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合流是指1927年9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事件。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产生以是否同情和支持“工农运动”为分歧的“左派”和“右派”，进而演变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方”，即武汉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宁方”，即南京国民党政府。

1926年11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剥夺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开始破裂。随后在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于当日宣布开除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党籍，免去其职务，在共产党和“左派”的推动下，掀起反蒋运动，形成“宁汉对立”。郑、徐州会议后，汪精卫政治立场已经逐渐转向“反共”、反工农，开始“清党”“分共”，宁、汉合流开始。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然叛变，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的“清党”。之后在冯玉祥的调停下，武汉国民政府频繁与南京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取得联系，宁、汉已具备合作基础。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直接加快了宁汉合流的进程。庐山会议后，宁、汉双方基本达成一致。1927年9月20日，由宁、汉合流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正式结束。

宁汉合流后，中国国民党内部暂时形成了“统一”，同时也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宁汉合流也对国民党、共产党产生深远影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借汪精卫离开上海市之际重新“出山”，并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形成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共产党方面，无产阶级逐步扩大，并开始重视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从此共产党人开始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进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局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原地区，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破坏。这就诱使中国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国民党内凡是对工运、农运，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和支持的，便是“左派”；凡是反对孙中山确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便是“右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又分化为“老右派”和“新右派”。“老右派”以冯自由、胡汉民等人为代表，在1925年年初组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新右派”形成于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年初，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为代表，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依据，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要求。

中国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走上“反共”道路的先后有三批。第一批是“西山会议派"，他们于西山会议后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谓之“沪方”。第二批是蒋介石于“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又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谓之“宁方”。第三批是汪精卫之流，“七一五”后，他们把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为正统，谓之“汉方”。这样，国民党就有三个中央党部。

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蒋介石的势力越来越大，蒋介石决意不再与中国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合作，打算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走“独裁”之路，开始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于是，蒋介石在南昌市发表了几次“反共”反苏演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到达上海市后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取得了联系。同时，蒋介石收买利用青洪帮，成立了由地痞流氓组成的人数众多的帮会势力武装，成为“助蒋清共”的重要力量。蒋介石还与虞洽卿等江浙财阀取得了联系，以获取经济援助。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密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不久，又以武力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安庆市党部等。3月29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委预备会议，会上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攻击，企图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4月11日，蒋介石发布“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

宁汉对峙时期，蒋介石对武汉国民政府采取军事包围、政治颠覆、外交孤立等手段，还禁止长江下游各地现金运往武汉，切断武汉通往各地的商路。武汉地区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燃料、粮食无法运进，进出口贸易停滞，经济的萧条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而庞大的军费、政费开支，进一步加深了湖北的财政危机。虽然武汉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但由于大量发行的纸币，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物奇缺，民众出现抢购、抢兑之风，钱庄、典当业也接连倒闭。失业人口居高不下，进一步激化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劳资矛盾。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政府虽然还管辖着湘、鄂、赣三省的地区，但却处于反革命的包围之中。在南方，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占有闽、浙全部及苏、皖的一部分，和川、粤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在北方，张作霖利用吴佩孚的溃败而进兵河南省，觊觎武汉。武汉政府面临着军事包围的严重危机。武汉政府讨论关于如何从军事上打破被围困的局势时，曾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东征，一是主张北伐。南京方面李宗仁派其参谋长王应榆到武汉，提出“分道北伐，会师北京”，先击溃北方的敌人，再和平解决“党内纠纷"，4月18日，国民党中央通过第二期北伐决策，武汉政府决定停止东征转而北伐，这样，武汉与南京之间军事对垒的形势，暂时有所缓和，并发生了性质不相同的两方面的北伐：一是南京政权的北伐，其目的在于抓住北伐这面旗帜以欺骗人民并与奉系军阀开展争夺地域的斗争，一是武汉政府的北伐，其目的在于摆脱武汉革命中心四面被围的困境。

