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和平的非暴力方式的政权更迭运动)

颜色革命

和平的非暴力方式的政权更迭运动

颜色革命（英语：Color Revolution）是指国家反对派借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力量，利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本国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通过组织支持者到街头游行示威、围堵国家重要机关使其不能正常运转等和平的、非暴力方式来实现国家政权更迭的社会事件。因参与者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作为行动标志，又被称为“花朵革命”。

“颜色革命”一般是在美国的精心设计和严密操控下完成的，其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损害他国正常社会秩序乃至颠覆政权，最终将目标国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1974年4月25日发生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康乃馨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颜色革命。随后，“颜色革命”席卷了许多地区，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等等。

“颜色革命”不仅导致当事国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而且严重阻碍当事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此外，“颜色革命”使本来就不太安定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使本已失衡的国际格局进一步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倾斜，部分地区将发生新的动荡。中原地区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认为美国等国借“颜色革命”进行非法颠覆活动，企图培植一个亲西方、亲美国的政府，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入手，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因此，对待“颜色革命”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应该从思想和行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概念定义

“颜色革命”是指国家反对派借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力量，利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本国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通过组织支持者到街头游行示威、围堵国家重要机关使其不能正常运转等和平的、非暴力方式来实现国家政权更迭的政治运动。因参与者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作为行动标志，又被称为“花朵革命”。

“颜色革命”一词是来源于西方的说法，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界定。广义上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除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黄色革命”等，还包括一些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狭义上是指某些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近两年来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亲美疏俄政治变革，其起源于20世纪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的演变，后来演变为独联体的颜色革命。

美国是“颜色革命”的主要鼓吹者和发动者。“颜色革命”成为美国在全世界颠覆他国政权的主要政治工具。美国学者吉恩·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政权更迭理论”为“颜色革命”提供了学理支撑。1983年，吉恩·夏普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并出版名为《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的书籍，“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此书被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

主要特征

目的

“颜色革命”一般是在美国的精心设计和严密操控下完成的，其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通过组织游行示威等非暴力方式，以达到损害他国正常社会秩序乃至颠覆政权，最终将他国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原因及背景

“颜色革命”的爆发是内部因素在外部条件作用下的结果。国内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发国的前政府在解决国家自身问题的时候，出现和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矛盾，造成许多人对当权者不满，给反对派提供了发展壮大的社会土壤以及向当权派挑战的借口。外部势力利用了国内这种矛盾的激化状态，推动了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进程。

内部因素

政党发展不成熟和政治腐败是事发国主要的政治问题。大部分事发国虽然采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模式，建立多党制的制度框架，大部分议员也采取政党比例选举制的选举方式。但新政党的形成并没有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相匹配，各国国情、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条件也有所不同，新领导人制定了新制度，却依旧使用旧制度来治理国家，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却延续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僵化的执政思维难以形成有效的政党运行机制，最终导致许多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此外，事发国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多党林立的局面。外部民主压力逐步深入，当事国领导人执政能力欠缺，不能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缺乏群众基础。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乘机在目标国家内培植亲西方势力，国内新生政治力量快速发展，反对派队伍不断壮大。受外部势力鼓吹的“军队不介入政治”的价值观影响，事发国的军队保持中立或最终倒戈，这也成为了街头政治成败的关键。

除了政党政治发展的不成熟，政治腐败引发群众对执政者的不满也是导致“颜色革命”的根源之一。由于政府的作用被削弱，难以实现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监督，手中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利用这一机会，将数额巨大的国有资产转变为私人财富。恶劣的社会贫困现象造成民众生活越发困难，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民的被剥夺感逐渐增强，以至于对政府失去信心。反对派以此为契机攻击当权者，借助普通民众发动“颜色革命”。　

政治事件的背后是经济问题，事发国大多处于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时期，领导人不够重视经济发展，缺乏治理经济有效的办法，国民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各种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日益积累，导致事发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是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的主要原因。经济贫困、贫富差距大、高失业率、高通胀率是事发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除了贫困问题，恶性通货膨胀和失业人口增加也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压力。缓慢的经济发展与低下的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导致人们对政府极度不满，在特定的诱因下，外部势力乘虚而入，充分利用选举之机掀起拨乱，最终颠覆现有的国家政权。

突出的地区差异，复杂的民族关系，致使各事发国不同程度的存在民族矛盾与族群对立。其造成的社会矛盾在“颜色革命”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虽并非是引起“颜色革命”的主因，但也是“颜色革命”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各事发国大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又分别集中聚居在某个区域，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导致了地区差异问题，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切身利益、国家的政局稳定及执政者的政治前途。事发国国内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地区间的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可以看出，发生“颜色革命”各成员国普遍潜伏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也成为各国发生“颜色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部因素

现代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是人为的和偶发的，经济全球化为所谓的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推行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是造成“颜色革命”的基本背景。随着人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使得一国爆发的“颜色革命”具有的“示范效应”被强化，成功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国家激励着其它正在努力实现政权转变的国家，出现集体联动性。此外，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竞争加剧，深化了一国之内原有的矛盾，互联网与新媒体将这种矛盾夸大并进行密集传播，对变革的呼唤往往在极短时间里形成较大声势。然而，“颜色革命”号召的所谓西方式民主并没有给事发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反而引起了持续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

美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与自由，并将其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美国希望借“颜色革命”使事发国政权更替找到本国利益的代言人，服从于美国“绝对安全”的战略要求。在发动“颜色革命”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各事发国进行政治渗透，其亲西势力通过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在目标国传播西方的价值理念，为“颜色革命”做社会宣传。培养亲美者，挑选青年组织中亲西方者作为其代理人，扶持反对派，对各国的反对派人员进行全面的指导，不但在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选举策略等民主规范方面强化引导，而且还帮助其草拟竞选口号，向其提供大量援助，加强软实力上的影响。此外，美国通过暗地控制政治局势的发展，发动“颜色革命”，间接使亲西方新生力量巧夺政权。

