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坤（1907~2001），著名考古学家。1907年5月6日出生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毕业于燕京大学，哈佛大学考古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曾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文学院院长、副校长、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学术职务。

1907年5月6日出生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最初念医预，后进入中文系，师从顾颉刚、容庚等名师。1930年燕大毕业，次年得研究院硕士，留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从事研究校读《山海经》和《水经注》，并研习古物鉴赏。1934年与同为燕大毕业的黄文宗女士结为伉俪，赴厦门大学任教。1936年受哈佛燕京学社委派赴四川省，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并主持大学博物馆。后著有《四川史前考古》一书，在剑桥大学出版。被日本考古学家水野清一教授誉为“四川考古学之父”。

1938年郑德坤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1941年取得博士学位。返回华西协和任教兼博物馆馆长。1947年赴英伦在剑桥、牛津市和伦敦三所大学轮流讲学一年。1948年路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打算入川，因当时国内政局动荡而未能成行。1951年受邀再次来到剑桥大学任教，这次一下就呆了二十三年，直到1974年67岁时在剑桥退休。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博士得知郑德坤教授退休的消息，立即邀请其来中大访问两年。郑德坤教授本计划来香港从事研究及著书，不料遇到中大进行改制，李校长坚留郑德坤出任文学院院长一年，副校长两年。1978年于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创“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并任首届主任。1979年第二次退休，又被邀请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义务主任。在中大期间，虽工作繁忙，仍坚持研究写作，发表了不少论文。1981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末因健康原因，终于真正退休了。

1992年，郑德坤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郑德坤是我国著名的水经注研究专家。早在三十年代之初，洪业（煨莲）在燕京大学筹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处，郑德坤就是成员之一。他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就用所谓“中国字庋法”编成了《水经注引得》一书，并在卷首撰写长篇序言，在当时北平市的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他于1951年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临行曾将他历年所撰《水经注》著述的稿本多种，交与吴天任收藏，其中《水经注引书考》和《水经注故事钞》二种，经吴氏整理后于一九七四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前者考证郦注所引书目，共四百三十六种，其中今存者九十一种，辑存者一百四十九种，引存者一百二十七种，亡佚者六十九种。各书或存或佚，均经郑氏考证其著述流略、作者、卷等。卷首有郑氏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厦门市执教时所作序言。后者系钞录《水经注》中记载的各类故事，计分神仙鬼怪、帝王传说、名人故事、战争故事、动物故事、灵验感应、义侠孝弟、异族故事、佛教传说、祈雨故事、德政故事、名山古迹等十二类，每类各有子目，全书共五百零五目。此书各文早于一九四二年在《华文学报》刊出，后于一九六三年由东南亚研究所重刊，最后才由艺文印书馆出版。卷首有吴天任所撰序言。

郑德坤的另一稿本《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由吴天任整理，作为《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上册，于一九八四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此书卷首有郑氏于民国二十四年在厦门大学所与序例，全编收入郦学史料共七十八篇，包括宋、元、明、清各代所有《水经注》版本的评述以及历来有关郦注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储皖峰的《水经注碑录附考》、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森鹿三的《水经注所引文献之研究》、熊会贞的《关于水经注疏之通讯》等等，这些多是早期郦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郑氏关于郦学研究的另外一些论著，收入于一九八○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术研究中心集刊之一），集中包括《水经注版本考》、《禹贡川泽变迁考》、《水经注引得序》、《水经注书目录》、《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等文，所有这些论文，也都是郑氏三十年代的著作。另外，他还于一九八四年撰写短文《重编水经注图总图跋》，后收入于吴天任纂辑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郑德坤在华西协合大学任博物馆馆长时期，对博物极为看重，指出：“华大博物馆地处古蜀国首都，居川省之中心，在考古学上为未开发之原野，千百原始文化遗址，尚无人问津，其能成为人类学研究中心，当可无疑。”1947年他提出要使华大博物馆成为“中国标准博物馆之一。……成为一近代化教育圣地，华西研究之中心，甚至国际学术研究之大本营。”他把博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中心和收藏中心，用图片的形式举办展览，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美军等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刘华盛，被誉为成都市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他还先后主持了四次对四川省的考古发掘，在汇报中他说“我们已经参与4个地方的发掘工作，一个汉墓、一个唐墓、王建的皇陵和老孔子庙的院子。”还进行了若干次的外出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他对成都西北部一些制陶场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工作，组织了整理、陈列、研究，完成了博物馆馆藏目录工作。

