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中国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原名《夕阳》，约30万字，全书共19章。茅盾于1930年冬天开始撰写《子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部分章节曾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月报》发表，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的最初版本。《子夜》初版发行后，受到当时读者追捧，并在三个月内四次重印，迄今为止，《子夜》仍是茅盾作品中印刷量最大、修改次数最多、印刷版次最频繁的一部长篇小说。《子夜》还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两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子夜》描写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进行经济斗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试图发展民族工业而最终失败破产的经历。主人公吴甫是上海实业界的一位大亨，曾经游学欧美，他敢于冒险、野心勃勃，立志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成为“20世纪机械工业的王子”。他资本雄厚，和实业界同仁组建益中信托公司，用各种手段吞并了许多小工厂。然而，吴荪甫时运不济，落入了买办资本家赵伯韬设计的公债陷阱中。他虽然精明能干，却无法以一己之力改变当时中国民生凋敝、购买力低下的情况，也无法抵御帝国主义资本转嫁危机的倾销热潮，在资金不足、工人运动和公债暴跌的压力下，吴荪甫最终破产，最后以避暑为名，和吴少奶奶从上海仓皇出走。

《子夜》塑造了吴荪甫、赵伯韬、屠维岳等70多个角色，描写了农民暴动、工人运动、公债斗争、企业竞争等经济和政治事件，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原地区社会的样貌，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困境，有力地回答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子夜》开创了力求把握时代脉搏与精神的长篇小说创造追求，是茅盾现实主义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发展趋于成熟的里程碑。《子夜》还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语版本，以其艺术价值赢得了海外读者与学者的认可，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国家陷入经济恐慌之中。为了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此时，蒋介石刚在国内建立起新军阀的统治，旧军阀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仍未停止。上海市的民族资本家一方面要面临国内蒋阎冯大战爆发后交通阻隔、税费暴涨的困境，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帝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为了转嫁危机，民族资本家进一步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劳资矛盾和阶级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工人运动高涨，民族工业的困境由此又进一步加深。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尖锐且复杂，《子夜》正是茅盾对30年代初中国复杂社会图景的描摹，它以吴荪甫的裕华丝厂为中心，通过对中国缫丝业危机和上海缫丝业工人罢工斗争的描写，展现了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工商界、知识界的种种情状。

在1977年《子夜》再版时的后记中，茅盾写道：“……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革命转折点的临近，知识界开始了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主流的观点，大致有三种：一是认为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共产党掌握，这是“革命派”；二是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只有中国资产阶级才能担任反帝、反封建任务，时人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派在《动力》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解体，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发展的契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三是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夹缝中求生与发展，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从而效仿欧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茅盾秉持“文学表现人生”的创作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出路，基于驳斥后两种观点的立场，进行了《子夜》的创作。

1930年5月，茅盾结束了流亡国外的生活，从日本回到国内，在法租界杨贤江家中借住，经冯乃超介绍，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从日本归国后，茅盾身体状况不佳，因眼疾、胃痛和神经衰弱，遵医嘱在家静养。在养病期间，茅盾与朋友、同乡故旧经常往来，这些朋友来自各个阶层，身份各异，当中有企业家、商人、银行家、革命者、自由主义者和公务员，从他们口中，茅盾了解了许多社会时事的细节。同一时期，茅盾还阅读了报纸上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之争的论文，和瞿秋白、沈泽民进行了讨论，他将理论与见闻进行对照，产生了“在小说中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兴趣，打算以走访亲友所得的见闻为素材，写一本小说，即为后来的《子夜》。

1930年冬天，茅盾开始整理走访调查所得材料，撰写《子夜》的详细大纲。1931年10月，茅盾向左联请休长假，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准备开始集中精力创作《子夜》在开始创作《子夜》之前，茅盾用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和友人到交易所打探情报，做实地调查。最初构思之时，茅盾本来打算以棉纱纺织厂为题材，为了了解棉纱业的详细情况，茅盾还阅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但是，在实地取材和进一步研究之后，茅盾得知以出口外销为主的中国丝业正因日本丝业抢占市场由盛转衰、急转直下，基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茅盾最终决定将题材改为缫丝厂。