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首都从广州市迁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达汉口后，临时联席会议将汉口、武昌、汉阳设为“京兆区”，正式定名为武汉，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1927年3月10日至17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中执委军事组织大纲案》等提案，提高了党权，防止独裁，并确定废除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制度，改为委员集体领导制度，这剥夺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

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上海市，在租界当局和资本家的支持下接管上海。4月6日，成立了管理上海的最高机关—上海政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国民党掌控。蒋介石开始着手“清共”的秘密准备工作，他联络帮会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命令白崇禧、杨虎、陈群具体指挥。4月12日，上海的帮会组织“中华共进会”冒充工人，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随后，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打死工人数十人，伤200多人，并占领上海市总工会。次日，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军警暴行，部分游行工人前往驻军司令部请愿，游行队伍行进至闸北宝山路，被军警袭击，死难100余人。14日开始，中国国民党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上海市的中共力量遭受重大损失，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破裂。

1927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由于武汉方面执监委员未到，随即非法成立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18日，南京国民政府人员宣誓就职，胡汉民代表政府委员受印，发布建都南京宣言。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为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等，胡汉民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于当日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通缉捉拿蒋介石，4月22日，谭延闿与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凡我民众及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于蒋中正之手，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掀起反蒋运动，形成“宁汉对立”。

至此，中国形成了京、宁、汉三个政权：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政府；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他们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并且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抛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计划。冯玉祥积极调停，建议宁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共同合作解决国民党的统一问题。

1927年6月6日，汪精卫与谭延闿等人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政治立场已经逐渐转向“反共”、反工农。1927年6月8日、9日，汪精卫、谭延和冯玉祥对“反共”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对宁汉分裂持调解态度，并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1927年6月10日，谭延闿与汪精卫等人前往郑州市与冯玉祥举行会议。会上，冯玉祥公开攻击共产党与工农运动，并提出想独占河南省。武汉国民政府为了实现“联冯抗蒋”都予以让步。会后，唐生智返回武汉执行镇压两湖工农运动和“反共”的任务，为汪精卫集团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奠定了武装力量。郑州会议使冯玉祥成功地占取了第二次北伐的成果，并且进一步了解了武汉方面的情况，加快了其联蒋的步伐，郑州会议标志着武汉“分共”以及宁、汉合流的开始。

1927年6月1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会议密令武汉的党、政、军、司法各高级长官，严查各地所有共产党机关，准备解散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927年6月19日，冯玉祥到达徐州市，徐州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北伐”和“清党”。21日，冯玉祥便向武汉政府致电，攻击共产党是“冒国名党革命之名”“布全国恐怖之毒”。要求武汉汪精卫、谭延闿“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清党”“分共”。

1927年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鉴于冯玉祥的要求，做出了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政府的职位等行动。对于汪精卫公开的“反共”行为，中国共产党于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强烈谴责武汉政府的行为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普遍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主张。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提请会议讨论决定对共产党的“处置办法”。随后，汪精卫在武汉的党、政、军等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清党”。汪精卫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在武汉地区进行南京大屠杀，杀害和逮捕共产党人与工农大众，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7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决定讨伐蒋介石，东征军由江西省的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等部合组。蒋介石为对付武汉政府随即调李宗仁、夏斗寅等部开始布防。宁汉双方箭拔弩张的态势下，冯玉祥的作用开始显现。7月18日，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讨武汉国民政府破坏孙中山三大主义的行为，7月20日，冯玉祥向宁汉双方发出调停通电，提出四项办法，并提出在开封市召开各方领导人的预备会议。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联合中国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等领导。同日，宋庆龄又和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罪行。8月3日，汪精卫通电表示愿一致努力“反共”并与沪、宁合作，但仍主张打倒蒋介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避免了党的分裂。“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掀起武装反抗武汉政府的斗争。