郑德坤在剑桥大学任教期间，所创建独立于剑桥的“木扉”图书馆，是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参考资料的宝库。郑德坤初到剑桥时，发现学校里关于中国考古文物方面的书籍有限，器物更加缺少。为了自己研究及著书需要，1951年他一到英国就开始了收集举凡与中国考古文物有关的书籍、古物、幻灯片等。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所藏图书五千余种，十余万册。日后还专门整理编印了《木扉图书目录初稿》，此书目大16开本，厚达474页。按照中西方藏书家的习惯郑教授为自己的藏书特制了印章和藏书票。印章上书“闽海侨居藏书”，表明他的客居身份。藏书票图案中央是一枚篆书藏书印章“闽海郑氏藏书”，四周分别饰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郑德坤教授于4月6日离开人间了。这不仅是我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师，同时这也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大损失。从1986年先生因病退休，初期在家休养练字，闲耍麻雀以锻练脑筋。九十年代以后先生显得沉默寡言。我们会晤间虽相对无言，然而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依旧。十多年来先生以其坚强的意志力与病魔作战，最后还是撒手离我们而去，能不令人怆恻?

4月1日我远赴四川成都考古考察，离港前探候先生。先生尚张眼回应我的呼唤。我抚摸先生的手足话别，内心只想着但愿人长久。不意这一别竟成永别。4月9日传来先生逝世的消息，其时我已转到杭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一时想到今后人天永隔，连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亦无缘再会，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郑德坤教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有少数几位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学者，拿起锄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夏鼐、吴金鼎、冯汉骥等先生，还有郑德坤教授，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宰着二十世纪中国考古的命运。

郑先生一生考古的行迹，按生活工作空间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7-1950年

先生在燕京大学（1926-1931年）以至哈佛大学（1938-1941年）受教育，取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先后任教厦门大学（1934-1936年）及华西协合大学（1936-1946年）。先生在四川省考古时日较长，所获丰富。近年我有数次机会前往厦大与四川大学讲学交流，得亲自接触郑先生于国内所遗下的雪泥鸿爪，每有体验感触，令人嗟叹。

1947年先生曾被邀赴英国伦敦、牛津市，剑桥各大学讲学。1948至1950年在港暂居，与陈公哲和饶宗颐先生等有过从，是先生措意香港特别行政区考古之始。

第二阶段：1951-1974年

1951年郑先生应聘前往剑桥大学任教，举家迁居英伦。先生在剑桥执教达23年之久，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桃李满门。现今西方学术机构与博物馆执东亚考古美术牛耳的学者，不少都是当年先生的学生。

我对先生在剑桥的生活所知最贫乏。2001年2月间，我曾接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家彼得活（PeterBellwood）教授。彼得活教授是现今东南亚考古学的翘楚。我意外知悉，彼得活氏亦出身于剑桥大学，曾受德坤师所启迪。先生早年学生MagdalenevonDewall、RoderickWhitefield、ChouJu-hsi，现均已届退休之年。然而先生于欧美所散播研究中国考古艺术的种籽，萌发繁衍，绿荫成林。

此外，先生在剑桥大学值年休的机会，曾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马来亚大学等地讲学。1966年先生更涉足沙捞越，发掘Santobong等六处遗址，贡献东南亚考古工作。

第三阶段：1974-1986年

1974年李卓敏校长邀请刚从剑桥大学荣休的郑先生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原意是为了借重郑先生的力量去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郑教授来港主要希望编著中国考古学大系的第四卷《汉代中国》。来中大后1974至1979年的六年间，先生先任教于艺术系，后兼任文学院院长，最后出任副校长，且赶上中大进行改制，行政事务的繁重，可以想像。郑先生原来著书的心愿遂成泡影。然而在有意无意之间，郑先生却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区考古学的发展，种下了树苗。

香港地区本地考古学的开拓，就是得力于郑先生在中大的劈划。本地众多高等学府中，迄今中文大学为惟一发展考古学学科的大学。这不能不说是郑教授来港后重要的业绩之一。

郑教授的著作等身，中英论著有一百五十册，数百篇学术研究论文，不胜枚举。纵观先生一生于中国考古学的功业，可以分三项说明。

开拓南中国考古研究

早年郑先生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在厦大期间，他的学生梁钊韬教授日后成为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开创者。1933至1946年郑教授在华西协合大学兼任博物馆馆长，以27000件的藏品作乡土教材。1947年郑教授离川赴英。他遗留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文物和书籍，后来归并人四川大学博物馆。

