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针对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各抒己见，著书立说，并对其他学派的思想和主张进行尖锐批评，从而形成了各流派及其思想争芳斗艳的历史局面，后世习惯上把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化现象称为“百家争鸣”。

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商业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士阶层的活跃、社会动荡不安、私学的发展，促使众多思想家们各抒己见、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互相争辩，遂形成了不同的学派；稷下学宫的发展为“诸子百家”提供了争辩的场所，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秦灭六国之战后，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现象逐渐转变为思想大一统，到刘彻时，百家争鸣正式结束。百家争鸣中的主要学派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等。同时也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并出现了如《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等一批代表作。

百家争鸣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文化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同时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更为后世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哲学家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通过秦汉统治者的选择而奠定的；钱穆认为百家争鸣中，最伟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精义多半为儒、道两家所吸收，其形成正反对抗形势的，只剩儒、道两家。

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名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后来约有10家发展成了学派。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沿用刘的划分，并认为：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依据《汉书》的说法，剩下的九家被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学者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 “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而“诸子百家”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贾谊传》:“廷尉乃言贾谊年少，普通诸子百家之书。”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第一次写到诸子百家互相批判、论辩的现象，他说：“凡诸子百家，……，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后世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百家争鸣”。如郑师渠在《中国文化通史》中就说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先恐后地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王朝绘制蓝图，互相批判、论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理性文化思潮的“百家争鸣”。

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精耕细作技术的采用，对肥料的注意和使用，冬小麦的普遍栽培和一年两熟的农作制度的推行，农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手工业如冶铁业、制盐业、纺织业等手工业发展很快，个体手工业普遍出现，与此同时，商业也活跃起来。随着社会经济重大的发展，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强烈的变动和分化。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了旧有的世袭贵族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创立了官僚制度，制定和公布了法律，加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

同时，文化教育也发生重大变化。在春秋时代，只有贵族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到春秋后期，诸侯需要较多的有知识的“士”为自己出谋划策，于是训练“士”的群体应运而生，孔子便是这种教育的开创者。到战国时代，私人讲学之风大盛，私家养士之风大行，出身于各种不同阶层的“士”大量产生。从此“士”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了。春秋时代贵族的文化知识，大多为世袭的各种官职所掌握，他们保藏有档案和文献，有世代相传的统治经验和知识，即所谓“学在官府”。民间的文化知识，大多为巫师所掌握，有关医药、天文等知识经常和迷信混杂着；群众所创造的诗歌、音乐、舞蹈，也往往在宗教集会（主要是祭祀“社神”的集会）中表演出来。到战国时代，不同阶层出身的“士”，根据各自的需要，既继承了贵族的文化知识，又吸收了民间的文化知识，加以交流和融会，使文化科学得到很大的提高。

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让学术思想的产生、争鸣有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顺应经济变化的发展，战国初年，魏、楚、齐、韩、秦先后实行变法，变法的结果使得各诸侯国的封建贵族、官僚、军功阶层、商人迅速向地主阶级转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成为依附于各级地主的“庶子“、佃农和雇农。阶级关系的变化，土地制度、行政制度的变化，养士之风的盛行，以及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平衡性的减少和彼此联系的加强，推动了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

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的载体，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内部冲突的解决、争霸战争、政权巩固等都急需网罗文武人才，社会上普遍兴起“礼贤下士”之风。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才能的士人为统治者赏识提拔重用。他们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一套看法，打算“以其学易天下”。他们彼此之间不仅口头论战，而且著书立说互相辩驳，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

春秋战国时代，周代衰落，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能够结束战乱；另一方面，有作为的君主也需要延揽大量人才治理国家，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在乱世中奋发图强，脱颖而出。各个学派用自己的学说干禄求仕，处于剧变之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争鸣，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同时，频繁的兼并战争，推动了文化交流，为“百家争鸣”准备了文化整合的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兼并战争及王室的衰微，饱学之士流散民间，私学之风盛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教育的拓展，为“百家争鸣”准备了知识条件。官方学者流落民间，文化知识开始传播到社会上，私人讲学之风兴起，打破了“官学”独占局面。他们讲学不由官方任命，而是由民间出“束脩。如太师挚、孔子等，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破除等级、地域和民族界限，大量接收商人、贱人和农家子弟入学，扩大了教育范围，文化知识迅速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些私人教育家及其学生纷纷撰书立说，对当下“礼崩乐坏”的乱世提出一系列系统化的理解，诸子百家兴起，开启“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时期，田午在齐国的临淄稷门旁创立了“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既是官办的教育机构，又是各家私学的汇集地。稷下学宫实行开放政策，广招天下贤士，实行开放政策，各国学者云集于此，络绎不绝。如齐宣王时，孟子等学术大师有数十百人会集于学宫，授徒讲学，以致稷下先生多达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到田地时，来学宫的求学者曾一度“多至数万人”。

