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案是指在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枪击的事件，被称为民国第一要案，也称“宋案”或“刺宋案”。

1912年3月，民国新内阁成立，根据《临时约法》，新一届内阁由斯里兰卡议会选举胜出的政党组织。1913年3月，由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的中国国民党赢得了国会选举。随后宋教仁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约前往北京共商国事。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出发时，在火车站的检票口遭枪击。国民党成员黄兴等人随即将宋教仁护送至沪宁铁路医院，但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宋教仁最终不幸逝世。刺杀事件发生后，国民共进会会长兼江苏省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和国民共进会成员武士英作为嫌疑人先后被捕。武士英起初否认罪行，但在审问官的诱供下坦白参与刺杀，随后在狱中暴毙。应桂馨被怀疑为主谋，但由于证据不足仅被关押。经调查，应桂馨不仅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关系密切，内阁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也与他通信频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洪述祖逃亡青岛市，赵秉钧被迫辞职，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宋教仁遇刺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关于幕后主使的真相，存有多种说法，其中袁世凯主使说、洪述祖自作主张说以及陈其美妒贤嫉能说流传最广。该事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中国国民党和民众通过举行追悼会、送殡活动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抗议活动等方式以纪念宋教仁。

宋教仁的身亡激发了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对袁世凯的强烈反感，进而触发了“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黄兴、李烈钧等人纷纷起兵讨伐袁世凯，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对后续的反复辟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宋教仁倡导的按法治轨道、宪政原则解决政治纷争的政体模式未能实现。袁世凯在他死后将国民党定为非法组织并解散了国会，使中国再度陷入了专权统治。

武昌起义后的政治格局经历了重大变化。经过反复斗争和幕后交易，各方势力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孙中山退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民国新内阁成立，唐绍仪担任总理，而宋教仁则成为农林总长。然而，由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这届内阁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宋教仁因此辞职。根据《临时约法》，1913年2月前民国应完成国会选举，由此产生民国首任大总统。《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职位较为象征性，实权在内阁总理手中，而新一届内阁由国会选举胜出的政党组织。因此，各政治力量在国会选举前热衷于组党、并党，以图在选举中占据优势。同盟会、共和党（由多个政团合并）、民主党（由梁启超领导）等成为主要政治力量。

民国初期，宋教仁全力投入到同盟会的党务和国会议员选举中，他主张实行民主专政和政党政治，即通过公开公平的政治竞选，让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责任内阁。为此，他提出“朝野合作”“新旧合作”的口号，主张大规模改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团体联合。1912年8月10日，同盟会召开职员会讨论合并事宜，多数与会者赞成合并。8月13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正式宣布改组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忙于铁路建设，他委托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

1913年1月，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在众议院596席中赢得269席，在参议院274席中赢得123席，大获全胜，按照资产阶级政党内阁原则，国民党有权组阁。宋教仁因此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社会广泛传言他将出任内阁总理。1913年3月9日，宋教仁应邀来到南京参加江南国民党支部的活动，支部在浙江会馆为他举行了一场欢迎会。在会上，宋教仁发表了一场近两小时的演说，内容多是对时政的批评。随后，宋教仁又在上海进行了数场演说，每场都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响应。

然而，宋教仁的演说也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北京出现了匿名书和救国团，对宋教仁的言论进行攻击和指责。对此，宋教仁选择在报纸上逐一进行反驳和回应。不久后，袁世凯邀请宋教仁前往北京共商国事。随着定于4月8日在京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日期临近，宋教仁决定于3月20日乘车前往南京。就在宋教仁准备出行之前，上海市曾传出有人企图加害于他的消息，许多人因此劝他暂时不要前往北方。对此，宋教仁却一笑置之，认为那只是无中生有的“杯弓蛇影之事”。

1913年3月20日晚上，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黄兴、廖仲恺等人准备送别奉袁世凯电召去北京的宋教仁。当晚10点45分，当宋教仁在黄兴等人的簇拥下走到火车站检票口时，突然从背后传来几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被枪击，子弹穿过他的胸膛，直入腰部。宋教仁表情痛苦，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车站陷入一片混乱，黄兴等前来送行的人士急忙将宋教仁从月台上扶起，呼叫车站巡警来捉拿凶手，但四周却一个巡警也没有。众人见外面停有一辆汽车，便将宋教仁送上车直奔沪宁铁路医院。当车站外的巡警赶到时，凶手已经不知所踪。