在“颜色革命”过程中，欧盟对于美国的政策起到了积极配合和相互呼应的作用。虽然欧盟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在价值取向、最终目标、手段和方式上也存在细微的差别。欧盟在“颜色革命”中与美国的配合，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的资金和实力为自身服务。在推动“颜色革命”的过程中，欧盟希望“革命”后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和欧洲类似甚至一致，最终同化这些国家。发展援助是欧洲的主要途径，援助对象涵盖目标国的各个阶层，宗旨就是通过资助反对派、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中心，提供各种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机会，通过民意调查影响社会舆论等手段逐渐改变社会信仰，进而改变目标国的社会制度，最终目的是扩张欧盟的势力范围以及阻止北约东扩。在几次“颜色革命”过程中，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OSCE）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美国。

革命呈现出来的特征

一是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理想目标，西方国家常把“颜色革命”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联系在一起，看作是全球民主化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是以非暴力为主要形式，“颜色革命”通常采取大规模的街头游行或广场集会抗争给现政权施加巨大压力，并最终促使现政权崩溃。这种街头政治形式与过去以军事斗争方式推翻政权不同。三是以颠覆政权为行动诉求，“颜色革命”不同于最激进的社会改革，改革是在既有政权的领导下修正和完善国家的基本制度，而“颜色革命”颠覆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和根本制度。

一是违法原则，即大规模违法抗争，抗争者通常是走上街头，强力占领公共场所。二是“非暴力”原则，即抗争者强力占领公共场所，但并不直接采取攻击政府机关和警察的方式。

一是欺骗性：西方国家为了践行自由、民主、人权，把干涉内政说成是争取民主、维护人权、捍卫正义的民主抗争，带有相当的迷惑性。二是隐蔽性：西方国家借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通过无形之手资助、拉拢和培养亲西方的反政府人士，对目标国进行长期政治渗透，等待机会策划、起事。三是对抗性：“颜色革命”导致激烈的冲突和流血事件发生，社会认同和凝聚力被撕裂，国家几近分崩离析。

运作方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主要分成四步：第一步是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收集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失，加以夸大，煽动群众的不满。通过舆论工具的宣传、灌输美国的价值观，美化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让目标国民众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第二步是建立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先建立非政府组织，再成立反对党。第三步是物色有影响的、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亲美人士，作为反对派领袖，把力图推翻现政权的人聚集在一起，待时机成熟，向现政权发起进攻，组织以他为首的新政权。第四步是利用突发事件，或者利用选举机会，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组织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占领广场、冲击政府机关等“街头政治”活动，迫使政府交权。

在“颜色革命”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美国推行其政策的机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官方机构，这不仅包括驻当地国的使领馆，而且也包括美国政府、国务院及下属机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另一个就是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基金会。

西方非政府组织

西方非政府组织通常以推进“人权”“民主”为宗旨，因非政府组织的性质而独立于政府。每个非政府组织都有各自的价值观，比如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崇尚自由民主，欧洲则倾向于社会民主。在“颜色革命”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资金、媒体网络、专业知识、动员能力和国际影响，运用了多种途径，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其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参与选举的监督；二是为选举提供直接或者间接的资金；三是利用媒体，制造舆论；四是组织动员群众运动；五是培养、扶植未来领导人。

在“颜色革命”浪潮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西方非政府组织直接从事海外推进民主计划，主要包括国家民主基金、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国际私人事业中心等。

索罗斯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是美国对民主推广作用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该基金会由美国金融家索罗斯1993年于美国成立。开放社会协会是一个独立经营的基金会，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中枢机构。成立于1993年，总部设于纽约，由金融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创办。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目标，都由当地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索罗斯本人以及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协商决定。索罗斯基金会整体上由29个国家的基金会、位于科索沃和黑山的基金会、“南非开放社会倡议”和“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共同组成。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设有分会，其活动已延伸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索罗斯基金会在“颜色革命”中的主要做法如下：

在各国的颜色革命过程中，乔治·索罗斯基金会的部分行动如下：

1990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同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当选乌克兰总统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16年，索罗斯基金资助多家乌克兰媒体，例如《乌克兰真理报》《每周镜报》、ATR电视频道等媒体及旗下记者，并向支持独立广场抗议活动的民众和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2022年，被视为索罗斯在基辅代理人的某投资公司总裁菲亚拉获得了《乌克兰真理报》的所有权，收购了乌克兰《记者》媒体团队，创建了《新时代》杂志，在乌克兰时代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电台。为了支持被选中参加西方举办的种种会议的70名乌克兰记者，菲亚拉拨款25万美元给每人3000至4000美元，另支付10万美元给10名“调查记者”，帮助他们揭露“亚努科维奇的强盗政权”，同时给俄罗斯泼脏水。

1992年，索罗斯基金会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设立摩尔多瓦分支机构。

1993年，索罗斯基金会选中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之后几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吉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选民政治积极分子”组织，深入到全国各地从事反政府、反总统活动。该机构还在吉建立了许多独立媒体和出版印刷机构，传播阿卡耶夫及其家族腐败的各种传闻，在民众中破坏阿卡耶夫的威信，从而推动了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柠檬革命”，总统阿卡耶夫被迫流亡国外。此外，索罗斯基金会将重点放在制定和推广“公共政策”上，它通过举办国家学术会议，资助吉官员、学者和学生短期赴美留学等方式，向他们灌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这些人在参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立法，制定经济、社会生活的纲领性文件，甚至编制语言教材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西方价值观。