稷下学宫对前来讲学的学者所给予的待遇非常优厚。那些有声望的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几乎都有，如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斯等都曾在这里讲学、争辩。他们聚集在稷下学宫，享有优厚的待遇，一方面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一方面参与改革，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在争辩中他们自由发挥，互相激荡，才有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百家争鸣时期，儒墨之争最为显著。儒墨两家各自肯定对方所反对的，非议对方所肯定的。《淮南子·要略》中写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认为墨家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其主张处处与儒家相反。儒墨两家关注的问题大体相同，即都在寻求如何通过伦理的改造以达到变革社会、实现庄子·天下之治的目的，但两家选定的解决途径却截然相反，因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例如儒家主张“亲亲”，即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实施不同程度的爱；墨子在《兼爱》中主张打破血缘上的远近亲疏之别，同等程度地施爱，即“兼爱”。政治上儒家提出“尊贤”“贵贵”，即凡是居于低位者，都应该尊敬居于高位者；墨子在《尚贤》中反对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等级制度，提出了“尚贤事能”的口号。儒家重“礼乐”，墨子在《非乐》中认为礼乐就成了旷时费日、劳精耗神、徒费钱财的“无用之举”，后《荀子》在《富国》《乐论》等篇，对墨子"节用""非乐"等主张加以批评。

除了儒墨之争外，其余各家也互有争论。如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等篇对各派学者都作了评论，《议兵》篇是荀子与兵家的辩论；《庄子》的《天下》篇以道家的观点，对当时各派学说作概括的叙述和评论，成为我国第一篇通论学术流派的著作。《韩非子》的《显学》篇以法家的观点，对儒家、墨家加以批评。后期的墨家和名家惠子、公孙龙等，在“坚白”“异同”等问题上开展了激烈的争论。

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进程中，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思想界也由原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逐渐转变为思想大一统。具体发展趋势为：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抛弃了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唯物主义，纳人儒家中永久、天人感应思想，将阴阳五行学说神秘化，利用天意麻痹人民，巩固封建统治，造福地主阶级，成为趋势的庸学派；以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学派产生，走调和之路，收集整理诸子百家的著述和思想；出现了以韩非和荀子为代表的学派，该派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总结，辩证吸收诸孔伋想。在秦以后的二百多年里，这三种思想互相吸收借鉴，直至汉武帝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最终正式结束，大一统思想最终形成。

学者徐中舒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中称，“儒”这个词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但不同于后来所说的“儒家”或“儒学”。“儒家”成为学术流派是从孔子开始。《汉书·艺文志》中就说“儒家者流”，宗师仲尼。可见，“儒家”是由孔子创立，有思想、有理论、有追求、有传授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以研习“六经”为根基，以讲求礼乐教化为特征，推究这一学派的思想本质，都是以仁义、忠信、孝悌濡人，濡人之人，是为“儒家”，所以濡人之学问，是为“儒学”，“儒家”传承“儒学”，“儒学”成就“儒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

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百家争鸣时期影响最大的是“思孟一派”和“荀子一派”。思孟指孔子的孙子孔伋和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思孟学派—般认为传承自曾子，其传承路线为：孔子—曾子一子思一子思弟子—孟子。子思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以仁义礼智信为本，形成了修齐治平的一系列程序。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倡导性善说，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主张以养性的方法来提高自己；在政治上宣扬仁政王道，强调民贵君轻，君主应“制民恒产”“保民而王”；同时把孔子的“仁”外化为“义”，主张“舍生取义”。孟子以这些学说游说诸侯，教授门徒，著书立说。后世儒家学者尊孟子为“孟子”。

荀子一派历来被目为儒家别宗。荀子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继承，是有所批判和改造的，尤其是对孟子，更是持反对的态度，称之为“俗儒”。荀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他主张统治者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同时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生来本性是恶的，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改造人性，使人向善。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子，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发现儒家繁文节的弊病，就转而向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那里寻求“法宝”。墨子以夏禹精神作为典范，反对诸侯的战争（非攻）和贵族的淫乐（非乐），提出兼爱、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色彩。前期墨家以墨子所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墨子·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思想为中心，与儒家展开了论争，影响很大，世称“显学”。墨子和墨家学派的言论，汇集在《墨子》一书里。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