1932年1月，茅盾以《夕阳》为题，在《小说月报》二十三卷新年号发表了《子夜》的第一章，准备在《小说月报》开始连载《子夜》。但因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战火波及，《小说月报》停刊，仍未发行的《子夜》第一章也毁于战火，连载被迫中止。同年6月，茅盾在《文学月报》继续连载《子夜》，发表了分别名为《火山上》和《我的小传》的两个章节。

1933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的最初版本。初版《子夜》为大32开本，采用平装报纸印刷，封面为设计简洁的灰绿色纹纸，在右侧有叶圣陶所书“子夜”二字。扉页底版的小方块花纹由连续的斜体英文“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组成，并有王伯祥题签“子夜”二字。初版《子夜》的扉页设计美观大方，常被后人取作书影。

同年4月，开明书店出版《子夜》精装本初版本。精装本初版本为大32开本，封面使用布面，内页则采用米黄色道林纸精印，正文576页，包括后记在内共577页。

《子夜》初版发行后，引起社会热烈轰动，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开明书店自1933年1月初次出版《子夜》起，同年2月便再版，同年4月又将初版改为“精装本初版”，三个月内四次重版，印数达近二万部。1949年3月，《子夜》就印行了22版，总印数在10万册以上。到1951年12月，《子夜》出到26版。195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33年的开明版原纸型重印，在出版前进行专门审读后，发现有“不当之处”，比如该书中第15章涉及两性情感的描写——玛金与苏伦的对话：“呀，扫兴！你有工作，我们快一点，十分钟。”审读编辑贴上提示纸条：“此处描写欠妥，请斟酌。”茅盾便根据这些标示的纸条加以删改，总计修订620余处。1960年，由于《汉化文字方案》的实施，矛盾又修改了《子夜》，并于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这也是第3次修订，同时也是现在最主要的通行本。而据陈思广《〈子夜〉的版本流变与修改述论》统计，到2019年，《子夜》共重版50多次，总印数已达2523800册。迄今为止，《子夜》仍是茅盾作品中印刷量最大、修改次数最多、印刷版次最频繁的一部长篇小说。

在《子夜》中，茅盾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中国，将时间设置为20世纪30年代初。

吴荪甫是一位工业资本家，在上海滩开办丝厂，名声显赫。1930年5月的一个傍晚，吴荪甫和二姐吴芙芳、二姐夫杜竹斋一同乘坐汽车，迎接来上海市躲避战乱的父亲吴老太爷、四小姐惠芳和七少爷阿萱。在乡下足不出户的吴老太爷坐上汽车，车窗外的都市景象给思想守旧的吴老太爷带来了强烈的刺激，他头晕目眩、心跳耳鸣，紧紧地抱着《太上感应篇》。刚到吴公馆后不久，吴老太爷就因突发脑出血气绝身亡。

吴荪甫吩咐仆人准备葬礼的事宜。次日，吴府大办丧事，来客中有企业老板，也有政客军人，他们借吊唁之名进行利益往来。来客中有一位叫赵伯韬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上海滩出名的“公债大王”，他窥伺吴荪甫手下的产业，试图通过杜竹斋拉拢吴荪甫投资公债，结成大户“多头”。吴荪甫在听了杜竹斋的介绍后，十分兴奋，决定与赵、杜二人合作，心中开始构思经营实业的“大计划”。上海金融界公债生意兴起，为了抵御冲击，太平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推举吴荪甫带头筹备银行，以建立属于实业界的金融流通机关，并将大部分资产用于投资交通、矿山等产业。吴荪甫同意了孙、王二人的提议，联合杜竹斋等人建立了实业界财团“益中信托公司”。

