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青，台湾云林县人，出生于福建厦门，家境殷实。

早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获学士。1935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在杭州警校接受特务工作训练，被分配到军统上海区工作。1939年刘戈青率人暗杀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令日伪当局震惊。不久，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叛变投敌，刘戈青本想劝王天木迷途知返，不料却被出卖，与女友陆谛一同被抓进汪伪76号特工总部。76号头子李士群欲以高官厚禄收买，刘戈青不为所动。而后，刘戈青趁看守不备，与女友陆谛一同逃出76号，返回重庆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亲自为其接风。

军统内部有人写诗称赞刘戈青：居然匕首戮神奸，易水重歌壮士还。载得西施仍许国，肯随范蠡五湖间。

刘戈青，台湾云林县人，生于福建厦门，其家道殷富。父亲刘建寅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攻打漳州市。中华民国成立后，刘建寅做了第七混成旅旅长。1935年，刘戈青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约了八个同学成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准备在福建省开发矿业，结果在杨虎家，刘戈青被戴笠相中，连同他的八个同学都一同参加了戴笠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杭州警校接受特务工作训练，被分配到军统上海区工作。先后在站长王新衡、梁干乔和周伟龙手下工作。一直担任行动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刘戈青担任少校队长在大场附近负责战场侦察和防范汉奸活动。期间，戴笠在上海策划了一场和日本老牌特工楠本实隆的特工暗战，刘戈青是参加战斗的人员之一。

1939年2月初，刘戈青与朱山猿、平福昌、谭宝义等人决定暗杀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大汉奸陈，以示惩戒。

陈箓，字任先，号止室，闽侯县人。1891年进入法国人开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后赴巴黎大学留学，因翻译《法国民法》成名。归国后步步高升，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代总长等。

陈箓曾经主持巴黎和会以及中国海军进驻黑龙江省问题上的对日交涉，态度妥协退让，被称为“洋奴态度”。1937年抗战爆发时，年已六旬的陈箓赋闲在家，但在上海、南京沦陷后，陈箓静极思动，与汉奸梁鸿志、温宗尧等人筹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梁鸿志在南京正式成立伪维新政府，陈箓出任伪外交部长，甘心充当日本以华制华的汉奸傀儡。他凭借任职时的关系，斡旋于伪维新政府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南北两个汉奸政权合流，以扩大伪政权的力量，极力破坏抗战，因此，陈箓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心腹大患，被蒋介石列为重要的刺杀目标。军统局上海站行动组特工刘戈青等人商议决定，制裁汉奸陈箓，以鼓舞抗战士气。

陈箓上海市的家在愚园路668弄25号，紧靠镇宁路口，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最大的好处是安全，小楼东北紧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备地区，南边是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区，靠近沪西警察署，陈箓还在家门口设置警卫岗亭，常年派两名保镖值守。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除夕，上午陈箓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家中，告诉提前回沪为父亲打前站的儿子、担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的陈友涛(张学良的妹婿)，说自己将于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要儿子安排接站。

当日下午3时，陈箓乘坐的火车准时到达上海站。陈友涛带一群保镖在月台上接到父亲，簇拥着钻进两辆小轿车，快速开向设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的维新政府外交部大楼，仅停留10分钟即离开，开回愚园路陈公馆。为防刺客，这一行人都穿戴同样的驼毛大衣和毡帽，从外表上很难分辨。陈箓安全回家后，松了一口气，放鞭炮，吃年饭，自有一番热闹快活。

下午4点，刘戈青就得到陈箓已经回家的确切消息，立刻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工徐国琦等人，翌日(大年初一)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刘戈青最后通知隐居在法租界一家旅馆的刺杀小组成员平福昌，次日早上9点到沧州饭店一楼大堂见面。

2月19日大年初一，上午平福昌准时到达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刘戈青已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刘递给平一张字条，安排后者去喇格纳路（今崇德路）一个姓刘的家里(实际是军统骨干林之江的家)去取武器。刘戈青嘱咐24岁的平福昌：“拿到武器，赶快回这里！”

