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教起义，是指发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癸酉年）发生在河南省、山东省、直隶等地，由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领导的教徒起义，史称癸酉之变。

嘉庆十八年九、十月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市（今属河南），山东定陶、曹县等地。秘密活动于京城大兴、宛平街道一带的天理教徒在宫中太监的接应下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由于各地天理教组织仓促起义，没有配合，各自为战，且缺少战略眼光，起义相继失败。至次年，起义军余部全部被镇压。爱新觉罗·颙琰还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诚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平变之后混战中射在隆宗门上的一个箭镞被保留下来。嘉庆帝希望这个箭镞能够对爱新觉罗氏皇室的子孙们保持一种紧迫：务必宽仁爱民勿为“害民之虐事”。尽管天理教民变没有嘉庆初川陕白莲教民变的规模，但其深入皇宫的事实确实让清政府感到惊悸不安。

天理教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却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尤其是河北省教众攻袭皇宫的壮举，是对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爱新觉罗·颙琰为此颁示罪己诏，称这次事变“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李文成、林清等人率义军与官兵进行殊死搏斗的顽强精神，以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则成为后继者们继续反抗清朝统治的精神支柱与思想源泉。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爱新觉罗·弘历死后，开始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坤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颙琰即位后，倾尽全力，大举围剿镇压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镇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

天理教的活动地区主要是京畿、直隶（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等地，是民间的一个秘密宗教团体。它的主要首领是林清、李文成、冯克善。

乾隆、爱新觉罗·颙琰之际，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存在着许多白莲教系统的教派，如荣华会、八卦教、红阳教、大乘教、白阳教等，他们往往自成系统，互不相属。嘉庆初年，在清统治者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日尖锐的形势下，北京大兴区人林清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形式来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林清首先联合京畿道地区一部分白莲教支派的成员，组成了白阳教；同时，他又多次到河南省，与直陈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首领、滑县人李文成和冯克善等人进行联络。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迅速促成了林、李、冯三股势力的大联合，联合后的教派即定名为天理教。

早在爱新觉罗·颙琰十六年，林、李、冯等人就秘密集会，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由林清负责攻取北京，李文成负责占领河南，冯克善负责夺取山东省，并定于嘉庆十八年秋冬在三地同时起事。正当起义准备基本就绪之时，河南李文成等人因机密失泄，不幸被捕。为搭救李文成出狱，冯克善等人率众于九月初七提前起义。

天理教起义主要集中在两个战场上，一个是京畿道，一个是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

林清在起义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如锻制大刀；集合了一支一百多人的起义队伍，秘密联络宫中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作为起义军进攻紫禁城的向导等等。爱新觉罗·颙琰十八年八月初，林清着手计划、组织进攻紫禁城的行动。他将一百人的队伍分成若干小分队，每一小分队由一个小头目带队，打一杆白旗。他还把起义军的路线分为东、西两路，计划分别由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东路由陈爽带头，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引路，西路由陈文魁带头，刘永泰押后，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路。太监阎进喜等则在中间接应。起义战士每人得到白布两块，分别用来缠头、系腰，作为识别标志。有的白布上还写着“同心合我，永不分离”“四季平安”等字样。九月初，河南省李文成因起义机密失泄被捕，部下提前起义。但林清不知这一消息，仍按原计划进行起义。

九月十五日一早，参加起义的天理教徒即身藏大刀，扮作行商小贩，分成东、西两路，来到紫禁城下。午时起义开始后，来到东华门的起义战士由于受到守门官军拦阻，只冲进陈爽等五、六人，但他们在太监引导下，仍在协和门、苍震门附近与官军展开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东路的进攻失败了。

在西华门，太监杨进忠在门口迎候，全队四、五十人即刻冲进，经过尚衣监、文颖馆，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很快打到隆宗门一带。皇次子爱新觉罗·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与几个亲王匆忙集合了百余名清军，又临时将准备去滑县镇压李文成的火器营官军千余人调入宫内，才在隆宗门下把起义者击败。接着，清军连日大索宫中，搜捕起义者，并于十七日将坐镇黄村的林清逮捕。

爱新觉罗·颙琰在听到紫禁城之变的消息后，惊恐万状，立刻中断了在热河的“秋行围”，“即命回銮”，他一方面故作姿态，十八日还未回到紫禁城即下“罪己诏”，惊呼此次事变“酿成汉唐朱明未有之事”；一方面又发出指令，要把起义参加者斩尽杀绝，并于二十三日下令处决林清和太监刘得财等。至此，京畿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基本结束。