此时，吴荪甫的故乡双桥镇发生了农民反抗运动，双桥镇最终陷落，吴荪甫在镇上的产业遭受损失，他在双桥镇建立产业的计划也破灭了。与此同时，裕华丝厂员工屠维岳走漏了吴荪甫要削减工钱的消息，吴荪甫手下工厂也陷入了罢工风波，这使他颇为头疼。吴荪甫将屠维岳传唤到吴公馆，屠维岳虽是一名小职员，却能沉着冷静地与吴荪甫周旋。吴荪甫赏识屠维岳的胆量与能力，不仅没有追究他走漏消息的行为，还当场破格提拔，对他加以重用。屠维岳善用心计，他先将领头罢工的女工姚金凤收买，干扰罢工运动的组织。工人们唾弃姚金凤，认为她是资本家的看门狗，工人内部由此产生了分裂。

吴荪甫同时应对资金、公债和工厂三方面的压力，变得严厉且急躁。三天后，双桥镇的管家向吴荪甫报告消息：吴荪甫在乡下放出的借款可以收回六成左右，吴荪甫松了口气。另一边，工潮仍未完全平息，吴荪甫听从屠维岳的计谋，假装开除姚金凤，提拔走漏姚金凤被收买一事的女工，又假意让步，撤回了开除姚金凤的处置并安抚工人。屠维岳的计划轻松离间了工人，瓦解了裕华丝厂的工人运动。杜竹斋来到吴公馆，告诉吴荪甫公债大涨，几乎涨停。吴荪甫在资金、公债和工厂三条战线的作战都取得了胜利。更令吴荪甫振奋的是，益中信托公司成功地以极低的价格吞并了八个小工厂，他吞并工厂的计划正在如愿进行。

初次投资的胜利给吴荪甫带来了希望，他将得来的六十多万资金全部用于投资公债。刚刚收购的八个工厂需要扩充，吴荪甫感到手头吃紧。赵伯韬瞄准机会，开始在吴荪甫与银行界之间挑拨离间。赵伯韬与军政界人士有往来，还有美国的资本作为后台。杜竹斋见吴、赵二人开始针锋相对，在权衡利弊后，慑于赵伯韬的实力，退出了益中信托公司，吴荪甫因此失去了靠杜竹斋关系得来的十万元借款。

吴荪甫野心勃勃，不甘受挫，决定在公债市场和赵伯韬角逐到底。他整顿了新收购的八个工厂，收买了赵伯韬的姘头刘玉英和交易所经纪人韩孟翔，让他们为自己打探情报。然而，受到战局的影响，公债市场行情突变，公债暴跌，局面对吴荪甫相当不利。面对亏损，吴荪甫焦躁不已，工潮本来还未完全平息，他却下令工厂再次裁员，并减少工资，延长工人的上班时间。工人们被激怒，新一轮的总罢工爆发了。屠维岳软硬兼施，但他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已经不起作用。吴荪甫被工人包围在工厂门前，在屠维岳的保护下，好不容易才从后门逃走。此时的吴荪甫，在经济上陷入了内外交迫的困境。

吴荪甫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战事的爆发、工人的罢工、商业的萧条和竞争对手的经济封锁成为了吴荪甫的沉重压力，他陷入了忧愁和焦躁之中，一筹莫展。为了发泄压力，他强奸了公馆的女佣人王妈，带着交际花徐曼丽在黄浦江的游船上寻欢作乐。在夜总会的酒吧间，吴荪甫碰到了赵伯韬，赵伯韬扬言要对吴荪甫和益中信托公司实施经济封锁，用吴荪甫吞并朱吟秋产业的方法来对付他——吴荪甫曾叫杜竹斋不要催债反而放债套取抵押品，以这种方法来挤垮朱吟秋周转不灵的丝厂。吴荪甫面上沉着，内心却慌张无比，在沉重的压力下，他似乎失去了以往的信心和抵抗力。

