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gá]尔丹（1644-1697）又称嘎尔旦、噶勒丹、号博硕克图汗，绰罗斯氏，17世纪卫拉特蒙古准噶尔汗国部首领，绰罗斯·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

噶尔丹“生而神异，有大志，好立奇功”崇祯十七年（1644）出生后不久即被认定为第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十三岁时入藏跟随班禅博克多学经。二十三岁时离开拉萨市返回准噶尔，康熙帝九年（1670）准噶尔发生内乱，其兄僧格被杀，噶尔丹通过一系列斗争于康熙十一年（1672）夺得准噶尔的统治权，称“珲台吉”，正式还俗政。康熙十七年（1678），噶尔丹统一卫拉特蒙古各部建立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建立准噶尔汗国后，对内在军政、司法，中央集权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生汗国趋于巩固。对外则持续征伐，完成了对叶尔羌汗国和部分哈萨克族草原的征服。与此同时，噶尔丹上台执政的次年就与清朝建立联系，并在此后的16年保持了友好关系，直到康熙帝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和喀尔喀之间爆发战争后，喀尔喀首领归附清朝，噶尔丹以追寻他们为由南下导致准噶尔和清朝关系的恶化，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清两军在乌尔会发生激战，清军惨败。乌尔会之战后结束不久，仍在附近出没的噶尔丹与清军再次爆发战争，噶尔丹虽获得短暂的胜利，但因后继不足选择撤至科布多，途中因瘟疫的蔓延噶尔丹失去了大量人员。噶尔丹撤到科布多后，与清朝的交往仍很活跃，主要就喀尔喀问题，多次与清廷进行交涉。噶尔丹在科布多休养数年后，其军事势力得到恢复，康熙帝三十四年（1695）又开始了东征喀尔喀，康熙亲自统军，在昭莫多之战中歼灭噶尔丹的主力，噶尔丹战败后其部属也逃散迨尽。噶尔丹与和其残余势力到萨克萨图古里克过冬，春夏之际在清军的压力下开始北迁。生计艰危、失去外部支援的噶尔丹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1697年4月4日）到阿察阿木塔台去世，享年54岁。

学者巴赫认为：噶尔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统帅。是公元十七世纪后半叶蒙古社会发展中的代表人物。首先，噶尔丹汗对蒙古各部的统一，促进蒙古社会的向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是应给予肯定的。其次，对准噶尔汗国的巩固和发展， 汗权的加强有很大功绩，为后来噶尔丹策零时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次，统一西域和蒙古草原，为清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也应肯定;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所征服地区的经济文化起了破坏作用。

噶尔丹是17世纪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绰罗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僧格之胞弟。其“生而神异，有大志，好立奇功”崇祯十七年（1644）其出生后不久即被认定为第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即第四世温萨活佛。西藏是蒙古僧众所向往的圣地，很多高僧纷纷前往西藏拜师学经，提高地位。噶尔丹亦踏上入藏学经之路。顺治十三年（1656），13岁的噶尔丹达赖喇嘛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上接受了温萨活佛的供养及礼品，并给他授法灌顶。噶尔丹在拉萨市见达赖喇嘛后，去扎什伦布寺拜班禅博克多为师，接受佛学教育。康熙帝元年（1662），罗桑·却吉坚赞圆寂后，噶尔丹到拉萨，在达赖喇嘛门下学经。达赖喇嘛对他精心培养，并给予了很高礼遇。史料记在“达赖喇嘛之徒遍布西域，而特别重视噶尔丹，他对噶尔丹所说的秘密，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也没听说过”。

