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突厥主义（英语Pan-Turkism，土耳其语Türkülük），又称大突厥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在俄罗斯帝国时代，鞑靼人受到大迫害；于是在19世纪，鞑族知识分子萌发该主义。它不切实际地主张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由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

当时在欧洲也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泛突厥主义它主张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由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

主张国家有：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鞑靼斯坦、北塞浦路斯等。

泛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先在欧洲东部地区俄罗斯帝国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找到适宜生长的沃土，而后扩展于土耳其人、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斯坦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和其他突厥民族，他们曾经都是突厥帝国的一部分。

当时，在喀山鞑靼人中，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商业资产阶级有了很大发展，早于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走上适合于本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了反抗沙皇俄国民族压迫的暴政，同俄罗斯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极力主张的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泛突厥主义在鞑靼人中间应运而生。

出生于俄罗斯帝国境内克里米亚半岛贵族的伊斯马依勒·普林斯基（1815～1914），是俄国泛突厥运动的终生思想鼓动家，有“泛突厥主义之父”的称号。他先后创办过《土克曼报》和《译文报》，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在他们领导下，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在俄国全境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中发起了“扎吉德”运动。“扎吉德”一词乃“新的”之意。这一运动成为当时进步的鞑靼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面旗帜，而且对于整个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的资产阶级也发挥着动员组织作用，从而为俄国泛突厥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他们主张俄罗斯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为了争取民族复兴，首先通过建立共同的、规范的语言和文化，而后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而在思想上、行动上联合起来；既要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又要把全体民众从泛伊斯兰主义的愚昧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由于鞑靼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但没有触及沙皇的专制制度，而且到后来反而成为沙皇制度“奉公守法的臣民”。同时，随着泛突厥运动在鞑靼人中逐渐发展，除了对泛伊斯兰主义偶尔有所攻讦以外，始终没有同它划清界限，而且两者愈来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表明了泛突厥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观点在实质上是相通的。

以后，随着俄罗斯处于司托雷平的反动时期，俄国加紧了对泛突厥运动的迫害，使得不少的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位于俄罗斯帝国南缘的、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交界处的、处于瓦解边缘的奥斯曼帝国的境内，出版刊物，大肆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俄土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更号召俄国国内穆斯林与奥斯曼帝国合作，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这样，发源于俄国鞑靼人的泛突厥主义，就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市找到了拥护者和崇拜者，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帝国（1299～1922）得到广泛传播并扎下根，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思想正好适应了奥斯曼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1889年建立的青年土耳其党，在政治上主张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妄图由奥斯曼帝国来统一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建立一个其范围从伊斯坦布尔海峡到阿尔泰山，甚至从地中海延伸至太平洋的突厥大帝国，因而极力推崇和鼓吹泛突厥主义。

青年土耳其党中央理事会成员兹亚·乔加勒普（1876~1924）所著的《突厥主义原理》，就是一部狂热鼓吹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作。他说：“突厥主义意为发扬光大突厥民族。”说什么：“民族不是种族、血亲、地理环境、政治和意志等的集团，而是一个由分享共同语言、宗教、道德、美学，也就是说受同样教育的许多人组成的团体。”“惟一的结论是承认那些自称‘我是突厥’的人为突厥人”。并且说：“突厥主义的远期理想是‘图兰’……‘图兰’意为Tur，即突厥的后代”，“图兰是所有突厥人的伟大祖国，它过去是个事实，将来也会成为事实”。宣称：“将1亿突厥人联合成一个民族是突厥的极大愿望”。这些都充分暴露了奥斯曼帝国极力推行泛突厥主义的狂妄的政治野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由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党青年土耳其党组阁的执政机构，便积极支持泛突厥主义者开展各种活动，致使各种泛突厥主义组织纷纷出笼。尤其是“突厥之心”这一组织活动时间较长，影响也大，直到1931年才被停止活动。

俄国鞑靼人尤素福·阿克舒拉，在“突厥之心”的机关刊物《突厥故乡》上发表大量鼓吹泛突厥主义的文章，说什么“突厥世界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明确的文化联系和实际纽带”，“突厥指的是所有源自突厥的人”，为他们妄图建立突厥大帝国极力制造舆论。

在这种野心勃勃的大沙文主义思想的驱使下，青年土耳其党的决策人恩维尔等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国策加以推行。他们设想以中亚的撒马尔罕为首都，建立一个囊括地中海到太平洋沿岸的大帝国。

他们建立秘密机关，建立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特务组织，向有关国家进行渗透。仅在1915~1916年就向阿富汗斯坦、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时值中国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派遣间谍，散发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上万册。