1927年8月8日，南京方面由李宗仁领衔致电汪精卫，请其前来南京商讨，双方来往频繁，但未有实际进展。汪精卫除与李宗仁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外，同时与西山会议派的“沪方”也取得联系，“沪方”国民党上海中央党部由许崇智派出代表到达武汉会见汪精卫。汪精卫通电“沪方”，并提出各方合作的两点意见：汉、沪双方开一次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由汉方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派的人加入工作。随后，“沪方”也提出自己的五条合作办法。汪精卫对这五条办法无法接受，理由是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中的个人，而不能把西山会议派作为一个中央党部来接受。

宁、汉之间的另一阻碍就是汪精卫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有严重的利害冲突，1927年8月9日，唐生智突然通电讨蒋，痛斥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假“反共”之名，叛党抗命，自立政府，屠杀异己，呼吁海内同志“共起平乱”，8月10日，汪精卫复电李宗仁表示合作，但一切问题应由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去解决，并坚持武汉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党国之正统，宁、汉已基本达成“谅解”。汪精卫一派铲除蒋介石的方针一直未变，汪精卫和唐生智二人的“外站内和”的把戏，用意就是把宁汉合作同容纳蒋介石尖锐对立起来，用以把蒋介石驱逐出南京国民政府，为蒋介石的下野埋下了伏笔。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而宣布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蒋介石的下野，加快了沪宁汉三方合流的进程，蒋介石下野的当天，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武汉，希望“武汉政府赶快迁到南京去”。次日，白崇禧等又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称：蒋介石的总司令职权已交军委会接收，原来双方争执不下的问题都好解决，并建议汉方派代表到九江协商宁、汉合作问题。8月15日，谭延闿前往庐山，与李宗仁、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举行会议，会上，李宗仁与唐生智各持己见，后经陈公博调解，才决定“汉方”要人赴南京策划大计。8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发表了《迁宁宣言》，宣布：从八月二十五日起着手结束武汉政府的各项事宜。8月22日至23日，宁、汉领导人举行了庐山会议，会议决定：孙科、谭延闿先赴宁视察情势；武汉国民政府东征部队暂时停止前进。

1927年9月5日，汪精卫等到达南京，9月9日到达上海市。宁、汉、沪三方主要领导人商议后，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的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行使，并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该委员会由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组成，由三方分别推选。汉方委员主要为谭延闿、孙科、何香凝等人；宁方委员主要为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沪方委员主要为林森、许崇智、居正等人。沪、汉、宁三方共同推出的委员是：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等人。会议还推选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等5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

1927年9月初，谭延闿与孙科在上海同胡汉民及西山会议派要人反复商谈，成立特别委员会，极力促使宁、汉彻底合流。9月11日到13日，宁、汉、沪三方成员在上海举行谈话会，会上，孙科提出了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来代替中央全会职权，特委会由三方成员共同组成，这一提议得到了三方的赞成。

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9月1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推于右任、方振武等66人为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等14人为主席团。推蔡元培为大学院长，孙科、伍朝枢、王伯群、王宠惠分别担任财政、外交、交通、司法四部的部长。9月20日，由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举出的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小营举行就职典礼。至此，沪、汉、宁三方合流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合并为南京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后，中央特别委员会是国民党各派在先后实行“清共”政策，经过一段党内分裂之后，达成的妥协，暂时形成了“统一”。但其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它的产生在国民党内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无历史上的先例，而各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所得的实际利益差别较大，西山会议派实际控制了党务，而桂系则支配了军事大权，“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取得的实利最多”。国民党内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都未到南京参加特别委员会。这些状况，为后来的破裂埋下伏笔。

1924年到1927年的中原地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蒋、汪合流，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宁汉合流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对蒋介石表示“将充分援助”，但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反共”；二是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之权利”；三是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蒋介石与日本政府达成4条密约：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蒋介石决定“反共”到底；日本支持蒋介石政权，日本借予蒋介石集团4000万日元，以助蒋介石安定中国；中、日两国实行经济合作。

