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1536年10月24日—1618年7月24日），明归德府宁陵（今宁陵县）人，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了醒亭居士。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与沈鲤、郭正域并称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主要作品有《实政录》《呻吟语》等十余种，内容驳杂，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音韵、医学等各个方面，自成体系。

嘉靖十五年（1536年），吕坤生于一个教育世家，父亲是当时的童蒙教育者吕得胜。嘉靖四十年（1561年），中河南乡试第三。明万历二年（1574年）中三甲第50名，赐同进士出身，出任山西省襄垣知县，自此吕坤正式步入仕途。他为官二十余年，辗转山西、山东省、陕西省、京各地，政绩突出，但因直言劝谏触怒皇帝，加之同僚排挤陷害无奈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还乡，归家著书讲学。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病逝于家中，并在死前将未刊行的书稿一并焚烧。天启元年（1621年），被朝廷追封为刑部尚书。

吕坤一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又苦于治学、著述颇丰，在明后期的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他是古代比较开明的政治家，他丰富的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然有着可供借鉴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主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领域，他建构了一整套符合诗词发展趋向的理论体系、创作出了堪称上乘的诗词作品，在明中叶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教育思想上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且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形成了启迪后世的教育理论体系。他继承发展了古代传统元气论，在中国古代气论史上有独特的贡献。

洪武二年，吕坤的先祖吕黑斯于横山助朱元璋退敌有功，得朱元璋奖赏并邀其出仕，他以年老推辞，但让儿子吕成跟随朱元璋征战，吕成后来成为朱元璋大将常遇春的副将。朱元璋诏其回乡安居，但在手诏中误将“吕”姓写“李”，自此吕黑斯后人改姓李，直至吕坤时方上奏将“李”姓改回“吕”姓。

嘉靖十五年（1536年），吕坤出生。他的父亲吕得胜为匠籍，家境优渥，是当地有名的童蒙教育者，著有在当时流传很广的童谣读物《小儿语》和《女小儿语》。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也很上心，注重言传身教，以四书五经启发他，并侧重在维系族人生计和童蒙教育等角度提点他，这为吕坤后来为官时注重妇孺教育、忧世忧民有了最初的潜在影响。十五岁时，吕坤已五经皆通。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中河南乡试第三。隆庆五年（1571年），吕坤母亲病重，但仍勉励他赴京应试。然三试毕归家，吕母已经去世，遂丁忧在家。直到明万历二年（1574年）才参加殿试，中三甲第50名赐同进士出身，出任山西省襄垣知县，自此正式步入仕途。此时他已经展现出了务实为民的作风，不仅设法修筑了久已溃堤成灾的清浊二漳河，又设“学田”请人向百姓讲说经术。

明万历四年—明万历五年（1576年—1577年），吕坤任大同市知县。在任上他除暴安良、秉公执法，因政绩卓著升任吏部主事。因为同僚的妒忌和排挤调离京师，于明万历六年到明万历十六年（1578年—1588年）任山东省右参政，但又因政绩突出重新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 明万历十七年到明万历二十年（1589—1592年）又先后出任山西省按察使、巡抚、陕西省右布政使、山西巡抚。出任山西按察使期间，他在家乡宁陵县联合数位地方士绅创设“同善仓”向贫民施米。明万历二十一年到明万历二十二年（1593年—1594年），任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

明万历二十三年到明万历二十五年（1595年—1597年），任刑部左、右侍郎。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天下动荡灾祸频仍之际，吕坤上《忧危疏》劝朱翊钧励精图治，但所言过于犀利触怒朝廷，奏疏石沉大海，并招致戴士衡等居心测者的弹劾。吕坤无奈之下随后称病退休，归家治书讲学。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吕坤病逝于家中，并在逝世前将其未刊行的手稿焚烧，葬于宁陵县。 明天启元年（1621年），吕坤被朝廷追封为刑部尚书。

父亲：吕得胜，字寿官，号近溪，又号渔隐闲翁。著有《小儿语》《女小儿语》。

儿子：吕知思，户部郎中。

孙子：吕慎多，字减之，号莲舟，吕坤之孙，吕知思之子。

吕坤作品以语录体笔记和政论散文为主，也有其他方向的专著，如音韵学专著《交泰韵》、儿歌集《小儿语》、女教专著《闺范》等。

又称《吕公实政录》，收录了吕坤对为官之道的个人心得，共七卷。第一卷为明职，第二至第四卷曰民务，第五卷曰乡甲约，皆为吕坤巡抚山西省时所作。第六卷曰狱政，第七卷曰宪约，为任山西按察使时所作。他的门生赵文炳巡按湖广时校刊该书，并题此名。

