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1898年7月16—1977-1-13），上海人，原名叶鸿眷，字企孙。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市，1977年1月13日逝世于北京市。

191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士学位，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叶企孙在物理学有重要研究成果，如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同时在建筑声学研究方面，是中国在这领域研究工作的先驱。在科学教育和组织管理方面，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校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同时积极创办北京大学磁学专门组，并与竺可桢先生一起创办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其中很多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出生于上海县（今上海市黄浦区蓬萊路）一个小康家庭。叔父六岁丧母，祖父没有续弦，叶企孙就在祖父的亲自养育下长大。1907年，在敬业小学念书。1911年初，13岁的叶鸿眷到北京投考“清华大学”。第一次由于身体瘦弱，体育和检查身体不及格，未被录取。于是，叶鸿眷改名为叶企孙再试，请他人代考体育和检查身体，就这样，叶企孙很容易通过了第二次考试，成了清华学堂中等科最早的学生之一。叶企孙上学后不久，因当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他只好回到上海市，转入上海兵工学校念书。

1913年5月，叶企孙再到清华学校复学。1914年夏天，叶企孙获得了中等科毕业的资格，转入高等科继续学习，刚满16岁的叶企孙在课余写了题为《天学述》等关于天文的文章和《中国算学史略》等数学史文章，发表在清华学校的杂志上。1915年，叶企孙17岁时，积极地提倡并组织科学活动，创建了清华学生科学社并担任社长，该科学会是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第一个以研究科学为宗旨的学生社团。期间发表了《考正商功》《天学述略》等科学史文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思想，同时在这些科学活动中研究了中国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

1916年11月21日，叶企孙去美国攻读物理学的方向。1918年9月中旬，叶企孙入美国中北部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直接受教于罗伯特·密立根，1920年获该大学理学士。随即转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物理，1921年，他的论文《用X射线方法重新测定辐射常数h》在美国物理学会宣读，23岁的他就在大洋彼岸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于第二年获硕士，192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叶企孙进行了两项重要的物理学研究。第一项，他和杜安（WDuane）、帕耳默（H.H.Palmer）于1921年合作测定了普朗克常数值h，这一实验数据是当时h值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十多年，叶企孙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项，是关于液压对磁体磁导率的影响的研究。这是叶企孙在1922-1923学年中单独完成的，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属开创性工作，由于这项研究，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回到中国前，他作为中国科学社驻美临时委员会会长召开会议，推举理事成员、制定章程等，使得该学术团体日益巩固、发达。

叶企孙在1924年回国后，到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25年8月应聘到清华大学学校，任大学普通部物理教授，主要是从事物理学教学和科学组织工作，培养研究生和指导学生做了不少学术研究，同时在叶企孙担任物理教授期间，他主张注重学术发展，广聘名师，致使物理系内，学术空气浓厚，系里经常有学术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讲学，如欧洲著名物理学家奥格·玻尔（Nh.D.Bohr）、英国学者保罗·狄拉克（D.A.M.Dirac）、法国学者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N.Wiener）和欧洲航空权威西奥多·冯·卡门（Th.von Kármán）等都在1934～1937年间在清华讲过学，使得在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很快成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26年，清华物理系成立，叶企孙被教授会选为物理系主任，对清华大学大礼堂的声学问题作了测试，提出了改进该建筑的音质问题的具体办法，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建筑声学的研究。1929年，清华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兼任院长。同年叶企孙和郑衍芬合编了《初等物理实验》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大学普通物理实验教材。1931年冬，法国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教授访问中国时提出建议，中国应早日成立物理学会以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1931年11月，叶企孙就组织北平市的物理学界同人成立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1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清华大学举行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叶企孙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副会长。此后他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会长、理事长等领导职务。他精心策划创办《物理学报》，编译和审查物理学名词，举办学术年会，邀请国际著名物理学家P．A．M．保罗·狄拉克（Dirac）和N. 奥格·玻尔（Bohr）来华讲学。他为物理学会的发展和团结、合作风气的建立贡献良多。在他的办研究所的思想指导下，清华大学于1936年建立了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1939年建立了金属研究所（所长吴有训），还有航空研究所、农业研究所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异常艰难。1941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决定由叶企孙任主编出版一种学术期刊——《科学记录》，1941年至1943年叶企孙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总揽全局，在抗战时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地推进了中央研究院以至全国科学事业的持续发展，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刊物，对抗战期间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有所推动。1942年11月，《学术汇刊》第一期终于问世，发表了十一个专业的最新论著摘要一百六十六篇，涉及地质、生物、大气物理和天文学的“记述”4篇。1945年8月，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11月，由西南联大常委会议决，暂代该校常委职务。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1952年，调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常委委员。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任兼职研究员。

