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又称为“行押书”，是一种汉字字体的名称，出现于东汉中晚期，是在具有草书笔意的新隶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手写字体，后来发展成为在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风格流畅的字体。

唐朝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由于行书很实用，又便于书写，故它的起源很早，在秦朝就已经萌发了基本结体形态，汉代初步形成行书字体，后经魏晋时期刘德升、钟繇、胡昭，尤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传承、规范和创新，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行书书体。唐代，行书由于李世民偏爱王羲之，遂使二王体系的行书风靡朝野。明代沿袭唐、宋、元帖学，早期“馆阁体”始兴，行书基本上在赵孟頫的笼罩之下，后出现了一批有个性的书家，才打破了赵体行书的一统天下。

行书的特点是运用了一定草法，部分地简化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笔形。元代鲜于枢评王羲之《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后，世人又将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寒食帖》列为天下第二、第三行书。还有王羲之、 欧阳询、 颜真卿和苏东坡被称为行书四大家。行书的发展离不开书法整体发展环境。书法的蓬勃发展，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普遍给予了大力支持。目前书法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部分县市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书法之乡”，部分高校开设书法专业，中国书法家协会和省市书协成为领导书法发展的中坚力量。

唐朝理论家张怀璀在其著作《书断》中有云："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

行书又称为“行押书”。南朝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一般认为“押”是署名的意思，行书之所以又叫“行押书”，就是因为名书法家钟繇用行书给人写信，自署名字的缘故。

晋代卫恒《四体书势》：“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而钟氏小异。钟繇三体，其一为‘行押书’，即‘行书’也。而后二王造其极，遂大行于世。”

汉朝国力鼎盛，书法承秦制而开新气象。隶书之后，人们创造了书写更简省、更合时宜的楷书和草书。然而楷书点画规矩，可得法度但书写繁琐；草书结构简省，不拘章法却难辨其形。于是在实际书写中，孕育出一种新的书体——行书。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盖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于两间者，行书有焉，不真不草是也。”据载，东汉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书法家刘德升整理、创造了行书。张怀瓘《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许昌县志》卷十八有载：“刘德升，字君嗣，后汉川人。始作行书。”

也有学者表示，行书的发明归功于一个人是不妥当的，他们认为一种字体的形成是不断积累，逐渐演变的。比如说，唐朝韦续《墨薮·九品书》写到了唐以前的书法名家，其中汉萧何草隶、刘彻行草、张彭祖行草等都是行书一类的书体，这些书家年代比刘德昇更早，足以将行书雏形出现的年代再上推到西汉，也说明行书不是刘德昇一人发明的，在他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刘德昇应当是对行书正式形成贡献最突出的一位书法家。

早期行书是在带有较多草书笔意的新隶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字体，其笔画的写法和文字的结体，都明显地比新隶体更接近楷书。秦、汉时脱胎于隶书的“行书”，因其仍然保留相当多的隶书因素、所以后人称其为“行隶”。秦朝的行隶品极少见，但已属“古隶”的《天水放马滩日书秦简》和《云梦睡地虎秦简》已有“行隶”之美。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体，在当时，没有普遍地应用。

魏初，有钟繇、胡昭为行书名家。晋朝时荀立书博士，以行书教习秘书监弟子，行书深受当时士林的器重，但地位依旧逊于隶书，擅行书者的钟繇、胡昭也没有很大突破。佚名《书画史》言傅玄（217-278）“得钟、胡之法，见重当时。”可见只是因循，没有新意。

东晋时期，士大夫们远离政治，雅好风流，醉心于书法的品鉴与学习。众多书体中，行书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凡善书者皆工行书。以“二王”书作为代表的妍美书风，成为行书史上的首座高峰。尺和手卷是最早的书写载体。传世所见魏晋时期的行书尺牍和手卷，最早呈现了行书尺牍和手卷的章法，这一时期的章法特点为：在行列关系上有行无列，每行首尾大多近乎平齐，布局齐整；行间则随形布势，欹正相生，自然妥帖。

东晋（317-420）社会是新妍行书的背景。当时士人“皆以任放为达”（《世说新语·德行》），“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 。他们颐养风神秀彻的姿形，追求虚灵圆融之心境，其风姿神采在书法中得到最好的映射。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宝南第九》云“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夷考其时，去汉不远，中郎、太傅笔迹多传。”除了强调文化背景的扇动作用之外，康有为也同时指出，就书法本身来说，当时对蔡邕、钟繇的取式也较后世更为容易。