郑教授在燕大学习期间，在顾颉刚、洪煨莲指导下完成《水经注》研究的论文，是我国近代史学的重要著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郑教授在哈佛大学提交博士论文《四川史前考古》，其后该论文被补充修订，在剑桥大学出版。京都大学水野清一教授谓郑先生是“四川省考古学之父”，并无过誉。先生对1930年广汉市出土的玉器研究精细人微。在四十年代，他认为，在广汉太平场出土的大量玉石礼器，是祭山埋玉的遗址。

1986年轰动世界的四川三星堆祭祀坑遗址的发现，郑教授有关祭山埋玉的假设得到初步的证实。令人伤感的是郑教授当时患病入院，未及去现场观察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今年4月4日我有幸参观四川又一重大考古的发现，在成都金沙遗址发掘现场，出土了上千件金器、玉器及青铜器等，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似。蜀汉古老的文明，自广汉延绵至成都市，其规模几可与中原商朝文明相匹敌。古蜀国考古的第一页，理应毋忘郑德坤教授开创之功。

发扬中国考古学于世界

从五十年代，郑先生着手把庞杂的中国考古学资料系统整理，让中国古文化能融合到世界史的范围。1959至1963年郑教授在剑桥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大系三卷：（一）《史前中国》；（二）《商代中国》；（三）《周代中国》。出版后即成为世界上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名著。该书系列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的大学作为中国考古的必读书。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GrahameClark出版第三版《世界史前史》（WorldPrehistory）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论述，仍然主要引述郑教授的观点。郑教授在这三册巨著的编著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中国考古学出土的新资料，并藉此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夏所长在学术上有了较多交往。

如众所周知，七十年代以后耶鲁大学（后转任教于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所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上引起了重大的影响。地球两边西半剑桥郑德坤与东半耶鲁张光直平分秋色，一时为学林佳话。今年一月初，张光直先生已不幸在美辞世。海外中国考古学两大巨擘相继作古，这意味着二十世纪国外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

奠基香港特别行政区考古新天地

1976年郑德坤教授任文学院院长期间，仍在艺术系开讲中国考古学课程。并亲自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林寿晋先生，来中大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前史及上古史。在郑、林合璧下，考古学在中大突然间生气勃勃。香港地区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必须从郑、林两位正统考古学者的贡献开始，当年笔者同学之一李润权学兄，现今于哈佛大学执教中国考古学。1979年我有幸获郑、林两位老师的推荐，得到日本文部省国宝留学奖学金，最后完成了学业。1987年开始，中大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在中国多个地方和越南等地都开展了相互合作的考古研究。最近几年香港中文大学考古的方向。是以南中国为大本营，发展东南亚的考古。过去传统史观的中国，就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考古学让中国历史上延到一百万年以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区人类科学的历史，近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地区田野考古学的成立，郑德坤教授无疑是最重要的奠基者。

黄文采女士是郑先生的贤内助。悼念郑先生一生的事业，自然就想到郑太太。黄女士与郑先生同样是出生于厦门市，青梅竹马，双方住家遥遥相对，真是门当户对。黄文采女士在燕大修读的心理学课程成绩优异，郑先生自然难有招架之力。时常以自行车接送侍奉，因而被同学谑笑为“情奴”（即香港所谓的“观音兵”）。郑太太又酷爱金石考古之学。郑先生自娱这是“近墨者黑”的结果。先生曾承认在英伦发表的学术论著，得自太太之力颇多。郑太太是一个多才多艺典型中国传统的女性。郑先生与夫人八十多年间种种经历，在黄女士《流浪》等著作中每有实录，故事情义感人。郑先生的三个儿子忠训、正训、川训，均为当今国际社会之栋梁。郑氏家族今日儿孙满堂。

走笔至此，一面以追悼郑德坤教授吾师，一面也借此慰唁师母黄文采女士。郑德坤教授于中国考古学之功绩将永为后人所敬仰。

郑德坤的父亲郑柏年是原厦门鼓浪屿英华中学（后并入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校长。他的夫人黄文宗是厦门淘化公司创始人黄廷元之女，黄文宗之弟黄笃修则是东南亚知名实业家。郑德坤夫妇育有三子，分别名为郑忠训、郑正训（张永珍第二任丈夫）、郑川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