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牵连先后被捕和隔离审查，身心与人格均受极大摧残。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含冤病逝，终年79岁。 1977年1月19日，叶企孙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1986年叶企孙冤案得以全面平反。

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

他和杜安（W.Duane）、帕耳默（H.H.Palmer）于1921年合作测定了普朗克常数值h，利用X射线连续谱短波限（λm）与电子加速电压（V）和电子电荷（e）的关系式Ve=hc／λm ，测定普朗克常数（h）的值。他们用电压计测V，用方解石谱仪测λm，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V和λm的测量精度和准确度，获得精度很高的V和短波限λm。用获得的实验数据和国际上当时采用的电子电量（e）、光速（c）和方解石晶格常数（d）的数值得出改进后的h＝（6.556±0.009）×10-27尔格·秒。普朗克常数的精确测定是物理学家十分关注的，叶企孙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这一实验数据是当时h值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十多年。

在高压磁学方面开创性的贡献

在1922-1923上学期间，叶企孙单独完成了关于液压对磁体磁导率的影响的研究，由于这项研究，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叶企孙吸收前人经验，在1922年利用珀西·布里奇曼的高压装置，对铁、、钻和两种钢作了测量，得到磁感应强度变化百分比（△B/B0）与压强、磁场强度（H）之间的定量关系。

清华大学大礼堂的建筑声学问题

清华大学在1921年建成的大礼堂，十分堂皇。但是它的声学设计有问题。在大礼堂一类的建筑内，凡发一音，都有回音。叶企孙到了清华，学校就把“听音困难”的问题交给他。当时建筑声学当时在国际上刚开始，叶企孙就带了助教赵忠尧、施汝为和几位工人开始了中国建筑声学的研究。自己设计测试仪器，自己制造，条件艰苦。但是，约经一年多最终做出了缩短余音的方案，它是中国第一个建筑声学研究工作。

叶企孙一生有关教育的著述甚少，但他作为主要领导者、策划者参与了清华物理系、理学院的创建，从物理系、理学院的办学中可窥见他的教育理念。并且在他的教育理念下，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据粗略统计，从1925年（叶企孙回国任教）到1940年（抗战前清华物理系的最后一批学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单是物理系的毕业生中，后来被选为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获得同等称号的就有周同庆、赵九章、翁文波、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于光远、葛庭遂等22人，其中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最早出现的两位华裔院士一林家翘和戴振锋、最早出现在美国编写的《百年科学大事记》（1948年）中的两位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和彭桓武，也都是叶企孙的学生；理学院毕业生有许宝脉、陈省身、华罗庚、张大煜等33人，如果再加上1941年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届毕业生、1946年到1952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1952年以后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受教于叶企孙的学生，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以及邓稼先、朱光亚等，他们当中已获得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各种荣衔者达70人。

