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现在认为保留最完整的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最初是指楚地的歌辞，指一种特定的诗歌流派，最后固定为两个概念：一是指一种诗歌体裁，二是指一部诗歌总集。刘向乃编辑成集的《楚辞》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楚辞章句》

《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省、湖北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楚辞》篇幅宏大，情感激荡，想象丰富，辞采华丽，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包括对家国的忧虑、对生活的痛苦等，情感饱满而深刻，表现出崇高的人格精神。楚辞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和比喻，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事物，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这些比喻和意象常常具有象征性，赋予了作品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描写中多用花草鸟纲为比兴，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意象传统。瑰丽的意象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开创了中原地区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是与《诗经》并列的中国先秦文学的两大高峰。

对”楚辞“的研究衍生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楚辞学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楚辞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丰富的情感表达，以及在文化传承和音乐传统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些古老的诗歌作品仍然为人们所珍视和研究，并继续发挥着文化传统的作用。

楚人主要生活在南方江汉—带,但楚民族原来并非南 方的土著民族,而是由北入南的华夏族。楚人是华夷融合的产物，既非纯粹的中原地区 族，不是纯粹的蛮夷。楚文化也不同于中原文化，而是夷夏文化之混合。物质层面的楚文化。楚国地广人稀，物产 丰富，生存较为容易。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巫风盛行。 由于地理，民族 结构(“蛮夷”）等因素的影响，楚地较之中原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宗教文化的遗存。  班固《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祝”。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昔楚国南部之邑，沉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重淫祝”是楚地巫风盛行的集中表现，它构成楚辞和庄子散文浪漫特质最重要的 —个因素。

其他文化传统也多种多样。首先是图腾崇拜盛行。楚人曾以羊、熊为图腾,  楚人的 图腾主要是凤，凤的原型是鸟。楚国也有优秀的哲学和乐舞、方言、绘画，高度发达的诗歌和散文。楚哲学的代表是老庄道家，道家思想在楚国源远流长，楚国哲学和散文的最高代表是《道德经》和《庄子》。楚国的方言也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慮、泪、凭、芜、婶缓、览、纷等 等(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 . 屈赋楚语义疏》列有六十四 个，可参考）至于当时音调的读法早已失传。楚国的绘画很有成就，楚国的绘画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有名的是串画。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中认为屈原之所以写出《天问》是因为“仰见图画， 呵而问之。”

屈原与楚王室同姓，战国时楚国贵族，但到他的时代已经家道中衰。初辅佐怀王，得到赏识，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楚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国君客死他乡，都城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屈原的思想可从其生平材料和作品内容得知。主要一是合纵和统一。屈原在外交方面主张联齐抗秦,即合纵。当楚怀王受 张仪之骗与齐断交之后,屈原出使齐国,恢复与齐的合纵 。屈原希望由楚国来统一天下，这也是他的爱国思想之一。二是民本和天命思想。 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民本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有所 表现。“怨灵修之浩荡分，终不察夫民心”(《离骚》）  此句“民”一作“人”，作“人”(即指屈原自己）更符合上下 文的语境。  此句意谓：怨恨君王(怀王）行为放荡，始终 不明察我的心。最突出的是忠君爱国和美政思想，屈原的一生围绕楚国政治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他的青壮年时期，他从《橘颂》的欢快明朗到《离骚》的感伤悲恺，再到《远游》的无奈，反映了他从政治上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到受到谗言害，被疏远和遭受放逐的政治逆境。第二个阶段是他的中晚年时期，以楚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为转折点。屈原流放江南后写下了《哀呈》、《涉江》、《怀沙》、《悲回风》等作品。此时，他经历了非凡的痛苦和折磨，表现出轻度的心理异常状态。最后，他走向了自杀。在《离骚》中，屈原对自己的命运和悲剧结局早有预见，而在最后的作品《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死亡的思考和决心。

屈原开创“楚辞”创作，先秦“楚辞”的流传，至汉初的搜集、西汉末刘向最终将辑录成《楚辞》，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结集过程，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蠡测。

