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是中国北宋赵顼时期（公元1068年—公元1085年），官方主持制订的建筑规范和技术典籍，书中工限和料例的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的现象，也节省了政府的财政开支。《营造法式》由李诫（1035-1110）编撰。李诫以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一书为蓝本，收集大量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制作方法，最终编撰成流传至今的《营造法式》。

全书共分34卷，357篇，3555条，其分为5个部分：总释总例、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前面还有“看详”和目录各1卷，“看详”说明若干规定和数据，如屋顶坡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订定劳动日的标准等的依据。第一和第二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通用的名称以及书中所用的正式名称。第三至第十五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等十三个工种的制度，说明了每一工种如何按建筑物的等级和大小选用标准材料等。第十六卷至第二十五卷按照各作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和有关工作的质量。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以及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等方面。

《营造法式》从建筑设计、结构、施工等方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建筑技术成就和文化内涵，是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中国建筑技术手册。《营造法式》不仅体例较好，便于灵活应用，而且内容丰富，阐述精确，从梁思成到陈明达，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该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高度评价，其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建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营造法式》中的“营造”有几种解释，一为营造住宅，二为营造器物，三指建筑工程及器械制作等事宜，四指构造，编造，"法式"意思是法度，制度，标准的格式。《营造法式》则为北宋政府在建筑工程中制订的法规，实际上是用于建筑工程的预算定额。《营造法式》的前身为《元法式》，是赵煦皇帝赵煦于元祐六年（公元 1091年）诏“营造”机构“将作监”编成后颁行的。

中国历朝历代的营建活动皆耗工巨大，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所以自汉代以来，就设有将作大将之职，至隋唐时，即称“将作监”，宋也沿用“将作监”官制。北宋建立以来，营造事业不断发展，直至中后期，朝廷弊端丛生，官员腐败。宫廷生活日渐靡费，皇族及显贵竞相铺张，兴建精美奢华的宫殿、苑、府第及寺观、园林等。史料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赵恒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宅第，勿以五彩为饰”。赵祯天圣元年（1023 年），三司提出要加强工程主管官员和都料、作头的责任制，严格工程项目的立项以及工料估算的检查，并要求各司“计定功限，永为定式”。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规定“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血。”等诸多定例，然而，上述的措施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很强的约束作用。有钱的富室对自己的宅第或居处进行各种豪华的装修。加之营造过程中官更贪污成风，虚报冒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中饱私囊的事件时有发生，致使国库结据、人不敷出。赵顼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其认为“变风俗，立法度”为当务之急，遂制定了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营造法式》就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期间，由将作监编修。编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在人力、财力、物力都很困难而统治阶级的要求日趋铺张豪华的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力图防止贪污浪费，同时保证设计、材料和施工的质量，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营造法式》以喻皓《木经》和李诫的个人丰富经验为基础，收集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结合查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总结以及记录了当时工匠历来相传的宫殿建筑制度、园林建筑的建造技术、与宗教建筑相关的建筑设计及制度、关于帝王陵墓修建的具体方法等等。

北宋时期，先是由王安石于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后制订了各种财政、经济等有关条例的“变法”，早期的《元祐法式》就是其“变法” 的构成条例之一，也成为最初的“营造”之“法”的条例，《元祐法式》于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编成，但因为没有规定模数制，也就是“材”的用法，而不能对构建比例、用料做出严格的规定，建筑设计、施工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四年（公元1097年），奉敕重修《元祐法式》，“营造”条例的“法式”更加严格，后《元祐法式》改名为《营造法式》。李诫是郑州管城人，从赵煦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开始在将作监供职，前后共达十三年，历任将作监主簿、监丞、少监和将作监，主持营建的较大建筑有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及太庙。李诫一生除主要在将作监任职外，还一度当过虢州知州。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李诫重修的《营造法式》修订完毕，并经御览，于崇宁二年（1103年）付梓。

全书共分34卷，357篇，3555条，分为5个部分：总释总例、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前面还有“看详”和目录各1卷。

“看详”说明若干规定和数据，如屋顶坡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订定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第一和第二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通用的名称以及书中所用的正式名称。

第三至第十五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十三个工种的制度。说明每一工种如何按建筑物的等级和大小，选用标准材料，以及各构件的比例尺和艺术加工的方法，与各个构件的相互关系和位置等。大木作和小木作制度共占八卷篇幅，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木作制度中首先规定: 造屋以“材”为祖，而材有八等，随房屋的等级和大小而决定，一切大木作的尺寸和比例都是用“材”作为基本模数。

第十六卷至第二十五卷按照各作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和有关工作的质量。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及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是书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