宁汉合流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中国政局的观望态度，积极开始与蒋介石接触，美国外交代表在上海与蒋方人员接触后，美国驻日本使节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中、美双方达成默契，基本内容是：美国愿意全力支持蒋介石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蒋介石政府将尽力保障美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权益。

宁汉合流后，1927年11月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9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实行全国武装暴动总策略，要求广州市、武汉市、天津、长沙等大城市进行“大罢工”，两湖、江苏、浙江等省“工农总暴动”。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湖南省委发动长沙起义，但起义以失败告终。武汉、长沙市、上海等地的工人罢工也很快被镇压。

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并未掌控国民党。反之，西山会议派竟以汪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为由，要他下野。1927年9月21日。唐生智等人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湖南、湖北、安徽等省的党政军事务。随后，武汉政治分会通电全国，否认中央特别委员会权力的合法性。唐生智的部队也东进安庆，威逼南京。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指责唐生智“目无中央政府的政令”，同时命令由程潜、李宗仁所部组成西征军主力，沿长江两岸攻击唐生智的部队，唐生智因与南京方面悬殊太大，部队节节败退。11月11日，唐生智在武汉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宣布通电下野，随后逃往日本。随后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中央特别委员会被取消。而汪精卫由于受广东发动军事事变、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等影响。汪精卫最终离开上海，经香港赴法国。

蒋介石下野后，便开始积极准备“复职”，特别委员会的垮台与汪精卫的被迫出走，为蒋介石的“复职”提供了机会。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对记者表示如需要“消灭共产党”和继续北伐，他可以“出山”。1928年1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会议，他取消了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参加四中全会的资格。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还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案》，法案规定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是国民党在全面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对“清党”“反共”政策予以确认，也使国民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派系斗争后实现初步整合，逐渐形成了由蒋介石实际控制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局面。

1928年5月9日，张作霖电令北洋军全线退却，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回奉天，北伐军进入北京和天津市。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于12月19日发出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汪精卫、陈公博、王乐平、顾孟余等人在国民党内权力斗争失势后，转而反对南京中央而成立反对派，1928年，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位于上海市。改组派创办《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进行宣传，认为国民党已经丧失1924年的改组初衷，要求改组国民党，恢复农工运动、铲除新旧军阀、恢复党内的民主制度。改组派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军事上与地方军阀合作倒蒋，遭到蒋介石的打压，1930年，组织负责人王乐平于被蒋介石派人暗杀，蒋阎冯大战后改组派逐渐停止活动，1931年正式宣告解散。

1927年，宁汉合流后，邓演达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得到了国内的响应。1927年底，谭平山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积极筹备组党工作，并将新党定名为中华革命党。1928年春，新的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由于邓演达和谭平山在此之前均提过要建立一个不同于中共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建立后暂时没有制定纲领，所以该组织称为“第三党”。1930年5月，邓演达由德国回国，他将党名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成立组织，出版《革命行动日报》等刊物。1931年，蒋介石捕杀邓演达，第三党的活动迅速消沉下去。

宁汉合流后，截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由最初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群众基础的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无原则地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内新右派的壮大和“反共”活动妥协退让。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坚持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在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宝贵经验。

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共产党人开始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实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武装暴动，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市周围的平江县、浏阳、醴陵市等地组织以工人、农民为主力的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进军长沙的路上损失惨重，毛泽东在三湾村对剩余部队进行了改编，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改编后的军队落脚于江西井冈山，创立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秋收起义是共产党第一次领导工农武装所进行的暴动，其间进行的三湾改编，是中共创建新型军队的重要开端，而放弃进攻城市转而开辟农村根据地也启发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东山区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

北伐战争，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于1926年至1928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省起兵。在连克长沙市、武汉市、南京、上海市等地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汪精卫和蒋介石决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合流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省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撤往东北地区途中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