他们还在中亚的布哈拉和高加索地区贩运枪支，煽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闹事，这类活动也蔓延到中国新疆境内。不仅如此，他们还继承了哈米德二世的衣钵，实行民族迫害政策，对马其顿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进行大规模屠杀。

他们还投靠德国，企图借助德国力量在世界上推行泛突厥主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结成同盟，终于落得一个可耻的失败下场。

19世纪60年代，清代在太平天国运动、英法联军入侵京津和沙俄吞噬北疆的三重打击下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新疆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机带兵入侵新疆，占领了新疆天山以南除哈密市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和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市等地，侵占中原地区疆土达100万平方千米以上。当时的奥斯曼苏丹阿布杜·阿齐兹已经受到刚刚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苏丹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元首，也是其他国家穆斯林的领袖。他决定在英俄两强角逐的中亚地区培养亲土耳其的势力，以改善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战略处境。奥斯曼帝国官方开始造势，喀什噶尔（今天的喀什市）几乎在一夜之间为奥斯曼朝野人士所知。

因此，当阿古柏派出侄子赛义德·阿古柏·汗远赴奥斯曼帝国寻求支持，他于1873年抵达奥斯曼都城伊斯坦布尔市时，双方一拍即合。苏丹授予阿古柏“埃米尔”称号，赐以勋章和宝剑，还赠给阿古柏6门炮，1200支枪，并派出4名军事教官到新疆培训阿古柏侵略军。赛义德回到喀什噶尔后不久，阿古柏就接受了奥斯曼一世的封号，把苏丹的名字铸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并悬挂土耳其国旗，承认了奥斯曼的宗主权。1875年赛义德再次出使土耳其，奥斯曼苏丹再次赠与大批武器弹药并派出军事教官。奥斯曼帝国与阿古柏政权勾结的活动，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奥斯曼提供的武器弹药是先运到孟买，再由英国人转运到新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苏丹还以命令的形式确认阿古柏的长子为其继承人，并向阿古柏的长子和次子授予官衔。1877年，赛义德第三次出使土耳其，代表阿古柏向新任苏丹效忠。据维吾尔族史学家毛拉乌沙的《安宁史》和《伊米德史》的记述，浩罕汗国侵略者在土耳其帝国的支持下，对包括维吾尔族人民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奴役。根据英国人沙敖的统计，大约4万华人因不愿意接受伊斯兰教而被阿古柏杀戮。哈萨克族、蒙古、汉等族的儿童，被作为幼奴贩卖到“费尔干纳盆地、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巴达克山（今阿富汗）、突厥斯坦，以及遥远的土耳其”。

这样，1877年-1878年左宗棠、刘锦棠指挥的清军收复新疆之战中，清军是与打着土耳其旗帜、使用土耳其武器的侵略军作战的。在阿古柏政权被清军消灭后，其驻土耳其代表艾芬迪向土耳其苏丹哈米德二世请愿，要求苏丹向中国派出使团，公开宣称新疆是土耳其的国土，被苏丹谨慎的拒绝。1880年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逃到伊斯坦布尔市，宣称要夺回喀什噶尔。哈米德二世接见了他，但也没有给予实质性支持。

1914年，土耳其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土耳其人在新疆活动更加频繁。一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的喀什噶尔青年回乡，在当地富商赞助下，开办几所学校。1916年，土耳其人牙可甫在莎车开办实业学校，以教授实业的名义，专门传播泛突厥主义。同年，有土耳其人来到喀什噶尔，在南疆活动3年，并与甘肃的撒拉人建立联系；还有1名土耳其人在叶尔羌办了一所专业学校，1名土耳其人在卡马尔介绍下试图在和办一所小学。

1914年底，德国与土耳其正式结为同盟，将土耳其拖入反对英国俄罗斯的战争。出于战略考虑，德国皇帝威廉标榜自己“是保护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是帮助土耳其解放所有穆斯林的”。1915-1916年，德国人冯·亨蒂率领一个秘密组织到新疆喀什、莎车县等地从事宣传活动，沿途散发了上万册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1915年，土耳其人阿吉·阿里阿范得在南疆的喀什、英吉沙县、叶尔羌汗国、和田、库车市、吐鲁番市、鄯善县、哈密市等处活动。1917年，德国派遣土耳其人七名携带巨款，赴陕甘新一带联合回教徒，目的是“为将来引导土耳其东犯之伏机”。1917年，德国顺发洋行在乌鲁木齐市、喀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收购羊皮等畜产品。当时列强在新疆开设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往往既从事贸易活动，又是搜集情报和培养本地代理人的谍报机关。

1917年3月14日，中原地区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中德断绝外交关系。梁启超曾经谈到，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后，必须提防德国支持下的奥斯曼帝国对中国西部的渗透活动。