吕坤花费三十年时间创作的代表作，是一部语录体、箴言体的小品文集，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一年。他自称“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全书共分六卷，前三卷为内篇，后三卷为外篇，一共有数百则语录笔记，该书立足于儒学，积极用世，关乎治国修身、处事应物之道，言简意、洞彻精微，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吕坤提出“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的民本观点。他看重农民和织妇的作用，同情他们的命运：“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人重他，是自其命也。“他认为统治者需要靠民众供养，国家的命脉系于人民。他以破瓜和发射药为喻，深刻指出民力的强大和可畏:”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从而揭示了民心是国家富强兴盛的关键。

在为政之道上，他认为富民、足民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没有百姓的支持朝廷的统治也无法延续，百姓也是朝廷统治的根本和需要关注的首要任务。关于如何富民足民，他提倡恢复井田制，提出六项生财之法：开垦荒田、疏通水利、教民农桑、召集流民、稳妥时宜、言明积贮。他又提出朝廷应该节约财政、减少盘剥。足民富民的同时他又提倡关爱底层百姓，有悯民之心：“悯其饥，念其寒，不枉为民父母。”注重治民的同时，他也注重狱情公正、反对凌辱囚犯，借此批评了不合理的封建法治，指出刑狱之中滥行过多，有的官员执法不明，是司法制度的祸根。

在君民关系上，他认为“民有不可夺之志”，这是天子也不能改变的。天子只能杀掉民众的性命，但当民众都不怕死的时候，天子权力也就到头了。为此他提出统治者应多倾听百姓之声，要尊重百姓意愿，关心百姓疾苦。他对天子权威范围的看法是天子权威不应凌驾于情理之上，天子虽尊贵，情理应为贵中之贵，天子可以一时之威压倒情理，但情理会横亘千秋万世，是不能以强力压制的。

吕坤关爱百姓，并将之付诸于自己的荒政思想中。他提倡防灾减灾，鼓励兴建水利：“地方水利可资以灌田者，土民尽资之矣。”为了更好的收成，要因地制宜种植作物：“木棉不宜淤，麦不宜沙，绿豆不宜晚，荞麦不宜早，桃李桑枣，各有喜忌。”

针对当时天灾频发，他又提出仓储备荒的思想，认为“宇内之重，无重于民生矣。王政之急，无急于积贮矣。”修建“两利仓”“乡会仓”“自救仓”等仓储应对天灾人祸，保证百姓不受流离之苦。针对朝廷赋税严苛、民不聊生，他提倡均平养民、改革赋税制度以解民困：“为政之道， 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敝。”

吕坤认为教育应服务于实际生活，讲求“实用”“事功”的实学思想。他反对浮华无物的传统教育，鄙薄空谈伪腐的世儒经学：“汉以来儒者一件大病痛， 只是是古今非。”同时他看重教育实践的作用，他在为官期间就开始推行实学的社会教育，注重基层民主教育和法律教育的普及。

吕坤指出智育和德育要并举，提出“五禁十戒”。“ 一禁成群戏耍，二禁彼此相骂，三禁毁人笔墨书籍，四戒爱人钱物，五戒讲人短长，六戒看人妇女，七戒结交邪人，猪八戒衣服华美，九戒捏写是非，十戒性暴气高。” 还提倡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教童子先学爽洁，砚无积垢，笔无宿墨。蘸墨只着水皮，干笔先要水润。书须离身三寸，休令拳操。手须日洗两番，休污书籍。案上书，休乱堆斜放。书中句，休乱点胡批。学堂日日扫除，桌凳时时擦抹。”

“童蒙可材，蒙泉可湮，是教之不可不早也。 ” 他还强调早期教育的优势，也注重根据儿童性格、生理等条件的不同进行因材施教：“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发，责之体认。”

吕坤看重织妇，尊重且重视女性的社会作用，在他的妇女读物《闺范》中，他将教育分成女教、妇教和母教三个阶段。

吕坤提倡读书要将学问与实际相联系，将学问应用于实践，否则”闭户十年，破卷五车“仍将一事无成。其次强调做学问要深入，切忌蜻蜓点水：”不由心上做出，此是喷叶学问；不在独中慎起，此是洗面工夫。”最后他指出治学应当扬长避短、长善救失，以取得最优化的效果：“ 学问之道无他，只是培养那自家好处，救正那自家不好处便了。 ”

