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1619年—1659年），即朝鲜孝宗（조선 효종），字静渊，号竹梧，朝鲜王朝第17任君主（1649年—1659年在位）。

李淏是李倧李次子，母为仁烈王后韩氏。早年受封凤林大君，丙子之役期间在江华岛被清军俘虏，后与其兄昭显世子等被押赴清朝为质。顺治帝二年（1645年）回国，适逢昭显世子病故，仁祖遂立李淏为王世子。顺治六年（1649年）继位，任内酝酿“北伐论”，大规模扩充财政与军备。同时应清朝要求，两次出兵黑龙江省，配合清军击退俄罗斯侵略者，史称“罗禅征伐”。

顺治十六年（1659年）去世，享年四十一岁，庙号孝宗，谥号宣文章武神圣显仁明义正德大王（清代赐谥“忠宣”），葬于宁陵。

宣文章武神圣显仁明义正德大王李淏。明万历四十七年（朝鲜李珲十一年，1619）五月二十二日生于汉城庆幸坊本宫（李倧潜邸）。为仁祖大王次子。明天启六年（朝鲜仁祖四年，1626），七岁的李淏被封为凤林大君。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迎娶仁祖反正功臣张维之女（后来的仁宣王后）。]与此同时，仁祖还在於义洞为他营建府邸，修了两年以上，规模“极其宏丽”，时人形容为朝鲜王朝开国以来“私家未有其比”，故此举颇受舆论非议。

李淏五岁开始读书，十岁起师从南人学者尹善道三年之久，李淏后来称赞他“善于训诲”，并说“予之解蒙，实赖此人之功也，予常不能忘于怀”。有一次，李淏问他处身之方，尹善道回答：“‘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句），难道不是千古名作吗？”李淏遂感悟到韬光养晦之道，以此处身。十七岁时，又有西人学者宋时烈当了他的师傅。后来宋时烈成为李淏晚年的重臣。

1636年的“丙子虏乱”之后，凤林大君李淏偕弟弟麟坪大君李㴭及世子嫔愍怀嫔姜氏等王室眷属逃往江华岛。翌年正月二十二日，清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率军进攻江华岛，朝鲜防线迅速瓦解，李淏先召集分备边司诸臣，商讨对策，派李敏求去侦察敌军，然后“披甲募兵”，在江华府城南门外遭遇清军，迅速败退。多尔衮派人到城下劝降，否则屠城，李淏派尹昉前去交涉，然后决定前往清营投降，多尔衮以礼相待，在晚上与多尔衮“联骑入城“。其后，李淏按多尔衮要求，给南汉山城中的李倧写信。仁祖得知江华岛失守、李淏等被俘之事后，被迫同意出城投降。正月三十日，仁祖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李淏就与其他江华岛俘虏站在受降坛下西侧，目睹了这耻辱的一幕。

丙子之役结束后，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军掳到沈阳市，当了很久的人质。崇德六年（1641年）八月至九月跟昭显世子一起随皇太极前往锦州市，观察明清松锦之战。李淏自称在入质盛京之时，臣民就认为自己更贤德而归心，不过也有说法是终日饮酒嬉戏，无心学问。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昭显世子随清爱新觉罗·多尔衮出征，李淏则于五月七日回到朝鲜，七月九日又北上清朝，并赴北京参加顺治帝的登极大典。清朝入主关内之后，1644年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其中昭显世子先回，而李淏则于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二十六日获准东归。

1645年3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阳，随行清使勒令李倧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于儒教礼法不合，且有承认清朝敕使代表天子身份的意思，所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不满。5月21日，昭显世子暴毙于昌德宫中，其死因，有史料认为系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朝鲜仁祖李倧讳言此事，上报“病亡”。6月7日，被爱新觉罗·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同年11月14日，清代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1649年己丑五月初八日，李倧病危，李淏非常悲痛，差点咬断左手手指，幸得麟坪大君李㴭相救而没有断骨。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清廷派遣户部启心郎布丹、侍卫撒尔岱携诰命、冕服等物前往朝鲜，于九月初七日正式册封孝宗为朝鲜国王。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朱翊钧皇帝（明赵顼朱翊钧朱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

