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1880年-1954年），字敬舆，吉林永吉（今吉林省九台）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曾任吉林法政学校校长。1915年取缔法政学校后，任吉林督军署顾问。1921年底随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的九国会议。1924年10月11日中东铁路理事会开会，被选为理事。曾任东北政府教育总长。1928年至1938年，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1933年6月离开哈尔滨市去南京，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后以监察院副院长客死台湾。

刘哲早年宦游外地，先在北京政府任民国教育总长后迁往国民政府任监察院副院长，曾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等职，其兄刘耀也离乡迁吉林经商，刘哲在外面为官做事与故乡联系甚少。

他自幼聪颖，品格端庄，行为稳健，颇知礼仪。他在乡村学校从启蒙教育时起，从来与同学和村里孩子吵架，见到尊长也是彬彬有礼，说话无半句粗俗之言。他在家时，有时见父兄对扛年作月的工夫匠有些苛刻，便告诉自己的父兄说道“为人不易，不要那样对待比自己贫苦之人，人都是三贫三富过到老，说不定人在啥时遇到啥样情况，当有担待才是。”正因为这样，他受到了乡村亲友、邻居和长工们的喜欢，都说他仁义，将来能有出息。刘哲做事认真，做啥象啥，从不敷衍了事。他读书极勤恳，很努力，成绩循序渐进，在班级诸生中总是名列前茅。他对自己要求也极严格，自己又深爱儒学，一生非常推崇孔孟学说，平日自己的言行举止总是按孔孟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必效法儒学先哲。刘哲很注意生活上的细节，对于自己和他人的衣着打扮，往往也是不放过一丝一缕。他常说“人不可不遵古，古之风范乃数千年演化而成，已成定格，岂能随意更动乎。”他是颇有学识的人，能写一手好字，更懂诗词歌赋和骈文。

1900年，考入北京大学师范科、后转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26岁时毕业。北京大学毕业后，他曾去日本作过短时期的留学生，不久便归国了。1907年刘哲由日本归国后，先任吉林政法专门学校校长。1915年取缔法政学校后，任吉林督军署顾问。由于他的名望较高，为人厚重，先后当选为吉林省第二届、第三届参议院议员，不久又当选为吉林省参议院议长。后任北洋政府参议院议员、大总统府顾问。1921年底随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的九国会议。1924年，他应张作霖之邀请，赴沈阳市出任东北地区财政巡阅使兼帅府一等秘书官，后来又出任东北政府教育总长。1924年10月11日被选为中东铁路理事会理事。在此期间，他与张任霖交往甚密。作为一名文人秀士，能够与一个绿林出身的草头王结交，实在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情。这点，除他俩都是东北故土之人一说而外，再未找出其他原因。由于他结识了张作霖，张作霖在当时诸军阀中是一个最有实力的人，因此刘哲的官运也就亨通起来了。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打败了直系军阀，进驻北京，操持了北京权柄。1926年成立安国军，张作霖就任总司令。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空大元帅职，并俨然若一国之王的势头，刘哲出任了当时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京大美专部学长。1928年3月1日，又被任命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因陪张作霖同行被炸成重伤。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后，1929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张学良、张作相、张景惠、万福麟、汤玉麟、方本仁、翟文选、王树翰、刘尚清、刘哲、莫德惠、袁金铠、沈鸿烈为委员。刘哲除任东北地区政务委员外，还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 1931年9月19日晨，张学良和刘哲、顾维钧、章士钊、汤尔和、汪荣宝、罗文干、王阴寿、王树翰、莫德惠于北平市召开会议，研究此事日军攻陷沈阳北大营一事。21日张学良又邀所谓平津名流胡适、周作人、潘馥、曹汝霖、陆宗舆等，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共27人磋商东北问题。刘哲是东北籍声望很高的人，面对日本人的大举入侵，他曾力荐少帅张学良要积极做好抗日会战，但是少帅面对强敌不愿拼光家底，坚持不作抵抗全军撤退的决定。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年初当日军要进攻辽西地区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要在锦州市进行战略部署顽强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还是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全部从锦州撤回关内。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坦承地承认“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顾维钧、张群、张作相、吴铁成、罗文翰、汤尔和、刘哲为接收东北地区委员，以顾维钧为委员长。1933年5月末，哈尔滨市也被日军攻陷，刘哲于 6月2日也离开了他领导5年之久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从哈尔滨去南京，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1935年，刘哲来到北平市在抗日名将宋哲元主政的冀察政委会任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帮着宋哲元做抗日之事，