平福昌刚走，刘海山如约走进沧州饭店。刘海山并非军统成员，而是刘戈青的朋友，刘戈青对他以大哥相称。刘海山是东北人，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长，非常痛恨日本侵略军，支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杀汉奸的行动；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干过，巡捕房里有朋友，租界里消息灵通；与陈箓家的东北地区籍保镖也很熟。开始刘戈青只是向他了解一些情况，通过他搞到了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后来又吸收他参加此次行动。刘戈青约他早点来饭店，是想再次核对一些情况。刘戈青问：“海山大哥，陈箓家里的情况，不会有变吧？”刘海山说：“昨天，陈箓下午回家，过年祭祖，晚七点吃年饭，忙得很。”两人小声交谈，刘戈青再次仔细询问陈箓家的地形、房间等情形。计划先解决门卫，进大门；然后进厨房；从厨房通客厅的门进客厅。时间以傍晚六、七点钟为宜，此时为晚饭之前，仆役们准备晚餐，进进出出，便于活动。

下午4时，徐国琦、谭宝义两人如约来到沧州饭店。看到刘戈青等6人已经到达，8人围在一个小桌子旁边坐定后，刘戈青分发武器，交代此次行动的任务：去杀一个姓陈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高官。行动时，刘海山、徐志浩两人在院外放风、观察；平福昌、朱山猿两人在院内房外接应、掩护；徐国琦、尤品山、谭宝义跟刘戈青共四人进客厅行动。然后，8人分作几批，三三两两离开沧州饭店，约定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集合。下午6时，8个人如约会合了。分开来在愚园路上走一趟，发现尽管天色已暗，凄风冷雨，路灯下行人倒还不少。不远处陈箓家大门口更是热闹，人们进进出出，看起来是些拜年的人。刘戈青招呼大家进一家酒吧坐坐。

晚7点，雨下得更大了。刘戈青站起来，穿上雨衣。七个人跟在身后，鱼贯走进愚园路688弄，分两边向25号大门扑过去。

此时陈公馆的大门口，只有一个名叫宋海林的保镖带枪值班。他见两边来人面向不善，心慌意乱。刘海山一把夺过警卫的枪，和徐志浩一起站在门口，扮成警卫。平福昌、朱山猿用布将警卫的口堵上，拖进庭院，一边观察，一边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谭宝义、尤品山进入厨房。

厨房里几个男女正在忙活，突然看见几个身穿雨衣、手握短枪的人闯进来，目瞪口呆。刘戈青示意谭宝义、尤品山留下，两人一个挥枪示意众男女靠边让路，不准出声，一个举枪对准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从厨房冲进客厅。

此时，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放在大桌上。陈箓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徐国琦拔枪照陈箓脸上就打。刘戈青又补了几枪，陈箓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事后陈箓被送往医院，未上手术台就气绝毙命)。刘戈青对伏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随即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陈箓身上。上书：“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中原地区！”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

陈箓儿子陈友涛在楼上，闻讯出来，和保镖一起向楼下射击。刘戈青一边还击，一边和徐国琦，连同陈家两个做“卧底”的保镖何鹏、赵玉定一起火速撤退(事后被报纸报导为刺客裹胁保镖一起逃跑)。陈友涛等不知刺客有多少人，没敢追出。平福昌等释放了门卫，大家分头离开，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等工部局警务处接到陈家报案电话赶到时，连刺客的人影都没有见到一个。1939年2月20日，上海市各报竞相刊载特大新闻：“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

陈箓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特务机构，来保证大汉奸的安全，消灭上海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工。结果便是汉奸特务组织的产生，该机构以所在地万航渡路“76号”而闻名，创始人是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

1939年夏末，76号头子李士群向军统上海站发起决定性的攻击。首要目标便是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李士群的手下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租界的商业街多伦路绑架了王天木，将他押到极司菲尔路76号，关了三个星期才释放，关押期间，王天木受到相当的礼遇。

然而，不久王天木就差点在军统同僚的子弹下丧命。他侥幸逃脱，愤愤不已，怀疑是“老板”戴笠下令除掉自己的。另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人员给王天木看了所谓戴笠从重庆市发来的下令处死王天木的电报，这更加深了王天木的疑心。他勃然大怒，大骂戴笠无仁无义，声称从此脱离军统。

早在1938年3月，戴笠一察觉到李士群开始与自己作对，便孜孜不倦地提醒特工不可背信弃义。同时，他对部下的举动严加监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惟恐部下临阵动摇，叛变倒戈。王天木安然无恙地从被重庆称为“阎王殿”的76号归来，这自然会影响到军统内部对他信任，人们对他的忠诚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正中李士群的下怀，正是他精心策划的这个局面。李士群阴谋引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要员倒戈之时，戴笠也开始加紧严惩汉奸。两个特务帮派之间的争斗在上海激化成一场全面的城市战。

