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灿（1901---1973.9.29）字灿之，别号旭之。湖北鄂州市葛店镇葛洪街人。曾留学日、法、德、俄四国，精通六国语言。万灿因革命家教渊源，奠立毕生献身革命的思想意识。祖父为科举人士，父亲万廷献（字仲）为中国首批公费出国留学生，在日本士官学堂学习时，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同盟会。回国后任北京军学司司长、军学部编辑局主办，继而任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管带。辛亥革命与黄兴先后为战时总司令，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万灿幼年在家读私塾，1914年开始就读武昌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1915年随家人迁居北京，考取“清华大学”。万灿自幼常听父辈（尤其吴禄贞、良弼、黄江……）讲谈革命道理，并受新思潮影响。稍长知道父亲是革命党，且在成长过程中，经帝制复辟，奉、直、皖、北洋政府、安福、政学等军阀之混战，目击民不聊生的种种苦况，非常痛恨那些军阀政客的种种罪行，立志要扫除这些鬼魔。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万灿积极参加运动，后被捕入狱，数月后取保释放，回校又被清华学校当局开除出校，便去汉阳工厂当学徒，旋尊父命，与嫡亲的堂哥万籁天同去日本留学。过沪时，以父辈友谊，拜见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孙在沪休养），承勉以革命大志，教导殷之。抵日本学习年余，感到日本保守，无啥可学，留此无益，徒荒废学业，遂独自回国，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后于1922年与多数有志的青年学子，纷纷前往法国“勤功俭学”。在法国，结识许多进步同学，但见法国社会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实非求学之所，遂于次年与朱德、谢树英、许斌等同学转道德国，考入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系学习。

1924年秋，孙中山派林森到欧洲宣传，组织革命活动，万灿与留德的青年学生约二十余人，于欢迎会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从这时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次年，邓演达来德国留学，认识后即情同意合。邓演达在德多次宣传革命演讲稿，皆为万灿所写，并译为德语，在报刊上发表。万灿才华横溢，下笔洋洋不能自止，一气成文三四千字，从未修改，邓常称赞万灿为“华盛顿奇才队”。在民国十五年春，邓演达回国，二人合影留念。万灿常以当时学业尚未完成，未能随年长的同学回国参加“北伐”而以为遗憾。在德期间，万灿改组留德学生总会；拥护孙中山北上，主张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问题；组织宣传革命，揭露“五”惨案真相，推动反帝运动；拥护北伐；旋任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1925年，他受聘德国来勃测西大学（即来比锡大学），任教授，讲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文学，并任驻德支部常委兼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时年22岁—28岁）。

1927年，邹鲁与胡汉民先后到德学习游历，万灿被邀请为翻译，拟讲稿，1928年毕业后万灿应胡汉民之邀回国任立法院编修。回国细看，实饿满渭河平原，遍野哀鸿，南京政权已腐败不堪，深为孙中山遗教未能实现而惋惜。乃下定决心，决不能再走国民党的道路，坚立革命意志，再奋起斗争。遂心怀壮志，拟再返欧洲。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又回到德国，二人一见抱头痛哭，为革命失败而伤心。但好友重逢，尤为亲切，朝夕相处，倍觉情投，纵论革命失败，必须重新再起，于痛心扼腕之余，革命意志留学注意事项坚定，奋力宣传组织有志革命的青年，壮大革命队伍。1929年冬，邓演达第二次绕道返国，及抵沪滨，约万灿面谈革命大计，二人经过两天的讨论研究，万灿完全接受邓的主张，于1930年8月，正式召开所谓“第三党”的结党仪式，参加代表共约四五十人，共同通过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为当时的行动纲领。自此积极献身革命，努力于“倒蒋”、“反中国国民党”的运动。

1930年参加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担任宣传和设计，还被推选为南方区主要负责人（即书记），负责南京方面的活动。