《营造法式》体例较好，内容丰富，且阐述精确，有设计灵活、运用模数思想、装饰与结构相统一、建筑生产管理严密、技术和经验的总结等诸多特点。

《营造法式》第3卷～第15卷中的“各作制度”，即各工种的操作规程虽然都有相应的做法规定，但并未对群体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等有所限制；《营造法式》内“各作制度”的条文后面都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以此告诉设计人员可根据每个个体设计在各作制度的总原则下，对建筑单体和构件的比例、尺寸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来确定，以充分发挥设计者的创造性，体现了其设计灵活的特性。

大木作制度规定“材”的高度分为十五“分”，而以十“分”为其厚。斗的两层拱之间的高度定为六“分”，称为“栔”。大木作的一切构件几乎全部 用“材”“栔”“分”来确定。这是一种很原始的模数的运用，初唐和盛唐的壁画、雕刻以及佛光寺和南禅寺两座唐朝木结构殿堂中，已经运用了这种模数，只是在《营造法式》中才用文字确定下来，而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代。

《营造法式》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可明显地看到宋朝建筑在艺术形象和雕刻装饰等加工方面比唐朝建筑更加精细。柱、梁、斗棋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和构造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的方法。这种加工往往采用准确的几何方法而取得。 例如梁、柱、斗棋、橡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就是用“卷杀”的方法进行制作的。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从而发挥其装饰效果，这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特征之一，在《营造法式》中充分反映出来。

在全书三十四卷之中，以十三卷的篇幅叙述功限和料例。对计算劳动定额，在沿用唐朝传统的制度之下，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为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增或减10%，而军工雇工有不同的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着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一一如运输远近距离，水运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

为了工作方便，《总例》中列举了圆、方、六棱、八楼等形体的径、围和斜长的比例数字，便于工匠的掌握。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脚”，柱头向内微倾约1%。同时柱有“升起”，就是柱的高度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加高，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措施产生了整个构架向内倾斜的倾向， 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则用斗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复杂的斗拱结构的卯榫“绞割”，往往减少了每一构件断面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一个重要缺点，但《营造法式》对此规定了比较合理的“绞制”比例和位置。《法式》还叙述砖、瓦和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料的配色方法。

建筑在人类的生活中具仅次于衣食的地位。人类由动物变成人，物质性的标识，主要是建筑。动物也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栖身之所，人也一样，但人为自己营造的栖身之所，其意义远远超过动物为自己生存所营造的巢穴。这点在《营造法式》中有所说明，比如“总释上”:《易·系辞》:“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营造法式》摘引这些文献，试图说明由穴居到建宫室，是人类文明的开端。宫室作为人的栖身之所，不仅在保障人的肉体生存上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还为人类各类活动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的空间，而且它自身也意识形态化了，精神化了。这就是说，宫室的建造不仅受到人的物质性需要的影响，而且受到政治、道德、宗教各种制度的影响。对于尊者来说，宫室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建筑所具有的精神功能，使得它在人类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中处于特殊的地位。

中国的建筑，尤其是王家建筑是礼制的显现。各种建筑门类与建筑部件的体量、形制、色彩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规定，不是出于实用，而是出于礼制。《营造法式》所讨论的建筑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涉及礼制。比如关于阙：引用《公羊传》:“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关于殿：引用《礼记》:“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又比如建筑上的重叠体势，主要体现在檐上，比较尊贵的屋宇，多是重檐。《营造法式》谈“檐”:“《礼记·明堂位》:“复瘤重檐，天子之庙饰也。”

礼制滥觞于商，定制于周，其后走向大备。在发展中有变化，但更多是承袭，之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的标尺，普遍体现在建筑、祭器、服饰、家具等各种物质形态的生活器具上，也普遍体现在行为方式上。合礼制是中国建筑的重要特点。《营造法式》中所谈的建筑体量、造型、尺寸无一不考虑到礼制，但实用与礼制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能统一的，其发展过程也是由实用到礼制，之后发展为一种装饰与艺术。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灵崇拜，这种神灵崇拜有些发展为宗教，有些则发展成为一种民俗。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文化生成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神灵体系，而且这些神灵的图像在建筑上如何运用，也形成了整套规范。大体来说，建筑中的运用，有的表现为整个部件，类似于雕塑，它与一般雕塑之不同，是因为它同时又是建筑的一个部件，如尾，这是古建筑最常见的部件，通常用于屋顶。《营造法式》谈到鸱尾的来历为《汉记》:“柏染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时人或谓之鳍（鸱）吻，非也。”这显然是一种模仿巫术，借助鱼虬的象征性形象鸱尾，起到鱼虬的作用——降雨。中国古建筑的屋脊上常用走兽，《营造法式》说“其走兽九品：一曰行龙；二曰飞凤；三曰行师；四曰天马；五曰海马；六曰飞鱼；七曰牙鱼；八曰狻猊，九曰獬豸。”具体用法是“相间用之，每隔三瓦或五瓦安兽一格。”中国古建筑的屋脊也常用兽头，兽头尺寸、位置均有具体的说明。这些走兽，它们的作用都属于巫术，但也具有装饰性。《营造法式》中古建筑的彩画题材主要是神灵形象，而且主要是动物神灵、植物神灵形象，且建筑中的彩画，来自于绘画，它最初的功能还是巫术，所画的是神灵的形象，借这种形象与神灵勾通。