1939年秋，李士群声称端掉了军统上海站。而军统方面也声称干掉了十多个傀儡特务机构中的要人。李士群的部下就将目标对准那些忠于蒋介石的社会名流和抗日积极分子。上海市亲重庆市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这些人被迫闭门关窗转入地下，以避免恐怖分子的攻击。与重庆有关联的银行收到了邮包炸弹和手榴弹。

虽然军统特工在上海街头英勇抗战，打击了汉奸分子，但是军统在敌后各大城市的情报点却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失。军统上海站的叛徒把该地区特工名录、地址和组织联络图都交给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特务一起紧急搜捕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3个办公点和藏身处。更有甚者，上海市的军统叛徒陈明楚曾负责军统南京站的人事安排，他向日本提供的情报极为精确，涉及面也很广。1939年8月12日，军统安庆站站长蔡胜楚在南京被捕，遭到严刑拷打。8月19日，军统南京站的办公点和藏身处遭到袭击。南京站副站长谭闻知答应与敌人配合。9月11日，军统在南京的秘密电台落到敌人手中。

王天木在北京和天津市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7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41岁的天津站负责人陈资一。曾、陈两人马上就被枪杀了。

王天木在上海的叛变促使青岛站的军统头目赵刚义起而效尤。赵曾在办理军统局务时在上海市与王有过合作。11月15日，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市大肆搜捕。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交出了特工名单、地址和电台。1939年11月24日，军统在北平市的办公处和电台陷入敌手，副区长周世光被捕，随即遭到枪杀。

从北平地区办公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那里索取的情报使日本宪兵对张家口市、察哈尔省、绥远省、丹东市、内蒙等地进行了系统的搜捕，中国国民党情报员、积极分子、游击队长纷纷落网，电台被毁。王天木和戴笠之间的猜疑导致了王天木的叛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此引起的雪球效应几乎使军统在敌后的情报体系毁灭尽。

王天木一个曾经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和华北区长，掌握着许多特工的情况，这一投敌，整个军统上海区的潜伏人员都将暴露，上海区军统的地下工作将陷于瘫痪，且有被毁灭的可能。况且还危及整个华北地区.。

考虑到王天木投敌的后果严重。戴笠命令刘戈青立刻到重庆市。刘戈青认为这中间必有误会，而自己和王天木交情不浅，主动请命去上海市劝说王天木。若能说服王天木将计就计，利用投敌后的身份设法接近汪精卫，趁机将其暗杀。戴笠觉得刘戈青的话有道理。前不久，河内暗杀汪精卫未成，现在汪精卫在各地活动，积极筹建汉奸政府。如果能利用打入内部的人将其暗杀，那再好不过了。王天木若能回心转意，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戴笠答应了刘戈青的请求，给王天木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其好言相劝，希望他能够戴罪立功，自己念在多年情谊上，对他的投敌行为可既往不咎。信中说道：

余遇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要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戴笠希望王天木能回信转意，配合刘戈青完成刺汪的任务。

刘戈青回到上海市，见到王天木，反复重申他和戴笠之间存有误会，戴笠确实没有暗杀他的意思。王天木最后对刘戈青说，他同意给戴笠回个信，以证明刘戈青已完成为他送信的任务。

王天木丝毫不为戴笠的言辞所动。他坚信是戴笠确实曾向赵理君下达了暗杀令。他在陈明楚那里看到过那封电令。

看来王天木是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由于电报牵扯到赵理君，想查清楚就很难了。刘戈青见扯来扯去也扯不清电报的事，于是转变话题，劝道：

戴先生说，你打进敌伪组织正合乎他的计划，所以派我回来，让你协助我寻机暗杀汪精卫，阻止汪伪政府成立。对你投敌之事，戴先生绝对不会追究。

王天木表示自己投敌完全是赵理君所逼，实在是没有办法，寻条活路而已。刘戈青老弟既然回来了，一切可以慢慢商量着来。

那时，汪精卫的住址是愚园路1136弄。由于日本宪兵的便衣和76号特务警卫森严，加上此处由公共租界意大利的警备队维持治安。由于意大利与日本只见狼狈为奸的特殊关系，策划对愚园路1136弄进行袭击而达到刺杀汪精卫，难度很大。加上汪精卫不断到日本或华北及南京活动，如果不知汪精卫的活动日程，即使实施袭击，也会扑空。刘戈青希望王天木能配合的是弄出汪精卫的活动日程及行动路线，便于找破绽，以提供下手机会。