东晋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其好友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被楔”之会，饮酒赋诗，各抒情怀，汇为《楔帖》。王羲之满怀微情，以蚕蓝纸、鼠须笔，写了一篇千古名作一一《兰亭序》，被历代称为天下行书第一。东晋是行书的巅峰时代。在王赓、王洽、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相继努力下，清新简易的“新体”夺胎二出。这个时期留下了许多典范性的行书书迹，还产生了专门描述行书的书论—王眠《行书状》，篇中“绮靡婉丽，纵横流离”八字很能体现东晋行书的典型特色。《行书状》的出现与东晋行书之繁盛及地位之渐著有极大关系。此前，篆、隶、草的专门书论皆已有出现，独无专及行书者。

唐以“身、言、书、判”为标准铨选官员，并设“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这一时期，楷书成为官方字体。人们多追求“楷法遒美”。行书由“尚韵”转变为“尚法”，一改东晋以来自由舒放的书风，表现出雄浑劲健的风格来。这一时期推动行书发展的，首推李世民李世民。行书由于李世民偏爱王羲之，遂使二王体系的行书风靡朝野，上行下效，成为一代风范。李世民本人也是行书的高手，他的代表作品《温泉铭》就是学习二王典范。此碑也是第一块将行书运用到碑版上来的刻石。李世民以行书立碑之风一开，以后又有僧怀仁奉皇帝之命集王羲之行书勒石刻《大唐三藏圣教序》，僧大雅集王羲之书《半截碑》，虞世南书《汝南公主墓志》、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李照书《麓山寺碑》等。这在行书史上是一大飞跃，也为行书开辟了新的领域。

李世民以帝王之身推崇行书，一时间“崇王”之风盛行，代表书法家有虞世南、褚遂良等。而以李邕、颜真卿为代表的书法家另辟蹊径，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风而独创丰腴雄健的阳刚风格。唐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颜真卿兄长、常山知府颜杲卿与其子颜季明惨死于战乱。颜真卿怀着满腔悲愤写就《祭侄文稿》，通篇气势磅礴，不受工拙笔法拘束，用笔随情感变化而波澜起伏，悲愤激昂之情流露于笔端。《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元代陈绎评价其“沉痛切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与《序稿》（按：《兰亭集序》别称）哀乐虽异，其致一也”，认为《祭侄文稿》是可以媲美《兰亭集序》的绝品。

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前后不到十年，书家屈指可数，行书唯杨凝式特立独行，卓然不群。其书法由颜真卿，欧阳姓而上溯二王，取各家之长，穷尽变化，多有所创，其代表作《韭花帖》是行书章法流变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作品。《韭花帖》是杨凝式在昼寝乍起，腹中甚饥之时，得以珍馐充腹之后，为答谢友人馈赠美味韭花的随笔手札。杨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此札为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千古佳作，通篇洋溢着作者轻松愉悦的心情，萧散闲适的心境。其用笔圆润俊秀，结构平中寓奇，尤其在章法上，有意大胆拉开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使其留有大片的空白，独创疏宕松散的章法布局。《韭花帖》对明代董其昌书风的形成响极大，因而为历代书家所推崇。五代的另一位行书家李建中，书法温润丰美，深得晋唐法度，为时人所重。传世行书墨迹有《土母帖》《同年帖》《贵宅帖》等。

行书到了宋代（960年－1279年），出现了新的面目。书法家往往借助书法来表现个人的学识、个性和胸怀。所以古人评及宋人书法说“宋人尚意”，能代表宋代风格要推举“宋四家”，有蔡襄《虹县帖》、苏轼《黄州寒食帖》、黄庭坚《松风阁诗卷》、米芾《蜀素帖》。其中最能体现宋代“尚意”书风的，当属“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黄州寒食帖》为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寒食节所作，笔酣墨饱，气势奔放，跌宕起伏，字里行间流露惆怅孤独之情，被历代书家奉为神品。黄庭坚评论此帖：“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宋代以行书著称的书家及作品还有薛绍彭《杂书卷·通泉帖》；吴说《门内帖》；王庭筠《李山画风雪杉松图卷跋》；赵孟坚《自书诗》；吴据《杂诗帖》《碎锦帖》等。