到达医院时，宋教仁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留下了三项遗嘱，由于右任记录。首先，他指示将自己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所有书籍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其次，考虑到自己来自贫寒之家，且老母尚在人世，他请求于右任与其他朋友在他去世后照顾他的母亲。最后，他劝告朋友们继续勤勉地工作，不要因为他的离世而放弃他们的责任心。他表示自己为了南北和解倾尽全力，即便遭受误解和痛苦，亦无憾于死。

同时，宋教仁还授意黄兴代为拟定一份电报发给袁世凯，描述他被枪击的经过和自己的革命生涯。电报中，他提到在去北京途中遭遇背后枪击，枪弹从腰部穿入腹部，估计难以生还。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清白和改革努力，表达了对国家基础尚未稳固、民众福祉未增的遗憾。宋教仁恳求袁世凯展现诚意和公正，全力保障民权，建立稳固的宪法，以使国家获得长久的安定。他希望自己的这些临终之言能被袁世凯所接受。

由于子弹射中了心脏附近的要害部位，宋教仁的生命迹象逐渐微弱。医生检查认为，宋教仁的肠道受到了严重损伤，必须进行手术修补才有生存的可能。经过手术，医生用钳子从宋教仁小腹处取出子弹，发现弹头上有毒。手术后，宋教仁疼痛难忍，且出现了大小便失禁和流血不止的症状，进一步检查发现肾脏也受损。3月22日凌晨，宋教仁的病情加重。在最后的时刻，他与到访的同仁黄兴、于右任等人告别。在黄兴安慰他后事有人负责后，宋教仁最终含泪逝世，终年32岁。

宋教仁逝世后，范鸿仙拍摄了他的遗体照片。首先是一张半裸遗体照，清晰展示了伤口。随后又拍摄了一张宋教仁身着西装覆以革具的遗体照，遗体被摆放在一张高沙发上。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将宋教仁的遗体从医院转移到位于法租界的湖南会馆。

在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立即采取行动，联合地方官员发出紧急通电，要求协助捕捉凶手，并设定了限期缉获的目标。同时，上海县（今属于上海市闵行区）的知事和地方检察厅也发布了悬赏通告，以加大对凶手的追捕力度。黄兴和陈其美更是悬赏高达一万元，托付给公共租界的总巡捕罗斯进行缉捕，而沪宁铁路局也出资五千元加入悬赏行列。随后，上海所有巡警和中外侦探全面展开追查。经调查发现宋教仁在沪宁医院收到了一封从上海本地寄来的信，信件署名为“铁民自本支部发”，内容充满了对宋教仁的讥讽。随着调查的深入，宋教仁遇刺案的凶手很快便被抓获，关于破获过程有三种说法。

1913年3月23日，一个名为王阿发的古董商向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主动报案。他表示，10天前，他的常客应桂馨向他展示了一张照片，委托他刺杀照片中的人物，还承诺如果他做成了这件事，就给他一千元作为报酬。但王阿发拒绝了这一要求。王阿法后来在客栈与友人谈论此事，确认照片中的人物正是宋教仁，被客栈老板张某听到并通报给中国国民党员。在国民党员提出破案有重赏后，王阿法因贪图赏金，便直接来向巡捕房报告。巡捕房听闻后立即展开搜捕，封锁了上海租界灯的迎春坊，总巡捕罗斯和西探总目安姆斯脱郎带队逮捕了位于李桂玉姑馆的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兼江苏省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又名应丞）。

1913年3月24日，总巡捕和法捕房巡捕押着应桂馨前往其住宅，搜出多份公文信件，以及一个身穿男装的少妇和一个口操晋音的外乡人。总巡捕将所有男客押送法捕房，女眷则被软禁。随后，身着新服、口操晋音的外乡人被证实为武士英（真名吴福铭）。他曾在云南省担任管带，因军队被裁而到上海市游历，后来受应桂馨指使枪杀宋教仁。武士英在火车站使用手枪开枪射击宋教仁后逃回应桂馨家中，得到了应桂馨的赞赏。应桂馨邀请他去李桂玉家饮花酒，并叫了鼓女胡翡云侍宴。然而，当晚应桂馨被巡捕房带走，武士英和胡翡云十分慌张，商议后决定去应桂馨家通报消息。结果刚进门不久，法租界总巡捕派人包围了应桂馨家，两人一同被捕。第二天，总巡捕在应桂馨住宅发现了一把与宋教仁中枪子弹相同的五响手枪。

宋教仁遇刺事件后，上海火车北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的女老板报案说，有一个住客很长时间不付房租。当她催促他付款时，他总说钱快到了，等钱到了就一次性付清。宋教仁被暗杀后，这个人突然有了很多钱，不仅付清了欠款，还有不少剩余。巡警先是逮捕了这个人，审问得知他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武士英。接着，他们又根据搜出的电报信件抓到了指挥这次行动的应桂馨。