当时统治新疆的杨增新对出入新疆的德、土等国的人严密监视，要求各地方官“凡有德、土两国人入境，不论行抵何处，即行查明扣留在署，不许出外与回缠交接”。鉴于当时中央政府已加入协约国，与德国、土耳其断绝了外交关系，杨增新便积极招募军队，在哈密市、若羌县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双泛主义”分子渗透必经的三个交通要道上布防，对来往人员进行严格盘查，如果发现有人带有军械武器，即要求“迫令解卸”，绝不能迁就他们持武器进入新疆，对于已经渗透进来的可疑人员则驱逐出境。

中国对德宣战后，上文提到的卡马尔不再受德国驻华使馆的保护，迁居库车市。后来到省会乌鲁木齐市（即乌鲁木齐），先是被关押在衙门中，不久任迪化道尹的土耳其语翻译，但被隔离在衙门角落中，其往来信函受到严格检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

英国长期扶植奥斯曼帝国封锁俄罗斯南下地中海和波斯湾的通道，与土耳其是盟友关系。英国为了在中国新疆扩大侵略势力，与俄国竞争，雇佣土耳其等中东、近东国家的一些人做间谍，潜入新疆，冒充阿訇，利用伊斯兰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深入全疆各地特别是南疆的清真寺，以讲经为名，大肆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又称大土耳其主义）。英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传播，曾经比德国更为积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阵营中的日本也转而支持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据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日本学教研室的敦达尔博士的土耳其文新作，《从泛伊斯兰主义到大亚洲主义一一奥斯曼帝国、日本和中亚》记载，1923年，现代土耳其的“国父”穆斯塔法·阿塔土克领导的政府废除帝制，建立土耳其，把奥斯曼帝国末代皇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流放到海外。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扶植其孙阿不都·克力木王子登上1930年代初一度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宝座。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泛突厥主义分子的组织继续存在，思想并未得到系统批判和清算，而是继续发展。麦斯武德辗转逃往土耳其，在土期间组织“突厥斯坦同乡会”，在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纵容下继续进行泛突厥主义活动。20世纪30年代初期，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东突厥斯坦”运动。伊敏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东突厥斯坦史》后来被东突分裂分子奉为经典。他们鼓吹“东突民族”有近万年历史，其袓国“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号召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消灭异教徒。

后来麦斯武德投靠中国国民党，1947年成为新疆省主席，在新疆印发带有“东突厥斯坦”字样的货币。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后才一度肃清，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沉渣泛起。2009年“七五”事件后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埃尔多安做出了同情恐怖分子的反应，也是泛突厥主义长期影响的表现。这一问题还将长期关系到新疆的稳定以及中土关系。

20世纪初期以来，重构民族历史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史观”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创造。土耳其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往往被称为“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和图兰主义（Turanism）。

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土耳其推动下，出现了泛突厥主义狂热。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对于西方的战略地位下降，同时，苏联解体意味着对抗泛突厥主义的堡垒消失，中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真空。土耳其的雄心迅速膨胀，立即与新独立的五个突厥语族国家建立密切关系，试图充当突厥语国家的“老大哥”。1992年，在土耳其倡导下，召开了突厥国家峰会。1993年成立了突厥语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组织。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还成立了突厥民族大会，建立起政治组织，定期召开会议，推动泛突厥主义运动。新独立的中亚、高加索国家的态度也对土耳其产生积极影响，使土耳其看到了复活突厥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建立“大突厥帝国”的历史机遇。厄扎尔等政治家们鼓吹泛突厥主义狂想：21世纪是土耳其的世纪；而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广袤地区都是突厥世界，且新独立国家都将土耳其视为文化中心和历史磁铁。土耳其视所有突厥语族为亲族。

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战略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原地区带来意识形态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埃尔多安在新总统府接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身后16名武士代表了历史上的16个与突厥有关系的政权，分别是：匈奴、南匈奴、匈人帝国、白匈奴、突厥汗国、阿瓦尔帝国、可萨帝国、回纥汗国、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国、塞尔柱帝国、花剌子模、钦察汗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

此外，土耳其总统旗与总统印上，16道光芒的太阳与16颗星星也有同样的含义。

“灰狼”组织是由阿尔帕斯朗·图尔凯希（1917年至1997年）创立的，图尔凯希曾是土耳其军队的军官，“灰狼”组织的思想围绕着突厥民族，希望恢复其荣耀与历史，并致力于统一突厥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根据部分人员的解释，该组织成员希望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边界从巴尔干地区扩展到中亚的国家，这种思想来源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该帝国在当时涵盖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

部分人认为，该组织以各种方式反对土耳其的库尔德自治区问题，并试图将土耳其的身份与伊斯兰教融合，因此，“灰狼”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居住有穆斯林人口的苏联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