过了一段时间，刘戈青见王天木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于是催促王天木，汪精卫的伪政府看来是成立在即，得早点下手才行。王天木把责任推到一同投敌的陈明楚身上，说他是特务处长，行动需要他答应才行。刘戈青于是要求面见陈明楚，王天木推脱不过，于是安排刘戈青和陈明楚见面。

自刘戈青到上海市，原来刺杀陈箓的小组成员朱山猿和尤品三也先后与刘戈青汇合，他们准备让王天木﹑陈明楚为内线，寻机暗杀汪精卫。这也是得到戴笠特批的又一次刺汪计划。

陈明楚见了刘戈青就表示自己也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赵理君逼迫所致。说自己是戴笠的学生，是决不会背叛戴笠的。目前也并不是真的投靠了伪组织。可是重庆市并不调查真相，不研究原因，只听一面之词，居然把陈在湖南省的家属全部关了起来。就算自己做了汉奸，父母妻子又何罪之有。

刘戈青表示可以负责将陈明楚的全家接来上海市，以证明陈明楚所说的不是事实。陈明楚不相信，他表示：如果刘戈青能做到，一切听刘戈青的。

刘戈青一面给戴笠电报报告会见陈明楚的经过，一面派朱山猿去长沙市接陈明楚的家属。戴笠支持刘戈青的想法，安排朱山猿接上了陈明楚的妹妹陈第燕，转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来到上海。刘戈青当即安排陈明楚兄妹在沧州饭店见面。陈明楚并不相信刘戈青能把他妹妹接来，认为是个圈套，带了一车子警卫，一同来到饭店。

兄妹两人一见面，陈明楚出乎意料。陈的妹妹又拿出了陈父的亲笔信，信中痛责儿子做了汉奸，劝他回头，陈的妹妹陈第燕也长跪不起，劝哥哥不要再做汉奸。陈明楚只好口是心非地答应不再做汉奸，兄妹抱头痛哭。这事，陈明楚自然非常感激刘戈青。

而刘戈青和王天木互相联系的事。他们之间主要通过打电话联系的。几次下来，王天木感到：刘戈青老是给他打电话非常危险。因为76号电话接线员也是女特务，而且是李士群和叶吉卿的亲信，老是一个男人来电话找王天木，一定让她起疑心。一旦再派人跟踪下去，大家都会完蛋。不如找个女人帮刘戈青打电话，就不大会引起对王天木起疑。

此时，刘戈青家小都迁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了，一时想不出什么人可以替他打电话。王天木倒是想起一个女人来。

王天木刚到上海市的时候，有一次，王天木、刘戈青等人在一家小舞厅谈事情，为了避免别人注意，各人都下场跳舞。刘戈青看见一个衣着朴素不像舞女的年轻姑娘，正在和舞厅接洽伴舞事宜。刘戈青好奇，就邀请她伴舞。到了舞场中间，女人就哆嗦起来。

刘戈青问她缘由，她说自己原来是大新公司卖毛衣的售货员，第一次来舞厅，心里太紧张。只因为母亲生病，欠了一笔债，现又迫近年关，想出来做高收入的舞女还债。

她是高中毕业，会说英文，米高梅大舞厅已经同意她去伴舞。她想先在这个小舞厅试一下，不想，第一次就遇到刘戈青。刘戈青塞给她一大把钞票，劝她还是不要做舞女的好。女人感激万分地走了。

第二天，刘戈青和王天木从大新公司路过，就到毛衣部去看，那女人果然在，刘戈青知道她没有扯谎，于是问她的名字，她叫陆谛。陆谛问起刘戈青的名字，刘戈青谎称自己叫李萍，是工程师。

王天木认为陆谛对刘戈青不错。因为后来王天木几次见到她，她都问起李先生的下落。第二天王天木果然把陆谛带去见了刘戈青。陆谛眼见以前非常阔气的李先生居然落魄到混迹在工人区，非常奇怪。刘戈青推说自己在菲律宾大病一场，工作没法做了，别人欠的钱又讨不回来，现在养病，只好节省一些。