1994年，索罗斯基金会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身外高加索，除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4大机构外，还在4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1995年，乔治·索罗斯基金会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同年，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宣告成立，截至2002年底，该基金会在俄罗斯设立了近10个研究机构，其中莫斯科有“普希金图书馆基金会”、“文化政策研究所”，圣彼得堡有“利哈乔夫基金会”，西伯利亚地区有“开放的西伯利亚地区间慈善基金会”等。此外，索罗斯基金会不惜向莫斯科校方提供大笔资金，该地大学生的课程表上会突然增加一门传授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的课程。

1996年，索罗斯基金会打入乌兹别克斯坦。

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同年，索罗斯基金会囤积泰铢，大幅拉高股价和楼价。当泰国开始出现流动性问题苗头时，以索罗斯为代表的空头开始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导致泰国银行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发生挤兑。之后，他们狂抛股票、楼盘和泰铢。5月，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试图挽救这场危机，但杯水车薪。6月，索罗斯再筹资金，继续猛攻泰铢，最终耗尽了泰国的外汇储备，还大举借债。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机制，实行浮动汇率机制。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1983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和创始人艾伦·温斯等人的推动下，带有跨党派、非盈利性机构色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名义上是“对别国民主提供支援”的“非政府组织”，实则是依赖白宫和美国国会的持续资金支持，遵照美国政府命令，采用资金资助形式操纵、指挥全球多家非政府组织向目标国家和地区输出美国价值观、实施颠覆渗透破坏、煽动所谓“民主运动”等，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

NED有四个“核心受让机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主要负责扶植当地政治团体；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主要负责推动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主要负责拉拢私营企业。

在各国的颜色革命过程中，NED的主要行动如下：

20世纪80年代，NED主要在东欧活动，针对“敌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颠覆政权。1989年8月27日，NED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推翻当时的政府，开启了东欧剧变的序幕。1999年和2000年，NED分别资助塞尔维亚反对派1000万美元和3100万美元，并秘密训练大学生，交由奥帕尔学生团体领导，策划暴乱；训练数千名反对派活动人士，组织平行计票。2000年10月，NED资助、策动塞尔维亚“天鹅绒革命”，颠覆了米洛舍维奇政府。2003年，NED“选择”反对党领袖，为反对派培训人员，提供巨额资金，全程策划参与“玫瑰革命”。“革命”成功后，NED还为格鲁吉亚12个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近54万美元。2004年，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NED等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资金。2013年，NED资助了乌克兰多达65个非政府组织，出资1400万美元给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发工资，推动了2014年乌克兰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推翻了当时的亚努科维奇政府。

NED是“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的重要幕后黑手，通过支持所谓新闻自由、人权活动，向亲美个人和团体提供资助，输出各式反政府思想，煽动颜色革命，导致阿拉伯国家深陷战争、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2011年，NED组织和操纵埃及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通过“全国变革运动”和“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等非政府组织，为示威活动提供资金、培训等各种支持。在利比亚中，NED资助反政府组织“利比亚人道和政治发展论坛”、“透明的利比亚”组织的创始人，以及逃到伦敦的“利比亚消息”网站发起人等。在也门中，NED资助“无枷锁女记者”等非政府组织，并与其密切合作，“无枷锁女记者”创始人塔瓦库·卡曼组织领导了学生集会以反对萨利赫政府，在2011年的也门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阿尔及利亚中，NED资助多个参与“阿拉伯之春”抗议示威的组织，其中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于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10年接受过美国的资助，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与NED下属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有紧密关系。

NED策动玻利维亚“颜色革命”，逼迫总统莫拉莱斯辞职并流亡海外。2013至2018年间，NED长期布局培植“倒莫”力量，与美国际开发署等通过各种方式向玻利维亚反对派提供7000万美元资金，资助玻白人精英、前右派政要等“倒莫”势力，编织覆盖高校、智库、公民组织的“倒莫网”，在土著人中拉拢扶植“印第安纵队”。2018年起，NED捏造“选举舞弊”话题开展洗脑行动，通过“媒体基金”和“菲德斯通讯社基金会”（FIDES）分别投入4.5万美元和4.2万美元，引导玻右翼媒体挖莫政府贪腐、滥权“黑料”，以莫拉莱斯连选为由，给莫拉莱斯贴上“独裁者”标签。通过“千年基金”出资4.5万美元，资助玻利维亚大学、商会、非政府组织等重点炒作“选举公正”“司法透明”等话题，营造各界对莫“选举舞弊”的心理预期。2019年10月29日，NED幕后支持“街头运动”，现场为示威民众发放现金，支持反对派头目卡马乔后，煽动全国罢工。并通过其核心受让组织“国际共和研究所”出资20万美元，用于提高反对派政党动员组织能力、提供“街头运动”指导。

NED干预俄罗斯选举，威胁俄宪制法令、国防及国家安全。2013年至2014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共向当地组织拨款520万美元，参与抵制俄选举结果、组织政治游行，试图影响俄政府机关的决定和败坏俄武装力量的声誉。

NED搅乱白俄罗斯罗斯政局，在2006年、2010年和2020年策动三次针对白俄政权的“颜色革命”。其中2020年对白俄开展项目总金额达235万美元，以推进政治进程为由，开展“促进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项目，围绕投票议题对活动分子展开教育培训，部署观察员监督投票进程，资助独立媒体中心，并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监测结果。2020年8月9日，NED支持白俄反对派质疑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选举结果，引发首都明斯克等城市持续数日发生较大规模抗议活动。2021年5月17日，支持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娅，通过其核心组织与季哈诺夫斯卡娅的团队进行合作，助其开展“公民运动”等相关活动。