宋教仁遇刺事件后，社会舆论哗然。《民权报》刊登了宋教仁的遗像以示哀悼。一个住在革命党成员何海鸣家中的退伍军人，看到《民权报》上刊登的宋教仁遗像后，向询问是否就是在车站被刺的人。何海鸣对其提问感到奇怪并追问原因。军人透露，十几天前曾有人出价五千现大洋让他去暗杀宋教仁，但他并未理会。军人提到，那人曾将他带到北京路的一幢楼房，但忘记了门牌号。何海鸣将这一重要线索报告给国民党上海总部，由黄兴负责处理此事，最终查明楼房位于北京路19号。随后，警方在23日逮捕了应桂馨及武士英，并在应桂馨的住宅中搜出电报密码和密电多件。

武士英被捕后，法国租界副领事、英租界会审员关焖之、城内审判长王庆愉对他进行了审问。起初，武士英拒绝承认罪行，后在审问官诱供下坦白，声称其在一次饮茶时，偶遇旧友陈玉生邀请他加入共进会，并受应桂馨会长的委托枪击宋教仁。当审问官询问陈玉生的下落时，武士英却回答不上来。一天后再次讯问时，武士英改变了之前的口供，声称此事与应桂馨无关，刺杀一事都是陈玉生教唆。随后，英副领事和审判员榕卿开堂，让王阿法与应桂馨对质，但应桂馨拒不认罪。英副领事只好将应桂馨押回待审。

鉴于此案的重大影响，程德全亲自来到上海市，与黄兴等人商议处理方法。孙中山也从日本赶回上海，在黄公馆密切关注此案进展。程德全承认，应桂馨是由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保荐，并由他任命为江苏省巡查长的。黄兴听后便命程德全秉公办理，避免元凶逃逸。考虑到案件涉及华界，程德全、孙中山等人建议由交涉使陈贴范向各国领事提讯。由于证据不足，英领事表示等案件有眉目时再转送中国法庭办理。在处理提审地点时，法领事和英领事产生了意见分歧。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共同审理此案，武士英被转至公共租界会审公堂。

在随后的会审中，武士英和应桂馨分别被西方和华人律师代表。应桂馨暗中疏通关系，请了三位律师为他辩护。宋教仁的叔叔宋宗润也从湖南省赶到上海市，希望能为宋教仁伸张正义。审判席上，原告和被告争执不休，两位人犯的口供前后不一。应桂馨通过第三方向武士英传话，承诺他如果按照指示供认，不会有生命危险，事后还有奖赏。受此影响，武士英一口咬定杀宋教仁是自己的意图，表示与应桂馨并不相识。当被问及手枪之事时，武士英坚称使用的是七响手枪，并早已丢在车站旁的草场上，一再强调此事是自己所为。见武士英如此坚持，审讯员只好转向应桂馨的审问，而他则将自己的罪名推得一干二净。由于直接证据不足，程德全、孙中山等人试图用应宅搜出的文件作证，但法捕房拒绝交出。

通过程德全和应德闳校译的电报及函件，发现应桂馨与洪述祖关系密切，内阁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也与其通信频繁。检察厅公布了查抄到的洪述祖和应桂馨之间的电文，这些电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暗语。例如，在3月14日的电文中，应桂馨提到“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出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外界推测这是指宋教仁在各地进行的演讲活动，并认为应该采取行动刺杀宋教仁。再如3月21日的电文，应桂馨告知洪述祖“梁山匪魁，已被剿灭，我军无一伤亡”，意指宋教仁已被成功刺杀。经过进一步调查，程德全、应德闳和检察厅长陈英破解了暗语，确定在北京指挥刺杀的是洪述祖，并致电内务部请求拘留洪述祖。但洪述祖已闻风而逃，袁世凯则下令严拿。

程德全应各方要求，让领事团交出人犯和所有证据。最终，英、法两领事按照惯例将人犯、证件等交给上海检察厅。然而，还未等到正式审讯，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暴毙。得知这一消息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将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的密电载入呈文，并请求政府批准设立特别法庭进行审理。然而，袁世凯和赵秉钧都未对此作出回应。后来，上海审判庭正式开庭审讯应桂馨，但他仍然拒不认罪。金泯澜律师要求洪述祖、赵秉钧到场对质，但两人都未到场。宋教仁遇刺案最终不了了之。