顺治十年（1653），噶尔丹在西藏自治区之际，绰罗斯·巴图尔珲台吉去世，但他在去世前将自己一半兀鲁斯分给了僧格，另一半分给了其他儿子。拥有一半兀鲁斯的僧格接过了准噶尔汗国部的统治权。康熙九年（1670），准噶尔部内讧再起，僧格的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发动政变，夜袭僧格的牙帐，杀害了僧格。康熙帝五年（1666）就回到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率领僧格旧部，亲自率领向阿尔泰的车臣进兵，车臣战败，退至阿尔泰山口，噶尔丹追及展开决战，获得胜利。车臣身死，卓特巴巴图尔逃亡青海省。康熙十年（1671），疑似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卓特巴巴图尔的同谋巴噶班第被噶尔丹打败。大约康熙十一年（1672）年上半年，噶尔丹正式继位为准噶尔汗国部首领，号“珲台吉”，登上了准噶尔部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噶尔丹的叔父楚琥儿乌巴什为了儿子卷入了战争。噶尔丹击溃巴噶班第后不久便袭击楚琥儿的兀鲁思，摧毁了他的耕地和属民。康熙帝十二年（1673），楚琥儿乌巴什与丹津（绰罗斯·巴图尔珲台吉之弟墨尔根岱青的长子）联合率领7万人的军队进攻噶尔丹，噶尔丹失利，求庇于岳祖父鄂齐尔图汗。因噶尔丹的扩张斗争危及鄂齐尔图汗的利益，鄂齐尔图汗转面与楚琥儿建立联盟，共同对付噶尔丹。康熙十五年（1676），鄂齐尔图汗和楚琥儿被噶尔丹打败。这一过程中，有些贵族战败终服，有些贵族则自愿投靠噶尔丹，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噶尔丹已经完成了卫拉特各部的统一，建立了统一政权。同年，阿旺罗桑嘉措遣使准噶尔，授予噶尔丹“丹津博硕克图汗”称号。从此以贵族议会为管理机构的卫拉特联盟完全被以噶尔丹为唯一的汗、以准噶尔(绰罗斯)贵族为核心的诸卫拉特统一政权所取代，史称“准噶尔汗国”。

叶尔羌汗国，是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尔汗的后裔萨亦德汗于正德九年（1514）创建的一个政权。卫拉特各部对叶尔羌汗国的渗透虽然持续多年，但噶尔丹以前还未能征服这个国家。而噶尔丹则在两年之内完成了对整个天山南路的兼并。康熙帝十八年（1679），噶尔丹令属将阿尔达尔和硕齐等三人，领兵3万，占领了吐鲁番市、哈密市。康熙九年（1670），伊斯玛业勒成为叶尔羌汗国大汗后，遂西进喀什噶尔，对尤勒巴尔斯诸子和白山派和卓进行了血腥镇压。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Khwaja Afaq)仓皇逃离喀什噶尔，到中亚等地流浪近10年，后由克什米尔到达西藏自治区，结识了达赖喇嘛，并向他求助。达赖喇嘛遂写信给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要他出兵叶尔羌汗国，恢复阿帕克和卓在那里的地位。阿帕克和卓携书以往，果得遂愿。此时，噶尔丹已经结束对叶尔羌汗国东部地区的占领，准备进兵叶尔羌。阿帕克和卓的求助，恰为噶尔丹出师天山南路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康熙帝十九年（1680），噶尔丹亲自率领军队一万二千余人从伊犁城向喀什噶尔、叶尔羌进军。已归属的吐鲁番市、哈密军也协同出征，进军颇为顺利。在大军逼近喀什噶尔时，该城首领巴拜苏檀出城迎战，阵亡。准军攻占喀什噶尔后随即向叶尔羌挺进，在白山派信徒们的密切配合下，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叶尔羌。伊斯玛业勒汗及其子孙被俘押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叶尔羌汗国长达16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噶尔丹汗征服天山南路后以阿帕克为首的白山派骤然得势，他们不但开始镇压黑山派，而且企图攫取世俗政权。噶尔丹北返草原时，并没有将这一新归并地区的管理权交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而是任命先已归附自己的叶尔羌汗室成员阿卜都里什特为叶尔羌汗，管理天山南路。噶尔丹的统治消除了南疆势力对准噶尔汗国的威胁，但未能有效地解决南疆地区的各种矛盾。权力、教派之争依旧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社会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噶尔丹征服天山南路后，紧接着西征中亚草原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孜别克、诺盖等部族。康熙帝二十二年（1683），噶尔丹重征哈萨克，大破其部，执其二苏勒坦而归，并将他们作为人质留下来，以确保对哈萨克的统治权。同年秋，噶尔丹又出兵征服了安集延的诸布鲁特即柯尔克孜族。康熙二十三年（1684），准噶尔军深入锡尔河中游一带，征服了被称为极西美人国——诺盖。同年，噶尔丹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征伐哈萨克，大破赛里木城。次年，噶尔丹又西征吉尔吉斯和乌孜别克人聚居地安集延，俘虏了许多部落首领。噶尔丹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出征，将哈萨克草原的一部分纳入了自己的统治。