至此，攻入紫禁城的天理教徒全军覆没。据事后统计，这次闯入皇官的天理教徒，打死宫廷侍卫四十多名，打伤六十多名。教徒三十一人战死，被俘四十一人。十七日在黄村等候消息的林清也被清军诱捕，同太监刘得财等七人一起被处凌迟极刑。

三省交界地区的起义，是在李文成领导下进行的。起义行动按地区大致可分三个部分：西面是河南省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主力所在。爱新觉罗·颙琰十八年八月，天理教首领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加紧锻造兵器，被知县强克捷侦知。九月初二日，强克捷逮捕了李文成、牛亮臣，并将李文成“刑断其胫”。冯克善等人激于一时义愤，决定提前起义。九月初六夜晚，滑县的天理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强克捷仓皇逃至封邱自缢，其家属和滑城官吏三十余人全都被起义军杀死。

起义军占据滑城后，李文成“开帅府，设羽帐”，帐后树“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接着，起义军攻占了滑县附近的道口、桃源，与滑城共立三个据点，形成特角之势，北攻浚县。

起义军从九月初八日起，围困浚县二十余天，未能攻下。十月初，清军统帅那彦成等从四面八方向滑、浚一带集结，起义军主力被迫撤离浚县，其余部一直坚持斗争到次年正月。这次起义行动的第二部分，是在三省交界的中间地带，即直隶南部的开州（今濮阳市）、东明、长垣市。这里的起义队伍分散行动，每支几百人，其中一支曾攻入长垣县。第三部分在东面，即山东省西南的曹县、定陶区、金乡县等县。这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是天理教首领徐安国。

爱新觉罗·颙琰十七年八月，徐安国将起义的预定计划通知了他在这一带的徒弟。十八年七月，由于他的一个徒弟、金乡头目崔士俊被捕，激怒了山东的天理教徒，起义准备遂进入高潮。九月初十日黎明，定陶、曹县的天理教徒分别在朱成贵、李克让等人领导下杀进县衙，杀死了定陶署知县和曹县知县。曹县营参将刘凤阶在听到县城失守的消息后，匆忙带二百清兵前往镇压，在半路上“击贼败绩，凤阶仅以身免”。起义声势迅猛发展，仅长垣市至滑县交界的二三十里之处，起义军的营寨“联络十余里不绝，众不下数十万，旌旗蔽日，声势锐甚”。

直鲁豫三省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北京，爱新觉罗·颙琰在军事上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面包抄，山东巡抚同兴在东面堵截；令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南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山谷。”不久，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令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命两江总监百龄带兵驻扎徐州市，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嘉庆又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任钦差大臣，“总统军务”，同时把能征善战的固原市提督杨遇春和清军官兵二万余人调到河南。此后不久，爱新觉罗·颙琰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高杞在南，杨遇春在西，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的严密军事包围圈。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命令地方官吏组织乡勇，坚壁清野，使“贼众被逼之时，因所至有备，不致肆行裹胁”，从而大大瓦解了起义者的军力。

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发起进攻。十月上旬，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区、扈家集和曹县。同时，各地官吏勾结地主编査保甲，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将分散在山东省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的开州、东明、长垣市，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又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下，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了。还在十月九日，杨遇春等即“驰至道口”，先后剿灭了道口附近之新镇、丁栾集等地的起义军。十月二十一日，道口的起义军分两路进攻杨遇春军营，酣战“自巳至酉阅五时之久”。激战中，天理教的重要首领冯克善“独骑白马、持大刀弃滑奔山东省去”，以图联络当地的天理教徒（十一月十九日在河北献县被捕，后解京处死）。冯克善出走山东后，清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分七路攻下道口，进围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城。

在滑城笈笈可危之际，十月三十日黑夜，天理教的一个首领刘国明潜入滑城，与李文成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出往山东，与直鲁起义军余部会合；留徐安国、牛亮臣等人在滑城抵抗清军。

十一月初，李文成等人在直隶长垣为清军所阻。他意识到往山东省之路已被断绝，遂当机立断，往西、往北经河南省奔向直隶。途中再次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进退无路，被迫从林县临祺镇回到辉县市北部的侯兆川，占领了这里的险要据点司寨。