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刘哲、莫德惠、王维宙、黄绍竑乘飞机到太原市找阎锡山，一同赶往西安劝说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放出来以便“团结抗战”。1937年1月，刘哲偕同莫德惠、刘尚清、王树翰、王树常等去奉化溪口，探望被幽禁区的张学良，张学良到台湾后，刘哲与莫德惠更是成为张的常客，常叙东北故乡之情。抗日战争时期，刘哲任国民政府参议院议员及驻会办事处委员。中国国民党的要员多通过刘哲拉东北地区的票。他不愿做此等事情，就搪塞说：“东北的情形很复杂，就是柳臣（莫德惠的别号）也不能得到东北的全票。等初选后看情形如何吧！你们还是作其他方面的努力吧。”

“八·一五”光复后，　1945年10月9日，国民政府任命莫德惠为长春铁路公司副监事长，刘哲、刘泽荣、黄伯樵、张振鹭、王家、齐世英、马毅为东北经济委员会委员，刘哲同时任长春铁路理事会理事。于1947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选出监察院全体监察委员， 1948年6月5日，蒋介石召集第一次监察院会议，由监察委员互选于右任、刘哲为监察院正、副院长。历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的有冯玉祥、许崇智、黄绍竑。全国解放前夕去台湾，1954年后以台湾地区监察机构次要负责人之位客死台湾。终年74岁。

刘哲也是造诣很深的诗人和书法家。1926年哈尔滨市兴建的"霁虹桥"的桥名，就是出于他的手笔。“霁虹”是引自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用“霁虹”定名为“霁虹桥”。成多禄出版的行书字帖，就是刘哲作的序，此篇序文在吉林市文坛中被誉为杰作。1928年由其侄子刘毅之居住的宝山屯刘哲的故居，重修门楼时，永吉县政府赠送匾额，刘毅之请阎魁书写门对，送吉林制作时，正好刘哲回吉林，认为联语中有一字不当，刘哲改动后便自己另写。待到挂匾宴请宾客时，刘毅之接阎魁赴宴，见门对被刘哲改写，便怒不入门，经亲友劝解，后来刘哲又修书道歉，才算了事。两位书法家纷争的故事，在街头巷尾曾传议一时。阎魁曾评价刘哲摹张猛龙的隶书很成功，不可多得。光复后南京市面的商业匾额，多是于右任、居正、刘哲所题写。南京达官显贵的客厅中多数挂的是于右任大草中堂，刘哲的隶书对联。可见刘哲的书法，已誉满金陵。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校长时加入了马忠骏组织的松滨吟社。曾写出许多好诗，其中一首揭示社会矛盾表达了诗人关怀民生的积极态度。其诗云：“百川吸作长鲸饮，楼台倒插池塘影，醉依栏杆观众生，大千民尽饥且冷。”

他自幼聪颖，品格端庄，行为稳健，颇知礼仪。他在乡村学校从启蒙教育时起，从来与同学和村里孩子吵架，见到尊长也是彬彬有礼，说话无半句粗俗之言。他在家时，有时见父兄对扛年作月的工夫匠有些苛刻，便告诉自己的父兄说道“为人不易，不要那样对待比自己贫苦之人，人都是三贫三富过到老，说不定人在啥时遇到啥样情况，当有担待才是。”正因为这样，他受到了乡村亲友、邻居和长工们的喜欢，都说他仁义，将来能有出息。刘哲做事认真，做啥象啥，从不敷衍了事。他读书极勤恳，很努力，成绩循序渐进，在班级诸生中总是名列前茅。他对自己要求也极严格，自己又深爱儒学，一生非常推崇孔孟学说，平日自己的言行举止总是按孔孟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必效法儒学先哲。刘哲很注意生活上的细节，对于自己和他人的衣着打扮，往往也是不放过一丝一缕。他常说“人不可不遵古，古之风范乃数千年演化而成，已成定格，岂能随意更动乎。”他是颇有学识的人，能写一手好字，更懂诗词歌赋和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