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边成雄，日本现代国际知名东洋音乐学家。1912年6月16日生于东京。193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受教于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田边尚雄。1961年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翌年任东京大学教授。1973年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同时兼任帝京大学教授。曾以自著《唐代音乐史研究》（乐制篇上卷）获日本学士院奖。

岸边成雄（1912.6.16-2005.1.4），日本音乐学家。1912年6月16日生于东京。193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受教于田边尚雄。1961年取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翌年任该校教授。1973年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同时兼任帝京大学教授。1980年前在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授课30年，曾三度赴美国讲学。他担任过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东洋音乐学会会长，1977年后是国际民间音乐理事会和国际音乐学学会的领导成员，此外还是日本平凡社《音乐大事典》的编委。岸边成雄是将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日本的主要学者。一直从事东方音乐、日本音乐的研究。其重要著作有《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1948）、《音乐向西方流播》（1952）、《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2卷，1961～1962）、《日本的传统音乐》（1965）等。此外有研究东方音乐和日本音乐的论文等140余篇，并翻译了比较音乐学的重要著作，如R.拉赫曼的《东方的音乐》、C.萨克斯的《节奏与速度》等。岸边成雄是中国音乐学界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一生。据《九十大寿纪念·岸边成雄博士业绩目录》的统计，岸边成雄先生的主要成果有：著书（含译著）23册，论文137篇，短论、报告、解说167篇，监修、编辑、参与撰写条目的辞典、讲座64部，监修、编辑、撰写解说的唱片76套，书评79篇，唱片评论13篇，演奏会节目单解说127篇，随想等167篇，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1种，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论文41种。其中《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

岸边成雄在东大读书时学习过文言文，师从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研究过中原地区古文献，熟读唐朝汉文典籍，晚年又苦学中文口语，长期与中国学者来往交流，具有对中国人民的崇高友好情感。

1981年，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岸边成雄监制，中国唱片社和日本东芝EMI株式会社分别出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古筝演奏家项斯华演奏的古筝专集《渔舟唱晚》和《项斯华中国筝名演集》。岸边博士监制的《项斯华中国筝名演集》亦荣获日本文部省艺术祭大奖。岸边成雄博士认为：项斯华“更具有一种朴素的美”，“一个温善的人品，或许可以说，这正是她的音乐表现的本身吧。”

1996年11月21日至12月4日，古琴家成公亮先生应日本民间团体“中国音乐研习会”的邀请，在东京、大阪府、兵库县等城市举行了古琴独奏音乐会和讲学活动。他高超的演奏技巧、丰富多采的表现力、内在深刻的感情和思想，使日本听众不时用“感动”、“惊叹”来称赞这次音乐会。当时84岁高龄的古琴研究家岸边成雄博士到场欣赏了成公亮先生的演奏。11月25日，成公亮先生专程拜访岸边成雄博士，在他家就古琴音乐交谈了三个小时。谈话中岸边博士取成公亮先生的古琴“秋籁”的干拓，察看乐器内部、断纹种类、修理状况、音色等。看后谦逊地说，自己没有资格评论古琴演奏，有些感想，只不过是历次中国古琴家的演奏给他的主观性印象。对于成公亮先生和现代古琴家们的演奏，他谈了听后感说：“我对您的古琴演奏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们日本人还难得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音乐，能听当代古琴家独奏的机会更少。这次您的演奏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卓越的演奏技术，使日本听众进入既新鲜又美好的中国音乐世界。”

岸边成雄在日本的“丝绸之路博览会”上买到一套中国音乐家周吉创作的《龟兹古韵》的CD后，反复听了好几遍，并亲笔给周吉（1943.1.7 - 2008.5.4，新疆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新疆音协副主席）写信，夸赞乐曲中《元日庆典》《滴水成音》《盛会苏幕遮》等段落写得太好了，实在喜欢。

岸边成雄于1936年毕业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教，遂与饭田忠纯共同建议创设学会，得到老师田边尚雄的支持，在田边尚雄、岸边成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东洋音乐学会”于同年成立，田边尚雄任首届会长，岸边成雄等人任理事。此为日本的音乐界学会成立之始。1951年，岸边成雄参与创立日本音乐学会；1952年4月，日本“音乐学会”成立时，岸边成雄等人任理事。这些皆为岸边成雄日后能成为日本“东洋音乐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和国际音乐学学会领导成员的资历之一。岸边成雄还兼任过日本“音乐文献目录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雅乐协议会”发起人之一，堪称日本音乐界学会的创立先驱之一。