十一月二十日，清军在杨芳指挥下，同起义者进行了多半天的激战之后，攻进司寨。起义军在寨内狭窄的街道上和清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他们虽然势孤力薄，依然悉力抵抗。当杨芳亲自督军包围李文成所在的碉楼时，刘国明出其不意地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杨芳此时声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威死。”但是，李文成和所有起义战士不为杨芳的“上赏”所动，李文成高呼道：“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自焚。剩下的起义军也相继自焚。

当十月下旬那彦成等进攻道口、围困滑城，起义军面临危急之际，李文成率领滑城军民全力准备守城，誓与清军决一死战。他领导滑城军民采取了下列措施：把道口屯粮运往滑城内，“足支一载”；清除清军奸细，使城内“无敢内应”；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

十一月初，按照起义领导集团的战略决策，李文成率领部分军队出往山东省，防守滑城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大元帅宋元成、军师牛亮臣和天理教首领徐安国。这时，清军一方面在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一方面为了瓦解起义军的军心，将林清首级悬挂于营帐外，敦促起义者投降。但是，起义军无人理睬，继续凭靠每人“每日八合粮两”牢守城池。为了加强防守力量，他们又加紧赶制了四门火炮、十一杆大鸟铳，还从地下创出六百斤硝磺制造弹药，同时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了清军挖的地道，使清军千总任起凤等数人毙命。

清军屡攻滑城不下，那彦成等又“于城西南角挖掘明暗二道，使贼匪不能知觉。十二月初九日晚间工竣，其暗道已越城根”，其西门地道“亦已刨挖进城”。初十日，清军发动了凶猛的攻击，在起义军“枪石如雨”的痛击下，几次均狼狈窜回。守城的一名起义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贼以手接矢，左右驰突。”

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击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清军轰坍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抢入城内，起义者“复在垛口拼命抵敌”，牺牲了三四千人。接着，起义军在街头巷尾和清军展开肉搏战，“自卯至酉，阅七时之久。”

李文成妻子张姓，她不仅参加了保卫滑城的指挥工作，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战士登城防守，夜晚率兵“潜出烧炮台、劫营，无夜不扰”。直至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军）拥护出城，扑卡数次”。城破时，牛亮臣、徐安国劝张氏“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曰：“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她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和女儿自缢。

就这样，起义军前仆后继，与清军浴血奋战了四十天之久，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丢失滑城。清军入城后对起义者进行屠杀。滑城的陷落，标志着这次天理教起义的最后失败。

起义平息以后的数日，宫廷中上自皇帝下至太监，一提起这次惊人事变，犹自心惊肉跳。为了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清政府决定加强北京城、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使他们“固若金汤”的“大内”更加坚固，以保证清朝的“亿万年丕基”永世长存。爱新觉罗·颙琰指出：“禁城之变，非浮言泛论所能弭，必以实心任实政，庶几补救于万一也。”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

1、安图把以林清为首的天理教徒一网打尽

“紫禁城之变”时，嘉庆皇帝正驻跸承德避暑山庄，当他得知起义军攻入紫然城的消息后，惊恐万状，“即命回銮”。九月十九日，他回到紫禁城后，马上指示内阁和军机处，对起义者“必应详审周密，勿留遗孽”。九月二十三日，他在中南海丰泽园亲自审讯并处死了林清和参加这次起义的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并将林清的首级传到直隶（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等地示众。林清的姐姐、妻子本来判处流放到新疆额鲁特为奴，但当她们行至中途时，又改判为解京“正法”。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对其他被捕的起义军战士，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严酷刑讯，施行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最后把被捕者及其家属共计三百余人，分别处以凌迟枭首传示、尸枭首传示、新绞、杖徒流刑以及发遣到边疆为奴。对于逃亡的起义者，如刘呈祥、刘第五、祝现、董伯旺、支进才、刘成章等人多次发布“搜捕令”，命令地方各省加紧追缉，务必捕获。此后清政府还两次以巨额悬赏捉拿“未获逃犯”。爱新觉罗·颙琰又几次下诏到各省，命令地方官员“每届一月，将缉捕情形具奏一次”。他多次督促地方封疆大吏“务各激发天良，于城市、乡村、古洞、废庙、深山密林并煤炭窑场中遍行访察，不得一处遗漏”。总之，清统治者对这次起义一直心有余悸，必欲将起义者斩尽杀绝。