吕坤继承了古代元气论思想，认为天地万物均是元气形成。“造化司生灭，是为万物君。先天有元气，又为造化根。”同时他认为天地万物虽为积气所成，但却是暂时的，只有元气是万古长存的，“ 气化无一息之停，不属进就属退。动植之物，其气机亦无一息之停，不属生就属死，再无不进不退而止之理”元气永恒且一息不停，客观上肯定了物质的永恒性和运动的绝对性。元气之下，他根据种类将之分为中气、纯气、杂气、戾气、似气、大气、细气、闲气、变气、常气十种，还依照属性做了复杂的区别。这十气“ 皆不外于五行”，还认为五行各具特点，如“ 火性发扬，水性流动，木性条畅，金性坚刚，土性重厚”，气和五行相互作用，“万物各有所受以生，万物各有所属以为类”。

吕坤强调去伪存真，认为诗词要写真情实感，要“发乎情之不容已”，反对追求工巧使内容缺乏真实的创作。同时他指出，哪怕都是源于真情实感的创作，也会因为人思想性格的差异导致作品风格的差异：“疏狂之人多豪兴，其诗雄，读之令人洒落，有起懦之功。清逸之人多芳兴，其诗俊读之令人自爱，脱粗鄙之念。”他的论断继承了元代杨维桢的思想，也被清朝文学家袁枚所继承。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他指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用来传达“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

吕坤的著作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泛，观点见解独特、行文通俗易懂，可谓是自成体系。这些著作涉及经济、哲学、文学、音韵学、医学等各领域，内容驳杂、博大精深。虽内容多样，但都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经世致用的理念。

吕坤的语录体、箴言体小品类作品如《呻吟语》创作了很多哲理性句子，体现了他对道德、人伦、修身等各类人生大事的思考，这类作品言近旨远，充满了思辨意味，如“达人落叶穷通，浮云生死；高士睨古今，玩弄六合；圣人古今一息，万物一身；众人尘弃天真，腥集世味。”

也有政论文和上疏奏折如《忧危疏》这样注重实用功能性的，这类作品不再含蓄，而是奋起批判、慷慨激昂：“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

还有像《小儿语》这样明白如话的童蒙读物，他以儿童视角出发，将做人道理、修身之道以儿歌的形式阐释出来，虽浅显但道理明确，既启迪孩童也启示成人。如“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既教育了孩童怜悯贫苦，也是对世人救困扶危的呼吁。

朱元璋时，朱元璋误赐吕坤祖先吕黑斯李姓，吕黑斯子吕成迁宁陵县后衍为吕姓一族，本姓仍未能恢复。在任大同市县令时，吕坤上疏皇帝请求复姓：“臣原籍河南归德府宁陵县人，由万历二年进士除授前职。查得本县吕姓，世业农桑，不识谱牒，缘吕李声近，人以李姓相呼，而臣祖传讹，遂以李氏为姓，相沿五世，渐失本源。臣近修家谱，欲正其非。但臣册名仕籍，不敢擅自更易，伏望皇上鉴臣愚忠，敕下吏部，准复吕姓。”他在上疏中仅以吕李声近、祖上是以讹传为说辞，而未涉及太祖题名致误的具体实情，最后征得了皇帝的同意，复姓为吕。

吕坤被时人称为“万历三大贤”之一，广受赞誉。政治上他为政二十余年，从山西省大同知县起步，因政绩突出先后任吏部主事、山东省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刑部侍郎等职，在任上他除暴安良、爱护百姓，注重基础工程，政绩斐然，深得朝野和人民的赞誉，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在投身政治的同时他还不忘著书立说，辞官归隐后在老家宁陵县继续著书讲学，留下了诸如《呻吟语》《去伪斋文集》等众多著作，涵盖众多领域，至今还有很多学术研究围绕他的著作展开。文学上，他的诗歌感情真实，揭露了社会现实，是现实主义的优秀诗人。哲学上，他坚持承了中原地区传统元气论也对其有所发展，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明史》评价吕坤：“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

时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极力称赞吕坤并上疏引荐：“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亲见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举之罪，死且无憾。”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五十四《侍郎吕新吾先生坤》中评价吕坤：“每遇国家大议，先生持正，不为首鼠，以是小人不悦。”

2002年7月，吕坤墓被列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吕坤墓为青砖砌筑，上覆圆形土丘，周长30米、高3米多。整个两周王陵呈南北向长方形，墓前有石碑、石条几、石桌、石凳、石蜡台、神道。2007年重修，现墓地约3.3公顷，按照明朝皇帝敕修时的规模恢复了原貌。2007年4月1日上午，宁陵县县委、县政府和吕坤思想研究会在该县阳驿乡吕坟村吕坤故里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

为继承和发扬吕坤思想精髓，深入挖掘研究葛天文化的起源和成因，于2005年由河南宁陵县政府牵头成立，首任会长为吕世杰。研究会为整理、编辑出版有关吕坤思想的研究书籍、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更起到了宣传宁陵、凝聚人心的作用，用文化搭台吸纳各界人士，为宣传吕坤思想和发展宁陵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