行书在元朝（1271年—1368年），代表人物为赵孟頫。赵孟頫早年学钟繇与二王，不间断地临习《兰亭序》，晚岁受李邕的影响较大，自成娴熟秀媚，珠圆玉润的赵体。当时印度有僧人数万里求其书法，视为墨宝。其行书作品流传最多，影响甚大，较有名的有《兰亭十三跋》《元赵孟頫前后赤壁赋》《天冠山题诗》《洛神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等。与赵孟颓齐名的鲜于枢，以行草书著称，代表作品有《韩文公进学解》《苏轼海棠诗卷》《襄阳烟江叠峰二歌》等；蒙古族书法家康里巎巎[náo]，以草书著称于世，其行草代表作《归去来兮辞》《唐诗卷》也深得钟王笔意；书法被人评为“狂怪”的杨维桢，其传世行书佳作《壶月轩记》的确有不同时俗的独特风格。

明代（1368年―1644年）沿袭唐、宋、元帖学，早期“馆阁体”始兴，行书基本上在赵孟頫的笼罩之下，中期以后追魏晋，以抒发个人情趣为出发，出现了一批有个性的书家，才打破了赵体行书的一统天下。相对而言，明代的草书更为突出，而行书著名的主要有文徵明、董其昌两家。文微明的行书“仿苏黄米及圣教”达到“可比肩赵文敏（赵孟谥号）”“神理朝妙”的艺术境界。他的行书作品主要有《文信国诗》《满江红》《自书西苑诗》《赤壁赋》《行书心经》《滕王阁序》等。董其昌的行书先从学颜真卿，又学虞世南，融会李邕、徐浩、杨凝式、米芾诸家笔意，后又溯源晋魏，得《兰亭序》《圣教序》真趣，融会贯通后开创明代行书楷模。董其昌的行书传世很多，代表作有《书宋词册》《赤壁赋册》《苏轼重九词》《岳阳楼记》《琵琶行》等。

清代（1616年-1912年）行书，有一部分仍以宗晋唐法帖为主，如傅山、石涛、朱耷、王铎、何焯、姜宸英、笪重光、王澍、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等，其中以傅山、王铎影响最大。清朝中叶，帖学日衰，碑学大兴，给萎靡不振的书坛又带来了勃勃生机。行书虽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但也涌现出不少行书名家，特别是从清朝中叶出现的篆行、隶行和魏体行书，使行书的百花园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极富创新精神就数创“行隶”的郑板桥；在“篆行”上有所建树的邓石如、吴昌硕，在魏体行书取得长足发展的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等。

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要素全球流通，科技日新月异、意识领域多元，这些势必影响书法作品的表现形态和书家的创作心态。书法生存状态的转型为书法发展提供了机遇，当代书法热的出现和书法队伍的扩大都印证了书法这一古老传统艺术不仪不会消亡，反而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繁荣。

而行书的发展离不开书法整体发展环境。书法的蓬勃发展，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普遍给予了大力支持。目前书法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部分县市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书法之乡”，部分高校开设书法专业，中国书法家协会和省市书协成为领导书法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措施推动了书法进一步发展，形势大好，前景乐观。

2021年3月19日上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支持，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主办，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书法出版社有限公司承办，《中国书法报》社、《中国书法》杂志社协办的2021“中国书法·年展”全国行书、草书作品展签约仪式在湖北省文联举行。

2022年1月16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支持，湖北省文联、中国书法出版传媒主办，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湖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湖北省图书馆、荆楚网共同承办的中国书法年展·全国行书草书作品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开幕。

《画禅室随笔》中曾叙述道：“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由此可以看出，章法在书法的创作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董其昌的行书章法呈现出空灵疏朗，萧散淡简独特风貌，而董氏章法最大的特征无异于字行距远、留白大黑。在众多的古代法帖中，在章法上使董氏收获最多的便是杨凝式的《非花帖》，《非花帖》的章法字行之间距离较大，留白较多，但其作品虽宽疏但不散离空灵疏朗，萧散简淡。倒杨凝式独特的章法布局，对董其昌在章法上的处理产生了极大的启发。董其昌的行书章法疏而不散，将疏密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惟妙惟肖，将结字的美与字里行间的留白产生有与无的强烈对比，既营造出一种萧散淡简的独特意趣，又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极佳内涵，这也正是董其昌在章法处理上的独到之处，也是诸多书家鲜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行书的章法应注重要自然天成。凡书写自然就是美。故书写时应随意而成纯任自然。例如，米芾的作品《珊瑚帖》中，一笔一画尽是自由。这幅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欣喜若狂的心情，“珊瑚一枝”四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对比周围的字来说，字体大而笔画粗，可见米芾写到这里时的激动心情。这几个字虽然和周围的字大小不一，但并不破坏整体的和谐布局，反而更凸显米芾写这幅作品的尽情尽兴。