刘向的《楚辞》是“楚辞”的结集；“楚辞”作为战国时期在中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也是公认的；则楚辞自然是先于《楚辞》存在。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这是楚辞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大意约为朱买臣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之后的“楚辞”：“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为喜欢楚辞而赋类似作品而获得赞誉和称赞。”，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两则记载同样说明，秦灭六国之战，火焚书，但“楚辞”终究还是流传下来。

汉初，开始有了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载：“最开始是屈原是因被人诬陷而被放逐，他在流亡中写了《离骚》等多篇赋作，表达了对自身遭遇的悼念与自怜之情。后来，一些文人如宋玉、唐勒等受其影响，纷纷传颂他的作品，他们也因此名声远扬。到了汉朝兴起时，高祖刘邦的兄弟子濞在吴国招聚了天下的文人雅士，如枚乘、邹阳、严夫子等，使文学在文景之时达到鼎盛。同时，刘安也在寿春城聚集了众多的文人游客，并且著书立说。而吴国也涌现出严助、朱买臣等知名人士，在汉朝时担任要职，他们的文辞丰富多样，因此《楚辞》流传至今。”大意简述了“楚辞”的由来；显示出上层对“楚辞”的推崇，同时透露出了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淮南王刘安进入朝廷，献上他所写的《内篇》一书，这是新出的作品，上面非常喜欢并珍视。于是他被委任为《离骚传》的官职，并在黎明时分接到诏书，要求在日食时前往朝廷上表。”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骜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搜寻辑录天下遗书，《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刘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开始奉命搜寻天下遗书”，其中就包括搜集“楚辞”作品。

《汉书地理志》所透露出来的汉初两个群体搜集时间远早于刘向的领衔集书。刘向集书性质属于最高权力的官方征集，应该有来自前两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辞”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体数量及内容则无考。刘向《楚辞》的具体结集时间，也未有明确记载，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据出具体辑录成书时间，但普遍未获认可。按刘向受命搜书时间公元前26年，刘向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年。则可以大致推出最早辑录“楚辞”的刘向《楚辞》，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这20年之间。由于刘向《楚辞》早佚，并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是16卷16篇，据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后来的世代英俊才子，无不仰慕他，详细解释他的诗词。一直到刘向这一时期，他被任命为典校经书的职务，将《楚辞》分成了十六卷。”即是说，刘向《楚辞》一开始只有十六篇。现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补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

成书过程众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炳正的蠡测。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依据《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在其著作《屈赋新探》中提出五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屈、宋合集，只有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二篇，凡二卷。这组的写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编撰者也许就是宋玉，此为屈、宋合集的开端。第二个阶段是在屈、宋合集二卷本的基础上续增《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七篇，凡九卷。这组作品的增写时间，当在西汉刘彻时，其编撰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者是淮南王刘安本人。第三个阶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础上增加《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四篇，凡十三卷。这组作品增写的时间，当西汉元、成之世，其编撰者就是刘向。第四个阶段为十六卷本，在十三卷本的基础上增益《哀时命》《惜誓》《大招》三篇。这一组作品的增写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辑起来的。增辑者已不可考，增辑的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第五个阶段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王逸把《九思》附入《楚辞章句》，而后的叙及注文，是后人所写。

《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但其版本系统相当复杂，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的传承和整理，导致存在许多争议和歧见。以下是关于《楚辞》版本系统的详细解释：

最早的《楚辞》版本是刘向的原作，但这个版本已经失传。大约100多年后，王逸编了《楚辞章句》，这被公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的《楚辞》注疏版本，也是最完备的注释版本。其他一些早期版本包括刘安的《离骚传》，刘向和扬雄的《天问》注解，以及班固和贾逵的《离骚章句》，但它们仅注释了《楚辞》中的某些作品，而不是整体。王逸的版本是《楚辞章句》的原始版本，但原稿已经失落。现存的主要版本包括明代正德十三年刊本、嘉靖中复宋本、隆庆五年复宋本、以及万历十四年校勘本等。然而，根据王逸《楚辞章句》的自序，刘向的《楚辞》应该有十六卷，而现存版本却有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由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这一差异一直引起怀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的目的是补充王逸《楚辞章句》未涵盖的内容。这本书承袭了《楚辞章句》的内容，进一步注释和解释了《楚辞》，并保留了隋唐以前和洪兴祖同时代的有关《楚辞》的评论和观点。这成为了追溯《楚辞》的主要版本之一。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现代学者编写的读本和文献资料可以帮助理解《楚辞》。一些主要的读本包括《楚辞入门》、《楚辞全译》、《楚辞今注》、《楚辞今绎讲录》、《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屈原赋校注》、《屈原赋今译》等。这些书籍提供了详细的注释和解释，旨在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楚辞》的文学价值和历史背景。

