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是近代人柯劭忞所撰的纪传体史书，成书于1920年。柯忞以《元史》为底本，斟酌损益，重加编撰，前后用了三十年时间才完成。次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于世。这样，原来中央政府承认的官修隶书“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再加上《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全书共257卷，包括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新元史》纠正了《元史》中的一些缺失，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是一人，完者都与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是一人，《元史》中都列有两传，《新元史》则改正了这个错误。《新元史》中增补了许多列传，像元末革命中的领袖人物如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新元史》皆一一列传。近人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其书（指《新元史》）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历史学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然而，《新元史》也存在一些不足，最明显的缺点是没有《艺文志》，而且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以致后人研究元史时，用它的史料深感不便。《新元史》循旧史观念，一味求简，删掉部分历史材料，采纳《元史》等前任成果之时仍继承了其中的错误，还盲目迷信准确度不高的史料（如《蒙古源流》）和野史，导致以讹传讹。另外，柯劭忞在个别的时间断点上有问题，比如书中帖木儿推翻察合台汗国的时间就值得讨论。

由于明代的《元史》编工作过于草率，错误百出，后代学者皆呼吁重修元史。柯劭忞以《元史》为底本，利用明清有关元史的研究，例如参考《元经世大典》残本《元典章》，又吸收了西方有关元史的研究成果，例如法国的《多桑蒙古史》、波斯人拉施特《蒙古全史》等书，参考《四库全书》未收录之秘籍及元碑拓本等，以三十年之功，重修新史。

柯劭忞利用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研究的新成果。又吸收了西方有关元史的资料和书籍，如法国人多桑著的《蒙古史》等书，对元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前后用了三十年时间，于1920年编撰成《新元史》。《新元史》成书以后，日本东京大学因此书授予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柯绍忞除《新元史》外，还著有《新元史考证》（北京大学铅印版本）。据说《清史稿》中的《天文志》《时历志》《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等，都是由他来主纂的。此外他还著有《盖喀图传补注》一册，《译史补》六卷（由北京大学出版），以及《蓼园诗钞》五卷（由中华书局出版）。而尚未出版的有《十三经附札记》《春秋谷梁传注》《尔雅注》《后汉书注》《文献通考校注》《蓼园文集》等。

中国当年在日本的留学生极多，而得到博士学位的极少。何况柯劭忞又没有在日本留过学，只是清代的翰林，曾到日本考察过学政。以这样的资格获得日本博士学位的，在近代史中，只有柯劭忞一人，其原因就是因为一部《新元史》。当年日本东京大学有“博士论文审查会”。根据不同的论文，聘请不同的专家来审查。审查《新元史》的是当年东京帝大极负盛名的历史学权威箭内亘博士，时任教授。工作极为仔细认真。有一天他的学生仓石武四郎教授去看他，见满屋中摊的都是书，其师正在紧张查对资料。对他说：这部著作的价值可在博士之上；也可在博士之下，要把原书与旧“元史”不同之处，一一加以比较，查对核实评价之后才知道，所以这些工作是颇麻烦的（大意如此）。可以想见当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审查《新元史》时态度之严谨。不过后来毕竟是通过了审查，获得了学位。其后日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因柯劭忞为东京帝大文学博士，名重一时，因而聘之充任委员长。

《新元史》以《元史》为底本，斟酌损益，重加编撰。这是近代篇幅巨大的一部断代史。全书二百五十七卷，包括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新元史》的体例基本沿袭旧史，但也有一些改动。如本纪前增加一篇《序纪》，记述成吉思汗以前的史事，这同《金史》的本纪之前增加一篇《世纪》相仿。又如，在本纪的最后增加了元顺帝的儿子《昭宗纪》。 《新元史》的内容比《元史》充实，它补充了孛儿只斤·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史事。柯劭忞修《新元史》时，利用了《蒙古秘史》和《元史译文证补》。《元朝秘史》的底本叫作“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忙豁仑是蒙古，纽察是秘密，脱必赤颜是总籍，合起来是《蒙古秘史》。原书是畏兀儿文，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时，由察罕译成蒙古文，藏在宫里，不让外人看。朱元璋时，译成文言文，名之曰《元朝秘史》，清人钱大昕从《永乐大典》里把这部书的内容辑出来，这是我国保存的蒙古初期历史的唯一史料。《元史译文证补》是清代人洪钧根据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和伊利汗国的《黄金史》编写的。这样一来，柯劭忞就有可能在《新元史》中补充《元史》对世祖以前事迹的疏略。《新元史》还补充了北元时期的一部分历史，载述的截止时间延长到李晔宣光八年（1378年）。