行书的章法要气势连贯，也叫贯气。贯气能使作品的局部与全局达到完美统一。凡书作一字，做到上下承接、左右呼应、打叠一片，才能气势连贯。贯气主要表现形式有形接和线贯两种方法。形接是通过牵丝来完成的，也就是字与字之间牵丝相连。牵丝不可刻意为之，而是在书写过程中无意的自然流露。牵丝也必须按一条实在的线条来书写，不可一掠而过。牵丝如果运行得好，能给作品产生并增添流动感，如果运行不好，便使作品变得俗不可耐。线贯就是整行的字串要与这行的中轴线重合，这就容易贯气，否则反之。例如，如赵孟頫《元赵孟頫前后赤壁赋》，用笔自然而轻快，字与字间行气连贯，特别是其中的“风”“其”“甚”等字皆以露锋收笔，笔势不断。而且，“有吹”“其然也”“悲风”“知不”“相与”等字都是前字的末笔和后字的首笔相勾连，形成牵丝映带之效果，让整个行书作品气脉贯通，挣脱了纵向行书的方正之感，让作品更添几分平正奇险的效果。

从字体上看，行书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一般说来，偏于放任流动的称为行草，略近于草书；偏于端庄平稳的称为行楷，略近于楷书，与楷书相比，行书书写速度较快，堪称楷书的流动体，如果仔细比较楷书与行书，就会发现在点画的写法和用笔的规则上，两者在中锋、铺毫、藏锋的特点都很相似。至于区别，主要还是行书书写呈现一种流动感，行书的书写过程中，笔毫的运用痕迹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字与字之间，往往保留着一些彼此牵连、细若游丝的痕迹，这就是行书中所说的牵丝。如赵孟頫《前后赤壁赋》，墨迹楷书、行书、草书相列其间，楷书笔法精到，行书平正透着欹侧，行到情绪高昂处，行书速度逐渐加快，沧浪奔放之意喷涌而出，更添草书的放纵之气，而笔势也更加的苍劲。

行书运笔速度快，线条灵动而充满灵气；笔画运行的位置有时发生变化，如米芾《蜀素帖》中的“牵”“旖旎”“花”“起”“射”“华”“得”等，其中，某些笔画的结构位置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有的被夸张了，有的变形了，有的进行了合并，还有的笔画作了压缩，成为另外笔画的映衬，从而增强了审美情趣。这一点与草书相似，草书也有这些变化。但草书在结体上常常减少笔画，而行书基本不减少笔画。这又是行书与草书不同的地方。草书在运笔过程中，由于感情的强烈渲泄，有时会省减大量笔画，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与行书、楷书结体相比似乎不是同一个字。如在张旭、怀素的草书中，此类现象比比皆是。

在具体用笔上，行书有四大要求：一是大小交错。行书属于典型的放纵体势，在单字的高低、宽窄上力求不同。二是轻重均衡。行书艺术追求均衡感，特别强调有轻重的调整。三是左右呼应。行书极为注重左撇右捺的写法，认为这是展现行书神采的重点：一方面，可借此调整轻重，保持均衡；另一方面，可充分体现汉字错落有致、来回穿插的特点。四是上下贯穿。行书注重整体布局，强调全篇贯穿行气，在黑色安排上，一般首字浓、末字枯，轻重、浓淡均应恰到好处。例如，苏轼评价米芾的书法“风阵马，八面出锋”，主要是指他的行书用笔。以米芾《吴江舟中诗》为例，“昨”字在运笔上，左半边“日”上方的衔接以圆弧形为主，下方的封口则以有棱角的方形为主，整个字体上方较圆，下方较方，整体的笔画下墨很重。