据《岸边成雄年谱》纪载：岸边成雄9岁开始歌唱活动。14岁在父亲岸辺福雄创作的童话中演唱《星星降落之夜晚》。30岁到韩国考察李王职雅乐部。38岁开始从事正仓院乐器调查。39岁开始持续8年向寺井正数学习能管演奏。42岁与平野健次一同到佐贺县唐津、大阪等地调查筑紫筝及其音乐。43岁与町桂佳声一同到伊豆调查民俗音乐。46岁开始连续12年拜吉住小寄与为师，学习长呗。54岁到伊朗进行音乐调查。55岁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调查山地民族音乐。56岁与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吕炳川一同台湾调查高山族民乐。63岁开始进行日津市纳所遗址和琴组型调查，以后持续在各地进行琴组型调查。64岁开始连续4年参加九学会联合奄美综合调查。67岁与吕炳川和藤本寿一到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波进行音乐调查；又与国立音乐大学教授内田琉璃子、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小岛美子（日本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三谷阳子一同到韩国进行聂氏宗祠雅乐、釜山广域市假面具调查。70岁开始学习中文口语。71岁开始进行日本琴士调查。72岁到中国各地共70点调查古代中国音乐资料。74岁到印度尼西亚厘岛爪哇各地调查石造寺院乐器浮雕。75岁到新疆调查龟兹千佛洞壁画。77岁开始连续6年学习中文口语；同时连续12年致力于日本江户时代的琴士调查，一直持续到88岁。岸边成雄博士还是一个学生时，就把西域壁画中一个奏乐的场面挂在床头，钟爱到了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步。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遗留在日本各地的古琴进行了积极的调查，亲眼见过的古琴有60张左右，发现江户以来的琴士有650人左右，他撰写的《江户时代之琴士物语》，自1993年开始连续发表。由此可见，岸边成雄作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之一，继承了该学派重视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的学术传统。

作为东方音乐学界的一位先驱和泰斗，岸边成雄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以上这些日本罕见、世界少有的宏富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著述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于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的探求与贡献。下面拟从三个方面来对岸边成雄先生的音乐学研究略做阐述。

唐代音乐史研究与音乐史料学岸边成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唐代音乐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贯穿性主题。1936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的毕业论文《隋唐俗乐调的研究——龟兹琵琶七声五旦与俗乐二十八调》，就是有关唐代音乐史研究的题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乐历史的研究》（乐制编，上下卷），奠定了他作为唐代音乐研究学科带头人的地位。此外，还出版了专书《唐代乐器》和论文《燕乐名义考》，《唐俗乐二十八调之成立年代》，《西域七调及其起源》，《四部乐考》，《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资料》，《唐代梨园》，《唐代教坊的创设及变迁》，《唐代教坊组织》，《唐代乐工的登宫》，《篌的渊源》等数十篇。岸边成雄先生正是在这唐朝音乐断代史研究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音乐史料学这一学科的。“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一般说来，史料学又可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以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

岸边成雄先生无论是对于音乐史料学通论，或者是具体的唐代音乐史料学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学与音乐》是岸边成雄先生对音乐史料学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从“音乐史学的理念”，“东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东洋音乐史的文献检索”，“唐朝音乐史料考证的实例——以《燕乐》为例”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比较全面地表明了他的史学观和对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观点。认为“音乐历史学是一门以资料的考证为史实，对古今东西的音乐现象和思维进行再现，叙述并用历史的观点对其进化，变化、发展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其基础总是历史时间”，“音乐史学是人文科学概论性质的学问”，“是叙述有可能再现来去匆匆的历史事实，同时从全局发现历史规律的科学”。并且从近代历史学的发展来肯定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最终还是以重新估价唯物史观，保持考证学和唯物史观两全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也表明了实证主义史观也应该是历史学的一个方向"。进而从中原地区、印度、伊斯兰教等三个文化圈的相互区别以及各国间的文化交融来认识东方音乐史，提出建立世界音乐史的可能性。在“东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一节中，岸边成雄先生指出：“东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与西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是基本相同的，但涉及到细节，根据音乐史及史料的不同，理所当然地又有所不同”。并且特别强调史料还支配着历史叙述。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较为全面地阐明了他的音乐史料学观点。