《新元史》中增补了许多列传，像元朝初年不肯降元的一些英雄志士，尤其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领袖人物，如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新元史》都为他们一一列传，详述他们的事迹。对宋元之交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夏贵，也增立了传。夏贵是南宋大将，他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元军，牵动宋军全线溃败。入元以后，他靠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参知政事等高官，但时间很短，仅三年就死了。《宋史》以他是降元的官，没给他列传；《元史》以他在元朝没有事迹，也没为他立传。《新元史》考虑他在宋元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增补了《夏贵传》。这个传的增补，对向后世人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也很有意义。此外，《新元史》对成吉思汗至孛儿只斤·蒙哥时期蒙古经营西域的内容、四大汗国盛衰兴亡的情况等，记载得也比《元史》详细。

《新元史》还纠正了《元史》的错误。《元史》中一人两传的不少，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与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是一个人，《元史》中都列有两传，《新元史》则纠正了这个错误。《元史》的列传编排不合理，如元末人泰不华等人的列传之后，又接上元初耶律楚材等人的列传，《新元史》按照时代先后，做了合理的调整。

总之，《新元史》集明、清学者研究元史之大成，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功不可没。此书最后至1920年完成，时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明令将其列为官修正史之一，于1922年正式印刷面世。中外学术界对《新元史》也作了很高评价，认为此书集500多年各家研究之大成，补充了许多新内容，纠正了不少错误，“学识搏，精力绝伦”。此书为柯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如日本东京大学为此赠他文学博士学位。近人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其书（指《新元史》）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历史学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这话不免有些溢美。不过《新元史》的确是研究元代历史的一部重要的、有价值的参考书。

当然，《新元史》也存在一些不足。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编写《艺文志》，而且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以致后人研究元史时，使用它的史料深感不便。柯劭忞修的《新元史》仍脱不出历代旧史的重修办法，叠床架屋，卷浩繁；加之书首没有《叙例》，让人看不出他著书的义例。

柯劭忞（1848—1933）是清末民初的史学家，字凤、凤笙，号蓼园，山东省胶州市大同村人。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柯劭忞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柯横对历史学、文学、音韵、文字等传统学问多有见解，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有所成就。其母李长霞在国学、诗作方面不让须眉。

柯劭忞自幼受家庭影响，勤奋好学，有一股痴迷精神。他读书时精力集中，心不旁骛，一次他读书时靠近炉火，袖子被点燃而毫不觉察，当父亲发现书房传出烟味，才得知是全神贯注于书本的儿子所为。为此父亲常以“书呆”称之，不无喜爱地劝导他。

柯劭忞16岁入县学为生员，后应召入济南尚志书院读书，中途辍学。清同治九年（1870年）19岁时中乡试举人。之后，他广交各省学吏，曾先后应聘于晋、粤、辽东等地书院担任主讲。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试中进士，遂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不久任编修，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为其岳丈吴汝纶订正了《尚书故》4册。

1901年，柯劭忞出任湖南省学政，任期4年。回京后，曾先后担任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司和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等职。1906年，受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出任贵州省提学使。两年后调回京城，在学部先后任丞参、度署右参议、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成立资政院，任议员。翌年10月，受资政院委派，出任山东省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不久被调回京城任典礼院学士，赐紫禁城骑马，伴爱新觉罗·溥仪溥仪读书。

民国初年，为废帝溥仪侍讲，以前清遗老自居；北洋政府请他主持一些学术机构，他除接受主持纂修《清史稿》的职务外，其他都不肯承担。他一生用了较多的时间研究元史，成就以此为最大。在学术上，柯劭忞有了施展才智的机会。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袁世凯开设清史馆，循例组织学者编修前朝历史。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等为总纂。1928年赵尔辞世，柯劭忞代理清史馆馆长职务，同时兼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参与编修《清史稿》十四年，负责总阅全稿，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