1996年NED下属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干预蒙古国议会选举。1992年起，该组织对蒙古国的反对党进行党员招募、组织建设和竞选活动等方面的培训。在其策动下，蒙古国零散的“民主”力量先是整合成两个政党，后于1996年初形成统一的反对党联盟，拿下蒙古国议会70个席位中的50席。1992年至1996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共向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拨款逾48万美元，仅1996年就有近16万美元用于资助蒙古国反对党联盟胜选。

NED监督吉尔吉斯斯坦选举和修宪公投。2013至2020年，NED共向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和各类非政府组织直接拨款1300多万美元。其中2020年该基金会对吉各类“破坏性新闻”项目的资助达200多万美元，比如向“克卢普网站”专门拨款30万美元，用于“监督”吉修宪公投和地方议会选举。2021年1月，吉总统选举期间，该网站招募1500名“观察员”，4月地方议会选举和修宪公投期间，又招募3000名“观察员”。

2020年NED资助的“泰国人权律师”等组织，公开支持和煽动泰国多起街头抗议示威活动。NED还为泰国网媒《自由人》（Prachatai）等媒体平台和互联网法律机构iLaw等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通过这些平台和组织要求泰国政府修改宪法，借此干预泰国内政。

NED鼓动尼加拉瓜反对派暴力夺权。1983年，NED在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扶持亲美政治势力。1984年至1988年，该基金会共向尼加拉瓜反对派资助约200万美元，帮助反对派比奥莱塔·查莫罗在1990年当选总统。2016年至2019年间，NED向尼加拉瓜反对派团体（包括媒体组织）提供了至少440万美元，煽动2018年尼加拉瓜的暴力政变，并呼吁反对派支持者攻击政府刺杀总统。2022年，NED仍通过查莫罗下台后成立的“查莫罗和解与民主基金会”为尼加拉瓜反对派和右派媒体输送资金。

NED资助反古势力引导舆论煽动反政府情绪。2021年，NED资助、指导反古势力，在社交网络中捏造传播假新闻，煽动民众反政府情绪，推动民众参加社会运动，以引发社会混乱。其中，反古势力6月中旬散播“新冠疫情下古巴医疗体系崩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恐慌；7月，NED利用古巴街头抗议运动热潮，炮制“100名示威者失踪生死不明”假新闻并配合网络机器人进行传播，恶意引导网络舆论，煽动古巴民众颠覆政权。

NED长期干涉委内瑞拉内政，该基金会的四大核心受让机构均在委有广泛活动，与该国反对党建立密切联系，且在组织、管理、宣传等方面帮助培训现有或新成立的反对党；向委最大反对派工会提供多笔资金援助，推动后者发起反对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的抗议游行。1999年，NED持续向委内瑞拉反对派提供资金，以邀请人员访美形式组织集中培训。1999年起，NED通过设在美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核心受让组织在委内瑞拉办公室开展活动，借“促进民主”“解决冲突”“加强公民活动之名”，同委内瑞拉几十家机构、反对派政党和组织联系，并为他们提供高达87.74万美元的活动资金。2005年10月，胡安·瓜伊多等五名委内瑞拉“学生领袖”接受由NED资助的“起义”训练。训练结束后，瓜伊多等人回国推广极端右派思想，以期影响委内瑞拉年轻人，并策划街头暴力政治活动。2019年，NED对委内瑞拉开展项目总金额达266万美元。其中，NED以“推进政治进程”为由，开展“加强外联、沟通和组织能力”项目，为当地活动分子提供培训和支持，加强参与者的沟通能力，构建和强化委国内的“公民社会”网络，组建传播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扩散“民主”信息。

2001年，NED下属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海地的暴力政变，推翻了时任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2月，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海地项目负责人史丹利·卢卡斯在海地电台发表言论，公开抛出让阿里斯蒂德下台的三种策略，其长期与海地反对派密切联络，为海地反对派提供资金，实施颠覆行动。

NED扶植反对派领袖罗伯特·基亚古拉尼·森塔穆介入乌干达大选。2018年，NED邀请森塔穆前往美国接受颠覆政权的相关培训，向其提供资金并委派参谋，支持其参加2021年的乌干达大选。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每年投入巨额资金开展反华项目，2020年一年中向与中原地区有关的69个项目提供1000多万美元，妄图推动各类危害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活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散发煽动性言论，挑拨民众反政府情绪，推动2021年古巴多座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此外，NED还炮制谎言，煽动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传播“政治病毒”，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煽动反华、反亚裔的情绪推波助澜；资助“无国界记者组织”，长期鼓动国际社会、广告商、新闻工会以及外国政府等，恶意挑拨事端，污名化他国媒体政策。

NED设立所谓“民主”奖项，以鼓励各国异见人士帮助美国“输出民主”。1991年以来，NED每年颁发表彰“捍卫人权和民主”的民主奖（Democracy Award）。该奖项授予俄罗斯、缅甸、古巴、乌克兰等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异见人士。1999年以来，NED每年还颁发民主服务奖章（Democracy Service Medal）。此外，NED还借“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颁发“民主勇气奖”。

自2004年起，NED每年举办利普塞特系列讲座。讲座在美国和加拿大举办，讲座成果发表在其主办的《民主期刊》杂志。主讲人多为著名政治学者，讲座内容充斥强烈意识形态色彩。此外，NED常年资助举办“族群青年领袖研习班”；定期以学术研讨、提供培训为名向“民权县”组织拨款；2019年6月3日，NED主办探讨“中国压迫模式向世界传播”话题论坛。

