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1900年1月5日－1972年5月10日），原名忠汉，又字华汉，后自取字君山，改名衷寒，湖南巴陵县（今属湖南岳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

贺衷寒出生于湖南巴陵的一个小康家庭，民国成立后入新式学堂就读。1916年随兄长来到武昌，入湖南旅鄂中学就读。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次年赴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回国后任记者等职，不久因撰文抨击时弊入狱。出狱后，于1924年春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并以“黄埔三杰”闻名于校内。在校期间曾筹组孙文主义学会，担任黄埔同学会书记长等职。其后赴日俄等国考察，回国后任“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主掌国民政府情报和治安系统。三十年代初与康泽等共建中华复兴社，该社以“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为宗旨，在该社的建立及理论形成中贺衷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故被称为“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曾筹划以武力解决事变，拥护何应钦为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并进行了相关的武装组织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次年又担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主管部队政训工作。1942年，被任命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人力组主任。1945年抗战结束后，负责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复员安排。1947年，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1949年1月辞去职务，去往台湾。此后曾担任台湾“行政院交通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72年5月在台北市病逝，终年72岁。

贺衷寒著有《改组派之检讨》《一得集》《义务劳动五年计划》《后期革命的号角》等书。学者刘敬坤等认为，贺衷寒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国民党的理论建设和政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贺衷寒，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1900年1月5日）出生于湖南巴陵县忠信乡贺耕九村（今岳阳县鹿角镇友爱乡）。乳名愿生，原名忠汉，又字华汉。在年少时曾游览湖南洞庭湖上的君山岛，因为秦始皇在此怒盖“封山印”的故事而对秦始皇产生了仰慕之情，于是为自己取字君山，后来1923年在长沙市办“平民通讯社”时又为自己改名衷寒。其父为地方士绅，对其幼年读书督促十分严格。贺衷寒入塾读完“四书”“五经”后，就开始阅读诸子书以及《资治通鉴》。1912年民国成立后，巴陵县属三区设立了新式学堂“忠信高等小学堂”，贺衷寒也成为新式学堂的第一届学生，并于191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16年，贺衷寒与兄贺醒汉一同来到武昌，获得湘省公费在湖南旅鄂中学就读。在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后，贺衷寒义愤填，在学校里公开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卖国行径。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罗斯取得胜利，俄国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亦随之被废除，这使得贺衷寒对俄国萌生好感，并且开始对俄国革命产生向往之情，为他之后前往俄国考察奠定了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贺衷寒被推为武汉学生会代表，并于1920年冬参加了董必武、包惠僧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后他又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张国焘率领代表团前往苏俄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贺衷寒也得以同行前往参加。大会由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主持并在同年底改为在莫斯科举行。在大会前后，贺衷寒仔细考察了苏联的国家状况，重点关注到了苏俄当时国内的民生凋敝的景象，得出了苏俄的政治更先进，但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结论。于是贺衷寒在莫斯科公开提出中国革命不应效仿苏俄的主张，导致他随后便被张国焘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苏俄回国后，贺衷寒先在武昌的一所中学担任教职。在此期间，他曾参加共存社，但不久就因为与恽代英意见相左便自行退出；退出共存社后他又着手主办了人民通讯社，致力于宣传反对军阀与鼓励革命的言论。在被湖北当局查封后，贺衷寒又到湖南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并负责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沟通工作，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1923年，贺衷寒受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当时督军赵恒惕杀害了领导长沙工人罢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贺衷寒就撰写《黄、庞案之真相》对此事进行揭露和抨击。文章发表后，赵恒惕下令将贺衷寒关入狱三个月。后来，由于两位省议员的保释，贺衷寒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贺衷寒于1924年春前往，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加入国民党。入学后，贺衷寒凭借其杰出的才能，与蒋先云、陈赓两人一起被黄埔的师生们誉为“黄埔三杰”。此外，贺衷寒出色的组织能力，还得到了代理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的认可和重视。同年11月，贺衷寒毕业，留在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后调任党军炮兵第一营党代表，兼第一连党代表；接着又调任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成立后，他又担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