孝宗继位之初，朝中掌权的西人党分为四党，分别是洛兴府院君金自点为首的洛党、原平府院君元斗杓为首的原党（以上由勋西派分化而来）、金集等“山林”儒者势力为首的山党和金堉等汉城政界官僚为首的汉党（以上由清西派分化而来）。其中势力最强的是洛党。赵昚即位后，起用山党人士，任命金集为礼曹参判、大司宪，宋浚吉为司宪府执义，宋时烈为司宪府掌令，还召见了已经隐居的斥和派重臣金尚宪，展现了与仁祖朝迥然不同的气象。另一方面，山党对仁祖反正功臣势力的弹劾也开始了，金自点被流放，元斗杓被罢官。其后山党和汉党又围绕实施大同法和选拔人才的问题而产生矛盾，孝宗选择支持金堉为首的主张大同法的汉党，其深层次原因可能在于山党想给愍怀嫔姜氏翻案，危及孝宗的王权合法性。到顺治帝七年（1650年）二月，金尚宪、金集、宋浚吉、宋时烈等山党人士全部离开朝廷。

另一方面，赵昚在对清关系上也进行调整。仁祖末年，金自点为首的亲清派洛党专权，强制要求所有场合使用清朝年号。孝宗继位后，接受弘文馆应教赵赟之建议，不在仁祖玉册、志石中写入清朝年号，传递出反清的信号。另一方面，他开始酝酿“北伐论”，计划配合中原反清势力，武力推翻清朝，恢复明朝，并一雪丁丑下城之耻。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他即位后，有空就在昌德宫后苑练习骑射功夫，操练青龙刀、铁铸大椎等兵器，并求将才若渴。他曾在经筵中强调刘彻能雪平城之耻，故优于刘恒，由于在儒家史观中，汉文帝的评价高于汉武帝，所以他的这席话遭到在场儒臣的反对，但也有人悟出了“北伐”的深意，如宋时烈在顺治六年（1649年）八月所上封事中提出“修政事以攘夷狄”的主张，就是对赵昚“北伐论”的回应。

自点被流放后，其心腹译官李馨长密告清代，称孝宗罢黜亲清旧臣、起用斥和士人，并密谋反清，还送去了不写清朝年号的李倧长陵志文文本作为证据。恰好此时孝宗上奏汇报“倭情”，请求允许朝鲜修筑城池、训练士兵来防备日本，同时又请求将漂流汉人船只送到倭馆，惹恼了清朝。清爱新觉罗·多尔衮派祁充格等六名使臣去敲打朝鲜，是为顺治帝七年（1650年）春的六使诘责事件。史载当时“人情震惧”、“朝野汹汹”，传言清兵压境，孝宗听说后也“大惊忧，达夜不寐”。他起用已被罢官的元斗杓为远接使，领议政李景奭也自告奋勇，前去义州侦察情况。结果清使雷声大雨点小，只问了筑城一事，最后以李景奭和撰写“倭情”奏文的赵䌹被流放白马山城了结。清使还顺便为多尔衮提亲，孝宗遂以王族锦林君李恺胤之女为自己的义女，封为义顺公主，嫁给多尔衮。一场外交危机得以化解。

顺治八年（1651年）十一月，仁祖后宫赵氏诅咒案东窗事发，孝宗趁机挖出了金自点为首的阴谋集团，粉碎了他们的未遂政变。金自点从流放地光阳押赴汉城，凌迟处死，废贵人赵氏被赐死，孝宗由此巩固了王权。孝宗以汉党金堉、郑太和轮流为领议政，主导政局，同时辅以原党及南人的势力，这一政治格局维持到孝宗末年。