2、严密保甲法，焚毁“奸盗邪淫”书籍，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

清朝建都北京后，在全国各城乡地区实行了严密的保甲制度，以控制和束缚人民群众。但到了乾隆（弘历）统治的中后期，清朝开始走下坡路，许多地区（包括北京在内）的保甲制度日趋松弛。林清起义后，爱新觉罗·颙琰多次下令加强和严密保甲之法。首先下令在北京及其周围各州县整饰保甲制度，以十家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彼此相互稽查、监督。如有形迹可疑之人，必须立刻报告官府，首报之人赐金受职；其同牌各户也酌加赏赉；反之，若窝藏“逆犯”，不予上报，为首者与“逆犯”同罪，同牌各户一并连坐。在颙琰三令五申的催督之下，到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中旬，北京地区，特别是外城前三门各街巷的保甲制度开始严密起来。接着，嘉庆帝又下令在十日内，将圆明园附近之南海淀区、清河一带地方“逐户挨查，详审编排，不得草率遗漏。其近京各村庄，凡隶五城所属者一体上紧编查”。

清统治者深知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在加强保甲制度的同时，曾几次下令“搜邪书”。林清在发动起义前，在京畿道一带曾向教徒广为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并将白莲教的各种经卷广为流传，影响颇大。清统治者也知道：“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以劫数，诱以逆书，复以符咒迷人，而同教自乐从逆矣。”紫禁城之变后，嘉庆帝几次派官更在京城内外进行搜索，凡经卷内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字样者，一律查销。结果在京畿和“各省封送不下千本，披阅后毁于殿廷”。

3、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随便走出紫禁城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的“紫禁城之变”，有刘得财、刘金、高广福、杨进忠、张泰、阎进喜、王福禄等七名太监分别在东、西华门和宫中为起义军引路，使起义者迅速打到隆宗门，逼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以致清统治者一时惶恐无措。嘉庆帝曾说：“此案逆贼七人，平日所当差使，俱极疏贱，从未见过，不知姓名，仅于宫内看守门户，从无一名曾随赴御园者。宫中所留首领，晓事者少，平日约束懈弛，听伊等告假闲游，致令交结外人，甚至如广宁门、马驹桥等处数十里之外，任其恣意往还，听从贼匪纠约谋逆，以致酿成巨案。”因此，他命令宫中总管首领太监不准随便让各处太监藉词告假，也不准太监独自出入禁门；对于不得不暂时给假者，必须两三人同行，方准放出，并且限定时刻回归。爱新觉罗·颙琰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又下令：“太监给使内廷，古今通例。与其于进宫之后，多为防禁，不如慎之于进宫为始，较为得要。嗣后进宫太监，要详问其来由，使用三年后，察其驯谨朴实，实可放心者，方准交进。”

4、不准宗室、八旗人员居住城外

林清起义后，嘉庆帝一再传谕：“八旗人等，例不准移居城外，宗室更不应出城居住。”这个规定，固然是为了加强京城内八旗、宗室防卫京师的力量；另一方面，鉴于“紫禁城之变”时，起义的参加者中竟有宗室海康、庆丰等人，这对清廷来说极为丢脸，因此，爱新觉罗·颙琰发布诏令，申明对宗室、满洲八旗人员要严加管束和控制，绝不允许再有“不轨”的行为发生。

1、“紫禁城之变”，充分暴露了北京城特别是宫禁防御松弛

为此嘉庆帝曾下令在北京内外城、紫禁城等处增设“堆拨”（满语，哨卡之意），并增加兵力，增设营等。例如，批准坐办堂郎中福宁、副参领辉春等人在内城“东、西安门外设立鎗营二处，所有添盖房间、制造器械应用银两，具请于广储司闲款项下先行动用，俟参斤加价银两解到时，如数归款。”仅“西安门外新建鎗营房间等工，除另稿呈明作法照样修理外，共需请领银伍千肆百叁拾壹两壹钱陆分。”同时，爱新觉罗·颙琰还命令京师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都统、副都统等各按其所管旗分地面安设堆拨之处，不分昼夜，随时巡察，发现有官兵旷误之事即严加惩办。此外，嘉庆帝鉴于事变前后参加起义的天理教徒，多住在外城（例如，鲜鱼口庆隆戏园等处）而并无人发觉的教训，于嘉庆十九年命令五城御史、九门提督等要认真督率司坊官，对外城随时严加查缉。