行书，由于其结体流畅萧散，在用墨方面，总体要求是平和舒展，使作品呈现出“行云流水”般的艺术效果。但这并不是不要变化，而是要把握好浓、淡、枯、润变化的“度”。这方面，不同的书法家呈现出不同的用墨效果：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平和、简净、淡雅为主，没有太大的反差变化。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几乎一种墨色到底，给人以洇溢温润之感；而米芾的《蜀素帖》则多呈现出用墨的枯润变化，故有“刷字”之说。由于墨色的多变，使得米芾原本结体险峻的艺术特色更加突出。一般地说，书法爱好者在书写行书作品时，不必太着意追求用墨的强烈对比，先以“平和”用墨为主，运笔过程中稍出变化，待艺术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初步形成自己书法风格的时候，再作深人的探讨和尝试。不要一开始上路就苛求墨色变化，那样会出现一些鲁莽的笔画，反而会成为一幅作品中的“败笔”，是十分可惜的。

八十年代初，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这是全国最大的书法群众组织；2004年，又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这是国家级的书法艺术研究与创作中心。目前，中小学校已开设了书法课程，书法理论知识也列入语文高考的内容；在高校中也开设了书法专业，已形成专、本、硕、博的连贯体系。

2014年5月22日，桥西区教育局工会举行“群众路线转学风  夯实基础练师能”书法系列活动之二——行书书法培训，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冶金系统书协理事、河北省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北兰亭驻会研修生、宣化书协副主席花建明老师为全系统美术、书法教师及书法爱好者作了《认识行书  我写我行》的讲座。

2020年12月，北京城市学院教育学部举行了“名家讲堂”系列活动之行书实践技法讲座，教育学部书法史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冯广贺博士以“王羲之笔法解密”为主题，结合自身多年书法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经验和成果，介绍了书法史上关于王羲之笔法的内、一拓直下、单勾三种说法，解读了法帖中王羲之的绞转和修饰性笔法。

2017年11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艺网第十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书法事业繁荣发展，全面展示当代行书的整体水平和艺术成就，积极开展对于当代行书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国书法家协会与海南省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全国第二届行书作品展。

2019年12月10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公布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宝鸡展区开幕，展览内容包括行书作品280件、草书作品220件、特邀124件，共计624件。

2021年，3月19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支持，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省文联签订《2021“中国书法·年展”全国行书、草书作品展合作协议》，“中国书法·年展”是继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书法篆刻展之后，中国书法家协会支持的又一个全国性大展。在成功举办2019、2020“中国书法·年展”的基础上，今年该项展览分成“行书、草书作品展”“篆书、隶书、篆刻作品展”“楷书作品展”三个板块，分别在三地举办。

2023年5月18日，“中国书法·年展”全国行书、草书作品展在渑池县仰韶酒庄酿酒工业园区举办。“中国书法·年展”是继承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书法篆刻展之后又一个展示当代书坛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唐朝书法理论家张怀王璀在《书断》中说：“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由于行书很实用，又便于书写，故它的起源很早，在秦朝就已经萌发了基本结体形态，汉代初步形成行书字体，后经魏晋刘德升、钟繇、胡昭，尤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传承、规范和创新，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行书书体。在流传的过程中，行书在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的同时，又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因此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喜爱。

行书便于书写，易于辨认，应用最广其风情姿态，巧妙多端，艺术性很强。无论从实用还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行书都是极富适应性、极具魅力的。王羲之时代可谓行书之鼎盛时期，后世将王羲之奉为“书圣”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其行书方面的非凡成就，历代的行书书家都以王羲之作为继承或者超越、突破的对象。

王羲之创作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颜真卿创作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苏轼创作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王珣创作了《伯远帖》，王献之创作了《鸭头丸帖》等，这些书法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审美领域的独特贡献。

行书在书法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被后世书法家推崇，相继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和经典作品，形成了书法发展史上三座高峰，第一座高峰出现在晋代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王羲之《兰亭序》被后世评价为“天下第一行书”，二王作品成为后世学习行书的典范和主流，王羲之被尊称为“王羲之”。唐朝时期是行书发展的第二座高峰，代表人物主要有颜真卿、孙过庭等人，《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第三座高峰为宋代行书，代表人物有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四人，他们重视性灵情致的表现，开一派“尚意”的书风，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洞庭春色赋》、黄庭坚的《松风格诗》、米芾的《蜀素帖》、蔡襄《自书诗卷》都是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元明清时期，书法书写工具和材料的进步促进了行书的发展，以赵孟烦、王铎、傅山等人为代表，形成了行书风格多变的格局，对后世行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