩子（生育）时，就涉及了性，镇长的重复加强了这层含义，而反问红鳗的情况时，就是一种主动的调情了。读者知道，并没有所谓红鳗，在镇长的语言里，红鳗其实就是指溪鳗，因此溪鳗才会咬牙骂人。最后，溪鳗邀请镇长去她家里喝鱼汤时，其实是对镇长的一种暗示，“白生生，光条条”的，不是鱼而是溪鳗本人。这段文字描写的是镇长和溪鳗之间的性挑逗，没有一个字直接涉及性内容，却将两个成年男女之间的性的对峙和诱惑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斤澜小说的美学特征首先体现在对传统小说审美方式的有力借鉴。受古典志怪小说与《耳中人》的影响，林斤澜的小说往往具有相当古典的叙述特征，叙述方式仍是温和淡雅、从容不迫的，但整体风格却具有险、奇、怪的特征，着重表现人性的幽秘，有挖掘人性丑恶的倾向。在“矮凳桥风情”系列中，许多作品颇似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以一人、一事来勾勒小说的结构，比如《袁相舟》一篇，主人公袁相舟堪称中国现代底层知识分子的典型，作家借助片断捕捉的方式，淡化人物经历中传奇性部分，作品风格疏朗。在《十年十癔》系列中，面对种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疯狂往事，作家并不以经典现实主义细节描写方法去刻意营造所谓历史的真实，而是往往以数个画面和简练的人物对话来展现时代的疯癫和人性的丑恶。

与此同时，林斤澜的小说又运用到了一些现代手法，作家能够将意识流、心理刻画、夸张、变形等手法运用到作品中，真实意义上的细节真实作家并不太考究。读者总能在他的小说里感受到聊斋式的氤气氛：《氤氲》中，当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处决另一革命者时，突然出现了长着人眼的狼和“废墟妖精”；《爱》中，那只唤醒李地爱情的泥鳅被埋葬后，竟然变成了一节树根；《卷柏》中所谓来头很大的老实厨师，失势后痛苦地幻觉变成一棵柏树，是一种典型的孤独症的症状；还有《母亲》和《过客》这样纯粹以现代派手法写成的短篇小说。实际上，这些缺少情节逻辑线索的、具有明显现代文学特征的小说因素，在林斤澜的小说中，古典和现代的两种不同审美形态圆融地结合在一起，有了较复杂的审美形态。

林斤澜在早年创作中对于语言美的分寸感、对于生活场景的捕捉和淡雅隽永的人物对话一直贯穿着林斤澜创作始终。如《台湾姑娘》是十七年文学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台湾光复后，从大陆去台湾教书的教员与一个台湾女佣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不乏朦胧情愫，最后女孩因参加起义被中国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身亡。据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涂光群回忆，当初《北京文艺》编辑部一致对该小说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以“特殊的题材，动人的描写，人物的塑造和简练、独具一格的对话，赢得了读者，受到文艺界注意，应是林斤澜这位语言、写法有个人特色的作家的代表作”。同时，林斤澜的小说体裁虽小，却不乏史的深广，短制中常常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现实内容。他的早期创作主要书写的是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大锅饭”、“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这些作品现在看来，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反映的是政策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政策性。

进入新时期文学，林斤澜的创作焕发出新的生机，1978年发表了书信体小说《竹》，通过一对母女的书信往来，表现对极端左翼路线践踏人间美好感情的控诉，恬淡的笔触和浓郁的抒情风格，与此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一片控诉之声，又有相当的区别，诸如《甘蔗田》《膏药医生》《阳台》《卷柏》等作品都不无深意。林斤澜在新时期文学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构建自给自足的审美体系，以“矮凳桥风情”系列为代表；另一个是对病态民族性格进行审视的作品，作家在中断创作十二年后写作的《矮凳桥风情》，依然没有脱离历史现实主义的意义寻求，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乡镇经济发展的历史。《十年十癔》《续十年十癔》回眸十年“文革”，连缀小人物的辛酸经历，透过个人的病态来审视民族的病态，可谓一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痛史。

