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儿（1907年7月15日-1951年11月10日）中国内地女演员、编剧、人民电影事业奠基人。出生于潮安区庵埠镇。原名陈舜华，字棠秋，笔名陈佐芬等。

1924年，只身赴集美大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9年秋，在上海加入上海艺术剧社参加左派戏剧电影文化活动，同以鲁迅为首的志士仁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8月下旬，由李克农和叶剑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率领考察团奔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汇报工作。重回延安市后，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等剧1944年，与姚仲明共同编导和演出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建立的第一座正规电影制片厂东北地区电影公司成立，她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1947年，编导了木偶片《皇帝梦》，是中国木偶片和动画片的开创者。在新中国急缺自己的电影的时候，组织并参与完成了《赵一曼》《白毛女》《中华女儿》《民主东北》等片，并为新中国电影获得第一枚国际奖牌。1950年，她倡议建立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1951年11月10日，在上海工作考察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她生前曾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常委

1907年7月15日，陈波儿出生于潮安区庵埠镇陈街魏厝池17号，她的个人志向和人生轨迹与家庭密不可分。她的祖父是名士陈兆孝，他在陈厝街的下园宅院临池处筑有书斋“水天方书屋”，设有私塾，家族中10个孩子就读于此。陈波儿五岁时开始在私塾里读书，塾师陈之英为她起别名“棠秋”。父亲陈湘波是华侨商人。他热心公益事业并积极参与香港潮州八邑商会成立、赈灾、办学、资助等活动。他出钱出力做许多爱乡爱国的善事。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十分疼爱她，但因为母亲不是正室，在家中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常被祖母和大夫人打骂责罚。这些遭遇使得年幼的陈波儿萌发了反抗精神。这样复杂的家庭氛围深刻地影响着她：一方面关注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反对不公正待遇并谋求独立自主。

1917年，陈波儿和父母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读于振华女子学堂。在这所学校里，她接受了中西合璧的教育，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1921年因祖母去世，回到庵埠，就读于进步教育家陈小豪创办的“转坤女校”。受到新思想影响，她效仿画报上的短发的国民革命军女兵，把头发剪成“革命头”，但此举遭到族人的非议，随即单独前往赴门集美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因参加“4·12”革命游行被学校开除，再次回到庵埠。

在庵埠，她认识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任泊生与梅公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任泊生与梅公毅结伴离开武汉转道汕头市，准备走海路去上海市。陈波儿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坚定决心前往上海并参与国内革命。

1929年，陈波儿开始从事左派戏剧活动10月陈波儿加入由恽代英、陈望道等发起创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同年陈波儿与梅公毅、任泊生同时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就读，她将原名陈舜华改为陈波儿，取意父亲陈湘波之女儿，后来也解释为“布尔什维克”之意，有双关意义。10月陈波儿加入由恽代英、陈望道等人发起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1930年年初，陈波儿与同学王莹（1913—1947）等一起参加进步话剧的公演活动，翻译《炭坑夫》《梁上君子》《街头人》等剧目。2月，经潘汉年介绍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与鲁迅、郁达夫等左翼文化界人士一起签名发布《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3月，参加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8月改组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积极参加各种爱国社会活动，成为活跃的左翼盟员，被称为潮州“左联”六杰之一。同年，艺术大学被查封。陈波儿转入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

1931年，陈波儿得到确切消息，自己被被列入中国国民党特务搜捕的黑名单，她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市，转移到香港。同年，陈波儿与任泊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结婚，她改名为陈佐芬，避居在香港，以教书为职业，生下两个孩子，生活安逸富足。

陈波儿于1934年初受梅公毅之邀重返上海，结束了在香港三年多的隐居生活。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教书。随后，她投身戏剧界，出演外国进步话剧，还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由左翼剧团联盟改组而来）。当时“明星”公司正急需进步演员，上海艺术大学教授郑伯奇介绍陈波儿加入“明星”公司，陈波儿就此走上了电影道路。陈波儿主演的处女作是《青春线》，这也是该片导演姚苏凤的首部作品。同年年底，陈波儿和袁牧之合作主演了“电通”的第一部作品《桃李劫》，她饰演女主人公黎丽琳，她的表演真实，突破了当时无声片中常见的夸张过火的表演动作痕迹，把人物表演地清新、自然、含蓄而秀美，展现了黎丽琳温柔、沉静富于理性的特点，在上海放映时引起轰动，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赞赏。

自1934年上半年到1936年，陈波儿的文学创作上进入高潮，她用陈佐芬、小岑、夏幼虹等笔名发表了《五月感》《第一次交际的失败》《舞场三晚》《归途》等文章，被誉为“女明星作家”。这时期她的文章关注妇女生存现状、妇女问题分析等主题，鼓励女性追求自我解放和独立。