喀尔喀，亦称漠北蒙古，由喀尔喀万户演变而来。在十七世纪初，喀尔喀形成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并被分为左右两翼，土谢图汗部、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汗部为左翼，札萨克图汗部为右翼。喀尔喀内部长期以来内讧不断，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左右翼矛盾不断加剧。内乱中右翼札萨克图汗在无奈之下向噶尔丹和清朝求援，清朝和准噶尔汗国都干涉喀尔喀内讧，双方都不断向喀尔客渗透，使本就严重复杂的喀尔喀内乱，演变成了准清冲突。

康熙帝二十五年（1686），喀尔喀众多封建主在库伦伯勒齐尔地方举行盛大会盟。由于哲布尊丹巴在会盟上表现傲慢，与噶尔亶[dǎn]席勒图“抗礼踞坐，大为非理”，引起噶尔丹的不满和谴责。（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噶尔丹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大约康熙二十六年（1687），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领兵进入札萨克图汗部，突袭札萨克图沙喇，并将其俘获后抛入水中淹死。同时，杀害了右翼贵族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康熙二十七年（1688），土谢图汗之子噶尔亶台吉杀害噶尔丹胞弟多尔济扎卜，与噶尔丹公开宣战。康熙帝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引兵3万，征伐喀尔喀。自杭爱山后掠取右翼卫征哈滩巴图尔、车臣诺颜、伊尔登台吉及左翼昆都伦博硕克图等后，向左翼推进。土谢图汗子噶尔宣台吉率5000人迎战，在忒木尔地方被噶尔丹打败。

策妄阿喇布坦是僧格长子,生于康熙四年(1665),康熙九年（1670）僧格被其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杀害时因尚在幼年,故当噶尔丹夺取准噶尔部领导权后,策妄阿喇布坦与其弟索诺木阿喇布坦、丹津鄂木布一起,俱服属于噶尔丹。噶尔丹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独揽权柄,先是为了夺取策妄阿喇布坦“议婚”之妻阿海（1680年左右），暗中派人对其刺杀。阴谋虽然最后没有得逞,却使策妄阿喇布坦从此成了终生残疾。康熙帝二十七年（1688），又乘策妄阿拉布坦带兵外出征战之机。自从康熙二十七（1688）东进喀尔喀以后，策妄阿喇布坦雄据准噶尔汗国本土，噶尔丹被排挤在科布多省及其以东地区，再不能回故土了。

喀尔喀战争结束后，虽然噶尔丹占领喀尔喀，但其多数部众尤其是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等代表人物南下归顺清朝。这种土地和人民的分离，说明喀尔喀问题远未解决。康熙二十八年（1689），阿喇尼出使准噶尔与噶尔丹谈判喀尔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

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交恶，将其排挤在科布多及其以东地区。因此噶尔丹南下，再次与喀尔喀和清朝进行战争。清朝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还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外交攻势，试图打乱噶尔丹行动计划，削弱其势力。康熙帝二十九（1690），清廷遣使策妄阿喇布坦及其母阿奴哈屯处，赠送御用各色缎二十匹，并要求他们如实地告诉同噶尔丹交恶之由，企图策妄阿喇布坦夹击噶尔丹的同时，清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了俄罗斯帝国对噶尔丹的军事援助。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中旬开始，被噶尔丹追击或抢掠的喀尔喀人纷纷南下汛界。十四日，噶尔丹的先前部队已经来到乌尔会河附近，劫掠乌珠穆沁人马，“往追车臣汗、土谢图汗”。尽管几个月来清廷一直在调兵遣将，但除阿喇尼率领的轻装部队接近乌尔会河以外，其余诸军均未到达布防地点。六月二十一日，阿喇尼没有等待清各路军马的会齐，就用自己的军队向噶尔丹军营发起进攻，乌尔会之战随之爆发。噶尔丹军择高地而扎营，地势优越。阿喇尼所遣700名蒙古兵尚未进攻就争相抢掠准噶尔汗国“子女、牲畜”归队。这样，清军第一次进攻未遂。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给准军以备战时间。准军分两翼形成“弓形阵”，等待清军入内。清军果然再组织军队，连续三次进攻，但准军利用“弓形阵”从三面用鸟铳等火力猛烈迎击，使清军严重伤亡，节节溃退。噶尔丹即令另一批准军从阵地绕出，在败逃之清军左右形成夹攻，使清军又遭重创，彻底失败。乌尔会之战是准清第一次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4万余人，经过半天多时间的决战，准军取得了胜利。