嘉庆帝还批准：“武备院来文内称制造城内鎗营应用弓一百二十张、梅花箭六百支、墩箭三百支、撒袋四十付、长枪六十杆，共需银陆百参拾柒两肆钱玖分肆厘贰丝。造办处来文内称制造城内鎗营应用单刀六十把，共需领银壹百玖拾两贰钱肆分贰厘，再设营后备办什物，安置器具，设立公费用度等事，约需银贰千两以内，以上共需银捌千两，请照奏案由广储司闲款项下支领。”

2、在紫禁城、圆明园内外加筑防御工事，增加保卫人员

为保卫紫禁城，爱新觉罗·颙琰十八年十一月初，颙琰指示，在“东、西华门外添建栅栏座，内南北添堆拨房二座。又东华门外补堰甬路等”。这些设施共花费“物料工价银六千二百三十二两六分六厘"。同时还增加了东、西华门内的驻军数量，在东、西华门内两边增建“兵丁住宿班房四座”。此外，将“紫禁城之变”时调入大内的“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留下十分之四，令其领队官员日事操练，不准懈怠。至于皇帝在京郊的行宫圆明园的围墙也下令加高加厚，以防意外。

3、在紫禁城内整饬兵备，更换器械

清统治者原来认为紫禁城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想不到百来个手持大刀、匕首的天理教徒打了进来，在半天多时间里，就把“大内”搅得一塌糊涂，后妃、皇子乃至王公大臣个个犹如惊弓之鸟。正如爱新觉罗·颙琰所云：“岂有数十逆贼哄然直进，官兵空手遮拦，立被杀害?皆由经年累月不修军器，弓无弦、矢无镞，刀枪钝敝，发射药潮湿。日前击贼，皆用瓦砾，言之可羞。军威不振，毫无纪律。”为此，他命令两翼前锋统领和八旗护军统领将紫禁城内例设各项军器在二十天内逐一查点，首先查清可用者有多少，不可用者又有多少，然后将各处的腰刀、弓箭、撒袋、长枪、鸟鎗等一律更换、配备整齐。待各处军器“缮治坚完”后，“著通饬两翼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各矢天良，实心实力，将所属官兵勤加训练，俾技艺娴熟，克成劲旅。”

4、严格紫禁城内值班王大臣的交接班制

清代定都北京之初，严格规定：紫禁城内值班的王公并内大臣、文大臣、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锋护军统领等，每日于辰刻至景运门内九卿朝房，当面交接。接班后仍著在景运门内外班房会集，不许擅自运离一步。直到申、酉刻之间，方准散归值宿处所。但是，随着清朝日趋衰落，纪纲也日益松弛，大臣们文恬武嬉，只想贪污中饱，挥霍享乐，早把紫禁城的防范工作置诸脑后。紫禁城内的交接班制度，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先就发生了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陈德混入紫禁城，在神武门内、顺贞门前持刀行刺爱新觉罗·颙琰的事件。十年之后，又发生了百来名天理教起义战士血战紫禁城的事件。林清起义失败后，嘉庆帝严厉处分守护不力的大臣和官兵，重申要严格执行值班王大臣的交接班制度，同时也严密了出入紫禁城各门的制度。

紫禁城平时每天值班兵士有六百八十名之多，但由于王公大臣玩忽职守，值班兵士也不负责任。“紫禁城之变”时，城内苍震门只有一人在门坐班，其余官兵全都轮流外出闲逛，或买取食品、杂物等。由于禁中防卫兵士很少，所以起义战士能迅速攻到养心殿附近。爱新觉罗·颙琰帝鉴于这次教训，下谕此后各值班官兵“理宜常川全数值班，方足以严宿卫。”并且明文规定，违者严惩不贷。清廷对京师地区和紫禁城加强防卫措施，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

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徐安国等，基本上都属于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以往有的论著认为，林清在传教中收了教徒的“根基钱”后，“家境日益富裕，俨然成为当地的财主”。而实际上，根据清廷官吏的报告，林清只有二亩零六厘土地和九间瓦土房根本够不上财主。再从清人的“有告贷者，（林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等记载来看，林清显然是把收来的相当一部分“根基钱”都用来赈济饥民了。也正因为如此，天理教起义前夕，京畿道地区流传着“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的歌谣。可见，天理教起义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的。