宋案发生后，中国各地纷纷举行悼念宋教仁的活动，舆论压力下，赵秉钧被迫辞职，不久被调任为直隶都督，后于1914年因中风病逝。应桂馨继续关押，在狱中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甚至被允许抽食鸦片。当他被一群暴徒劫狱救出后，于1914年在从北京返回青岛市的火车上遭到了暗杀。洪述祖在案件发生后逃至青岛租界，被德国扣押后又被释放。他在回到上海市后，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认出并扭送至捕房。1919年3月，洪述祖以主使杀人罪名被处绞刑。

宋教仁遇刺身亡之后，中国国民党相关人士向地方政府发出电报，请求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纪念他。宋教仁的去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切哀悼，众多民众前往医院吊唁。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组织了一场大型的宋教仁追悼会。送殡队伍浩大，长达数里，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士兵和巡警参加了送殡行列。宋教仁的突然去世震惊了孙中山，他从东京急忙返回上海市，并亲自撰写挽联以表哀悼。同时，在武汉，各界人士也在汉口满春西苑举行了一场追悼大会。武汉省议会议员詹大悲和烟台市前都督刘艺舟发出电报，全国范围内声讨袁世凯，并发起了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抗税、抗粮运动，以此表明与北京政府的决裂。

宋教仁遇刺事件激发了孙中山强烈的反袁情绪，促使他主张对袁世凯进行武装讨伐。这一行动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二次革命”。黄兴在南京、李烈钧在江西省率先起兵反对袁世凯。然而，二次革命在短短两个月内便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逃亡海外。二次革命为之后抗议袁世凯盗国、洪宪称帝掀起的全国性的反复辟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教仁的死导致了他倡导的按法治轨道、宪政原则解决政治纷争的政体模式未能实现。袁世凯抛弃责任内阁制，宪法的至尊地位未能确立，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血腥冲突。随后，袁世凯宣布中国国民党非法并解散国会，使中国再度陷入了专权统治。

宋教仁遇刺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关于幕后主使的真相，存有多种说法，至今仍是历史学界讨论的焦点。

袁世凯指使说曾是国民党的官方立场，这一观点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然而，随着国民党的崛起和新中国的成立，这一观点成为了主流。这种观点主要基于宋教仁在中华民国国会选举前后积极推动的内阁制改革，这一政治立场被认为威胁到了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因此，袁世凯有强烈的动机暗杀宋教仁，以消除这一威胁。该观点认为，袁世凯是策划行刺宋教仁的幕后主使，而国务总理赵秉钧则是负责直接组织和布置暗杀行动的关键人物。袁世凯和赵秉钧在刺杀发生后，还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转移公众对宋教仁案的关注，将责任推给黄兴等中国国民党成员。

宋教仁遇刺案的迅速破获后，袁世凯派遣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唁名义前往上海市与黄兴沟通，但此举未能缓解紧张关系。袁世凯随后宣布破获一个名为“血光团”的暗杀组织，并指认黄兴为团长。紧接着，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声称奉黄兴的命令来北京进行政治暗杀，进一步混淆了案件调查。袁世凯还命令司法部通电否认地方长官宣布宋案证据的权利，声称这是干涉司法独立。另一方面，赵秉钧在媒体上发表谈话，试图表明自己与宋教仁的友好关系，并强调洪述祖与他无直接联系，是唐绍仪推荐至内务部的。他还向上海地方检察厅发送了一封公开信进行辩护，强调自己与案件无关，指出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区别，并质疑为何其他与案件有潜在联系的人物如黄兴未被追究责任。上海地方检察厅于5月8日要求赵秉钧出庭，面对法院的传唤，赵秉钧称病拒不出庭，袁世凯则坚持宣称宋教仁案的凶手为黄兴和陈其美。

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应桂馨认为时机成熟，便公然发出要求“平反冤狱”的电报，并直接前往北京向袁世凯提出履行之前承诺的“毁宋酬勋”。随后，应桂馨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被京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侦探王双喜杀害。此外，在宋教仁遇刺事件之后，民主革命家林述庆等人公开批评了袁世凯，林述庆还声称要回南方召集旧部为宋教仁报仇。不久之后，林述庆就因天花在北京病逝。这些事件也使得袁世凯的嫌疑加深。

赵秉钧主使说认为，由于中国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将接替赵秉钧担任总理一职，赵秉钧担心失去总理职位，所以暗中指使洪述祖和应桂馨等人除掉了竞争对手宋教仁。

该观点的依据是，应桂馨3月21日发给洪述祖的电文：“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这里的“转呈”指的就是转告给洪述祖的上级赵秉钧。另外，根据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张国淦的回忆，当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开内阁会议。他听到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刻离开了座位，围着会议桌走了好几圈，还自言自语说：“如果别人说我杀了宋教仁，那不就意味着我背叛了朋友，我怎么还算是个人呢？”也可证明赵秉钧与此事有关。

