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四朝成仁录》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明末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的人物事迹，这些人物或是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官员，或是抗击清兵的将士。一方面屈大均从传统士大夫的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斥责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为流贼，记载并赞扬了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死去的明朝官吏，凸显了屈大均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屈大均又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反对清廷的残暴罪行，热情歌颂了在抗击清兵南下时死难的将士和百姓，反映了屈大均的进步思想。

屈大均撰。

屈大均（公元1630—1696年），初名绍翁，字翁山，又字介子，号菜圃，广东番禺人。他是清代著名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同时他的词、文也都很有名，著有《广东新语》、《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录》、《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等作品。

屈大均生于明末清初的更替时代，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具有浓厚的反清思想。清军入关以后，发布剃发令，屈大均坚决反对，并就此写了《藏发冢铭》、《长发乞人赞》、《秃颂》、《藏发赋》等，并参加过抗清斗争，曾向南明永历上过“中兴”之策。清军破广州市后，屈大均遁入空门，名其所为“死庵”。后又奔走大江南北，结交志士，留意山川险阻，志在恢复。不久后又弃佛归儒。他在会稽郡的时候，与魏耕关系很好，又在陕西省等地交接了顾炎武、李因笃等明遗民，共同商讨反清复明大计。魏耕曾通消息与郑成功，引导郑成功、张煌言举兵收复江南二十四县，屈大均也参与了此事，事泄遂避居桐庐县。吴三桂反，屈大均又曾一度参加吴部，从其军于湖南省，很快因为政见不合又离去。三藩之乱平定后的康熙帝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返回故乡隐居，专心著书，述作甚富。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病卒。

屈大均诗文中“悖逆之词”甚多，其“不平之气”现于言外，但屈氏生前却并未因文字而坐罪，直到三十多年后，屈氏诗文案才发，屈大均的子孙们承担了这次文字之祸。这是因为清代的文字狱在雍正、爱新觉罗·弘历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顺治、康熙年间，文网初织，文字之禁尚宽，虽然发生了庄氏明史、戴名世《南山集》等几桩大案，但总的来说还是个别现象，文字之狱尚未成为思想文化统治领域内的主流，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基本采取的还是怀柔宽和政策。到了雍正帝、乾隆两朝，清廷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文字狱层出不穷，使人们战战兢兢，动辄得罪。特别是爱新觉罗·弘历，对文字的苛求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即使是精神失常的疯人，也照样斩决，其亲朋皆连坐。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查获出来，并且先后惊动了雍正、乾隆两朝皇帝。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十月，署广东巡抚傅泰读新近颁发的《大义觉迷录》，发现其中曾静之徒张熙的供词说到屈大均文集议论与逆书相合等语，于是赶紧到书坊中购买了屈大均著的《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翁山文钞》等书，经他检阅，发现这些书内“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又将前朝称呼之处俱抬空一字”，于是傅泰观览之际“不胜骇愕发指”。这时屈大均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于是他就和布政使王俊密商拘捕审讯屈大均的儿子、惠来县学教谕屈明洪。恰在此时，屈明洪带着他父亲遗留的诗文和刊板前来投监自首。原来屈明洪也是在宣读《大义觉迷录》时，发现自己父亲屈大均被牵连其中，于是赶紧到广州省布政司缴印，又到广州府投监，并且供认“伊父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词，止因父死时年幼无知，存留诗文及刊板在家，未曾察阅。

今任教喻，奉到颁赐《大义觉迷录》，宣读之际，知有屈温山姓名，与父屈翁山声音仿佛，随检查伊父所著诗文，始知伊父乱纪悖常，竟亲自投首投监，请正典刑。”广东巡抚傅泰一面对屈明洪严加审讯，一面将案情密奏皇帝。傅泰审结上报后，刑部议请照大逆律将屈大均戮尸枭示，亲属照例缘坐。雍正降旨令将屈大均的书及刊板概行销毁，对屈明洪则因清律有“自首减等”的条款，免去死罪，可减等论处，刑部于是又判决将屈大均免其М尸枭示，子孙亲属流放福建省，诗文毁禁。到了乾隆三十七年，清廷下令设置四库全书馆，并发出了在全国大规模征集遗书的上谕，命将征集到的书籍严格审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乾隆再次发出了令各省督抚采访遗书的上谕，并明白表示了“寓禁于征”的用意，“或有违碍字句潜匿流传，即可乘此查缴。”