陆谛当即表示要照顾李先生。以后，陆谛每天下班都来看刘戈青，有时还带点吃的，从此刘戈青要找王天木，自然就托陆谛去打电话。等到把陈明楚的妹妹接到上海市，刘戈青也安排她暂居陆谛处。

自那天，陈明楚带走了妹妹，刘戈青以为陈明楚真的会改过自新，非常高兴，一直等着他提供刺汪的线索。刘戈青已明确告诉王天木和陈明楚，他俩只须当内线，提供可对汪精卫动手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而动手执行则完全是刘戈青及他小组的事，与他俩无关。也就是说，刘戈青是承担最危险的部分。

孰知等了很长时间，陈明楚那里却音讯全无。刘戈青到处打听他的住所，亦无结果。他哪里知道，陈明楚已是死心塌地地当了汉奸。同时，王天木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北方区区长，因他叛变，天津、青岛的军统机构也相继叛变而造成全面崩溃。所以王天木也猜想戴笠表态原谅自己只是策略用语，不敢轻信。他也时常回避刘戈青。

刘戈青和两个同伴朱山猿和尤品三住在一起，为商量行动计划，曾经用唐姓的化名在沪西大旅社10号房间开过一客房。后来，尤品三不幸被巡捕房逮捕。尤品三为掩盖真实住址，在审问中，胡乱供了了自己住在沪西大旅社10号。

那知道刘戈青和朱山猿见尤品三被捕，认为原来住的小沙渡路不能住了，就紧急搬出来。到哪儿去呢？还是到沪西大旅馆去吧。于是依然用唐姓名字，又租下10号房。你说巧不巧，巡捕按尤品三的供词正好来搜查沪西大旅社10号。

这天，刘戈青他们正好要出门，被巡捕兜住盘查，刘戈青应对得当，迅速离开了旅馆。

王天木与陈明楚对自己的回避，本就使刘戈青产生警惕，而这次巡捕对自己的'贴身紧逼’，刘戈青和朱山猿自然产生对王天木与陈明楚的戒心。

反过来，王天木和陈明楚听说尤品三被捕及刘戈青险遭盘查的事后，也吓了一大跳。他们担心刘戈青被捕后，泄露了他们和军统密谋刺杀汪精卫的事情。那他们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们也知道刘戈青的个性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既然戴笠让他来杀汪精卫，他就会一直干到底。想劝他离开上海市是不可能的。一旦刘戈青发现他俩是真心投靠日寇，恐怕也会将他俩列入暗杀的目标。所以，刘戈青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个极大的祸根。

为了保住自己，他们决定杀刘戈青灭口。王天木再次同陈明楚商议，决定由陈明楚带几个人干掉刘戈青。他们谋划了一个暗杀刘戈青的方案，由陈明楚出面打电话约刘戈青晚上八点到兆丰公园附近的凡尔登舞厅见面，趁机下手。

特务们心狠手辣的本性，此处暴露无遗。后来人，千万警惕啊!

听说刘戈青要到凡尔登舞厅于陈明楚见面。朱山猿觉得太危险，劝刘戈青不要去。刘戈青却认为如果不去，关系就断了。所以就算明知是去送死也要去。刘戈青刚要出发，陆谛来了，听说李先生要去跳舞，也要一起去。

刘戈青两提前赶到凡尔登舞厅，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没发现可疑的迹象，便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坐下。不久，陈明楚驾着汽车来了。陈明楚带着他妹妹，好像喝了很多酒，醉醺醺的，像是有什么重大心事，看起来心里很痛苦。陈明楚来到桌边，刘戈青站起来和他打招呼。这时，一个中年男子向他们桌边走来，边走边伸手到裤兜里掏什么。

他要干什么？莫非是陈明楚派来的杀手？

刘戈青不由得狠狠瞪了陈明楚一眼，他发现陈明楚比自己还紧张，双眼惊恐地盯着来人的裤兜，身子不由自主地直往座位下缩。原来陈明楚做贼心虚，以为是刘戈青设下陷阱要杀他呢。