建筑不只是艺术，也是技术，对于建筑来说，法度显得更为重要。《营造法式》从理论上讨论了建筑中个人的创造性与技术法则的关系，强调“规矩准绳之先治”。具体来说，讨论了几种关系：“巧”与“法”的关系、“才”与“技”的关系、“技”与“美”的关系、“材”与“匠”的关系、“法”与“宜”的关系。《营造法式》重法则，但不把法则僵化，在许多地方，它指出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处理。如谈“平棋”，不忘说“其捏量所宜减之”。谈“藻井”，也指出“其大小广厚，并随高下量宜用之”。《营造法式》中谈的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类技法，主要关涉科学；第二类技法，主要关涉民族传统文化；第三类技法，主要关涉美学。科技与审美在《营造法式》所谈的各种建筑法则中，是相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审美统一于科技，“真”产生“美”。

保国寺位于浙江江北区洪塘镇的灵山之麓，距市区15公里，始建于东汉世祖时期，初名灵山寺，此即保国寺的前身。唐会昌五年寺宇被毁，广明元年（880年）重建，僖宗李赐“保国寺”匾额，此后改名为保国寺，之后保国寺再次被毁， 并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 重建大殿 ，大殿气势雄伟 ，面宽、进深各三开间 ，平面呈纵长方形 ，是浙江现存最早 、唯一的宋代建筑 ，也是保国寺精华所在。 前槽巧装三镂空藻井，制作工整 ， 别具一格 ，被称为“无梁殿”。保国寺存有大雄宝殿、天王殿、唐代经幢、观音殿、净土池等殿宇古迹。大雄宝殿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其独特的设计视为《营造法式》运用的典型代表之一。

晋祠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一公元1032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重修，是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晋祠圣母殿位于山西太原，圣母殿是晋祠的主殿，是晋祠内主要建筑，坐西向东，位于中轴线终端，是为奉祀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周成王的母亲邑姜所建。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剪边，殿高19米。殿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极为宽敞，是中国古建典籍《营造法式》中的“副阶周匝”制实例。大殿檐柱侧角升起明显，给人以稳重之感，殿堂结构为单槽式，即有一排内柱，殿四周除前廊外，均为深一间的回廊，构成下檐。殿内外采用“减柱法”，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梁架，扩大了殿内空间。圣母殿基本上遵照了《营造法式》的定制，表现了北宋的建筑风格和审美意识，为中国古建国宝。

作为一部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术与施工标准规范用书，《营造法式》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的现象，达到了其最初目的：控制官式建筑的用料与用工，以节省政府的财政开支。《营造法式》中所强调的标准化、模数化思想在当时的建筑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以木建筑结构为本位的标准化、模数化的工程图学观，显示出宋朝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建筑图像学成就。

《营造法式》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可知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营造法式》也对其他实用艺术产生巨大影响。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思想的集大成。《营造法式》还对后来的具有图谱的建筑著作启发很大，如清代乾隆十二年（1734年）颁布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即参考了其中的格式与做法。《营造法式》与600多年后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相比，从图样表现、估算工料、结构设计等各方面来衡量，前者依然比后者高明，不但图像丰富，估算准确，体例灵活，而且内容丰富，阐述精确，堪称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建筑著作。除了建筑方面的影响之外，《营造法式》的字体也对后世影响深远。宋版图书所用的字体美观，多用欧阳询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泉，中国现行工程制图采用的字体就是以仿宋字作为标准，而仿宋字就是根据宋代刻本上的字体加工而成，由此可见宋代木刻印刷传播的源远流长。

在古建筑学界内，《营造法式》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是当时最先进成熟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的集合与总结，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曾评价《营造法式》：“其科学性，在古籍中是罕见的”。《营造法式》也被梁思成比喻为中国古代建筑的“语法”。

古建筑学家潘谷西评价《营造法式》：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一个高潮。无论建筑规划设计、木构建筑技术与工艺、建筑装修与色彩以及工程组织与管理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因此，了解宋代建筑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营造法式》不仅是打开宋代建筑科学与艺术殿堂之门的一把钥匙，也为读懂中国建筑的理念和精神提供了一部良好的教材。

学者李朝阳曾评价：“《营造法式》丰富的文献信息中可以窥析宋代的社会面貌、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等方面，历史学价值十分可观。”