乌尔会之战结束后噶尔丹因没捉到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基本上在以乌珠穆沁为中心的漠南草原或边汛内外移动出没。1690年七月初二日时，噶尔丹还驻在距离旧战地5日之程的厄勒冷地方。“是月十一日在音扎哈河上流，十二同至和尔洪河，十三日沿河而下几百里岳洛岩”。十五日，噶尔丹会见清朝使者并表示“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皇帝君南方，我长北方”。十八日噶尔丹是噶尔丹经乌兰滚到了乌兰布通，距京师仅 700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初一日，乌尔会之战结束后的第40天，准清两军在克什克腾旗乌兰布通地方展开激战。在这次激战中,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清军并未击溃噶尔丹的军队。战斗中噶尔丹军队占据有利地形，处于守势，有峰崖依托，森林掩蔽，河流沼泽障护，易于发扬火力。清军则处于进攻状态，没有自然屏障物和隐蔽条件。目标完全暴露，易遭杀伤，不便发扬火力。所以，清军尽管用火炮轰击噶尔丹的榆林市，都未能有效歼敌。准军则比较清楚地瞄准对方，进行有效的射击，对队形过密的清军造成的杀伤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噶尔丹在八月初一下午的激战中获胜，但他毕竟孤军深入，没有后继，而清军则虽遭重创，但兵力仍很雄厚，并增调之各路军队陆续挺迸乌兰布通之战，即将对准军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噶尔丹选择了迅速脱离战斗，撤至科布多，但在撤退途中因瘟疫的打击，噶尔丹失去了大量人员。噶尔丹撤到科布多后，与清朝的交往仍很活跃，多次主要就喀尔喀问题与清廷进行交涉。如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康熙发布谕令，决定是年清明节前后青草萌发时，举行会盟。按照预定程序，五月初二同，在多伦县举行了盛大的会盟典礼。然而，多伦会盟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喀尔喀问题。

噶尔丹在科布多休养数年后，其军事势力得到恢复，康熙帝三十五年（1696）又开始了东征唼[shà]尔喀。噶尔丹深入喀尔喀后，康熙就重新谋划剿灭噶尔丹。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至五月,清代康熙皇帝亲率三路大军北征朔漠,在昭莫多之战中歼灭了噶尔丹的主力。噶尔丹妻阿奴战死,噶尔丹率数十骑突围出去。噶尔丹残部四处逃散。清军在月光下追击30余里,费扬古便传令收兵。此役,清军歼准噶尔汗国军2000余人,俘降2000人,获牛2万余头、羊4万只以及重妻子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昭莫多之战，完全改变了准清关系的走向。从此，噶尔丹由长期与清朝的对峙走向溃败，陷入困境。清朝则转入全面反攻阶段。此时，噶尔丹手下所集结兵5000余人，但辎重已丧失殆尽。“牛羊甚少，无帐庐者多”。噶尔丹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极为不利,西邻策妄阿拉布坦，雄据准噶尔汗国本土，与噶尔丹积怨甚深。当噶尔丹已被清朝打败，走投无路时，策妄开始趁机复仇。北部的俄罗斯虽然同噶尔丹保持使节往来，但自从策妄发动政变占据准噶尔后，认为噶尔丹已无利用价值而拒绝提供援助；哈密市为通往青藏高原的交通要道，原属准噶尔。曾多次对噶尔丹提供援助，尤其是乌兰布通之战后，给噶尔丹提供粮食，使其渡过了困难时期。然而，清军在哈密附近所有路口早已布防。哈密头目额贝都拉达尔汉白克“擒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来献”。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遣使北京归降。并协助清军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一带设立哨探，准备捉拿噶尔丹噶尔丹从哈密获取粮食的希望全告破灭;噶尔丹也曾试图与青藏她区僧俗上层取得联络，以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青海省是噶尔丹通往西藏自治区的必经之路。在清廷强烈的施压下，青海诸台吉相继顺从清朝。至此，噶尔丹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彻底援封锁或切断，完全路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昭莫多之战中战败的噶尔丹在萨克萨图古里度过了1696年的冬天，直到春暖草青噶尔丹听到清军逼近的消息，慌忙向西北方向行进。这过程中，噶尔丹的亲信和部属逃散迨尽，有投奔清朝的，也有投奔策妄阿拉布坦的，其政权已经有名无实，康熙三十六年（1697）4月4日病逝。