为了深入研究《楚辞》，专门的楚辞学培训班曾在中原地区举行，提供了一系列专业文献供学者研究使用。这些专业文献包括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等，为楚辞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楚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珍贵遗产，经历了复杂的版本整理和传承历程。各种版本和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文学作品，并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楚辞”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史记·酷史列传》中，可以追溯至汉代前期。“楚辞”最初是指楚地的歌辞，指一种特定的诗歌流派，最后固定为两个概念：一是指一种诗歌体裁，二是指一部诗歌总集（也代表了楚国文学）。就诗歌体裁而言，“楚辞”是屈原等战国时期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创作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看，《楚辞》是西汉末年刘向在前人基础上编纂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汉代人模仿楚辞风格的作品，该作品是中原地区古代文历史学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作为诗歌总集的《楚辞》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情感奔放、想象独特，同时具有浓烈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相比，《楚辞》的句式更富活力，有时运用楚国方言，节奏和韵律独特，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和感情。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总集之祖。后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增入《九思》，成十七篇。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

《楚辞》中充分展现的思想核心是屈原的"美政"理想。这一理想是他深切的爱国情感的具体表现，是其爱国情感的集中表达。美政"理想其中蕴含着深切的情感，表现出对家园、故土的无限眷恋和无比热爱。无论是他早年表达了豪情壮志的《橘颂》，还是中年的《离骚》，流露出与故土难舍难分之情，甚至晚年在江南的流放生活，屈原的诗歌都流淌着对楚国的深情厚意。楚辞中的爱国精神在诗歌中表现为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具有浪漫主义精神，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的先河。从楚辞中体现出的爱国精神可以看出楚人对理想的坚定追求，如"虽九死其尤未悔"所示。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愿意为之献身的高尚情感，是非常珍贵和具有历史光辉的，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的美学思想实际上为中华美学注入了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从而创立了中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一种传统，即浪漫主义传统。在这一传统中，理想主义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理念强调人与神之间的互通，将人的形象与神的形象融为一体，即神即人。尽管神与人没有明显的区分，但神被视为最美、最理想的人，给人以温馨的感觉而非恐惧。中华民族一直崇尚理想，理想的境界构成了中华美学浪漫主义的灵魂。浪漫主义强调表现和主观性，在《楚辞》中，这一特点体现在借用物象来反映个人主观感受上。这种方式主要用来展示主观情感的物象，并将它们视为象征。情感表达是浪漫主义的核心特征，而《楚辞》中所体现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奇幻的意象来表现非同寻常的情感。这些情感触动人心，不仅真实和美好，而且至美。《楚辞》创造了一种富有理想主义、象征主义和奇幻情感特色的浪漫传统，这一精神传统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楚国的宗教习俗和人文土壤孕育了一个神仙云集、流光溢彩、美妙壮观的神话世界。 这些神话意象包括了屈原和宋玉作品中描绘的各种神祇，如凤凰和舜帝。这些神明在文学作品中代表着光明、高尚的德行、精神性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死鸟在作品中常常象征着对光明和温暖的向往，而舜帝则代表着高尚的德行和坚定的信仰。

楚辞中运用众多社会意象，大致可分为人物意象、骑乘意象，其中部分于神话意象重合。人物意象中使用了君王、知音和其他角色，表达了屈原对君明臣贤的渴望，或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政治上不如意所产生的愤懑之情。骑乘意象则多次使用对“宝马香车”的描述，表现了屈原对于理想中的政治环境的向往。