顺治帝十二年（1655年）孝宗为慈懿王大妃赵姓（庄烈王后）营建万寿殿时，曾召见了一些家属死于丙子之役的大臣，稍微透露北伐之意，但都“皆邈然无以为意”。因此，孝宗后期经常叹息“日暮道远”，流露出深深的挫败感。

孝宗稳固了权力以后，为了实现北伐目标，积极扩军练兵，充实财政与军备，实行了推刷奴婢、营将制等政策，但收效不大。更严峻的现实是在小冰河期的环境下，孝宗统治下的朝鲜天灾频仍，连续六七年粮食歉收，引发饥荒，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更是到了“风旱饥馑，近古所无”的地步。同时，他以北伐为目标的财政与军事计划不仅难以落实，也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

顺治帝十五年（1658年），孝宗所倚重的能臣金堉病重，九月去世。孝宗对于其他重臣不甚满意，认为元斗杓“不无其才，而气质素欠从容，似难为精细之事”，沈之源“贤而无才”，李厚源“多病不出”，郑太和虽然“有智有虑识事务”，但“不欲担当重事”。 所以在当年九月，赵昚重新起用宋时烈、宋浚吉等“山党”士人，提拔宋时烈为吏曹判书，宋浚吉为大司宪，后擢为兵曹判书。顺治十六年（1659年）三月十一日，孝宗单独召见宋时烈于昌德宫熙政堂，和盘托出他北伐的抱负。孝宗自信“熟知彼中形势及山川道里”，因此对清代没有“畏慑之心”。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与此同时，孝宗时代，加快了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的推行。所谓大同法，是指在朝鲜中期以后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客观上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赵昚时的宰相金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朝。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朝鲜没有介入国共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659年己亥五月四日，孝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在位十年，终年四十一。清朝赐谥号为“忠宣”。朝鲜自李倧之后不用清代所赐谥号，自上谥号为“宣文章武神圣显仁”，英祖十六年加上谥号“明义正德”。初葬杨州，太祖健元陵西，显宗十四年十月七日移葬于骊州宁陵。

孝宗对牛李党争深恶痛绝，他感叹道：“我国朋党之害久矣！至于他国之人，亦言我国之有朋党，不亦可愧乎？”因而他在位时大力压抑朋党。顺治九年（1652年），他以结党为由流放了赵锡胤、申弘望二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以“朋比无君”为由，拒绝任命洪处尹为议政府舍人，以致推荐洪处尹的三政丞不得不上疏请罪。由于赵昚坚决反对朋党之争，所以他在位时，党争并不严重。

孝宗初年，一度虚心纳谏、广开言路，然而不久就逐渐打压台谏，钳制言路。赵锡胤在顺治八年（1651年）上疏指出赵昚“拒谏之病已痼，少有触忤，辄加摧折，严辞峻批，至有臣子所不忍闻者。以此直气销沮、台阁索然，人之避言地如避荆棘”，即言官只要稍微忤逆孝宗，就会遭到孝宗严厉指责。两年后，孝宗以灾异下教求言，黄海道观察使金弘郁上疏为愍怀嫔姜氏伸冤，被孝宗杖杀，以致后来孝宗下教求言时，“大小臣僚绝无进言者”。

孝宗年间，宗主国清朝已经采用了由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所创的《时宪历》。孝宗多次派观象监日官金尚范前往清代学习《时宪历》，并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式通行《时宪历》，直到李熙建阳元年（1896年）采用阳历为止。

顺治七年（1650年），领中枢府事金堉请求在平安道地区通用中国铜钱，因为这样既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又能节省铸币经费，孝宗采纳，于是金堉将其出使清朝时换来的15万文中国铜钱投入使用。此举为朝鲜王朝正式使用中国铜钱之始。中国铜钱在平安道一带流通效果不错，于是孝宗又在翌年采纳户曹判书元斗杓之建议，向辽东清商追加了130余万文中国铜钱。中国铜钱随即普及于汉城一带，以致影响到原定的用年贡倭铜铸造朝鲜铜钱的计划。然而中原地区铜钱的广泛使用导致物价上升，反对之声也不断高涨，于是孝宗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停止中国铜钱的流通。