NED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资助活动和学术项目。2011年以来，NED在埃及资助非政府组织“埃及民主学院”进行思想渗透，推进所谓民主至少花费4000万美元。2013年10月，NED核心受让组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收到NED30多万美元拨款，用于“改善委内瑞拉政治活动家沟通技能”。2013年12月委内瑞拉地方选举前，“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委境外举办研讨会，就如何使用技术和社交媒体“促进公民外联和参与”提供所谓“专家建议”。此外，NED还创建了一个“虚拟工具箱”，提供“与政治创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在线定制能力建设课程”，该课程至今仍在使用。这些措施在2015年的立法选举中起效，反对党联盟“民主团结圆桌会议”历史性地赢得了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NED长年资助苏丹地区政治青年参与培训。2020年，苏丹民间社会发展和培训区域中心（RCDCS）获得NED颁发的“民主奖”。该组织在苏丹各地为数百名青年提供“民主”和激进主义等方面的培训。此外，2022年3月27日至30日，NED会长威尔逊率团窜访台湾，并举办记者会，宣布将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合作，并于2022年10月在台北举办“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

官方组织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CIA），是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情报机构之一，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下设情报处（DI）、秘密行动处（NCS）、科技处（DS\u0026T）、支援处（DS）四个部门。其主要业务范围涉及：收集外国政府、公司和公民情报信息；综合分析处理其他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情报信息；向美国高层决策者提供国家安全情报和安全风险评估意见；根据美国总统要求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跨境秘密活动等。

美国情报局技术（美国烹饪学院）下设部门还设有多个子机构。例如网络情报中心（CCI）、移动设备分部（MDB）等。美国情报局技术（CIA）之所以设置这么复杂的分支机构，是因为要针对不同的设备“量身打造”窃密工具。以网络情报中心（CCI）为例，截至2016年，网络情报中心（CCI）中就有5000多名黑客和1000多种黑客系统、木马、病毒和其他“武器化”恶意软件。其打造的一款名为“哭泣天使”的黑客程序，主要针对三星电子智能电视，将感染这一黑客程序的电视变成窃听器，记录电视机所在房间内的对话并通过互联网发送到CIA的服务器。除了窃听之外，CIA的黑客程序还被用来做更有针对性的破坏行动，其下设的相关部门还研发了针对多款主流操作系统以及路由器的“后门”程序，可以随时利用这些“后门”入侵相关设备。此外，美国情报局技术（CIA）的移动设备分部（MDB）开发了多种针对智能手机的攻击“武器”，被感染的移动设备会向CIA发送用户的地理位置、音频和文本信息，以及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激活手机的摄像头与麦克风。

除了对全球各国开展间谍窃密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还在世界各地秘密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持续进行间谍窃密活动。全球各地使用美国互联网设备和软件产品的机构和个人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烹饪学院）的傀儡“特工”，帮助该机构进行渗透颠覆和捣乱破坏活动。多起“颜色革命”事件中都有西方大国借助互联网推波助澜的影子，数十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50个他国合法政府（而中央情报局只承认其中的7起），在相关国家引发动乱。西亚北非多国“阿拉伯之春”事件发生后，美国个别大型互联网跨国企业积极介入，向冲突各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拉拢支持反对派，向与美国利益不符的他国合法政府公开发难，协助发布扩散虚假信息，推动民众抗议活动不断激化。

综合分析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事发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各类技术手段发现，信息通信和现场指挥成为影响事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美国所使用的相关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也给美国情治部门对外发动“颜色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烹饪学院）通过网络技术策动“颜色运动”惯用的五种手段：一是提供加密网络通信服务，确保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参与活动时能够保持联络畅通，躲避当地合法政府的审查和监视，避免被跟踪和抓捕。二是提供断网通联服务，确保反政府人员在断网情况下仍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三是提供无网通讯，借助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手段，在全球各地策划组织实施了大量“颜色革命”。四是提供基于互联网和无线通讯的集会游行活动现场指挥工具，帮助年轻人加入流动性抗议活动，提升活动现场指挥效率。五是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

具体案例

20世纪70年代

康乃馨革命

康乃馨革命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于1974年4月25日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也是世界上第一场颜色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冲击着葡萄牙早已停滞的国内经济，安东尼奥·萨拉查右派政权独裁统治，拒绝放弃其殖民地。葡萄牙尝试抵抗殖民地发起的非殖民化浪潮，爆发了1961年~1974年葡属殖民地独立战争。长久的战争和庞大的军费导致葡萄牙国内民众不满，统治阶层内部分裂，令安东尼奥·萨拉查政权失去支持。

1974年4月25日，中下级军官组成了“武装部队运动”，于里斯本发动了一场反对独裁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军事政变，期间并有很多平民自发参与。在政变期间，军人以手持康乃馨来代替步枪，康乃馨革命便由此而来。此革命推翻了20世纪西欧为期最长的42年独裁政权，最终以亲西方力量的胜利而告终。康乃馨革命成功后，葡萄牙帝国政府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但之后引发了两年混乱的“过渡时期”，政府更替频繁，10年内更换15个总理。