在广东省，屈大均遗著成为查缴的重点。南海郡知县常德市、番禺区知县张天植在一个名叫潘明的书铺中查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部、《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合刻诗集》板片二份及刷印成的书十部。番禹县童生沈士成缴出屈大均著《翁山诗外》一种。番禺知县又密令县衙门礼房书办简上在屈大均子孙中细查。简上在屈大均的族曾孙屈处找到三本《翁山文外》，后又在屈稔浈族兄屈昭泗家查出四本。于是这两人随即被逮捕。案子很快报到了督、抚衙门。

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县亲自主持审讯，认为潘明是个没有知识的书商，童生沈士成是自行缴出，都可以根据查缴遗书的谕旨“免其治罪”；但屈稔浈、屈昭泗是“逆犯”屈大均遗族，竟敢私藏“逆书”，且“屈大均大肆其狂吠，罪恶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齿，非寻常字句违碍可比”，因此应该比照大逆子孙及同居之人皆斩律，将屈大均的子孙及收藏逆书的屈稔浈、屈昭泗等皆斩决。爱新觉罗·弘历见到奏折后，认为如此处置不妥，决定“将屈稔浈、屈昭泗免其治罪，止将其书销毁。”乾隆还专门为这事发了一道上谕，说明逆犯屈大均的子孙都是官府查出之人，尚且不治其罪，更何况自行呈献之人呢？命令各省督抚遍行晓喻，“如有收藏违碍之书，即早交出，免其治罪”。

后来乾隆又翻阅屈大均诗文，看到其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觉大怒，认为“此等悖逆遗秽，岂可任其留存？”立即密令两江总督高晋确访其处，将其销毁。高晋接到乾隆密旨，即派南京市大小官员到雨花台以“购访碑版”的名义进行秘密查寻，未得确处。于是高晋又亲赴雨花台，仍然未能找到，只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大骂屈大均“形踪诡秘，居心测”，所谓衣冠冢或许被雷火轰击除根，或许被犬豕躏蹂灰飞影灭，又或许“此等狡之徒，掉弄笔墨，伪饰虚词，均未可定”。乾隆无奈，只好说：“既无其事，可以已耳。”这件事方才作罢，但屈大均的一切著作，包括《皇明四朝成仁录》，均被列为禁书。

屈大均入清后，保持民族气节，一直未在清朝为官。他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在《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书中称明朝为“吾朝”，又避明末帝王名讳，如“校”作“较”，“检”作“简”，“松”作“嵩”，“常”作“尝”等；又称满族或蒙古八旗为“夷”、“虏”，对清王朝的诋斥毫不隐讳，表明了他以明遗民自居，不愿屈仕清廷的态度。书中对抗清义军的记载生动而深刻。例如卷六《江阴起义诸臣传》中记载江阴典史阎应元等以江阴孤城抗击清兵，杀敌数千而“城守八旬”，“时有榜于城门者曰：三个月戴发守城，存明朝十七代人物；八万众同心出阵，战江阴四万里山河。’嗟乎！江阴亦荣矣哉。”