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起义发生后，许多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屋被没收，逼使他们沦于“风栖露处，甑釜毁残，饔餐何自”的境地。河南滑县起义后，起义者“将该县库贮征粮花户底册焚毁，民粮逆产无凭”。这些行动从客观上说，既是对当时农村大搞土地兼并的一种愤怒回答，也是对整个封建地主上地所有制的一种冲击，具有进步意义。因此，天理教起义始终得到农民的支持。如起义者攻占滑城后，在北门外掛起招军旗，“不时有人投夥”；李文成等人从滑城出走时，“一呼四应，贼势复合”出发时仅有千余人，不数日即激增至四千余人。可见，天理教起义是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

以往有的论著把林清领导的京畿天理教起义和李文成领导的直鲁豫三省天理教起义割裂开来，从而证明天理教起义只是林清一手策划和操纵的一次夺权暴动，而不是农民起义。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天理教起义虽然分为京畿道和三省交界地区两个战场，但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天理教起义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还在天理教创立和酝酿起义时期，李文成就自称“李自成转世”，这充分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政治愿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清代前期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打着“复明”的旗号，而天理教起义则前进了一大步，即从“复明”进为复李自成的大顺。这表明，天理教的首领们是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的，就是说，要发扬他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领导农民起来革命。起义前夕，天理教内普遍传诵着“要改天换地了”的歌谣，实际上也是起义的一种舆论准备。

起义的前一个月（嘉庆十八年八月），天理教首领们在河南省道口会议上明确规定：爱新觉罗·颙琰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同时举起反清大旗，林清占据直录，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省，然后李、冯等人率领各自徒弟半月内到京，和林清共同赶走清朝皇帝；起义成功之后，天下由李文成统治，林、冯称文、武圣人，共同辅佐李做皇帝。李文成在会议上根据这一决定还作出了对未来政权的一种设想：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为地王、冯学礼为人 王。九月，起义军占据滑城后，李文成即建立政权，号称“天王”，并任命了军师、大元帅、元帅、先锋、知县等军政官员。这一切在在说明，天理教起义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

天理教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却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尤其是河北省教众攻袭皇宫的壮举，是对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嘉庆为此颁示罪己诏，称这次事变“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李文成、林清等人率义军与官兵进行殊死搏斗的顽强精神，以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则成为后继者们继续反抗清朝统治的精神支柱与思想源泉。

此次天理教起义，紫禁城之变，“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爱新觉罗·颙琰皇帝破例向天下发了“罪己诏”。至今隆宗门匾额上留有箭头，相传即这次战斗的遗迹。

嘉庆皇帝共有五子，爱新觉罗·旻宁为嘉庆第二子。在起义军攻打隆宗门并进入内廷之时，旻宁与诸皇子正在上书房。旻宁闻变，急差人取内撒袋、鸟枪、腰刀，迅速披挂停当。这时，京城禁卫军还未入宫，旻宁见有五六名起义军正在养心门对面南墙外膳房房上从西大墙向北攻击，旻宁立即举枪射击，一名起义军即刻坠墙身亡。旻宁又见一名起义军手执白旗，正向其余几名向北进攻的起义军指示方向，旻宁举枪又将执白旗者击中。连遭狙击的起义军被迫撤离西大墙。而后旻宁因为在对抗起义军时的功绩，受到爱新觉罗·颙琰帝的重视，被封为智亲王，所持之枪被命名为“威烈”，此事件成为旻宁继位的重要因素。

林清（1770—1813年），顺天大兴（大兴区黄村镇）人。原名刘金刀、刘安国、刘林，是清代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首领。

祖籍浙江省，原为大兴巡检司书吏。嘉庆十一年（1806年），参加天理教，并成为坎卦教主，在河北省各地传教。十六年，与李文成共议联合行动，与李共掌八卦九宫，封号“天皇”，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兵。九月十四日，派二百人分两队身藏武器，潜入北京。次日，由太监向导，分两路进入内城，并在隆宗门与清军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李文成援军又未能赶到，两路均告失败，义军三十一人牺牲，四十一人被俘。十九日，林清于黄村被捕杀害。

李文成（?-1813），滑县人，清农民起义领袖。李文成木工出身，因排行第四，人称李四木匠。幼年曾人私塾，成人后加入反清秘密组织“八卦教”，因组织能力强，不久被推为“震卦”卦首。“震卦为八卦之首”，李文成成为统管八卦的主要教首，后改教名为天理教。李文成假托“天意”，广造舆论，当时民间流传着“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的歌谣，说李文成是明朝李自成转世，李文成自称“严霜十八子”。天理教的教徒迅速发展至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