面对赵伯韬的攻势，吴荪甫不愿束手就擒。他与王和甫、孙吉人商讨计策，决定向外资转让此前吞并得来的八个小工厂，把得来的资金投入公债市场，联合杜竹斋做“空头”，希望能够保住产业。在这个关键时刻，线人刘玉英却投机取巧，韩孟祥也倒戈向赵伯韬。吴荪甫决定将公馆和裕华丝厂拿去抵押，他乘坐汽车前往交易所，因为紧张而晕倒，被孙吉人送回公馆。

吴荪甫几近绝望，把仅存的希望放在二姐夫杜竹斋身上。杜竹斋对内幕了如指掌，最后选择了赵伯韬一方。破产和众叛亲离的事实使吴荪甫哀痛不已，他从书桌抽屉拿出手枪，企图了结自己的生命。最后，吴荪甫走出书房，命令妻子林佩瑶带佣人收拾行李，连夜乘坐轮船离开了上海。

吴荪甫是一位出身世家、富有魄力、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他大约四十岁，身材魁梧，有着酱紫色的一张方脸，脸上还生有许多小疱。吴荪甫曾经游学欧美，他从德国学习了现代管理科学，有丰富的经办实业的经验，认为“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立志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成为“20世纪机械工业王子”。吴荪甫平日举止威严、气度不凡，他在家乡双桥镇兴办实业，在上海经营裕华丝厂，又和实业界同仁合伙开办益中信托公司，还和二姐夫杜竹斋冒险做公债生意，这些行为都体现出吴荪甫行事果断、野心勃勃、具有冒险精神的一面。但是在事业上失意时，他也会变得暴躁且颓丧，试图用出格的举动寻求刺激，其性格有恶劣且荒唐的一面。

与此同时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充分地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他对建设家乡有着极大的热情，怀抱实业救国的远大理想，藐视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以压榨百姓、谋取私利为重的资本家。为了吞并其它资本家的资产，吴荪甫不惜与同行串通一气，设下重重陷阱，手段狡诈且阴险；吴荪甫憎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却又又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压制工农运动，为了发展自己的产业，通过剥削工人的利益来弥补自己经营企业的损失。吴荪甫的处境，正是那个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处境。作为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失败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杜竹斋是一名金融界资本家，也是吴荪甫的二姐夫。他长着一张“山羊脸”，生性多疑，办事风格和敢作敢为的吴荪甫大相径庭。杜竹斋办事总是迟疑，精明巧滑，一切举动都以利益为上，甚至可以为了自己获利而牺牲他人。在吴老太爷的丧礼上，吴荪甫拉拢杜竹斋，劝说他参与赵伯韬带头的公债生意，杜竹斋起初犹疑不定，直到确信有利可图，方才加入。杜竹斋谨小慎微，当吴、赵二人形成对峙局面时，他害怕吴荪甫失败，又畏惧赵伯韬的权势，退出了益中信托公司，直接导致了吴荪甫经济上的困境。在吴荪甫和赵伯韬进行公债竞争的最后关头，作为和吴荪甫建立攻守同盟的二姐夫，杜竹斋见利忘义，站到了赵伯韬一方，以致吴荪甫公债破产。杜竹斋的行为，深刻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中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

赵伯韬是一名买办资本家，背后有美国资本家的扶持。他大约四十岁，认识的人称他为“公债场上的一位魔王”。凭借美国金融资本和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力量，赵伯韬在经济活动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伙同政界人士操纵公债市场，挤压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为了吞并吴荪甫的产业，赵伯韬设下重重陷阱，对吴荪甫和实业界同人开办的益中信托公司进行经济封锁，一步步将吴荪甫逼入公债市场，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最后使吴荪甫几乎破产，精神崩溃几近自杀。