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成立，蒋先云、徐向前、贺衷寒、陈质及教职员金佛庄、胡公冕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贺衷寒任该会秘书。由于贺衷寒对苏俄革命的敌意，在联合会中不时与共产党员发生争执和冲突。同年4月，在戴季陶和王柏龄的支持下，贺衷寒与陈诚、缪斌等人在梅县区建立了中山主义学会，宣扬戴季陶著作中的理论，并公开发表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言论。几个月后出版的贺衷寒等主编《国民革命》周刊也成为广州中山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同年12月29日，中山主义学会更名孙文主义学会，公开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在两派的对立斗争中，贺衷寒总是作为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代表，为它出谋划策，有时甚至依靠自己的口才当众与青年军人联合会辩论。

在“中山舰事件”以后，因为信仰的不同，贺衷寒和同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陈赓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随着两派冲突的加剧升级，蒋介石于1926年4月7日下令解散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另外组织了一个黄埔同学会，以更好地控制黄埔同学。贺衷寒当选为黄埔同学会的干部委员兼秘书长，继续在其中排挤、打压具有共产倾向的人。

1926年5月，贺衷寒前往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和考察。在悉心学习后，贺衷寒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仅在三民主义范围内需通过国家权力即可，反对像残酷的阶级斗争方式。在校期间，贺衷寒曾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邓文仪、萧赞育、康泽、郑介民等人先后发起国民党旅莫斯科支部和孙文主义学会莫斯科分会进行活动。1928年1月，贺衷寒从苏联回国，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第七期学生总队长；同年3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和黄埔同学会书记。

1928年9月，贺衷寒与邓文仪、聂钳弩等人组织“党基社”。由贺衷寒任社长，聂钳弩任主编，出版了以“加强中国国民党理论基础”为宗旨的半月刊《党基》。不久后，聂组弩在《党基》发表了维护蒋介石专断的代表产生办法（圈定和指派）的文章，招致了舆论的猛烈批评，也导致《党基》在出版四期后就停刊了。为此，贺衷寒还撰写了《改组派之检讨》《汪精卫理论的批判》等文章试图将功补过。但为了平息舆论的不满，贺衷寒还是在1929年春被蒋介石派往了日本明治大学，在暂避风头的同时进行对邻国日本军事、政治政策的考察。

1931年1月，贺衷寒奉蒋介石之命从日本回国，来到江西南昌，担任“剿匪”总司令部宣传处长，并兼党政委员会委员。1932年2月，贺衷寒又先后调任鄂、豫、皖三省“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及其后改组的武昌行营政治训练处处长，并在南昌创办《扫荡报》。在“围剿”过程中，贺衷寒在政治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2月，贺衷寒再次兼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1933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厅政治训练处处长；1935年4月，任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兼任军委会政训班主任。在任期间，贺衷寒为国民党内部组建了较为成熟的政工系统。同年，贺衷寒还把国民党中曾留学苏联的两百多个学生组织起来，处理军队的党务，完成政训工作的相关事宜中，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原有的政工系统。此外，贺衷寒还创办了“星子训练所”（军校特训班的前身），把原有的高级政工干部作为主要培养对象，花费约两周的时间训练他们，大大缓解了国民党部队内政工干部紧缺的状况。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不断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党派系间的内斗这两方面因素，使得蒋介石决定建立一个绝对忠诚的特务组织巩固其统治。于是，在1932年3月，贺衷寒联络康泽、滕杰、桂永清、郑介民等人在南京组建了半公开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或“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任社长，贺衷寒等九人被推选为总社干事，贺衷寒、滕杰、梯三人被指定为常务干事。复兴社以“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为宗旨。很快，复兴社在全国的各个重要城市先后建立分社并发展了自己的社员；同时，为了掩护复兴社的活动，蒋介石扩大中央军校毕业调查科为调查处，建立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贺衷寒还把“力行社”作为复兴社的内层组织，复兴社社员经蒋介石批准后方能成为“力行社”社员。在复兴社所设的组织、宣传、训练及特务四个处中，特务处是一个独立机构，由处长负责并且直接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贺衷寒曾任复兴社第三任书记长，在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建立发展以及宣传理论的形成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与邓文仪、康泽、戴笠三人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