而此时刘戈青以为来人对陈明楚不利，侠义之心又起，毫不犹豫地迎过去，一把将来人摔倒在地。马上去掏他的裤兜，掏出来一看，是一包香烟。刘戈青知道是场误会，连忙向来人道歉。那人猝不及防，挨了刘戈青这一下，知道不是等闲之辈，那敢多言？他狠狠瞪了刘戈青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虽然只是一场虚惊，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陈明楚内心惭愧难言，对暗杀刘戈青产生了动摇。自己是来诱杀刘戈青的，而刘戈青却不顾个人生死，挺身来保护自己。将心比心，他顿觉羞愧难当，难下杀手。但若不杀刘戈青，自己又有性命之忧。陈明楚觉得左右为难，不由呆呆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刘戈青心中暗笑，以为陈明楚是被刚才的情景吓着了，还没缓过神来。于是，刘戈青便吩咐服务员上酒，边饮酒，边安慰他。

俗话说“酒入愁肠愁更愁”，陈明楚只管一杯接一杯地灌，喝得头昏脑胀，趴在桌上大哭起来。刘戈青以为他喝醉了，就劝他回家休息。其实陈明楚并没有醉，只是心中有事，乱了方寸而已。听到刘戈青的劝说，他索性借坡下驴，装成酒醉的样子，与刘戈青等步出了舞厅。

在舞厅外埋伏已久的杀手见陈明楚和刘戈青四人一起出来，没有开枪。而是看着陈明楚﹑刘戈青﹑陆谛和陈明楚妹妹陈弟燕一同上了汽车。

杀手为什么没向刘戈青开枪？有人说是陈明楚良心发现，改变主意，放弃谋害刘戈青的念头，从而没有发暗杀信号。

也有人说是受戴笠派遣的特工吴安之此时还在上海市。他本是暗中帮助刘戈青实施策反王天木计划的。吴安之与王天木及副官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私人关系甚笃，吴安之的到来已促成他们回归'党国’。当陈明楚、王天木谋划干掉刘戈青时，这些人知情后已告诉吴安之，而吴安之也交代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保护刘戈青。加上陈明楚、王天木的行动是瞒着76号进行的，'陈明楚带去的杀手不可能是76号里面的人，而正可能是从王天木亲信副官马河图等人中选择出来的，这些人自然按吴安之的意见行事。刘戈青无安全之忧。

反正，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就此流产，刘戈青避过了一次与死神的交会。

上车后，陈明楚说要带他们到家坐坐，于是自己开车。其实陈明楚不想让刘戈青知道自己住处，但又不知如何安置刘戈青和陆谛。

内心充满矛盾的陈明楚开着车子乱转了一通。

此时已使深夜，陈明楚还没有想出安置刘戈青的好办法。结果无意中开到了76号门口。陈明楚心一横，就开了进去。干脆把刘戈青交给李士群算了。要杀要放，由李士群处理，与我无关。那样做，自己就不用亲手杀刘戈青，良心或许会好过些。同时也没私下把刘戈青放跑，也算是与皇军和丁默邨﹑李士群有个交代。想到这，他一打方向盘，把车直接开进76号停到会客室门前。把刘戈青和陆谛丢在了会客室里，自己带着妹妹开车跑了。

离开76号大门时，他把刘戈青的身份告诉76号警卫总队队长张鲁，让其好生看管，明日交由李士群处理。这张鲁就是'李士群工作室’刚开张时的唯一属员，当时就是看家门的，此时照样管大门，不过升为警卫总队长了。

刘戈青起初还以为那就是陈明楚家的客厅。但自陈明楚离开后迟迟不见回来，刘戈青﹑陆谛疑惑了，起身就要走。但此时哪还有行动自由？结果被76号的警卫挡住了。既来之，则安之，刘戈青情知不妙，但此时无计可施，就安慰好陆谛，一径返回客厅睡下。

到第二天将近10点钟，李士群才听说大名赫赫的刘戈青光临了76号的'寒舍’。

原来，那是警卫队长张鲁向李士群报告，说陈明楚把暗杀陈箓的主犯刘戈青送来了。李士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事实在是太离奇了，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找到的凶犯，现在居然就在自己的会客室里，这……这可太好笑了!

陈明楚和王天木事先都没有跟自己谈起这事，怎么一下子就把凶犯逮个正着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李士群百思不得其解，就打电话找陈明楚和王天木，结果都没找着。

原来，陈明楚把刘戈青送到76号以后，回去告诉了王天木。王天木一听，大惊失色，气急败坏地骂：咱们为什么要干掉刘戈青，不就是怕他落到李士群手里，以防他把咱们扯进去吗？你倒好，把他送上门了！如果刘戈青说咱们是卧底诈降，是来配合他暗杀汪精卫的，咱们还想活命吗?