20世界80年代

天鹅绒革命

天鹅绒革命广义上是指没有经过大规模暴力冲突就实现政治制度更迭的东欧剧变，狭义上是指1989年11月（东欧剧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瓦解，分离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事件。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二国开始美苏冷战，苏联加紧对东欧国家的控制。1968年，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欲脱离苏联控制。同年8月21日，苏联红军决定武装干涉，在进攻开始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事件。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捷克共产党领导。11月24日，雅克什辞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一职，且捷克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的多党选举。多党选举的结果，哈维尔所领导的“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在布拉格之春中失势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担任联邦国会议长，哈维尔担任总统，自此捷共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这场天鹅绒革命促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移转，但也导致斯洛伐克于1993年宣布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体制瓦解。这次斯洛伐克的和平独立与联邦体制的和平瓦解，也被称为“天鹅绒离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欧八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放弃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对东欧各国产生重大影响。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东欧各国执政党对党内外反对派妥协退让，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夺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变革的国家，到1992年1月，东欧八国执政党均丢失政权，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战争、塞尔维亚、黑山、北马其顿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统一。原东欧八国剧变分裂后的十三个国家，原东欧地区由此形成中东欧十六国。自此，东欧剧变被称为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天鹅绒革命”后，转型中的东欧各国均以欧美国家为样板，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但转型后的“民主制度”依然面临挑战，四分之一的东欧人比1989年更穷，贫富分化严重，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或者剧烈波动。

21世纪初期

玫瑰革命

2003年11月2日，格鲁吉亚议会大选结束后，以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为首的反对派指责谢瓦尔德纳泽政府在选举中“舞弊”，不承认大选结果，并发动民众上街游行。萨卡什维利高举象征“和平”的红玫瑰，带领支持者冲入议会大厅，要求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2003年11月23日，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大批美国国民警卫队及军人陆续倒向反对派的情况下，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正式宣布辞职，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在随后的大选中当选为新总统。由于格鲁吉亚盛产玫瑰，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每次活动时都拿一枝玫瑰花作为标志，支持者也多手持玫瑰参与行动，事后人们称萨卡什维利为“玫瑰英雄”，该事件被称为“玫瑰革命”。在此期间，美国驻格鲁吉亚使馆专门设立“促进格鲁吉亚民主办公室”，用于指导这场“玫瑰革命”。

橙色革命

2004年10月31日，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持亲西方立场的尤先科和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在首轮胜出。2004年11月21日，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胜出，但反对派不认可选举结果，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中心建立了一个24小时不断被占据的帐篷城，并在乌克兰全国爆发了一系列由反对派组织的抗议、静坐、大罢工等事件，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和时任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直接前往独立广场，对反对派表达支持。迫于这些抗议运动，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二轮选举的结果无效，并规定在同年12月26日重新举行总统选举投票。这次重选中，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亲西方政府尤先科获胜并当选乌克兰新总统。2005年1月23日尤先科入职，标志着橙色革命的最终胜利。因尤先科的选举活动中使用橙色作为其代表色，且橙色的栗子花是基辅市花，所以称其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

雪松革命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身亡，黎巴嫩约两万名示威者聚集贝鲁特市中心的“烈士广场”，要求奥马尔·卡拉米领导的政府辞职，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反对派领导人遵循乌克兰“橙色革命”的模式，牢牢占据贝鲁特中心烈士广场，不与安全人员发生冲突，全部手举带有雪松标志的黎巴嫩国旗。美国国务院将黎巴嫩的街头示威命名为“雪松革命”。

黄色革命（郁金香革命）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议会选举，通过2月27日和3月13日的两轮投票，西方支持的反对派惨败，约有30名亲俄政府阵营候选人成功当选，但反对派不认可选举结果。2005年3月2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大规模游行和骚乱，示威者冲击警察局，占领政府大楼，指责政府在议会选举中舞弊，要求总统阿卡耶夫辞职。2005年3月24日，反对派闯进政府大楼、总统府、国家电台等重要国家机关和部门，时任总统阿卡耶夫出逃至俄罗斯。随后3月28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新议会，以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为首的反对派领导人迅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巴基耶夫担任代总统和总理。因吉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发生革命的时间正好是迎春花开的季节，所以称吉尔吉斯斯坦事变为“黄色革命”，又称“柠檬色革命”“郁金香革命”。

革命后，南方代表巴基耶夫上台，因政见不合与利益纷争，反对派内部发生分裂。2010年4月，数千名抗议者冲击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构，以“腐败和恶劣行为”为由，推翻了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上台的政府。以萝扎·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夺取国家政权，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巴基耶夫总统宣布辞职并出逃至白俄罗斯。

牛仔装色革命（白俄罗第一次“颜色革命”）

2006年2月，亲西方反对派发动“白色革命”，因白俄罗斯当局有所防备，图谋未能实现。2006年3月19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这次选举看作颠覆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权的时机，从政治上煽动和经济上支持白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企图把反对派的领导人扶上台。白俄罗斯当局坚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在竞选中，反对派的候选人遭到惨败，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以绝对优势当选白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时间向卢卡申科道贺，并表示白俄罗斯总统选举过程合法、公平、透明。美欧均不接受选举结果，反对派宣称卢卡申科在选举中“作弊”，企图发动另一场颜色革命来颠覆政权。以米林克维奇为首的反对派用青年们爱穿的西方牛仔装的蓝颜色来命名这个行动，因此白俄罗斯的第一次颜色革命也被称为“牛仔装色革命”。3月19日总统选举当晚，白俄罗斯反对派在十月广场爆发了示威大游行和抗议活动，但因恶劣天气、俄罗斯及民众支持等多方因素，美欧所期待的白俄罗斯“牛仔装色革命”最终落败。