墨家发展到后期分化成二支：一支为“后期墨家”注重认识论、逻辑学以及几何学、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后期墨家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其逻辑思想被称为墨辩逻辑，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之一。战国以后，墨家趋于衰微。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提倡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春秋时期的管仲曾被视为法家学派的先驱。但今本《管子》综合诸家，体现了鲜明的杂家特色，法家学说只是其政治学说的辅助部分。战国中期商鞅、申不害、慎到留下《商君书》《申子》《慎子》，分别论述“法”“术”“势”，完善了相关理论，成为今天可见的早期法家，到战国后期韩非子子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将申不害、商鞍和慎到三家的学说综合起来，以“法”为中心而“术”“势”并重，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政治学说。

百家争鸣中，法家多与儒家争辩。法家学说偏于务实，并且与君主的统驭方法密切相关，因而在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中，法家是胜利者。与儒家的建议不被君主采纳的情形相反，法家的重要人物多为君主所用。秦孝公任用商鞍进行变法，致使秦国走向强盛的道路，而秦王秦始皇取用韩非、李斯之策，完成了一统大业。法家治国，以威势强力为本，认为统治者只有依靠强力才能使百姓服从，而君主也只有依靠强力才能够使臣下服从。秦朝之后，法家未能再成为官方的主导学说，而逐渐与儒家融合归流。

道家是由老子创立，庄子继其后。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老子的政治学和哲学思辩吸引了众多学者，便形成了道家学派。战国时期诸子学派中，道家是可与儒家并峙的学派。当时有“北方之学”与“南方之学”之分，”北方之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而“南方之学”则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学派提出了不同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道家认为天地万物都产生于道、遵循着道，主张自然无为，反对主观臆想、人为造作。道家哲学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提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刚柔并济” 等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道家用“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

老子之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条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这就是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这就是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

阴阳家是战国末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阴阳五行解释社会人与事而得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阴阳家来源于上古掌管天文历法的羲氏及和氏。同时书中记载阴阳家有五十二家，著述一千余篇，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代表，以阴阳五行说的理论来解释季节变化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认为四季的变化由五行的盛衰决定，阴阳和五行原本都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但由于他们用以论证社会历史的变革和王朝的更替，从而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这种学说后来成了两汉谶纬神学的基础。另一派则以邹衍为代表，把阴阳五行说推衍到社会人事，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支配，提出了“五德终始”的循环学说；在政治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在宇宙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

战国时以游说方式从事政治和外交活动的策士被称为纵横家。纵横家者是一种口才雄辩之人，专以奔走各国，游说人主为事，他们说人主，必有种种策划，所以称他们为“策士”。西汉刘向的《战国策》中记录了他们的言论。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和苏秦，主要的策略是合纵和连横。所谓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所谓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其中一强指秦，众弱指六国；南北为纵，东西为横。所以合纵就是六国南北联合，共同对付强秦；连横则是强秦与六国中的某一国东西联合，来瓦解和对付六国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张仪在强秦为相，是连横的代表人物；苏秦于六国拜相，是合纵的代表人物。战国时，七国纷争不断，谁都想扩大疆土或一统天下，因此竞相延揽策士，纵横家遂得以盛行一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当时有十二家，文章有一百零七篇。其中苏秦有《苏子》三十一篇，张仪有《张子》十篇，另有《子》五篇、《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等。今除《苏子》尚有残篇外，其余都已亡佚。

兵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其主要宗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著作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类。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兵法》《司马法》《六韬》《尉子》等。

农家，是战国时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战国是历史变革剧烈的时代，这个时期铁器牛耕、土地私有、精耕细作等因素，形成了重视农耕的风尚，农家学派便应运而生了。其代表人物许行，提出“贤者应该与民同耕而食，飱而治”,即国君要和百姓一样耕种、做饭并处理国事。反映了古代社会农民的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为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后世《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著作，为先秦农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百家争鸣在当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推动了中国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成熟；同时，百家争鸣改变了当时“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先秦诸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后世思想学派莫不渊源于此，诸子著作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

诸子百家所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天道观、认识论、名实关系、社会伦理、礼与法 以及各种政治学说。在争鸣中，儒与墨、儒与法、儒与道之 间，固然是互相对立，但又互相摄取。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就主要都围绕在“儒、释、道、法”不断地争斗、消长中屡经朝代更替而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地波澜起伏。儒家思想在吸收、融合了释家、道家一些思想内容后“大一统”地成为了中华多民族封建帝国“人治、专制”封建思想的“主旋律”而独霸中原地区二千余年。“百家争鸣”繁荣了中华文明的过往，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且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更为后世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明的华夏传统文化，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

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文化精神》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通过秦汉统治者的选择而奠定的。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百家争鸣中，最伟大的不外儒、墨、道三家。墨家精义多半为儒、道两家所吸收，其形成正反对抗形势的，只剩儒、道两家。

当代学者马作武在《先秦法律思想史》中说百家争鸣将中国思想界，其中包括法律思想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