孝宗年间继续推行李珲时期创立的代贡收米、按田结算的“大同法”。大同法此前只适用于京畿道、江原特别自治道，仁祖曾一度推广到忠清道、全罗道，但遭到当地两班反对而未果。孝宗采纳金堉之建议，于顺治帝九年（1652年）在忠清道全境、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全罗道沿海各邑实行大同法。

孝宗为了扩充财政收入，于顺治八年（1651年）批准实行开放矿山采掘的“设店收税法”，即朝廷在矿产地设置冶炼场（称为“店”），允许民间人士此雇佣工人进行开采和冶炼工作并向朝廷纳税。此举目的在于吸引富商大贾投资开矿，但刚实行时效果不显著，直到三十余年后的李焞年间才开始见效并实行“别将制”（“别将”即各店负责收税者）。

孝宗发现《各司奴婢案》所登载的19万名公奴婢中缴纳身贡的只有27000人，于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设立推刷都监，以搜捕逃亡的公奴婢。赵昚向各道派遣御史，在守令的协助下追回奴婢。对于自首的奴婢，免除以前所欠身贡；对于举报奴婢的贪官污吏，则赦免其以前罪行。经过三年的“推奴”政策，共得新旧公奴婢297163人，其中实贡奴婢139298人。

孝宗以“北伐”为国是，全面推进扩军计划。顺治七年（1650年），他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负责整顿拱卫京畿的守御厅，下设广州市（南汉山城）、杨州、竹山、原州四营，以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顺治九年（1652年）将守御厅下属的牙军改编为炮手（鸟枪手）和射手。

顺治帝八年（1651年），孝宗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中央军御营厅。到第二年，御营军就发展到正军21000人，并且在御营厅设置骑兵及“别破阵”（炮兵）。

顺治十年（1653年），孝宗移拜李浣为训练大将，又对另一支中央军——训练都监进行整顿和扩充。当时训练都监兵约5000人，李浣在一年时间里扩充到7000余人。孝宗还计划将训练都监兵扩充到10000人，不过因财政困难而未能实现。

孝宗对作为国王亲兵的禁军也进行改编，将原有的禁军三卫——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军合并为“内三厅”，设左、右别将以统管，同时将600余名禁军全部改编为骑兵，并计划将禁军扩充到1000人。此举主要是为了牵制和削弱由亲贵大臣统领的另一支国王近卫军——扈卫厅。

对于地方部队，孝宗实行仁祖朝有名无实的营将制度，即从中央派遣营将来训练和指挥地方军。顺治十一年（1654年），孝宗接受兵曹判书元斗杓之建议，向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派遣营将。北方各道则以守令兼任营将、以免被清代发现。

顺治十年（1653年），从巴达维亚共和国前往日本长崎的荷兰人哈梅尔一行64人在海上遭遇台风，还剩36人漂流到济州岛。孝宗派遣李倧朝漂流并归化朝鲜的荷兰人朴燕去济州岛调查，然后送至汉阳，孝宗召见了他们，发现其中很多荷兰水手擅长火器，便把他们强行留在朝鲜，编入禁军，为朝鲜的火器开发事业服务。后来他们中有人找到清朝使臣请求带他们离开朝鲜，孝宗通过贿赂清使而掩盖了此事，并将哈梅尔等转移到更偏远的全罗道安置。在哈梅尔等人的协助下，朝鲜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研制出新制鸟铳，有人推测可能是燧发枪（哈梅尔一行于李棩年间陆续逃回或被遣返日本）。

孝宗年间，朝鲜还克服了不会操作大炮的短板，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创设名为“别破阵”的炮兵部队，共计511人，归御营大将柳赫然掌管，从此朝鲜有了炮兵兵种。