1931年夏，邓演达不幸遭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万灿当时和许多同志，极力奔走营救，并请孙夫人宋庆龄由沪来宁，当面与蒋介石进行说理斗争，但蒋却于第二次下野之前，先下毒手，于11月29日夜，竟将邓先生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万灿和当时的许多同志都痛不欲生。当局部宣布“第三党”为非法组织，且诱骗同志“自首”。万灿遂逃出南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但中国国民党左派自邓演达烈士牺牲，虽失去了革命导师，仍然不畏艰难险阻，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不过到目的，誓不罢休，遂发展组织，继续活动，吸收青年，散发宣言，出版刊物……但又被割据军阀陈济棠发觉，向中山大学指名逮捕 万灿， 拟处死刊，幸当时中山大学当局反对，因而暂获安全，继续工作，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后任法学院院长等职。

1933年，福建省的抗日革命事变酝酿成熟，万灿和许多同志前往参加，又曾几次秘密赴沪活动。这时，万灿任“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秘书，李济深是该政府的主席。闽变失败后，万灿又被国党通辑悬赏捉拿，万灿隐蔽深山两天一夜，历尽艰险仅存一命，旋亡命梧州市，后去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香港客居李济深家一年余，于1934年在香港与章伯钧、詹显哲等人，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为主席。1935年底，万灿再度赴德国，奉派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欧特派员，在德参加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德分部。后来，邹鲁、陈铭枢莅德，万灿为之翻译，亦从邹、陈处了解到国内革命活动情况。

1937年夏，国内发生“七七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开始。万灿其时正在苏联参观学习，接李济深与周恩来电报，“已取消通缉令，速回国，赴国难”。他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于8月底离开德国柏林，9月下旬至香港特别行政区，转广州市，乘车至武汉（本拟先去南京与李济深等会合），当时国民政府已决定撤退，以重庆市为陪都，重要机关已迁至武汉。此时，军委会拟成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邀请各党派参加。万灿因陈诚与黄琪翔的介绍被邀请参加筹备工作，参与签订了国共合作的协议，并被任命为第三处处长，兼留日学生训练所的总教官（因该所远在江陵，故未就任），所长由黄琪翔兼任。不久黄的所长职务被康泽夺去，万灿便将总教官与处长职一并辞去。随后陈诚改委万灿为“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这时，蒋介石因邹鲁推荐万灿是“人才”，即被召见，问：“为何不就总教官？”万灿答：“没有经验。”问：“你要求何职？”答：“无何要求。”无结果而罢。在任设计委员期间，陈曾向万灿征询有关“三青团”组织意见，后又派他赴西安市一带参加“军训部”所主持的校阅工作，虽然胡宗南等热情招待，但万灿拒之，乘机却联络上几位“第三党”老同志。

1938年秋，日寇侵迫更紧，万灿和一些老朋友，满腔悲愤由武汉撤退至重庆市。但至重庆不久，因患伤寒病垂危，住院四个月始愈，去成都市父亲万廷献处疗养半年之久。病中，往访老友谢树英和于右任，于右任当即邀万灿出任监察院监察委员，万灿欣然同意，即辞去设计委员职。在任设计委员期间与共产党朋友们朝夕相处，情谊深厚，尤其与周恩来、邓颖超等相处受益颇多，觉悟提高不少，并吕振羽李济深同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陈绍禹等在“新川饭店”会晤，商谈如何搞革命合作的事。

1939年春，万灿的老友李济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邀约万灿商谈，并请挂名设计委员（不领薪，不办公，参议而已），约两月后，受监察院所派参加“军风纪”巡查团第三团，赴江西省接近前线巡查“军风纪”，为期半年始回院。次年春，又奉派四川省西部各县视查县政，历时五月回成都市，陪父万廷献小住三月。后接监察院来信，指令任中央训练团第二十六期的指导员。同年秋，又受监察院派赴贵阳，监考当时所举行的“高等考试”，任主考官，典考县长以上的新官员。回监察院未久，适李济深改任军委桂林市办公所主任，按制度办事万灿前往桂林挂名军委桂林办公所顾问，住了两年。在这空闲期间，写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续稿和《经济思想学史》初稿；还想组织一个进步的“学行励进社”，后因成员良莠难分而作罢。