绿色革命

2007年，美国国会拨付4亿美元用于伊朗的政权更迭。2009年6月12日，伊朗举行总统大选。同月13日，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以高达62.63%的得票率获胜。美英等国不认可选举结果，指责贾德当局在选举中存在舞弊和违规行为。以米尔·穆萨维为首的反对派企图发动“颜色革命”，推翻伊朗政权。当天，数千名米尔·穆萨维的支持者走上德黑兰街头，身着“绿杉”，试图用街头政治改变选举结果，引发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最大规模骚乱，即“绿色革命”。但最终因伊朗的特殊国情、民众的支持及弱后的反对媒体等原因，大选骚乱仅造成几十人伤亡，抗议仅蔓延到德黑兰的北部城区“绿色革命”最终失败。

番红花革命

番红花革命是指2007年8月~9月25日期间在缅甸首都仰光发生的旨在反对缅甸军政府的示威游行。2007年，缅甸军政府突然大幅上调燃油价格，导致燃油和其他生活物资价格猛涨，民众对于缅甸长期实行的军人独裁统治导致的民生凋敝、黑暗腐败等现象的强烈不满。8月19日，缅甸反军政府示威开始。8月30日，缅甸拥有高尚地位的僧侣开始加入游行示威活动。9月19日开始，仰光、曼德勒等地的僧侣和市民连续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其中仰光游行达到了10万人，僧侣多达3万人。因僧侣在这次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发挥了领导的作用，且游行群众将象征僧袍的深红色带子别在衣服上，所以这次活动被西方媒体称为“番红花革命”，又称“藏红色革命”“袈裟革命”。

番红花革命发生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缅甸的民生和人权问题。但缅甸军人政权仍按原计划在2008年进行新宪法的全民公决，并在2009年举行新的大选。

21世纪10年代

白俄罗第二次“颜色革命”

2010年12月19日白俄罗斯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反对派支持者聚集在首都明斯克广场，宣称选举舞弊，抗议选举结果，部分激进分子冲进政府大楼，引发了大规模骚乱。随后白俄罗斯政府迅速出动警察，驱散了抗议人群，逮捕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以压倒性优势再次连任总统，俄罗斯和其他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祝贺卢卡申科再次连任。独联体国际观察员表示选举过程不存在所谓的舞弊现象。美欧等国不承认选举结果，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对白俄罗斯政府暴力驱散群众的行动表示谴责，并要求白俄罗斯政府释放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白俄罗斯当局成功制止了第二次“颜色革命”。

茉莉花革命及阿拉伯之春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首都西迪布吉德市的26岁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在警察局门口抗议自焚。当天，西市百姓上街游行抗议高失业率和物价上涨，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很快，西迪布吉德市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及争取民主活动扩大到多个城市，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突尼斯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从失业青年扩大到中学生、记者和律师等群体，抗议主题从高物价、高失业率等民生问题转向体制改革、惩治腐败等政治议题。最终导致时任总统的扎因·阿比丁·本·阿里政权倒台，2014年1月14日，本·阿里弃权外逃。突军队接管全国，突众议长迈巴扎代行总统职权，总理格努西受命组织联合政府。这次事件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场因人民起义导致推翻现政权的革命。因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故这次事件称作“茉莉花革命”。

茉莉花革命的成功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埃及、也门、比利亚等国执政数十年的强人政权相继垮台。2014年1月16日，也门一千多名大学生在首都示威，要求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1月25日，埃及爆发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迫使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辞职。这场中东剧变也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但这场改革并没有让相关国家实现复兴，反而出现了政局动荡、权利内耗、治安恶化乃至全面内战等一系列政治衰朽问题。

乌克兰广场革命

乌克兰广场革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一次颜色革命，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线是乌克兰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内因是乌克兰国家治理失败，外因是俄美两国争夺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引发亲欧盟势力示威抗议，国内冲突迅速升温。当晚，乌克兰反对派和欧盟一体化的支持者在独立广场组织抗议示威，“欧洲迈丹运动”开始。11月29日，上万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基辅独立广场，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12月13日，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2014年2月18日，谈判失败，广场冲突升级。2月22日，地区党议员倒戈，反对派占有优势，自此，乌克兰反对派通过街头政治成功实现政权更替，迫使亚努科维奇政府下台成功。

21世纪20年代

白俄罗第三次“颜色革命”

2020年8月9日，白俄罗斯依法举行第六次总统选举，现任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再次胜出。选举后，反对派斯维特兰娜·季哈诺夫斯卡娅不承认选举结果，举行了游行示威。由于白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政治体制固化、民众福利政策被削减、多元外交政策实践失败，民众对卢卡申科第五任期表现心存不满，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新俄罗斯的俄罗斯，基本上稳住了局面，美欧的“颜色革命”计划最终破产。新冠疫情政府未采取防疫措施，民众诉求无果，也加入反对派抗议卢卡申科的队伍。抗议持续近一个月，卢卡申科依靠强力部门和俄罗斯的支持，基本上稳住了局面，美欧的“颜色革命”计划最终破产。

影响

对当事国的影响

“颜色革命”通常会在当事国中埋下内战的种子，国内各方势力都希望挑起内战。内战开始，当事国开始经历政权更迭，从而引起社会冲突、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与稳定的国家相比，发生内战的国家更容易被控制。为了取胜，内战双方都愿意对外作出巨大的让步。一旦政变发生，“颜色革命”组织者安插的人会顺势上台掌权，新上任的政治代理人在政治上依附西方，在经济上被西方殖民，丧失独立自主发展的意愿和能力，严重阻碍了当事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当“颜色革命”推翻了原有政权，革命看似更换了执政团队，实现了政治改造，实则留下诸多政治隐患，当事国往往会出现权利真空和政治失序的问题。当地民众对新政治代理人存有幻想，将其视为“改革者”和“英雄”。但外部控制、阶层冲突、种群冲突、宗教冲突甚至发生内战的现实会在几年之后让这种幻想彻底破灭，届时又可能爆发针对这些傀儡的抗议示威。在“颜色革命”幕后支持者的操纵下，这种示威会演变为新的“革命”，旧的傀儡政权被抛弃，新的傀儡上台，当事国继续经历苦难，并不断走向衰败和瓦解。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颜色革命”使本来就不太安定的各国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给各事发国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夺取政权的新模式和巨大的精神鼓舞。美国“民主革命”对准的目标是独立国家联合体其他国家，特别是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最终目标将指向俄罗斯和中国。“颜色革命”使独联体国家更加松散，其他与俄有关的组织遇到更大的困难，俄罗斯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此外，“颜色革命”的威胁提高了当政者的警惕，不惜动用强力维持政权，这将使各事发国的矛盾更加激化，甚至发生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