1100年（赵煦元符三年）《营造法式》编成送审后，于1103年（宋徽宗崇宁二年）获朝廷批准用小字刻版刊行，发至各地遵照施行。这就是后世所称“崇宁本”。经过北宋末年的战乱，崇宁本《法式》已不多见，所以1145年（赵构绍兴十五年）平江知府王唤在得到"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即崇宁本，因哲宗绍圣四年敕修，故称之为"绍圣旧本"）后，重新校勘发行，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后世称这个版本为“绍兴本"。到南宋后期，平江府又重刻了一次《营造法式》，因该书刻工的姓名同时出现于绍定年间所刻《吴郡志》而得知此版也刻于这个时期，但具体年份不知。目前所见宋版《法式》残页，均非崇宁本与绍兴本之遗物，而是上述南宋后期刻本经元代（一说明代）补刻后重印之物。

明《永乐大典》录有《法式》抄本，据《四库全书总目》称“永乐大典内亦载有此书"，但“所载不分卷数”。1900年经八国联军劫掠，《永乐大典》散失尽，所录《法式》抄本也不知去向，仅存彩画图样一卷可于影印小本《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四中见之。

系乾隆年间宁波范氏天一阁所进《法式》之再抄本，原缺第三十一卷《大木作制度图样下》，经与《永乐大典》本校订后补入该卷图样二十二幅。今简称“四库本”。藏于文渊、文津、文溯诸阁，范氏原本已不知去向。

清道光元年，常熟市张蓉镜从其同姓藏书家张金吾处抄得《营造法式》。卷末有“平江府今得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并目录看详共一十四册。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左文林郎平江观察推官陈纲校勘，知平江军府事提举王唤重刊”等字样，可知是由“绍兴本”转抄而来。此书原藏翁同稣家，2000年入藏上海图书馆。杭州丁氏嘉惠堂所藏，系抄自张蓉镜本，后为两江总督托忒克·端方收入江南图书馆（后为南京图书馆）。

1932年，在当时的北平故宫殿本书库里发现了《营造法式》的抄本。这个抄本错误较少，它的最大贡献是填补了其他抄本都遗漏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造供之制有五”的第五项“五曰慢棋”，从而使《法式》的内容更为完备，也弥补了陶本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缺憾。

1919年，近现代古建筑学家朱启钤因公赴南京，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丁本后，建议省长齐耀琳刊印以广传流，遂以石印本问世。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次印刷。此书目前存世不多。

1925年，因丁本（石印本）错误较多，故朱放请陶湘根据各家抄本校订后于1925年重刊发行， 简称“陶本”。其所参校的有吴兴蒋氏密韵楼本及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本（即天一阁所进藏本之抄本）等。书中图样经重绘，并填有彩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线装大开本印行。1933年及1954年，商务印书馆两次缩印陶本，32开本，白报纸，简装。1989年由北京中原地区书店据1925年陶本影印，线装本，版面大致与1925年本相当而略有缩小，亦填有彩色。

1983年出版的梁氏《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及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卷七，所引《法式》原文已与1932年发现的故宫本校对过。

《工程做法则例》为中国清代官式建筑通行的标准设计规范，原书封面书名为《工程做法则例》，而中缝书名为《工程做法》，共74卷，雍正帝十二年（1734年）刊行，是总结前代成果以及宋代《营造法式》的基础之上，官方颁布的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建筑工程专书。全书内容大体分为各种房屋营造范例和应用工料估算额限两部分。自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以至铜铁件安装等作，分门别类，各有条款详细的规程。清朝官式建筑，有大式、小式之分，《工程做法则例》所举27种不同形制的建筑物，包括大式建筑23例，小式4例。

《营造法原》被誉为“中国南方建筑唯一宝典”，是现存的对于江南地区传统建筑营造技术记述最详尽的文献。《营造法原》全书共16章，即地面总论、平房楼房大木总例、提栈总论、牌科、厅堂总论、厅堂升楼木架配料之例、殿庭总论、装折、石作、墙垣、屋面瓦作及筑脊、砖瓦灰砂纸筋应用之例、做细清水砖作、工限、园林建筑总论、杂。书后配有附录，以及相应的插图和图版。

《梁思成林徽因》是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联合制作，胡劲草执导的8集历史纪录片，每集长45分钟。该片讲述了梁思成、林徽因这对学者伉俪在中国近现代的动荡背景下传奇的一生：从他们的出生、家族，讲到学业、理想，再到事业、追求，直至抱病身亡，梳理其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梁思成是中原地区古建筑学家，他通过研究中国古建筑来破译《营造法式》，最终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梁思成林徽因》于2010年10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高清综合频道首播。2011年，获得2010年度中国电视纪录片盛典十佳系列片奖及第七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奖 。2012年，获得第22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电视纪录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