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为济之，是中国的人类学家和现代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在湖北钟祥郢中出生。1911年，他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大学，之后获得官费留学机会，前往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后来转向人口学。1920年，他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回到中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获得“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1928年底，李济应蔡元培和傅斯年之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考古组组长。1949年后，他前往台湾大学及史语所任教。李济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对殷墟的发掘和研究，这些发掘工作证实了商朝的历史真实性。他还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使殷商文化从传说变为历史。李济的贡献被认为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著作包括《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等。李济于1979年8月1日在中国台北去世。

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市人，中国台湾人类学家。

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

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Roland Dixon）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Earnest Hooton）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

主要著作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址》、《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起源》（英文）、《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安阳》（英文）。

1911年，李济考入清华大学。

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

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1926年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对殷墟的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

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原地区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

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6年还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与吴金鼎一起调查过城子崖遗址(吴金鼎先期发现，已作多次调查)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积的发掘，是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城子崖》一书的总编辑。

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商朝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市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省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22岁，去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原地区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张光直，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夏鼐、尹达、高去寻、石璋如、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许倬云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

此外，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光直，1981，99-100)。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张光直，1981，100)

李敖称：“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又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感叹道。

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世纪文库：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1.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研究院丛书， 1928 。

2.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3. 城子崖遗址，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1，1934 。

4. 小屯第三本‧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2，1956 。

5.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57.6. 殷虚出土青铜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

7. 殷虚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 1966 。

8. 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 1968 。

9. 殷虚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 1970 。

10. 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 1972 。

1. 幽兰，《清华学报》 2.2 ， 1925 。

2. The Bones of Sincheng ，《中原地区科学社论文专刊》 31 ， 1926 。

3. 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1-2 。

4. 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37-48 。

5. 商朝陶器初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49-58 。

6.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虚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219-252 。

7. 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337-348 。

8. 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附载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405-410 。

9. 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1 ，页 447-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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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3 ，页 559-578 。

13. 安阳发掘报告编后语，《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44 ，页 729-733 。

14. 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庆 祝蔡元培 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 1933 ，页 73-104 。

15. 城子崖报告序，《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1 ， 1934 ，页 1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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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考古之学过去与将来，《东方杂志》 31.7 ， 1934 。

18. 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36 ，页 1-2 。

19.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 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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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远古石器浅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 1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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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3（ 1956 ）：1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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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数据之鉴定与处理，《现代学术季刊》 1.2 ， 1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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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殷虚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8 下（ 1957 ）： 853-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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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古器物研究专刊发刊辞，《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4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3 。

83. 古器物研究专刊序，《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 之 4 ‧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5-10 。

84. 商朝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 1964 ）：343-351 。

85. 南阳市 董作宾 先生与近代考古学，《传记文学》 4.3 ， 1964 。

86. 想象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比较（历史博物馆专题讲辞），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丛刊》 2.3 ， 1965 。

87.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4 ， 1965 。

88. 回忆中的 蒋廷 先生，《传记文学》 8.1 ， 1966 。

89. 如何研究青铜器，《故宫季刊》 1.1 ， 1966 。

90. 关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一般问题和建议，灵辉译，《新时代》 6.7 ， 1966 。

91. 二十五年来之中央研究院，《星岛日报创刊号五周年论文集》， 1966 。

92. 大龟四版的故事，《 董作宾 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台北市， 1966 。

93. 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6 ， 1967 。

94. 我的初学时代，《传记文学》 11.3 ， 1967 。

95. 自由的初意，《自由谈》 19.4 ， 1968 。

96. 考古琐谈（一）──古物保存法颂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一），《自由谈》 19.5 ， 1968 。

97. 考古琐谈（二）──敦煌学的今昔，《自由谈》 19.6 ， 1968 。

98. 考古琐谈（三）──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自由谈》 19.8 ， 1968 。

99. 考古琐谈（四）──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自由谈》 19.10 ， 1968 。

100. 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类别、分布与编年，《大陆杂志》 36.4 ， 1968 。

101. 斝的形制及其原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8 ）： 335-350 。

102. 安阳市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附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下（ 1968 ）： 913-944 。

1. 甘肃省史前人种说略（ Davidson Black: Notes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 Series A, No. 5 ）， 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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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的故宅所在地：湖北省钟祥市郢中街道双眼井。李济曾取派名李顺井，抑或与此有关。现在这里是钟祥旧城居民聚集区，充满着浓厚的古城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