1935年，陈波儿主演《生死同心》，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鲜明形象。

但她本人并不认同她所扮演的三个女性角色，认为她们不能代表她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在《生死同心》公映之后，陈波儿发表了影评《关于赵玉华》，指出：“国难十分严重的今日，我们看了《生死同心》，所能指示给我们的，当然是太不够兴奋了。”同年，她结识了时任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主席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又在何家认识了孙夫人宋庆龄，在她们的支持和带领下，陈波儿渐渐走上了从事妇女解放与大众文艺革命之路，与史良、沈兹九等人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

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这就是“七君子”事件。陈波儿与宋庆龄、胡愈之等16人联名上书至江苏省高等法院请求释放“七君子”。

七七事变后，7月底，上海市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陈波儿被推选为理事。8月初与赵丹、崔嵬等多名著名演员一起参加救亡协会组织的规模盛大、轰动上海的抗敌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随后陈波儿即加入救亡演剧第一队。后陈波儿担任“上海妇女儿童绥远慰劳团”团长，带领该团从上海出发，北上慰劳抗战将士。同时，编导、参演多部话剧并参与了抗日剧目《保卫卢沟桥》的首演。陈波儿此次离开之后，便再也没有重返上海影坛，而是走上了另一条抗日救亡的大众文艺之路。抗战爆发后，8月下旬，陈波儿在南京，由李克农和叶剑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她当选为理事，同年，她在电影《八百壮士》中饰演抗日女英雄童子军旗手杨惠敏，这一女性形象是陈波儿主演的电影中最能与自己现实身份相契合的人物。

同年，从重庆市出发，前往陕北地区，晋绥边区、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考察、宣传、采访。12月率大后方妇女儿童考察团赴延安市。在延安期间与袁牧之共同编导、演出了《延安生活三部曲》。一年多中，她带领妇女团员们多次穿越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深入到敌后的广大军民，采访、调查，写了不少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和文艺作品。

1940年春，陈波儿率领考察团奔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汇报工作。返回延安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并先后导演了《马门教授》《俄罗斯人》等话剧。

1942年，陈波儿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2月，陈波儿来到重庆，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渝期间，险遭中国国民党特务毒手，她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幸得周恩来、邓颖超及时救助，她才幸免于难。

1944年，陈波儿与姚仲明共同编导和演出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描写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斗争的剧本。在创作中，采取集体导演的方法，向工农干部学习。该剧上映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因此剧，她被授予“文化战线劳动英雄”的称号。1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者、中央党校模范党员。12月，陈波儿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集体导演的经验》，对《同志，你走错了路》的思想意识和导演手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艺术创作要深入群众。随后，陈波儿相继调往重庆、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创作了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

边区群英大会于1945年11月13日召开，陈波儿被评为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当时因病休养的陈波儿主动请缨为电影厂到重庆市、上海市购置摄影器材。

1946年，她从延安市绕道国统区，来到黑龙江省兴山矿区，参加人民电影制片基地的创建工作。同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影”）正式成立，任了厂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负责电影艺术创作的领导工作，积极筹划《桥》《光芒万丈》《中华儿女》等摄制。

后陈波儿推动长达17辑的纪录电影《民主东北》派送，并负责领导新闻纪录片的创作工作，进行了策划、组织摄制工作。《民主东北》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纪录了东北人民解放军从退守到反攻特别是恢复解放区到解放全东北的整个过程，从各方面反映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历史面貌。此外，她还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该片于1947年摄制完成。

她领导摄制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和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制作了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和第一部故事片《桥》。此外，纪录片《人民的新旅大》剧本也由她编写。

她不仅统筹全局，还帮助编剧颜一烟编写剧本。她们共同研究资料，采访相关人员，列提纲，商议人物，构思结构，共同完成了剧本《一贯害人道》，反映封建教会对人民的毒害。1949年底，陈波儿被任命为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她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常委等职务。

1951年，陈波儿去广州谈珠江电影制片厂筹建事宜。随后，她去家乡接来母亲一同离开广州赴上海。在火车上，陈波儿对母亲说：“从今以后，我不离开你。”没想到，这很快就成了永诀。

1951年11月10日零时30分在上海同济医院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那一年，她只有41岁。11月13日，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文联举行了陈波儿追悼会。周恩来、邓颖超等送了花圈。田汉主祭，胡乔木、周扬讲话，邓颖超致悼词。上海市、长春市、沈阳市、武汉、重庆市和西安市等地，各电影制片厂和发行部门、各有关文化部门、文艺界、戏剧界、电影界，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统计时间：2023年3月25日