康熙帝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六日,噶尔丹的侄子丹济拉带着噶尔丹遗骸和噶尔丹的女儿钟齐海前往西藏自治区以交给达赖喇嘛。途经德白色克地方时,遭遇策妄阿喇布坦的军队,噶尔丹遗骸及女儿钟齐海被他们劫去。康熙特派内阁侍读学士喇什等敕出使准噶尔汗国,坚决要求策妄阿喇布坦交出噶尔丹遗骸及女儿钟齐海,策妄阿喇布坦交出了噶尔丹的遗骸。康熙三十七年(1698)九月十二日,噶尔丹遗骸送抵北京,被悬挂于城门。不久,将遗骸捣碎后撒在刑场。

建立准噶尔汗国后噶尔丹为完善国家体制，恢复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生汗国趋于巩固。

汗廷是汗国的行政中枢，汗有权任命中央和地方军政要员，有权作出国家重大决策和颁布律令。汗的身边有寨桑若干名，辅佐大汗处理日常事物。一般情况下寨桑出面与他国使节进行交涉，程序为“请以此告汗”，然后以“其汗之言”答复。汗下令或差使时盖自己的印章，当时噶尔丹有三颗印。汗廷之下设有兀鲁思——鄂托克(和硕)——爱玛克——四十户——二十户——十户等组织，任命诺颜、珲台吉、寨桑、爱玛克之长、得木齐、舒楞[léng]额、阿合等大小官员管理。

准噶尔汗国实行军政合一制，建立了“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的军事组织和补充办法。应征参战者须自备物资，一般“殷实实者，各备马十匹，骆驼三头.羊十只;窘乏者，马五匹，骆驼一头，羊五只”。

在司法方面，百姓之间的各种诉讼由扎尔固沁(审判官)审理，重大案件则由大扎尔固沁裁决。’“所有诉讼，如没有钦定法官到场不得进行审判。”对汗国内韵其它民族和宗教阶层还给予了一定的司法自主权，规定:和通(伊斯兰教各民族)之间的诉讼案件由和通人自主审理，大寨要案则由汗国大扎尔固沁审理;严肃处理蒙古族和和通人之间的诉讼案件，经审理后判定谁是谁非。这样，汗国的军政、司法趋于完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封建统治趋于巩固。

噶尔丹还责令所有鄂托克旗之得木齐都要救贫济穷。如得木齐钱资不敷，则应告知其鄂托克中最年长寨桑，由其指配。寨桑对贫穷者一律予以照 应.如寨桑亦无饶足钱资济贫者，应由高级法院告知王公贵族。因无及时有效地济贫而出 现饿死者，主人应负责任。

1678年，噶尔丹颁布敕令规定各鄂托克之长和四十户之长招回逃散到各处的属民，如不为者罚一九并问罪。将招回人员归入 其原属鄂托克、爱玛克；擅离自己的鄂托克流浪他处者罚一九。科鄂托克之长一九；将逃 亡者执送给鄂托克、爱玛克者，可向逃离者的阿合索要一匹马、该阿合所属每户一只羊，以资奖赏。各鄂托克之得木齐严管属民，及时争取税收，不得懈怠，对玩忽职守者治罪。 不及时交纳税收者，罚交应交两倍之税物。

此外还下令铸造货币使用于流通流域，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噶尔丹在掌握准噶尔汗国部的统治权后，采取“近攻计”，即进行扩张兼并时遵循先近后远、先弱后强的方针。第一步对厄鲁特诸部和邻近部族发动了一系列的掠夺兼并战争，建立了准噶尔汗国。第二步开始向天山南路和中亚地区扩张，完成了对整个天山南路和哈萨克族草原的兼并。

噶尔丹征服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后，准噶尔汗廷基本上不干预天山南路的内部管理，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方式，保留叶尔羌的汗号，不委派卫拉特汗，不派驻军队，而是通过“人质制”，对回疆各派别的首领进行严密监视，防止其举兵反抗。一般并不任意杀害人质，还允许数年替换一次。天山南路入口众多，物产丰富，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准噶尔汗国贵族把南疆变成汗国的物资供应地，推行繁重的赋税制度。这一制度与“人质制”形成准噶尔贵族统治南疆的两大基本政策，即所谓“执其酋，收其赋”。规定，南疆地区每年向准噶尔汗国交纳白银10万腾格(值10万两银)，小麦1500察喇克(约合24万斤)和其它财物。他们派出完卜(收税官)到南疆各地征收贡赋。南疆地区除向宗主国交纳定额的赋税以外，还须向拉萨市交纳巨额贡赋。噶尔丹西征中亚也是以征收贡赋为主要目的，征服过程中噶尔丹俘虏了许多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的首领作为人质，以保证对方定期缴纳一定的贡赋。