在音乐史料种类的划分方面，他表现了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文献功底，以文献，口传资料、考古学、图像学、现存的音响资料和录音为主要史料。因为当时录像尚未普及，所以未能列入。尤其在文献方面，先生不仅对中国音乐史料如数家珍，而且对印度，阿拉伯一般史书中的音乐史料和乐理专门著作也了如指掌。对中国音乐史料则以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方法论述了文献目录，中国音乐史料的探索，史料的影印集成等。在文献目录方面，他提出：“中原地区，这个汉字文化圈的祖先国，其文献有龟甲兽骨文、铜器铭文、木竹简文、还有石刻文、写本、板木铅本。不仅其数量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其质量在亚洲诸国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要从中搜寻出和音乐有关系的好资料也并非易事。”

因此，文献目录的建立，成为史料学建设的重要工作。对于中国音乐史料的探索，岸边成雄先生从汉学传统出发，甚为重视传统的经、史、子、集类别的利用。在史料的影印集成方面，他首先举出了《古今图书集成》的乐律典一三六卷，但认为这是百科全书而不是丛书，是引用原文的集成，而不是原原本本的集成，也没有记录引用书的版本，也无法知道引用的是否善本，引用时还有省略。因此，还不如作为一部索引来利用。对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他认为是音乐史料集成的第一步，肯定了它对善本的照片影印，收集了以《北堂书钞》为主的25种类书的音乐资料，遗憾的是第一辑以后没有继续出版。

1976年由台北鼎文书局出版的杨家骆主编的六册《中国音乐史料》，收录了以《尚书》为主的经书，《管子》等诸子，《史记》以下二十四史的律志，乐志，会要类等政书，《北堂书钞》《古今图书集成》的音乐史料等，也是对善本的影印，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漏了“九通”中的音乐史料是个缺陷。对于自1981年以来由中华书局陆续刊行的《琴曲集成》，岸边成雄先生认为，它一旦完成，将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乐谱集。在以上这些对岸边成雄先生视野宽阔，科学扎实的关于音乐史料学建设的观点分析中，笔者既感到其体系构架的科学完整，又体会到先生学问功底的扎实深厚，实为一代宗师，孔子。如果说，以上所述乃属于岸边成雄先生对音乐史料学通论方面的观点和贡献的话，那么，在唐朝音乐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利用，就是属于具体的唐代。

岸边成雄长期在东京大学任教，退休后又任教于帝京大学和东京艺术大学，弟子满门。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日本传统音乐研究中心所长久保田敏子教授即曾师从岸边成雄习音乐学。中国著名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1904~1996），曾东渡扶桑树留学两载，得到日本学者盐谷节山、原田淑人、岸边成雄、田边尚雄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从2008年1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常任侠书信集》中常任侠先后写给岸边成雄的十封信，便可看到师生两人的亲密关系。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教授高兴指出：岸边成雄博士致力于唐代音乐史研究凡五十载。他治学严谨，迫求科学方法论，先后发表有关论著二十余篇并有专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当今不可多得的唐学者。

日本上野学园大学音乐系教授福岛和夫指出：岸边成雄博士伟业的经纬喻为1933年之后日本之音乐学，特别是东洋音乐史以及日本音乐史的研究史，想必绝非武断之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指出：“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一点，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种方法为许多学者局部运用，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黄现1935年冬入东京大学研究院，1936年3月出版《唐代社会概略》。1936年岸边成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本科，两人为张学友关系。）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王耀华指出：作为东方音乐学界的一位先驱和泰斗，岸边成雄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以上这些日本罕见、世界少有的宏丰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著述的研究、写作过程中，对于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的探求与贡献。

河南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教授张国强指出：《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岸边成雄先生以其宽广深厚的语文学功底，广泛搜罗有关唐代音乐历史的文献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在研究的过程中，岸边成雄先生“把唐朝音乐现象置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率去考察，通过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国内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等社会因素与音乐制度、结构及本身性质变化的关系，来阐明唐代音乐的演变及其规律。”作为后学晚辈，笔者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均深受岸边成雄先生的影响，并从中得到莫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