统计时间: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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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讨论参赛影片时，有的权威人士反对《中华女儿》参赛，理由是：这“不是艺术片”。激辩中，陈波儿指出，人民电影是穿开裆裤的时候，虽然还不尽如人意，可这毕竟是拓荒之果。她说：“《中华女儿》讲的是抗联战士‘八女投江’的悲壮故事，再现中国人民气壮山河的抗日决心和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这难道不真实、不感人吗？如果像《中华女儿》这样的影片都不准参赛，我们何以向党和人民交代，那我这个艺术处长就只好辞职！”在陈波儿的力主之下，影片得以参赛。在电影节上，《中华女儿》大获好评，荣电影节“自由斗争奖”，这是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摘得的第一顶桂冠。

新中国成立不久，陈波儿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电影艺术研究部门——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陈波儿在组织教学中，请了大量专家和学者来讲习所授课。陈波儿重视观摩学习，尤其是重视向民族传统艺术的学习。当时组织学生观看京剧“四大名旦”的演出，观摩全国戏曲汇演，看湖北汉剧名演员陈伯华、川剧名演员陈书舫的演出。这对学生们全面修养的提高和加强对民族艺术的重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陈波儿与郑正秋、蔡楚生合称潮人电影“三杰”，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一位有杰出成就的优秀女性，集编、导、演于一身。在左翼戏剧活动中，出演了《炭坑夫》《街头人》等剧，轰动了剧坛。后又在影片《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担任演员成为了著名的电影女明星。

30年代的陈波儿活跃在上海荧幕上，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艺术作品，新中国建立初期，陈波儿担任了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还兼任艺术处处长一职。她领导和编创建议下完成的影片有26部，其中不乏《中华儿女》《赵一曼》等优秀作品。。此外，陈波儿还注重电影史的研究，由程继华编撰的《中国电影史》是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著成的。

在北京电影学院、广州雕塑公园、汕头潮籍电影名人史迹馆暨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和潮州西湖公园分别矗立着不同艺术形态的陈波儿儿纪念塑像。在其家乡潮州市西湖公园的陈波儿雕像于1995年元宵节落成，这尊高1.2米的汉白玉雕像由汕头籍美术大师唐大禧雕塑，非常生动地反映了乐观、开朗、和蔼的陈波儿形象。

2011年11月8日，时值陈波儿同志逝世六十周年前夕，北京电影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庄严的祭奠仪式。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副院长刘波、谢晓晶、副书记王黎光、孙立军等在京院领导出席活动。活动由副院长刘波主持。孙羽、李松筠等同志参加了祭奠。12月29日上午，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隆重举行纪念陈波儿同志逝世60周年研讨会。

陈波儿的故居修复工作在不断推进。因为陈波儿是左翼电影人，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当地政府考虑将庵埠影剧院打造成陈波儿和电影相结合的博物馆。

陈波儿的祖父陈兆孝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名士。父亲陈湘波经营干果类食品批发商业，在香港开有富珍商行。母亲岑氏是广州人，宅心仁厚，十分宠爱陈波儿，一生默默支持陈波儿的革命事业。陈父陈母共有六儿六女，大儿子和大女儿都不幸夭折，次女陈波儿便成了家中的长女。

在陈波儿的带动和影响下四弟树立、五弟国华（戈华）、四妹路里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大陆，先后跟随她走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1931年，陈波儿与第一任丈夫任泊生在共同的革命志趣中相爱，结为夫妻。他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了婚礼，请好友朱光做伴郎。后战火纷飞，两人聚少离多，消息不通，误以为对方已经牺牲。任泊生与新四军报务员俞剑琴结婚。1947年，陈波儿也与银幕上的知己、导演袁牧之重组家庭。

陈波儿与任泊生育有任克、任干两子。任干两岁时夭折，任克从小跟随她转战南北，陈波儿在影片《八百壮士》中扮演女童子军，小任克就充当该片的临时演员。在耳濡目染下，他一生从事革命工作，曾任国防科委高级工程师。

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办者陈波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等不仅是开辟中国电影事业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更是具有红色风韵的人民革命家。（光明网评）

陈波儿，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列宁装把那副娇小玲珑的身材衬托得阳光而精干。红袜子张扬着特有的浪漫气质。特别是那张脸庞上，永远洋溢着乐观的微笑。（《天津日报》评）

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她割舍了最为重要的亲情，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她的一生，是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的艺术人生。（《汕头日报》评）

电影人钱筱璋曾这样评价陈波儿：“她给我的印象，不只是一位艺术家，更确切地说，她是在时代风云中奋战不息的勇敢战士；她在电影里演的是觉醒了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更是敢于向旧制度挑战的革命志士。”

电影史学家程季华评价陈波儿：“她不但是一颗挺亮的电影明星，而且是一个女战士。”

邓颖超称赞她作为杰出的妇女革命工作者，一生致力于妇女儿童的解放发展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