噶尔丹上台执政的次年，即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噶尔丹向清廷告知他已成为准噶尔汗国执政者，请求允许照常遣使、贸易。清廷承认了他的珲台吉地位，并且满足了他的要求。是年十二月， 噶尔丹正式遣使进京，受到清廷的赏。此后，除康熙十四年没有发现记载以外，一直到 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尔喀战争爆发，噶尔丹每年都向清朝通使或通信，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康熙帝十六年（1677），噶尔丹打败鄂其尔图车臣汗看，遣使献所获弓矢等物。康熙以“若径牧纳，朕心不忍”为由，只收其“常贡之物”，对弓矢等车臣汗故则没有接 受。康熙十七年（1678），阿旺罗桑嘉措给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次年噶尔丹遣使向清廷通报此事，并赠献了镇子甲、鸟铳、马、驼、貂皮等物，希望清政府予以承认。康熙承认了噶尔丹的博硕克图汗称号。

青海问题：康熙十七年（1678）噶尔丹虽然举兵侵青海，但行军11日后即撤归，他的这一举动对清朝西北边境造成了压力。但此时，噶尔丹却派使臣到清镇守甘肃省的将军张勇处，解释他欲侵青海和中途撤军的理由，表达了尽可能避免与清朝发生冲突的愿望，避免了一场战争。

西套蒙古问题：西套蒙古来源复杂，既有准噶尔汗国 部民，又有和硕特部民，且一地驻牧.互不同属，秩序较为混乱。他们为求生存，经常闯入边塞，掳掠乌拉特、茂明安、鄂尔多斯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严重威胁边地安全，成为清朝西北一大边患。康熙帝十五年(1676年)在西套蒙古刚来到清代边境地区时,他们是了为投奔了青海和硕特部及五世达赖喇嘛,与噶尔丹是处于紧张的敌对关系,而清政府则因为忙于平定三藩之乱,也没有收抚他们的意愿。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使准噶尔的清大臣奇塔特等就西套蒙古问题，与噶尔丹进行了谈判，并制定了噶尔丹在三年内收归西套蒙古这一项约定。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准清约定时限已到，准噶尔汗国方面一直没有前来收归西套蒙古，已经解决南方统一问题的清廷也没有进行交涉。因此康熙帝二十一年(1682年)之后,随着清政府开始正式处置西套蒙古事务,西套蒙古被迫在噶尔丹与清政府这两大政权之间徘徊、抉择,并随着这两大政权之间平衡关系的变动而变化不定。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胜利的天平完全导向清朝后,西套蒙古内部才因此出现了分化,和啰理等大多数部众最终彻底降附清朝,而憨顿(憨都)等少数部众则逃往策妄阿拉布坦处。

噶尔丹执政后，长达16年的时间里，致力于天山南北的统一和中亚的征服，不主张同清朝作对，而且积极主动地接近清朝，以取得清廷的承认和支持。康熙帝十一年（1672），噶尔丹第一次遣使与清廷接触，要求清政府承认他准噶尔汗国的执政地位和允许建立互市关系。清廷积极推行了废除贸易限制，鼓励扩大互市的一系列政策。经过双方的努力，准清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呈现出长期、持续、递增的态势。除康熙十四年（1675）没有记载外，每年都一到两次派团到北京访问、贸易。噶尔丹使团、商队东来的时间，多在每年春、秋二季即正月至三月或八月至十月这两个期间，准噶尔使团、商团的人数“常至数百人，或干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

康熙帝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汗国和喀尔喀之间爆发战争后，喀尔喀首领归附清朝，噶尔丹以追寻他们为由南下导致准噶尔和清朝关系的恶化，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清两军在乌尔会发生激战，清军惨败。乌尔会之战后结束不久，仍在附近出没的噶尔丹与清军再次爆发战争，噶尔丹虽获得短暂的胜利，但因后继不足选择撤至科布多，途中因瘟疫的蔓延噶尔丹失去了大量人员。噶尔丹撤到科布多后，与清朝的交往仍很活跃，主要就喀尔喀问题，多次与清廷进行交涉。噶尔丹在科布多休养数年后，其军事势力得到恢复，康熙帝三十四年（1695）他又开始了东征喀尔喀，康熙帝亲自统军，在昭莫多之战中清军歼灭了噶尔丹的主力。