洪述祖自作主张说，在当时被较多人接受。主流舆论和报纸如《申报》《大公报》等，普遍认为宋案是袁世凯用人不当的结果，而非袁直接下令。这一说法认为，洪述祖出于对袁世凯政治意图的错误理解和个人野心，知道袁世凯要对付中国国民党和宋教仁，便自行策划并实施了刺杀。

警察总监王治馨在面对激愤的国民党人时曾表示，在宋教仁被袭击后，洪述祖自南方赶来，又见到袁世凯一次。袁世凯询问遁初被袭击的真凶是谁。洪述祖回答说：“这还是我们自己人，是为总统出力的。”袁世凯露出不满的表情。洪述祖看到袁世凯不高兴，便离开总统府，然后前往内务部请假，前往天津市养病。他强调宋案是洪述祖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受到袁世凯的直接指示。事后，洪述祖声称刺杀宋教仁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

另一方面，洪述祖本身来自帮派背景，是青帮的重要成员，他支持应桂馨重组青红帮，创建了“中华国民共进会”，并让应桂馨担任会长。在上海电报局查获的电报中，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经常使用“应”和“川”两个电报密码本。而民国成立初期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别名少川，也是他将洪述祖引荐到内务部担任秘书。北洋政府曾任命应桂馨为江苏省驻沪巡查长，给予他“应密”电本，以便他向北京提供情报。洪述祖在唐绍仪领导的内阁任职期间，使用“川密”电本发送电文。此外，由于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信，所以电文通常由洪直接转给袁世凯处理，赵秉钧实际上并不直接参与。这意味着赵秉钧对洪述祖和应桂馨之间的电文往来并不了解。

陈其美妒贤忌能说认为宋教仁的暗杀与革命党内部斗争有关。这个观点源于北洋派的反诘，一开始被认为是试图掩盖真相的说法。该观点认为，陈其美可能因为嫉妒宋教仁接管中国国民党党务，并对宋教仁坚持"唯国不唯党"的政策方针而产生不满。由于应桂馨之前是陈其美的重要助手，并具有会党和革命党双重身份，因此陈其美可能与此案有关。

当武士英因刺杀宋教仁而被捕后，由于案件发生在华界，上海市的华界警察通过外交途径，将他“引渡”到上海县模范监狱，但武士英在狱中不久后意外死亡。同时，另一名案犯应桂馨被从工部局监狱转移到南市的江苏海运局监狱。在“二次革命”上海战斗爆发时，一些暴徒趁机闯入海运局监狱，将应桂馨劫狱逃脱，从此下落不明。当时上海正处于陈其美的控制之下，而警察局长是他的门生，这一系列事件让许多人怀疑背后的真相，猜测这些事件是否与陈其美有关。

另一方面，袁世凯也曾多次指责陈其美参与刺杀。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一书中披露了一些关于宋案的细节。根据这本书的内容，袁世凯曾多次派遣密使与宋教仁接触。在一次会议中，陈其美和应桂馨询问宋教仁有关中国国民党内阁组织的问题，而宋教仁表示支持建立一个大公无党的政府，这引发了应桂馨的愤怒。然后，陈其美和应桂馨商议对策，最终导致宋教仁遇刺身亡。应桂馨还通过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骗取了赵秉钧的密电，后来这些密电被用来嫁祸于袁世凯。

在宋案发生后，沪上的小报最早怀疑刺杀事件可能与梁启超有关。由于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由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原先抱有较高的胜利预期，但最终结果却严重失利，这导致梁启超感到难堪。因此，有人怀疑他可能与刺杀宋教仁有关。

宋教仁墓位于上海市闸北公园内，最初建造于1914年。1924年6月，闸北区地区开辟了超过100亩的土地建立陵园，命名为宋公园，其中宋教仁墓占地约9亩，位于公园的西侧。入口处设有两根装饰着蘑菇云状图案的天蓝色灯柱，中央铺设白色花岗石路面，而墓本身呈半球形设计。墓前的石碑上镌刻着“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样，墓顶则安放有一尊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在墓园正中立有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四周栽种着龙柏。1959年，该地辟为闸北公园并正式对外开放。1981年，宋教仁墓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宋教仁身亡时，进步党政党领袖汤化龙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愤怒。他写下了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黄兴也为宋教仁撰写了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却是袁世凯。”

孙中山对宋教仁遇刺之事深感悲痛，为吊唁宋教仁撰写了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