孝宗年间，在表面上仍然履行对清朝的朝贡义务，同时延续李倧朝惯例，向清朝汇报“倭情”。然而，第一次汇报“倭情”后就引发了顺治七年（1650年）春的“六使诘责事件”，造成朝鲜朝野恐慌，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此后朝鲜不再向清朝汇报“倭情”。同时，孝宗还接受清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提亲，将一名远房王族女子封为义顺公主，作为自己的养女嫁给多尔衮，以缓和与清朝的关系。

顺治八年（1651年），随着多尔衮的去世，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大幅减少，使孝宗得以准备北伐事业。后来，由于俄罗斯帝国殖民者对黑龙江省流域的侵略，清朝又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和顺治十五年（1658年）两次征调朝鲜炮手（鸟枪手）到清朝境内同与俄国哥萨克骑兵作战，孝宗亦服从清朝调遣，先后派边岌率100人和申浏率200人去清朝作战，都得胜凯旋。朝鲜历史上称之为“罗禅征伐”。

孝宗内心对清朝是非常敌视的，他感叹如果不是年年朝贡，朝鲜的财政状况也不会如此糟糕。此外他更是积极酝酿北伐论，计划在自己五十岁前与清代决战。在对待漂流到朝鲜的汉人（“漂汉”）的问题上，孝宗也尽可能地保护汉人、避免把他们送到清朝。顺治帝七年（1650年），孝宗曾欲将“漂汉”送入日本，由于领议政李景奭在六使诘责事件期间泄露给清朝使臣，导致“漂汉”被转送入清朝，最后全部处死。顺治十年（1653年），又有一群已剃发的汉人商船漂流到济州岛，领议政郑太和主张依前例送入北京，孝宗虽有不忍，但仍听从郑太和的意见。弘文馆副校理闵鼎重上疏反送清，赵昚以李景奭泄露一事指出：“耽罗漂汉，虽无尔言，予亦恻然。大义不须言，求之人理，实所不忍。前日我国之人不能善处，束缚天朝赤子，投诸虎狼之口，竟至斩杀无遗，予常痛恨。今又以此辈驱送彼中，予岂忍此乎？但念既不能善处，则虽以煦煦少仁，掩置不送，其在国家之计，漏泄之患，亦不可不虑。”闵鼎重又主张将“漂汉”送入济州岛，孝宗则表示以后遇到“漂汉”，不报给地方兵使，而直接密报给备边司，再由朝廷处置，以免泄露之患。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孝宗确立了朝鲜王朝对“漂汉”的政策。

孝宗志在北伐满清，为了稳住后方乃至联合日本，采取对日友好的政策，即“孝庙朝有北伐之志，厚待南邻”。顺治十二年（1655年），赵昚派遣赵珩为首的通信使，赴日本祝贺德川家纲袭征夷大将军之职。但孝宗同时也认为“"日本虽与我修好，其实不可信也”，对日本仍保持警惕。

尔朝鲜国王李淏，孝友宜家，恭勤治国，箴铭日儆，图史时亲。不坠前徽，弥大箕裘之业；有嘉仪物，更昭翊戴之忱。凛予一人，明威辑宁东土；抚数千里，版宇保乂王家。方期乐善以遐龄，讵意婴疴而奄逝！兹闻告讣，悯悼良深。念昔入侍太宗文皇帝，服事输诚，小心翼翼，太宗文皇帝俯垂爱育，恩礼有加。朕抚今追昔，弥增轸恻，特赐祭赙，谥曰忠宣。（顺治帝帝评）