叶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突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主张考察学生的天赋所在，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要，实践证明这一思想是切合当时国家政策及社会实际的、务实的。同时在建立院系的要求中，叶企孙认为，一个优秀的院系，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所以叶企孙没有门户之见，对学术超群的名师总是千方百计揽聘，期间聘到了许多人才，使得在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很快成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而在培养人才方面，叶企孙强调在知识上要有广度，即所谓的——大连通才计算机专修学校的思想，他鼓励学生除学习物理课程外，还要重视学习文科和工科知识，求得均衡发展。其思想在当时极具前瞻性，结合实际需求，重视应用科学，在面对国家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引导青年进入各个领域。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清华物理系毕业生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如王大珩、熊祖同为应用光学专家，赵九章、傅承仪、翁文波为地球物理学、气象方面的专家，赫崇本为海洋物理学家，葛庭燧为金属物理专家，钱伟长为力学专家。

叶企孙对人才的培养以重基础，重教学，重科研，重实验四点体现。

叶企孙重视基础，提倡“重质不重量”，特别重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着重基础、着重质量，重启发不重灌输，理论与实践并重。叶企孙重视教学，在教学中投入大量精力，保证高水平的教学质量，这是叶企孙所创建的物理系的优良传统之一。叶企孙重视科研，具有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战略眼光，坚持高水平的学校必须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从1929年到1936年，叶企孙在清华理学院创办了理科研究所、农业研究所、清华特种研究所，主打与国家战时需要紧密结合，在中国学术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叶企孙重视实验，在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中，较早地建成了一批设备较为先进的理科实验室，同时对于学生，除理论基础外，叶企孙也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上述文献来源。

叶企孙一生的精力绝大部分用于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发表的文章并不多。

其中叶企孙在1921年发表的《用X射线重新测定辐射常数h》为他的硕士论文；1925年发表的《流态静压力对铁、钴和镍的磁导率的影响》为叶企孙的博士论文。它们是中国学者步入世界科学园地的早期代表。

1927年12月，叶企孙在《清华学报》第4卷第2期发表《清华学校大礼堂之听音困难及其改正》，该文“是中国最早有关建筑声学的论文”。

以上文献来源。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高度评价他在清华大学的贡献和爱国精神，称他“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同时又是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清华校友虞昊和黄延复在《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叶企孙具有一位大师级人物所应有的一切品格——渊博的学问、深遂的思想、卓越的识见、奇特的志节和儒雅的文风。同时是一位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务实精神的爱国学者。

在叶企孙诞辰100周年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文章中评价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政道在纪念老师叶企孙百岁诞辰的大会上也指出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

清华大学评价叶企孙对开拓、促进中国物理学及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培育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所提倡的教育思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87年为纪念中国物理界叶企孙等五位老前辈在开创中国物理学事业和创建中国物理学会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物理学会以这五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设立物理奖，以鼓励为发展中国物理学事业、在科学和技术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物理学工作者。

人们对他的称呼数不清一“中国科技大厦的总设计师”“当代宗师”“两弹一星的老鼻祖、奠基人、主心骨”“他是物理学者的光荣、教学工作者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他是事业的核心和典范，人才的源头”，中国最早以科学家人名设立的奖金是1992年由185位科学家与教授，以自己微薄的工资凑起几万元设立的，那就是“叶企孙奖”。

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以示完全恢复叶企孙名誉。1992年，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在内的127名海内外著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3年清华校庆，特在科学馆举办叶企孙生平照片及手迹展，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

《中国科技的基石》于 2000 年 10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两位作者中，一位是叶企孙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虞昊，另一位则是多年从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的黄延复，该书中大部分内容可以视作叶企孙的传记。致敬这位中国当代科技的奠基人。

2013年5月22日，上海福寿园叶企孙的葬礼在此举行，当天，叶企孙纪念像也在福寿园海港陵园揭幕。由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主编，李政道作序的《叶企孙文存》也在仪式上首发。

2018年7月16日上午，“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专题展”在清华大学科学馆举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叶企孙侄子叶铭汉院士和多位物理系老领导、教师、系友代表参加了纪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