老舍在1962年曾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王勇《著名剧作家汪曾祺传略》

林斤澜先生的短篇小说作品语言独到，文学意义深刻，是中国文学中的灿烂瑰宝，为新一代的写作者起到了榜样作用。——莫言（第四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获奖者莫言评价）

林斤澜先生的文学道路，有两点最值得后人珍视。一是他对艺术的探索和讲究是那样纯粹。二是他一生甘于寂寞，不跟风，不追赶潮流，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作。他身上那种清贫的读书人的气质也特别值得我们怀念。——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他的“惨淡经营”，都是为了他的“核”。这个核，也就是作品的灵魂。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感情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不是在表面上作愤世疾恶的叫喊，而是隐藏在艺术的深处。——程绍国（作家、《林斤澜说》作者）

林老是个性情中人，为人非常厚道，我跟他的来往还比较多，我非常欣赏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比较短小精悍的，将变幻的生活和感觉糅合在一起，初读费解，时间久了你就能体味其中魅力。我形容它是“幅短神遥”。——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林斤澜生前好友）

林斤澜和北京市文坛的缘分要从1950年起在北京人艺和北京文联工作开始。那时，他担任老舍的助手，老舍委派他去农村搜集素材和协助采访，他也帮老舍誊写材料。当时老舍就非常看好他和汪曾祺，老舍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除却“文名”，林斤澜还极负“酒名”，他爱喝酒，特别是高度白酒，这一点无人不知。林斤澜和朋友聚会，和晚辈谈文学，也都是无酒不成书。因为爱喝酒，林斤澜进而喜爱上了收集酒瓶，这个爱好让很多朋友都记在心上，于是“酒瓶给斤澜留着”成了朋友们酒干席散时常说的一句话。当然，汪曾祺也是林斤澜的酒友之一。晚年的汪曾祺由于身体不适，医生不让他沾酒，可是林斤澜和好友陈建功还时常拉着汪曾祺一起出来偷偷地喝酒。

林斤澜一生淡泊名利，始终没有放下创作，晚年依然坚持发表文章作品。他的好友也曾劝他爱惜身体、安享晚年，但是林斤澜放不下手中的笔。他并没有真正的‘老’，他的手一直与青年握着。何立伟（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谈及印象中的林斤澜时说道：“林老是个忠厚的长者，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追求他所能达到的文学高度，赢得了青年作家的尊敬。但他又极谦和、极低调、保持沉默，更多的是倾听青年人的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他面露和善的微笑，迎接各样的奇谈怪论，在内心里作出自己的评判，却从不轻易表达出来。”

2012年6月设立“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由人民文学杂志社、温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奖项以温籍著名作家林斤澜命名，以此纪念中国当代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林斤澜，表达对林斤澜的精湛艺术、富有公共承担的文学精神和对温州市地方文化的深切情感的敬意。这是第一个以温州人命名的文化奖项，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短篇小说为评选对象的文学奖项。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颁奖地永久设立温州。每届评奖名额为六个，分“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和“新锐短篇小说作家奖”两类，每类各三人。

2020年12月6日，作为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的系列活动之一，林斤澜文学馆在鹿城区开馆。《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剑谨，鹿城区委书记姜景峰，和林斤澜女儿林布谷等共同为林斤澜文学馆揭幕。林斤澜文学馆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小学沧河校区内，展厅分为序厅、生平厅、成就厅、尾厅。展厅回顾了林斤澜早年读书时期、青年革命时期的经历，介绍了他在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创作生活，以及他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时的工作，特别是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并复原了林斤澜的书房。林斤澜文学馆还展示温州市政府主办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历届获奖作家在当代汉语短篇小说上的卓越成就，彰显温州文化形象。

张颐武于2009年4月13日在其博文发表了《怀林斤澜先生：一个晚辈的回忆和追思》郭佳乐于2020年在《当代文坛》上发表了《文脉的追思与传承——林斤澜先生辞世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二届“永嘉文脉与当代小说”学术研讨会综述》202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孙良好、程绍国主编的《冷的光——林斤澜逝世十年纪念文集》，该书在现有林斤澜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梳理、拓展，既编选了2009年以前评议先生创作的重要学术文章，又在之后十年的评说文章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佳作以作补充。

2023年6月6日，林斤澜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林斤澜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