在楚辞的写作中，屈原大量运用天地山河、鸟兽草木等自然意象，如地：包括山川、河流和实际地名。如昆仑山，它代表了作者理想中的人间乐园，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突显出作者对精神升华和超越现实的渴望。如天： 天空和天文现象在这些词赋中经常出现，常常用来象征美好、纯洁和高尚的理念。例如，凤凰飞翔在天空中，展现了作者对精神性和升华的向往。动物意象包括神话传说中的神性动物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动物。神性动物虚幻性极强严格地讲属神话意象。如马作为意象承载着诗人更多的情感，尤其寄托着诗人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怀。自然意象最为典型，如香草常和恶草对举出现，如《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这种方式强调香草向恶草的转化，进一步追问发生这一转化过程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草是用来象征人，这样草木意象就有了双重意义，作为自然物给诗提供了自然物意象;作为象征物，给诗提供了含情蕴意的审美意象。

楚辞中出现的"香草"意象频繁地出现在屈原的《离骚》、《九歌》、《远游》、《九章》等篇目中，其中以《离骚》篇最为显著。例如，诗句"扈江离与辟芝兮，纫秋兰以为"中，"江离"和"辟芝"都指的是香草的名称，而"兰"则指的是香草，特别是秋天时芬芳的佩兰。在《楚辞章句补注》中解释说，"江离"和"辟芝"都是香草的名称，"兰"也是香草，而在秋天变得尤为芬芳。这些诗句中的"香草"意象表达了屈原自身所具备或强烈追求的高尚品德。屈原身处楚国，受到奸佞之辈的诽谤，怀王对他疏远，未能受到朝廷的重用，最终被流放等一系列打击。然而，屈原坚守自己的理想和高尚品德，通过美好的"香草"意象来表达了他对美德的坚守和对国家君王的忠诚。同时，这些诗句也包含了屈原内心的复杂情感，既有对美好的追求，也有对不公平待遇的愤怒和无奈。他通过描述美丽的事物来讽刺丑恶的事物，从而实现情感的宣泄和情感的反转。至于"美人"意象，通常被视为具有比喻性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将其比喻为君王，一类是作者自我比喻，另一类是将其比喻为忠诚正直的臣子。如《楚辞章句补注》中也指出，屈原通过"美人"意象，有时用以比喻君王，有时用以比喻善良的人，还有时用以自我表述。这种运用"美人"的意象不仅源自《诗经》中的弃妇怨妇诗歌，但屈原的创作使其寓意更为丰富，不仅仅是对爱情挫折和孤独的哀叹，更深层次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对国家统一的渴望，以柔性的情感宣泄方式来传递这些寓意。

屈原通过独特的柔性女性视角，巧妙地塑造了"香草美人"的意象，完美地展现了贵族优雅的情感宣泄方式，创造了一种和谐而讽刺相容的隐喻式讽谏体系，这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屈原将个人的遭遇与政治理想融合，并借助"香草美人"这一比喻手法来表达，成为后世士大夫效仿的楷模。同时，这种柔性的政治表达方式与中国古代士大夫通过以死直谏的刚性政治表达方式并列存在。两者形成了另一种非常有效的表达方式，代表了不同的思维和情感层面，向统治者呼唤着圣明贤能的期望。这种寓言性的讽刺表达方式，追求着言辞之间的巧妙转化，带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与思考体验。

“比”和“象征”是常见的修辞手法，它们首次出现在孔子的诗论中。比喻依靠比较相似性来表达，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象征则不同，它可以有相似性，也可以没有。象征的建立是主观的，没有客观性。象征具有主观性决定，给予诗人更大的创作灵活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然界中与心目中人物或品质相符合的事物来代表。这是一个相当主观的世界，花草、鸟纲和美人并不是具体的现实事物，而是现实事物的替代物，可以说它们是符号或密码。诗歌中的符号世界与科学领域中的符号世界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有附加意义的。唯一的区别是艺术中的符号更加感性、情感丰富，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科学中的符号则更理性、抽象、逻辑，具有较强的逻辑说服力。比喻和象征都有其功能，比喻在理解和解释方面发挥作用，而象征更加强调情感表达。显然，两种手法都能创造美，但不可否认，象征手法更主观、自由和浪漫。