同卷《吴江起义传》记载了吴易、徐尔谷、杨廷枢、吕宣忠、夏完淳等“大明义士”为国捐躯之事。其中吴易“被执，为绝命词七章，死之，合门殉矣。”徐尔谷“从易起兵，被执不屈死，有诗云：‘太湖遥望水汪洋，楼橹帆旧战场，闻说杨生能殉义，愿为后死姓名香’。”吕宣忠“从吴易起兵，……（被执）慷慨骂敌，敌捶其膝至碎，不跪。……临命过市，大呼曰：‘今日乃大明义士报国之日，诸君何不来观！’时年才十六。”这些描写都极富感情色彩，细节描写也极其动人心魄，充分流露了作者对这些爱国人物的敬仰赞美之情。《皇明四朝成仁录》中还记载了一些虽未上战场杀敌，但仍能以死殉国的明朝大臣的事迹。如卷七《使臣死事传》，详细记载大臣左懋第、陈用极出使清营，见清摄政王而不屈，宁死不拜。二人被扣留，面对清兵的淫威，陈用极说“三尺童子，羞拜大羊。”

清廷又用拜爵封王来作诱饵，劝其投降，左第说：“宁为大明鬼，不作匈奴王。”这些言语都生动刻画了左、陈二人宁死不屈、高风亮节的英勇事迹。除了这些将官大臣之外，卷十二《杂流死义传》中又记载了数十位名不见经传的社会下层人物，如“细柳营瓦匠”、“画网中先生”、“总兵家丁”、“桐乡村人”、“百川桥乞儿”等等。其中“总兵家丁”记载河南省副总兵丁启光降敌，其家丁拉住他的马头极力劝阻，但丁启光执意不听，家丁耻降清兵，遂投水而死。“百川桥乞儿”记“弘光元年五月十一日，车驾出狩，有乞儿题诗百川桥上曰：‘三百年米养士朝，如何文武尽奔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遂自缢死。”在屈大均的笔下，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都能晓明民族大义，宁死不降清朝，与那些奔逃、乞降的达官贵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

屈大均还模仿《全本史记》“司马迁曰”的形式，常常在文章的结尾处附上“屈大均曰”的评论。如卷四《西宁死事传》，记载孔子后裔“云忠节传”，文末又加“屈大均曰：……崇祯间有三叛臣，其首恶为孔有德。……国变后道经曲阜市，欲入先圣庙林，孔姓宗人阖门弗纳，且叱其冒称圣裔。呜呼！是真能知先人《春秋》之旨者哉！”在这里屈大均赞扬了曲阜孔氏宗人能晓大义，痛斥降清的明将孔有德为“首恶”。又如卷六《吴江起义传》文末的评论则称颂抗清的少年英雄吕宣忠与夏完淳：“二子以成童之年而能慷慨赴义，誓死相从，吴公以之不孤，江南因之有气。何必老成，一殇子胜于彭■多矣。庄生云：‘寿则多辱。’彼老彭，商贤大夫也，商之亡入周，为柱下史，牧野之变不能抗节而死，与于三仁，享年八百，亦与蜉蚁何异哉！”

这段评论赞美了少年时即杀身成仁的吕宣忠、夏完淳，并用商周时期活了八百岁的彭■作对比，说明了人之死或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道理。《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至五记崇祯朝人物，卷六、七记弘光朝人物，卷八、九记隆武朝人物，卷十至十二记永历朝人物，其中主要为抗清殉国的志士仁人。他写这些人物的目的在卷八《广东州县起义传》后的评论中说得清清楚楚：“我粤忠义之士一盛于宋，再盛于明，事虽不成，亦足以折强敌之气而伸华夏之威。……事不必成，功不必就，而已可传不朽矣！是故凡起兵者得死其所，我皆著之于篇。”正是怀着这个明确的创作目的，屈大均多方搜求明末死难之士的事迹传闻，并且不局限于一般正史中所载的王侯将相，对于那些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具有忠贞气节的平民百姓，屈大均也在《皇明四朝成仁录》中一一录出，并加以热情歌颂，反映了屈大均进步的思想。

此外，在《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中所记载的数百人的传记，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虽然或详或略，长短不等，但大都是相当可靠的历史资料，因此此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皇明四朝成仁录》在雍正、乾隆两次被禁毁，仅有抄本流传于世。一九四七年，叶恭绰据叶廷■等七种抄本校勘，重编成十二卷，收入《广东丛书》第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