在三十年代，贺衷寒参与组建了“中国文化学会”，学会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的最高准则。贺衷寒还撰写《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等文章，发展出“政训工作的重心是统一，统一的重心是主义，主义的重心是领袖”的三“重心”理论，它后来演变为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三个“一个”的口号。这些理论建设工作为此后的国民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贺衷寒还制定了《政工典范》，在其中提出政训工作的基本原则。如其中规定：“军事学校的政训处在学生队中派出指导员，凡指导员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纯（即不信奉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学生，政训处得通过学校予以禁闭，或开除出校，或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这部规定使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进一步系统化与规范化。贺衷寒还推动在国立大学和高中实行军训制度。在每周两学时的军训课期间，学生们除了接受军事教学与训练，还要接受思想言论与行动上的监视和管制。此外，随着国家形势的日益严峻，贺衷寒还推动形成了这样一条命令：全国公、私立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需要集中到附近的省城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军训，并且全部都要加入复兴社。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贺衷寒与复兴社第四任书记长邓文仪紧急召集复兴社员开会，在会议后通过了“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决议。他们掌控了部署在南京的军队，并拥护何应钦为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准备武力征讨西安市。贺衷寒向何应钦要求了三个师的兵力，并提出由自己负责组建和管理；同时，他还发动一百七十余名青年将领以通电的形式讨伐原在西安的张学良。此外贺衷寒与邓文仪还收编失业的军校毕业生，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讨逆赴难团”，提出“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的口号。同在南京的宋美龄了解武力讨伐的内情，直截了当地对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说：“这是一个阴谋。”但贺衷寒并不理睬，仍然继续他们的武装组织活动。不久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平安回归，贺衷寒等人在事变期间的所有行动也被蒋介石所知。他认为贺衷寒的这些活动居心叵测，在杭州市当面怒斥贺衷寒背叛自己而另投他人，并立即撤去了贺衷寒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因此在“西安事变”之后，贺衷寒就被蒋介石冷落起来。作为补救，贺衷寒于1937年初出版《一得集》，在书中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观念，以向蒋介石表达他的忠诚不二。

1937年3月，国民党派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三人前往西安市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开展谈判。周恩来在3月8日提出提案十五条，贺衷寒提出对提案进行修改：改“承认”为“服从”，改“陕甘宁行政区”为“陕甘宁地方行政区”，改“服从统一指挥”为“服从一切命令”；取消提案中的“民选制度”，裁减中国工农红军定员为每师一万人，共三万人。这些修改令中共中央方面很不满意。最终，贺衷寒的修改案被作废。

1937年6月，蒋介石派贺衷寒赴欧美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将他排除在国内政坛外。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电召贺衷寒，要求他回国。回来后，贺衷寒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军委会对内改组为大本营，贺衷寒任第六部第一组组长，主管军队政训工作。1938年1月，军委会再次改组，贺衷寒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主管部队政训工作。但是，在连续担任了一年多的重要职位后，贺衷寒又被蒋介石闲置起来，仅在三青团内担任“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1938年10月，贺衷寒决定辞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回到重庆市的家中，脱离政务，在闲暇中读书习字。

1939年夏，贺衷寒再次被起用。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陕西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在此期间，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毛泽东陪同贺衷寒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在窑洞中和他长谈抗日大计，临别时他还赠送贺衷寒一本亲笔签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作为纪念。此后不久，由于贺衷寒不愿与共产党进行更多的协调合作，他最终选择离开政坛，辞去自己的所有职务，回到重庆市郊外的家中，闲居度日。