屈原的象征手法与儒家的“兴”手法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运用象征，都包含情感，并且都具有深意，同时也都具备比喻的特点。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创作意图和审美效果。儒家的“兴”手法主要用于国家和社会的教化目的，而屈原的象征手法则主要用于表达个人情感，其目的并非强调教化。屈原对于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毫不掩饰，他尽情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欢乐，使用丰富的象征来增强诗歌的情感和美感。他的诗歌情感极其丰富，充满了悲壮、奔放和宏伟的气势。

在屈原的创作中，他将“创象以抒情”和“创象以写意”这两个概念融合在一起。其中，屈原以浓烈的抒情情感为其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他塑造的形象并非仅仅是抽象的心象，而是情感的具象表现，并以此来涵括其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情感的基础，还是情感的核心。在屈原的作品中，形象、情感和思想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这为诗歌赋予了三种特质：哲学、伦理和美学。屈原开创了艺术创作中“象以征意”的新领域，使艺术中的形象不再受限于原本事物的特定含义，而能够成为创作者表达特定意义的符号。如“香草美人”这一形象来象征明君，尽管这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实际相似之处。这种创作手法完全源自屈原表达抒情情感的需要，不受征物与被征物关系的固定束缚。这一创新对中国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发展中，征物与被征物的关系从不固定逐渐演变为有所固定，涉及到定与变、实与虚、显与隐、内与外、有限与无限等多个层面的关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动态变化。

赋体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最重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屈原创作的《楚辞》，这包括《楚辞》以前的楚辞体作品，即那些可能在《楚辞》之前广泛流传但没有被收录在其中的作品。赋体文学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诗经》传统、战国时期的诸子文风，以及纵横家的排比论辩风格，但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源自《楚辞》；在诗歌领域，《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散文领域，《楚辞》开创的问对、谋篇构思等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同时，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在戏剧领域，《楚辞》中的部分作品本身包含了明显的戏剧元素，为戏剧文体的发展提供了思路。近代以来，对《楚辞》故事的改编和演绎更是大量涌现，进一步将《楚辞》的文化内涵融入了戏剧传统之中，为戏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表现形式；而在小说领域，《楚辞》更多地代表了文学之间的融合与渗透。它对鬼神的描写以及借香草喻人的方式拓展了想象空间，其中的故事也为后世小说家引用。

《楚辞》创造了中国文历史学上的重要体裁——骚体，作品中展现的虽然是美丽的景色和芳菲世界，但却带有深刻的寂寞感，这种独特的美学特色常与中国艺术中的楚湘情调相联系。楚辞被视为中国艺术中的唯美派代表之一，诗歌往往带有一种冷香，一种在清新中带有一丝冷淡之美为中国文学注入了独特的美学元素。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往往展现超越世俗的情感境界，通过远游的描写，延伸了生命的意义和理想的寄托。而在《楚辞》作品中，自怜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种自怜并非仅限于对个体的怜悯，还包括对人生、天地和万物的思考。从哲学和艺术观念的角度来看，楚辞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时间的咏叹，反映出了一种对生命存在和价值的深刻追问。虽然其本身并非专门的美学著作，但却蕴含了丰富的美学价值，深刻影响了中原地区艺术传统的核心内涵。

《楚辞》是一部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深刻影响了儒学文化圈中的众多国家。日本太平二年（公元730年左右），《楚辞》首先传入日本，随后，日本学者进行了翻译和解释工作，创作了所谓的和训本。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散，朝鲜、越南等国相继受到《楚辞》的影响。20世纪，日本的楚辞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出版了大约30本专著和约300篇论文。

明朝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东方文明开始向西方传播，《楚辞》逐渐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关注《楚辞》。根据初步统计，从17到18世纪，传教士们以拉丁文翻译了数百种中国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楚辞》。随后，到了20世纪中期，出现了用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西方语言翻译的《楚辞》，屈原的作品全部都被西方翻译，其中以《离骚》的翻译最为广泛，甚至同一语种出现了多个不同的译本。1984年，出版了《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其中精选了来自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国家的专著和论文，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代表性研究。