17世纪70年代早期, 在生存空间和属民实物税征收方面, 噶尔丹对俄秉持对抗政策。在吉尔吉斯、布里亚特人等族群归属及实物税征收问题上, 噶尔丹曾不惜大兵压境, 以示其对上述部族统属及其税收权的坚决态度。康熙十一年（1673）, 噶尔丹率部来到距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十天路程的地方, 对俄宣称, 如果吉尔吉斯、布里亚特人等不向其缴纳实物税, “他将攻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噶尔丹与俄国之间虽有上述种种矛盾存在, 但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冲突, 双方始终保持着外交谈判、互派使团和商贸往来等活动。

在17世纪70年代后期, 为了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噶尔丹对俄的态度转向以合作为主。对吉尔吉斯、布里亚特人等族群归属及其实物税征收问题上, 噶尔丹的态度逐渐趋向温和。

1680-1697年间, 噶尔丹为了维护北部边境的稳定和增强对抗清朝的力量, 此阶段噶尔丹与俄罗斯的关系越走越近, 大有“结盟”之势。特别是乌兰布通之战后, 为了摆脱困境与获得俄国的声援, 噶尔丹对俄国更是展开了结盟的“外交攻势”向俄国派遣使者的次数多达19次。但是, 俄国对他的态度较为冷淡，清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俄国甚至禁止噶尔丹遣使到莫斯科。

噶尔丹从他初登西藏佛殿以来就与西藏统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噶尔丹先是暗地里与西藏统治者阿旺罗桑嘉措和第巴勾结兼并了河套平原，后来公开指使噶尔丹占领南疆。在兼并西套、南疆得手后，噶尔丹又于同年夏季两次出兵青海省，也是为了打击拥护清朝统一的图鲁拜呼的后裔，削弱他们(实际上是清朝政府)对西藏的领导权，满足西藏僧俗统治者专制西域，扩张他们的封建割据势力和教权的欲望。总之，噶尔丹与西藏自治区僧俗统治者的关系非常特殊，非常密切。学者张植华认为实际上噶尔丹是五世达赖和第巴桑结的政治代表，噶尔丹能“胁诸卫拉特奉其令”。

噶尔丹生母问题于史料不足,且藏文与托忒文所述各异,现尚不够充分。现有噶尔丹的生母是土尔扈特部优姆阿嘎和和硕特部阿敏达拉两种不同的说法。

噶尔丹究竟何时被认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康熙帝三十年成书的《秦边纪略》中有“嘎尔旦传” ，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噶尔丹的历史事迹，但学者黑龙跟据藏文史料认为，书中记载的噶尔丹13岁被认定为活佛转世这一记载有失实谬误之处。

学者黑龙认为《圣祖仁皇帝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文言文资料所记载的“噶尔丹听到僧哥遇害后才从拉萨市回到准噶尔的记载有误，根据藏文史料噶尔丹早在康熙五年（1666）就返回了准噶尔。

清朝官方编的《康熙实录》,清代著名学者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魏源的《圣武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以及清朝覆亡后编撰的《清史稿》等书,都有关于噶尔丹服毒自杀的记载。黑龙、吕一然等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噶尔丹“饮药自尽”的记载是伪造的,因而是不可靠的,没有史料价值。

而根据现代学者达力扎布的《蒙古史纲要》记载，噶尔丹于康熙帝三十六年闰三月（1697年4月）在阿察阿穆塔台之地饮药自尽，实为病死。

《秦边纪略·噶尔旦传》评价：噶尔丹“有大志，好立奇功”。

《钦征平定朔漠方略》评价：噶尔丹是“心性狡诈”的人。

投附清朝的准噶尔汗国大臣丹巴哈什哈向康熙帝说：“噶尔丹本有才能，且得人心”。

《四卫喇特史》：“博硕克图汗因奸猾诡诈而失败。”

《蒙古族通史》：“在准噶尔地区所有呼图克图和喇嘛中，无论其宗教职位，还是学识及影响，噶尔丹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