呜呼！我大行大王以聪明睿智之圣，有倾否济屯之志，临御十年，克勤克恤，未尝一日或怠。……呜呼！自三代以后，治不本于学，故道术为天下裂。惟王逊志来修，以御家邦，故骎骎乎王道之纯；三代以下，惟功利是尚，故多愧于天理民彝，惟王正谊明道，无所计较，故圣志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罔曰不克，罔曰民寡，惟厥心厥事，是既是慎，常有日暮道远之叹。……其沉机妙算，有非人人所可窥测者。尤好宋儒书，有以心学说进者，即授筵臣订正曰：“得无或悖于程、朱否？"盖秉天理、明圣学、正王法、伸大义，以继春秋大一统之业，以承圣考道心之传，而以不负皇天生圣之意者，岂非建天地而不悖、质鬼神而无疑者乎？世无知德者，固不能象成歌诗，疏越荐诚，使人愀然如复见乎盛德之容。然以经传所载模像而蠡管之，其乃武乃文，祖乎尧；孝弟尽道，宗乎舜；俭勤恶旨酒，法乎禹；不迩声色、改过不吝，效乎汤；视民如伤、卑服即功，师乎周文王；发扬蹈厉，恐不逮事，象乎武王；自汉以下，则恢廓大度，高祖如之；重厚直温，光武同之；信义彰著，昭烈近之；弧矢铁柱、窹寐豪英而赍志不伸，惜乎赵昚似之，此则时势然也。（宋时烈评）

王宽仁恭俭，有君人之度……然短于才略，十年之间，无一表见。（金泽荣评）

粤我孝宗大王，膺千一之运，际百六之会，险阻艰难之备尝，动忍增益之有自。日暮途远，大义弥章。左海而东鲁，鳞介而冠裳，永有辞于天下后世。（李祘评）

孝宗一方面树立国防优先论、追求武治主义，另一方面否定道学政治和朋党论，追求强力王权。在这一过程中，孝宗面临着失去西人、南人乃至在野士林支持的危机。重用宋时烈，就是解决这种难题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要贯彻对专制王权的追求，与臣僚势力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孝宗暴死可以理解为臣僚们企图牵制王权的非常手段。主治医生申可贵可疑的出现与他所开出的处方不能排除是受人嗾使的。结果，孝宗可疑的死亡不仅意味着“现实”与“名分”、“进步”与“保守”的对立，也意味着北伐的挫折。（李成茂评）

孝宗是一位平生专念北伐、努力扩充军备的君主。但不仅国际局势没有好转，而且作为后盾的财政也亏空，所以朝臣们主张现实的财政重建优先于军备，与孝宗意见不合，这种乖离现象不时出现，而北伐之意也未能实现。（车文燮评）

孝宗洞悉了仁祖的意志、朝廷的氛围与（昭显）世子的动静，迎合大势，从而得到王位。他登上王位后，毫不留情地断然实行事大慕华政策。而且孝宗还同彻底的儒教教条主义者宋时烈一起高举北伐论，只靠名分与事大为生，而这也是确立政治基础的方法。姑且来对比下昭显世子和孝宗，可以说前者是实利派，后者是名分派，前者开放，后者封闭，前者进步，后者保守，前者志在学问，后者志在权力。（李离和评）

由于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个人遭遇等等因素所形成的一层又一层的偏见，赵昚国王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对于当前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孝宗和宋时烈既然是生活在自己塑造出来的一种孤芳自赏、不成功便成仁的主观世界中，他们当然不会、也不敢追问自己所维护的确是真理、正义、历史大势之所在吗？他们只能说，相信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绝对正确的——正确到那么一个崇高的程度，则整个朝鲜国家、朝鲜民族也要做他们的陪葬品。（黄枝连评）

实录记载，昭显世子与孝宗在北京期间，清人送给他们金、玉、彩帛，只有孝宗谢绝领受，并请求替换为朝鲜俘虏，受到清人的赞叹。

昭显世子和孝宗在清朝做人质时，他们的表伯具仁垕曾举荐八壮士来保护他们，分别是朴培元、赵壤、申晋翼、张爱声、吴孝诚、金志雄、朴起星、张士敏。孝宗回国时，他的儿子李棩（后来的显宗）不肯坐轿，无论谁背都会哭，唯独吴孝诚背就不哭，于是吴孝诚背着李棩徒步走了几千里，衣背全部腐烂。其后孝宗命令画八壮士像于中式屏风，其中吴孝诚就是背负李棩的形象。赵昚即位后，仍命八壮士当自己的贴身侍卫，并且子孙世袭。有一天，孝宗在便殿宴请吴孝诚，酒酣后打算召他把臂共语，以示亲昵，吴孝诚顿首谢绝，孝宗大怒，举起长琴砸向他的右臂，导致吴孝诚右臂折了。其后孝宗悔悟，愈发宠爱。

