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顶立（1908—1980），中国台湾云林县人，早年就读于鼓浪屿英华书院，后赴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明治大学。抗战爆发后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一段“潜伏”的惊险生涯。他成立俱乐部，吸引各界爱国人士，逐步渗透到厦门市日伪政权的各个部门。他领导的潜伏组将高质量的日军情报传递给重庆“国民政府”，极大削减了日本特务机关对东南沿海及内陆的渗透和破坏。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政府保密局”台湾站站长。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组织“特别行动队”，协助“国民政府”清乡、逮捕中国台湾籍菁英。1980年因病在中国台湾逝世。

林顶立与黄朝琴、连震东、黄国书等人都是“半山”派的政治人物。

林顶立（1908—1980），中国台湾云林县人，东方谍报史上一个如同变色龙一样的神秘的人物。林一平、林介之助、林顶立、“十一龙头”、“金门半山”，都是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化名或者代号。提到林一平这个名字，大家都比较陌生。那么，林顶立呢？恐怕还比较陌生。

今天台湾的新闻系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联合报》，而联合报的第一个老板，就是这位林顶立。如果和某些台湾人比如陈水扁提到林顶立，那是绝对不会陌生的。他虽然后来做到台湾省议会副议长，《全民日报》、《联合报》的老板，在台湾，林的形象始终阴森可怖，带着一道暗色的血腥。

“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这是一个当年令台湾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并且和“二二八凶魔”联在一起。在二·二八事件中，真正直接负责镇压的，不是大陆来的军警部队，正是这个林顶立率领的“行动队”和军警“义勇总队”。林顶立的手下是对二二八参与者的直接行刑部队，被称作手段残忍，杀人如麻。民进党也承认，镇压二二八事变，中国国民党将台湾“蜂起领导人”二百多名一网打尽，“并非全是外省人的主意……外省人对台湾各地各界的领导者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是从重庆市回来的半山干的，他们是刘启光、林顶立、游弥坚、连震东（连战之父）、黄朝琴等人”。今天，在煽动“台独”的文章中，台湾的媒体还在煽情地宣传几百名几百名被解除了武装的台湾造反者怎样被林顶立的行动队集体处决，虽然证据并不确凿。二·二八事件，大陆至今仍然未改其性质的认定，认为是一场“反对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的人民起义”，所以林顶立这个最得力的镇压执行者，当然是“刽子手”；在“台独”分子眼里，这林顶立，不但是个魔王，而且是台湾人的“叛徒”。所以，海峡两岸，这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其生平如隐雾中，也是正常的。

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据时期的“亲日”头目和从南洋归来的“中国台湾籍日军”，其“台独”和“亲日”性质，现在已经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起义”，而且成了“台独”分子的一块招牌。兄弟以为，林顶立这名字虽然现在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听，将来或许还有改换形象的一天呢。

林顶立真正的传奇，是他在抗战中的经历。他公开身份是日本在台湾警视厅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拥有日本国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中国在日本特高课中最出色、最隐蔽的双面特工。这是一个黄皮肤的左尔格。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台湾人在日据时期感恩戴德，也许李登辉先生的老爹是这样的，那位可以放鞭炮送他妈妈去做日军慰安妇的许立委是这样的，而台湾人中心怀故国的血性男儿也并非少数。1912年，同盟会员罗福星发动众友会起义，1930年，雾社起义，1937年，抗战开始第一年，就有李友邦将军为首的五万名台湾人内渡投入全面抗战。这位表面上换了日本名字林介之助，讲的一口流利日语的林顶立，就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台湾人。因为他精明干练，从少年时期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的组织看中吸收，不久转入警视厅。林以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华人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但是林实际上对做汉奸深恶痛绝，曾经设计潜入大陆，投报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政局动荡，英雄无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湾，暂时栖身。这期间，林结识台湾江湖豪杰林仔滚、福建省黑道大豪罗又章等，组成了闽台地区著名的黑道组织——“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称“十一龙头”。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林顶立这样在中国黑白两道通吃的优秀人才，更得到进一步的重用。日军派遣林前往刚刚攻占的厦门市，担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务泽重信的副手，作为日军切实掌握福建沿海地带的一着重要棋子。林遂借此机会，取得林仔滚的介绍，先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拜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得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地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市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诒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么？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大厦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界首市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市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的方法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地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就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国军队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的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市、金门县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省、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稳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市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效率却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一平，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市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1939年9月，厦门市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日本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一平，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市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并电陈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

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黑道老大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仔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甩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泽重信应声倒地，当场毙命。林谷大惊失色，抱头鼠窜。汪乘乱闪入待人巷，辗转经海岸路潜回藏身处所，伏匿于惠安县同乡、印度尼西亚华侨苏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险潜至鼓浪屿海滩，泅水至对面嵩屿登岸，受到当地群众集会热烈欢迎。

事后，日军进行调查之际，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

汪鲲，字宗海，惠安人，原少尉，1940年加入军统，专门从事除奸活动，抗战胜利后，移居台湾阳明山。据他的《汪宗海人生八十年》，抗战中军统除奸，因日伪防范严密，往往与敌同归于尽，而兰子春之刺山本荣治、汪鲲刺泽重信后全身而退，则被认为是经典的成功案例。

林顶立从此更无顾忌，抗战胜利后积功升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

“台湾光复”后，任“保密局”台湾站站长，兼任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别动队司令，研究室主任。二·二八事件后，离开情治系统，转入新闻界，以民间人士创办《全民日报》，并任社长。1951年出任《全民日报》、《民族日报》、《经济日报》联合版管理处主任委员，1953年三报联合版改组为《联合报》，任发行人。次年任第二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1955年转入实业界，任民营农林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因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被判有期徒期八年六个月。1959年因病保释出狱。1961年出任国泰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后又任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塑料、信托董事。1970年创办顶芳公司、顶兴企业公司。1980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