赵伯韬不仅在商业上阴险狡诈、老谋深算，甘愿成为帝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协助扼杀中原地区的民族工业，在私生活上也粗鄙狠毒、荒淫无耻，他对自己花天酒地、玩弄女性的事实不加任何掩饰，甚至将其作为炫耀的资本。作为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丑恶的性格和堕落的生活方式是有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屠维岳是裕华丝厂的一名普通职员，也是吴荪甫的同乡。和其它小职员不同，屠维岳个性刚强，兼具胆识和智慧。为了获得和吴荪甫见面的机会，屠维岳故意泄露厂方准备削减工资的计划，激化工人和工厂的矛盾。在严厉的吴荪甫面前，屠维岳“站在那里的姿势很大方，他挺直了胸脯；他的白净而精神饱满的脸儿上一点表情也不流露，只有他的一双眼睛却隐隐地闪着很自然而机警的光芒。”他十分镇静，甚至敢于顶撞吴荪甫，对吴荪甫微妙的心理变化把握得十分到位。屠维岳的从容不迫与其它下属的愚蠢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处理工人罢工运动方面，屠维岳也颇有手段。他利用工会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用收买、打压等手段对待女工，被女工们愤怒地称为“屠夜壶”；在镇压罢工运动时，屠维岳不惜动用暴力，靠打手和军警震慑工人。《子夜》对屠维岳这只“资本家的鹰犬”的刻画是生动的，将“工贼”对工人运动的破坏和腐蚀表现得很充分。

林佩瑶是吴荪甫的妻子，人称“吴少奶奶”，是一位生活优越但精神空虚的资产阶级少妇。林佩瑶风姿绰约、温文尔雅，受过教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对丈夫吴荪甫，林佩瑶言听计从，也不干预吴荪甫的决策，是一位传统的贤惠妻子。虽然她从这段婚姻中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物质基础，但是面对不解风情、每日忙于事业、漠视妻子情感需求的吴荪甫，她依然不能快乐，觉得自己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林佩瑶怀念自己仍是青春少女的时代，渴望浪漫而诗意的爱情，但她只能从自由浪漫的少女变成整日郁郁寡欢、心神不宁的“吴少奶奶”，从身体到精神都成为了男性的所有物。

吴老太爷是吴荪甫的父亲，早年曾经是维新党，后因骑马时不慎摔伤腿，以至成了偏瘫，从此少年锐气被磨平，变得古板且保守。乡下兴起了农民革命运动，为了躲避战乱，吴老太爷只好前往上海市。上海的都市景象强烈地刺激着吴老太爷的视觉，吴少奶奶林佩瑶，这位受过教育、知书达礼的传统贤妻典范，在吴老太爷的眼里也变成了恐怖的“邪魔”。吴老太爷最终在视觉、嗅觉、听觉的感官刺激下突发脑出血，一命呜呼。吴老太爷是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他的死亡，象征着封建主义在30年代的中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趋势。

曾沧海是吴荪甫的舅父，他是双桥镇有名的“土皇帝”“老地头蛇”，性格吝啬贪财，虚伪且愚蠢，农民们称他为“曾剥皮”。作为一名农村土地主，他依仗权势压榨农民，向他们放高利贷，勾结国民党警察殴打抗议的无辜农民。曾沧海不但吝啬无比，连吴荪甫在乡下的现款都想据为己有，私生活也荒淫无度，甚至强占农民的妻子。最终，曾沧海死在农民暴动的乱枪之下。曾沧海这一形象，是30年代中国农村地主阶级恶势力的典型代表。

1939年6月，《新疆日报》副刊刊登了茅盾的一篇演讲稿，名为《〈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对自己创作《子夜》的动机进行了说明：“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所说的“托派”即托洛茨基派，这派人士认为，中原地区应该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子夜》则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帝国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夹缝中奋力求生而最终失败的故事，揭示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局限性，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重大矛盾与斗争，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托洛茨基派的谬论。