在197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学者饶宗颐首次提出建立“楚辞学”，而在1986年，内地学者薛威霆和王季深则提议建立“屈原学”。“楚辞学”包含《楚辞》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对《楚辞》作品的诠释和研究、骚体文学的发展状况以及《楚辞》研究史四个方面的研究。古代对楚辞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楚辞作者与作品的研究上，刘安受汉武帝之命，创作了《离骚传》，这是楚辞学史上的第一个注解本，留存下来的文字表明了对《离骚》的总体评论和文字训释。楚辞学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贾谊到刘安再到司马迁，形成了一种对屈原思想的持续探讨，突显了其在古代文学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古代楚辞学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反映了不同时期对楚辞的研究方法和理解的演变。汉唐阶段（章句训释为特征的阶段）主要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代表。王逸的注释注重从多个角度解释楚辞，包括经书故事和楚语方言，强调了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宋元阶段（义理探求为特征的阶段）主要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是代表性作品。洪兴祖对原文进行了校订、记录了异文、解释了诗意，强调了义理的探求。朱熹则首次使用"爱国"一词评价屈原，并关注了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同时也从文学角度解读楚辞，探讨了其中的意象和艺术方法。三是明清阶段（各逞新说为特征的阶段），楚辞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各种新的解释和理解不断涌现。代表性作品包括汪的《楚辞集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以及戴震的《屈原赋注》，这一时期的研究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为楚辞的理解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

近现代楚辞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初期阶段（世纪初至二十年代末期）的研究以胡适、陆侃如、梁启超等学者为代表，展开了学术讨论。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校勘文本、解释文学例子、理解其中的教训、考察历史事件、确定诗歌的音韵。游国恩的《楚辞注疏长编·序》和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提出了这一阶段的研究课题，包括解释背景、注释词义、修复文本。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标志着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并且郭沫若创作并在重庆上演了话剧《屈原》。这期间也见证了楚辞的重要性逐渐上升。1950年至1965年时期，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是屈原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研究方法在这个阶段仍然延续了传统的方式，包括训、义理、考据、音韵等四大类方法。1966年至21世纪初，这一时期以“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为标志，楚辞研究逐渐融合了更多学科，包括文字学、语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这种方法的发展使楚辞研究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综合性。

20世纪的20到30年代，随着甲骨文、西域木简、敦煌市文书、内阁档案等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学术方法论经历了重大飞跃。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吴其昌提出了“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陈寅恪称道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证”法，这些方法反映了楚辞学研究方法的演进。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楚辞学界开始采用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从传统的文献考据和理论评论升华为更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如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相融合的研究。当代楚辞学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研究，形成了九个分支学科，包括楚辞语文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这些分支学科更加全面地探讨了楚辞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历史、文化、艺术等，使楚辞研究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

考古学家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评价《楚辞》：“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在《文心雕龙•辩骚篇》中评价《离骚》和《九章》表达了哀怨的志向，《九歌》和《九辩》体现了感伤的情怀，《远游》和《天问》彰显了文思和巧慧，《招魂》和《大招》应用了华丽的文采，《卜居》代表作者狂放不羁的意志，《渔父》寄托独善其身、孤芳自赏的性情。所以《楚辞》气概贯穿古今，辞藻华丽堪称绝伦，一时文章难有能够与它相媲美的了。

中国近代文学家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论〈天问〉》中有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认为楚辞从古代的开端一直到各种琐碎事物，都毫不犹豫地提出怀疑，说出前人不敢说的话。"

《十四朝文学要略》认为楚辞的文采非常出众，超越了古代和现代的界限，堪称百世之间无与伦比的存在。作品中所描绘的景象非常绚丽，场景充满了神秘和幽奇之感，文字之间充满了奇妙的构思，色彩丰富多彩。阅读这样的作品，可以让人感受到天地的伟大，也能触动鬼神的情感。有人传说，读完这些篇章，甚至能引起鬼怪的哭泣，精灵也会被其触动。或许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但这确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学体验。尽管我们每天接触各种文学作品，但这个作品实际上已经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文学领域，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