野史记载，孝宗在清朝做人质期间，皇太极召见他和昭显世子时，昭显世子吓得不行，而孝宗则神情自若。后来孝宗回国，爱新觉罗·多尔衮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孝宗请求归还朝鲜俘虏，多尔衮听从。孝宗下台阶时，先看看地上，然后又回顾殿上再离开。多尔衮左右的人说：“朝鲜王子到处看，肯定不怀好意，请杀了他！”多尔衮笑着说：“我也观察他面相很久了，前面很好，但背面不如前面，他就算想有所作为，也活不了多久了！”果然孝宗还没北伐就死了。

孝宗还是凤林大君时，沉溺美酒，无日不醉，等他当了王世子以后，就戒了酒。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世子李棩得了疟疾，十多天来无论针灸、药物还是符箓都无效，有人说吓一吓就好了，孝宗便命世子站在澄光楼下，让宫女偷偷带着陶瓮上楼，然后从楼上扔下，然后让几十人拍手跳脚，齐声高喊：“有宫女跳楼死了！”整个王宫为之震动，声音传到很远。有一个金姓老宫女忧心忡忡地说：“我历经四朝，宫中即便出事，也该镇静，现在没事却故意弄成有事的样子，这是不祥之兆啊！”没过多久赵昚暴死，宫中又重演了惊慌的一幕。

孝宗亲历明亡清兴，注重吸取明亡的教训，他谈到明朝灭亡时，“慨恨不已”。他说：“以大明之亡观之，崇祯之事，闻诸华人，则皆曰外无游畋之娱、内无苑囿之乐，凡可以亡国之事，一无有之。而终至于覆亡，盖由明察二字之不能尽其道也。以此论之，诚可惧也。”又说：“崇祯之亡也，朝臣无一人死节，从死者只一内官，良可羞也！予观大明之制，使人执兵而侍，群臣奏事，不合于意则扑杀之，且设东、西厂，以宦官主之，天下事皆由此出，迹其所为，亡国已晩矣！”

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世子李棩得了疟疾，十多天来无论针灸、药物还是符箓都无效，有人说吓一吓就好了，孝宗便命世子站在澄光楼下，让宫女偷偷带着陶瓮上楼，然后从楼上扔下，然后让几十人拍手跳脚，齐声高喊：“有宫女跳楼死了！”整个王宫为之震动，声音传到很远。有一个金姓老宫女忧心忡忡地说：“我历经四朝，宫中即便出事，也该镇静，现在没事却故意弄成有事的样子，这是不祥之兆啊！”没过多久赵昚暴死，宫中又重演了惊慌的一幕。

孝宗在清朝做人质时，有九个被清朝俘虏的明朝人被安排为他的奴仆，孝宗与他们共谋伐清雪耻，后来回国时将这九人带到朝鲜，史称“九义士”。这九人分别是：

孝宗死后，北伐计划流产，“九义士”后裔充当大报坛守直官，并在京畿道加平郡的朝宗岩建立大统庙，供奉朱元璋（后加上神宗、毅宗）及九义士，在朝鲜的尊周思明活动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除了九义士以外，孝宗还带来了一个叫孟永光（又作孟英光）的中原地区画师。这名画师是绍兴人，当时也在沈阳市，孝宗命他画《勾践栖会稽图》，后来带回朝鲜，成为朝鲜宫廷画师，画了不少屏风，几年后回到中国。

《列圣御制》收录孝宗诗100首、文29篇。其中代表作有《沈阳质居中述怀》二首、《燕京有感》等。

宁陵是朝鲜孝宗和仁宣王后的合葬墓，位于韩国京道骊州郡。宁陵为同原上下陵，是在一个山坡上按上下方向修建的陵。宁陵开始位于京畿道九里市东九陵，后在显宗时期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