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茅盾谈到创作《子夜》时的情况，说自己过去“写惯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也有意想换一换口味；或者说，想从自己所造成的壳子里钻出来”。与之前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为主角的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茅盾的创作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群众何去何从等社会问题，他力图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通过实地走访积累素材，尝试在小说中更加全面地描写当时的社会面貌。

茅盾具有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修养，还有亲身参与国民大革命的经历，在创作《子夜》时，他也有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反映论观点来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与此同时，茅盾还以经济为角度切入社会生活，收集大量的经济材料，并将它们用在《子夜》的创作中。枯燥的数字和图表以艺术的手法形象展现在读者眼前，更能打动人心。《子夜》以其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深刻和艺术表现的卓越精湛，为当时的都市文学开拓了新天地。

《子夜》在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这一点在塑造人物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子夜》描写的人物多达七十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身份和立场也不尽相同：从资本家到工人，从大学教授到农民，从封建地主到反动军阀……但茅盾都将他们的性格表现得相当生动：吴荪甫野心勃勃、行事果敢；赵伯韬狠辣粗鄙、诡计多端；杜竹斋生性迟疑，见利忘义；屠维岳不卑不亢，胆识过人；女学生张素素心直口快；诗人范博文出语多半消极颓唐；落魄地主李玉亭言谈诚惶诚恐等。另一方面，《子夜》在描写人物在心理变化之下的动作与形态逼真生动，既含有作者夹叙夹议的表达，又在这种的写作手法之下写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比如在第十章里，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在吴家小客厅感受被“冷遇”的心理变化。而在此中，茅盾亦能抓住人物内心的心理反映，写出了人物的“传神瞬间”，借此展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茅盾用细腻的语言剖析人物，又将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事件引进小说，是相当大胆而且富有创造性的。语言的巧妙调适与组合，成就了《子夜》的史诗品格。

《子夜》气势恢宏、情节复杂，从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展开描绘，着眼于表现上海的畸形发展，挖掘在消费享乐文化之下民族工业的加速没落，并描写劳动者被剥削的场景，描绘出一幅中国社会的鸟瞰图，为读者展开一幅壮阔浩瀚的历史画卷，带有厚重的史诗性风格。

《子夜》的史诗气质，体现在对大场面的描绘。在《子夜》的开头，茅盾借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将实业界、金融界、军界、政界、舆论界、学界的名人聚集一堂，通过他们的谈话与行动，以小见大，反映时代的动荡与中原地区面临的危机。在之后的章节中，茅盾还描绘了农民暴动、工人罢工、交易所斗争等大场面，气势磅礴而又细致入微，在唇枪舌剑、人声物影之中展现出气势恢宏的时代图景。

茅盾在创作《子夜》时，自觉追求主题和题材的重大性、史诗性，开创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造的良好传统。在《子夜》以后，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精神、展开广阔的历史画面并写出历史发展的趋向，成为许多革命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

在茅盾的创作之路上，《子夜》是茅盾对都市文学创作探索的成果，是茅盾的小说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子夜》的出版，引起当时国内外进步文艺界的重视。在《子夜》出版后的两年内，鲁迅在书信、日记和文章中多次提起《子夜》，在写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瞿秋白则赞誉：“这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的出版，也受到国内读者的追捧。开明书店在三个月内四次重版，印数达近二万部，《子夜》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国内的读者曾组织“子夜会”，专门围绕本书交流并展开讨论。《子夜》还影响了同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并直接推动了“社会剖析派”的形成。《子夜》为茅盾赢得了文艺界声望，奠定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现代文学史上，《子夜》是唯一一部正面描写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复杂局势的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社会剖析小说。与此同时，《子夜》也代表了和海派作家不同的左翼都市文学的创作方向，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在文艺创作上的重大成果。《子夜》不仅是茅盾现实主义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发展趋于成熟的里程碑，开创了注重作品社会性、描绘广阔历史画面、力求把握时代脉搏与精神的长篇小说创造追求，将现代文学的发展推向了新阶段，它的出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子夜》不仅受到国内文艺界的重视，还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语版本，赢得了海外读者与学者的认可，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1934年，苏联《青年近卫军》第五期发表了伊文翻译的《子夜》节选，名为《罢工之前》。1935年，普霍夫以英文版为底版，将《子夜》中的一章《暴动》转译为俄语，在《国际文学》上发表。1938年，德国的弗朗茨·库恩在德国德累斯顿出版了德语版《子夜》。