“颜色革命”使本已失衡的国际格局进一步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倾斜，部分地区将发生新的动荡。美国利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把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外高索和中亚地区，再利用“颜色革命”之机扶植亲美政权，使它对中东地区形成合围之势，挤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范围，减轻自己的战争压力。此外，美国利用“颜色革命”进入中亚地区，是其打压俄罗斯、遏制中国、控制中东和南亚，称霸全球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对于部分免疫力较弱的大学生而言，“颜色革命”很容易导致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知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情感退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弱化，进而颠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大学生的影响与改造。这种“隐蔽多样和无孔不入的渗透”冲击着中国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谬化了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知。此外，“颜色革命”利用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腐败现象和民生问题等进行大肆炒作，极力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退化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情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利用“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条款，借助各种渠道在中国大学生中间大肆兜售西方各式各样的政治信仰，力图弱化中国大学生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仰。

批评与争议

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张西明认为，“颜色革命”是美国制造他国政权更迭、从而推广他国“美国化”、确保单极霸权无可动摇的重要工具。他认为美国的这一根本战略在布什第二任期内推到了新阶段，且其受到已有“革命成果”的鼓舞，将对更多的国家发动“颜色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认为，“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既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资本垄断利益所在的国家与地区，同时又是反对西方资本强权的国家与地区。美国等国借“颜色革命”对这些国家进行非法颠覆活动，企图培植一个亲西方、亲美国的政府，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认为，“颜色革命”之发生，应被认为是20世纪最后25年当中相继发生于世界各个地区的以民主和市场为导向的潮流的某种延续。发生所谓“颜色革命”国家的前领导阶层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近十余年的转型过程中，照搬西方模式酿成整个社会的巨大痛苦和扭曲；精英阶层的巧取豪夺增加了原有转型过程中的困难。于是一场鲁莽的、不公正的社会与制度转型导致了所谓“革命”，应被视为情有可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任伟认为，“颜色革命”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外因的作用使内因提前放大并发生作用。“颜色革命”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发生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颜色革命”的组织者作用。“颜色革命”呈现很强烈的连锁反应特点或“多米诺骨牌”效应。

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诺伊洛认为，“颜色革命”会让当事国连同民众和其他资源全部落入外国掌控，最终导致国家内乱、民生困顿。他认为“颜色革命”是美国人开发的一项政治战术。涉事国当局最初往往看不出这是政变的开始，发现时则为时已晚。一旦政变发生，“颜色革命”组织者安插的人顺势上台掌权，令国家失去主权、受到外国监护人控制并为外国利益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倪峰认为，“颜色革命”最大的卖点就是“街头非暴力革命”，它迎合了所在国一些老百姓“求变”又怕大乱的心理特点，同时符合西方政治文化中强调走程序的传统。此外，大部分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是所谓的“部分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由于领导人长期执政或社会处于转型期，都积累了相当多的内部矛盾。而已经建立的民主程序为国内的反对势力和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机会。可以说，每场“颜色革命”都是内部合法反对势力与外部力量合作的结果。同时，“颜色革命”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独立国家联合体，一个是中东。因为这两处是美国两大战略重点地域，美国会继续在这两个地区推进“颜色革命”，从而达到控制中东和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目的。

各国回应

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因此，对待“颜色革命”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应该从思想和行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面对“颜色革命”，一要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区分民主和实现民主的方式，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二要在学术上讲清西方民主的实质，不理想化地美化西方；三是不要用西方的尺子来量中国的历史，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要脱离实际；四是要丰富民主理念，完善民主集中制，对西方的宪法和选举理念取长补短，保证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五是要对国外敌对势力保持高度警惕。

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认为，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生的两场“颜色革命”中，除了国家内在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诱因，来自外国的资金支持、非政府组织以及由他们资助的青年激进组织，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用法律的形式约束外国非政府组织是俄罗斯吸取教训，防止“颜色革命”的重要举措。国家杜马全体会议初审通过了一项名为《对俄罗斯几项法律进行修改》的法律草案，主要内容是加强对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控制。新法律规定，所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必须在国家登记；国家有关机构有权对其活动和财务进行随机审查；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立即将其注销；上述组织一旦从事与注册章程不相符合的活动，立即取缔。此外，对这些组织超过50万美元的现金流入进行监控。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承受着来自外国的巨大压力，继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斯坦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后，白俄罗斯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另一地区。因此，整顿军队、加强安全和国防能力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卢卡申科主持召开了关于军队战斗力和武器装备现状问题的会议。在会上，他推出了五项措施：一是强调总统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是国家和平与稳定的有力保障；二是深化军队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划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以提高军队管理、训练及应急水平；三是成立国家军工委员会，大力发展国防经济；四是对军官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同时提高预备役动员体制水平；五是坚定不移地履行在与俄罗斯军队建立联合军队集群方面所承担的一切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