1943年春，因父万廷献逝世，万灿赴成都市奔丧，事毕即回重庆监察院。1943年春，万灿与谭平山、臧克家、陈铭枢、何公敢、吴艾菊、王昆伦……在谭平山家开会，组织“三民主义联合会”简称民联（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不久，万灿又正式加入“民主同盟”，仍保持与中共代表团接触，响应各项号召，采取一致行动。还吕振羽重庆市各界人士共同发表宣言，拥护组织联合政府和政治协商。

1944年，原中共地下党西南区负责人鲁自成发展张含清、万灿为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后鲁自成调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联络员，仍与万灿继续保持联系，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万灿出任工矿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1945年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由王若飞陪同来鲁自成家，听取了鲁自成的工作汇报，并秘密召见了万灿（鲁在解放后为国务院参事，与万灿仍有往来）。解放后，有一次国务院在怀仁堂设宴招待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在席间问：“万灿来了吗？”万灿遂由统战部部长许斌陪至总理在席前碰杯，总理问万灿有何设想，万灿称：“还是教书好，教书可以育人。”总理点头称是。1945年，抗战胜利，万灿回南京，抵宁次日，全家前往麒麟门外邓演达烈士蒙难处悼念亡友，伫立良久，百感交集。此时，万灿仍为监察委员，并继续民主党派活动，还与一些革命同志组织“孙文主义同盟”。当监察委员任满时，李济深、于右任鼓励并支持他参加立法委员竞选，但他因无钱请客买票而落选。后来为全家人的生活计，应聘安徽大学教授兼任系主任，旋回南京在金陵大学任教。于解放前三个星期，立法院出缺，递补为 立法委员，与“民革”及“孙盟”同志合作，共同在立法院做“策反”工作，共出席了四次会议，曾四次演说抨击国民政府失职失策。当立法院逃去台湾时，院方曾送来两张撤离去台的飞机票，他安然未动。解放前夕，张治中请至家中（有屈武和卢郁文在座），商谈和平问题。

南京解放时，万灿在炮火声中，亲去下关区欢迎解放军入城，又与其他同仁发表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革命。解放初，万灿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政法委员和建设委员，以及首届中苏友好协会主席，并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仍为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后，派赴厦门大学任经济系、外文系教授和公共外语教研室主任，以及工会主席，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协委员。他勤恳地工作，任劳任怨工作二十年

在“文革”期间，万灿受尽“四人邦”的折磨与惨酷摧残，捆绑毒打，虽年近古稀，仍在“牛棚”劳动队中，忍受体力难支的劳动，精神肉体备受摧残，于1971年秋带病回家。虽承党和政府关怀照顾，不惜重金，大力抢救，厦门大学党委，亦两次派员来宁探望，无奈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于1973年9月29日中午去世。万灿在弥留之际，仍教育子女，要紧跟伟大的共产党，努力为“四化”建设作贡献，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还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其子尚在农村插队），并将生前所收藏的俄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集，赠送厦门大学图书馆。

万灿去世后，厦门市大学派工宣队长和组织部长专程来宁治丧，南京与厦门两地都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并将他厚葬于南京南郊的望江矶公墓，树碑立传为之悼念。

万灿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外，还努力著书，如德译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著作《有志竟成》及《三十年革命史》，将邓演达的纲领性文章，译成德语或英文，在德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中，有《关于新总统罗斯福登台前后的美国政局》和《甘地运动》。闽变失败，流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时写了一本《大同哲学》。抗日胜利回南京后，写有一篇“黄金案调查报告”，上海市各报争着登载，万灿被誉为“打虎御史万灿”，万灿还写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思潮史》。万灿与詹显哲合写一本《经济学》。万灿的著作因经济困难，多未能付印出版，原稿随身带回国后，存放在家中，不幸在“文革”期间，三次遭抄家，原稿被毁尽。万灿痛心万分，多次言之流泪。

万灿昆仲五人，万灿排行三。万灿夫人吴艾菊。万灿有二子二女；长子万慕达和长女万慕玉在德国，次子万慕道在美国，次女万慕兰有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