20世纪50年代后，茅盾的作品被大量地翻译为外文，《子夜》在日本的传播颇为引人注目。1938年，增田涉节选翻译了最初的日文版《子夜》，名为《上海真夜中》，发表在改造社的《大陆》杂志上，之后的连载因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中止。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下的日本，处于沦为美国帮凶的境地，与此同时，外部帝国主义力量的干涉又激化了种种矛盾。《子夜》中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使日本学者产生了共鸣，《子夜》的文学价值也得到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他们将《子夜》视作当时少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开始进行评介和翻译。1951年，千代田区书店出版了尾坂德司翻译的《子夜》全文。小野忍和高田昭二合作，重新翻译了《子夜》，分别于1962年和1967年出版。汉学家竹内好于1963年和1967年两度翻译《子夜》，在解说中称赞《子夜》“此作品规模宏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无媲美之作”。由此一来，《子夜》因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为日本读者熟知，并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子夜》还影响了部分日本作家的创作，比如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他研读了茅盾的作品，模仿《子夜》的手法创作了处女作长篇小说《历史》。

在《读〈子夜〉》中，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资本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看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来看，《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还在《〈子夜〉与国货年》中作了这样的评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爱弥尔·左拉的影响……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30年代，评论家吴宓曾大力赞赏《子夜》，称其行文“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认为吴宓的评价“真正地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1937年，俄语译本《子夜》出版。作家萧三在序言中写道：“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甚至保守的和反动的批评家们，也都不得不承认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茅盾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

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在《茅盾先生的事情》一文中说：“想要了解30年代中国，最好读茅盾的《子夜》。这部小说有许多人物登场，编织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像‘曼陀罗’一样在我们眼前展开了多彩的图画。”

日本汉学家竹内好在论述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时说：“我想，中国文学可以为1932年诞生了这部作品而夸耀的。”

山田富夫在《论〈子夜〉》一文中这样评价：“《子夜》是现代中国作家茅盾最享有盛名的著作，可以说是第一部成功描写中国现代社会的小说，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子夜》的日译者尾坂德司曾说：“《子夜》作为一九三二年中国人的作品，却震撼了一九五一年日本人的心灵。”

长期以来，现代西方茅盾的研究者们大多将《子夜》视为一本政治性小说。夏志清曾说：“他（茅盾）在本书的表现，仅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给上海市画张百丑图而已。”捷克汉学家和《子夜》的译者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这样评价茅盾的创作：“他在艺术上的成熟与其政治观及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葛浩文则认为：“《子夜》在中国现代政治小说中之重要地位是无可忽视的。”甚至有篇评论《子夜》的文章题目就是《〈子夜〉，茅盾的政治小说》。

普实克曾在《子夜》译本的序文中说：“除了属于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豪鲁迅的经典作品之外，《子夜》可说是战前中国最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如此明晰、透彻地理解主宰着战前中国社会的各种倾向、潮流和力量。”

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沃尔夫冈·顾彬为新版的《子夜》写的后记中指出：“茅盾的《子夜》是迄今为止没有丧失它的意义和影响的第一部杰出的中国现代小说。”

斯洛伐克的茅盾研究专家马立安·高利克教授在《茅盾小说〈子夜〉中的比较成分》一文中给予了《子夜》以非常高的评价：“茅盾的《子夜》作为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仍是无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