1942年2月，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贺衷寒再次被蒋介石起用。他被任命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人力组主任，9月改署社会部劳动局局长，1943年2月当选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并任人事甄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由于抗战期间国家艰苦的状况，贺衷寒在劳动局只能“无为而治”。1945年5月贺衷寒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同年8月，日本投降后，贺衷寒被派为“还都接收委员会”委员。在战后的各项恢复工作中，他主要负责对抗战时数十万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复员安排。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贺衷寒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积极发挥自己的力量，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和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成效并不理想。此外，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面对全国“萧条”和“疮满目”的状况，贺衷寒还曾尝试过推广国民义务劳动制度，以进一步恢复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他划定苏、浙、皖等省为试验区，并组织两千余名退役军官，成立了劳动干部训练班，拟通过训练后，将他们派往各地推广国民义务劳动制度。但随着1946年解放战争的爆发，他的这个国民义务劳动计划也被迫终止。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官员，站在蒋介石的一方参加了内战。在1947年，贺衷寒又担任了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同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战争形式发生扭转，于是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前往西北，与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接洽，试图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形成联盟，共同作战。同年7月，贺衷寒再任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主任。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蒋介石力图凭借其黄埔亲信进行垂死挣扎，固守西北。贺衷寒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来到兰州市，借献旗慰劳之名义，试图在残余部队中重新恢复黄埔同学会，并组织黄埔同学会非常委员会，但最终无法逆转残局。1949年1月，贺衷寒辞去社会部政务次长职，离开大陆，随其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去往台湾。

贺衷寒迁居台湾后，于1950年3月任台湾“交通部长”。在任期间，为了台湾交通事业的有序发展，他制定了一整套发展相关的计划，为台湾交通事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并为日后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了重要铺垫。此外，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的发展，重建复兴航业公司，为战争、军事等作准备。除了发展“国营”及辅导民用航运外，他还成立了打捞公司，以便民生。

1954年5月，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职位，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闲职；1962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9年3月当选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在调任闲职后，贺衷寒依然为“国家”的前途和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忧虑。当家里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他常常与他们讨论“中国的病根”，尤其为台湾政治的现状操心，对上层钻门路、找关系的官场弊病深恶痛绝。

由于他在“西安事变”时的作为以及来到台湾后对政治腐败的负面评价，贺衷寒一直都为国民党的党内人士所猜忌。即使在他逐渐离开要职、淡出政坛后，在台湾上层人物中，“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依然盛行，并且也为贺衷寒本人所知。曾有人劝他向蒋介石自证清白，但贺衷寒在听到后久久不发一言，最后只是说：“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贺某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言辞间充满了忧郁伤感之情。

1971年，年届七十的贺衷寒辞去了自己的所有职务，仅为自己保留一个“国策顾问”的空头衔，不再参与政务。1972年5月10日，贺衷寒在台北市因骨癌病逝，终年72岁。蒋介石为贺衷寒颁发了一块匾额，上书“志业遗徽”；严家淦也颁赠匾额，上书“怆怀茂迹”；送挽联：“谈兵早识英才，昔建戎功，今为邦辅。闻计来营丧奠，感怀世难，悼失勋耆。”另有故乡湖南省乡亲树立了两个石碑，上书“黄埔英豪，长眠宝岛；洞庭湖风雨，永吊君山”。

贺衷寒就读黄埔军校时，成绩优秀，作战身先士卒，在学生间威望很高，因此与陈赓、蒋先云一起被誉为“黄埔三杰”。在黄埔系军官中也流传着“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一说。

贺衷寒曾任复兴社第三任书记长，在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建立发展以及宣传理论的形成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与邓文仪、、戴笠三人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

学者王晓光等认为，贺衷寒在当时的黄埔系军官心中是黄埔系和复兴社的理论家和指导者。

1924年春举行的黄埔区一期学员入学考试中，贺衷寒不仅笔试成绩优异，在口试中更是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深受蒋介石的赏识，在黄埔学生中有着“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敌不过陈赓的腿”这样的说法。

1942年，贺衷寒兼任《扫荡报》（后又改称《和平日报》）社社长。该社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一个抗日“反共”的宣传机构。当时的人们用一幅对联来评价他的工作：“劳而无力，动辄得咎”，横额是“如何了局”。他在听闻后只是苦笑道：“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3年6月14日，在将军为周恩来和与黄埔军校有关系的教官等所设的宴席中，酒量过人的周恩来和贺衷寒在醉酒后依然进行了论辩。据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席间，君山与周恩来均因酒醉，言词态度各不示弱。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日记中提及的因酒醉而与周恩来“言词态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就是贺衷寒。

1973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来华参加建国庆祝活动时，向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问道：“我曾在台湾见到过一个黄埔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周恩来回答道：“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时，他忧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