陈明楚这时才回过神来，可是已经于事无补，只好眼巴巴地望着王天木，求他拿个主意。

王天木说：现在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先躲起来，探探风声再说。当夜他俩就躲了起来，难怪李士群打电话找不到他们呢。

李士群决定亲自审问刘戈青。当李士群一走进审讯室时，顿时觉得眼前一亮，立即对刘戈青刮目相看。刘戈青看似文弱书生，但眉宇之间却有一股刚毅英武之气，在李士群这个人人谈虎色变的特务头子面前，依然镇静自若，毫无惧色。李士群手下的特务无数，可惜没有哪个能赶得上刘戈青，若能让他归降自己，为己所用，岂不美哉？李士群起了这念头。

当李士群问到陈箓被刺一事时，刘戈青很干脆，毫不隐瞒，直说不讳。而且理直气壮地历数陈箓种种该杀的理由。他越是这样镇定、从容，李士群就越是内心称赞，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越是想让他投靠在自己的门下。

刘戈青对李士群说，陆谛不是工作人员要求释放。

李士群同意释放陆谛。陆谛到现在才知道眼前所谓的李先生原来是刺杀汉奸陈箓的大英雄。禁不住的一股美人爱英雄的激情涌上心头，加上彼此来往了这许多的日子，竟然有些不愿意就此离开。

陆谛提出要李士群答应她一个条件：什么时候枪毙刘戈青先生，也赏我一颗子弹。

这结果李士群大感意外，就说：你既然不原意走，就留下吧。

李士群命令手下人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邀请刘戈青﹑陆谛边吃边聊。刘戈青也饿了，毫不客气，坐下来大吃大喝起来。李士群见此情景，觉得有门儿，就耐心地用他那一套汉奸理论来开导他：刘先生，我知道你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我们又何尝不爱国呢？只不过我们爱国的方式与你们不同罢了。你们爱国，结果怎么样？重庆政府把上海市和大部分国土都丢了。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想在这片被丢掉的土地上为中国人讨回一部分权益罢了。

刘戈青听后，不慌不忙，说道：李先生待我这样好，我心里当然明白。家父从小就教导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李先生去做土匪强盗，我刘戈青一定跟着你干，若是给日本人做事，恕我不能。李先生，你是不知道呀，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些该死的日寇曾经刺过我父亲6刀，我父亲险些送命。现在，我落在你们手里，自然是不能再去杀日寇为父报仇，但我也绝不能去帮日本人。

李士群又问刘戈青回上海市来干什么？

刘戈青说是王天木为了骗戴笠的钱，把他招了回来。现在钱骗到手，陈明楚却把他送进了76号，不知道他们鬼鬼祟祟干什么。

尽管刘戈青的回答李士群不太满意，可见他的回答滴水不漏，样子泰然自若，也不好说什么。

李士群又问刘戈青这次来了几个人。刘戈青说只有自己一个，但是上海认识很多人，只要李士群需要，可以随时介绍。李士群好像很好奇地问怎么介绍。刘戈青回答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叫来。

李士群马上拿起电话听筒交给刘戈青，让他叫人来。李士群是不相信有什么人敢到76号这个魔窟来自投罗网。

刘戈青打了电话，果然叫来了私人好友记者包天擎和同伴朱山猿。李士群大出意外，只好也表现得大度一些，让他们自由谈话。刘戈青告诉朱山猿，此地不可再来第二次，明天赶快离开上海市。

第二天包天擎带了朱山猿的口信，希望刘戈青以保存生命为第一，刘戈青写了一张纸条给包天擎带给朱山猿，表示自己不会以任何条件换取个人安全。纸条由朱山猿带到重庆市，交给戴笠。1940年1月，戴笠见到朱山猿，下令将刘戈青的字条当作教材来教育各种训练班的学员。刘戈青坚决拒绝投降，朱山猿身入险境看望朋友，戴笠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我们集体的侠义之举，我们将为之自豪。”

戴笠评论道：这是对军统和同志的一片赤胆忠心，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连李士群这等叛逆也为之感动。

之后，李士群让刘戈青住在了汪精卫在76号曾经住过的房子里，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此时，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的'同志’林之江和万里浪已成为76号的红人，林之江当了特工总部行动总队总队长兼第一行动大队队长，万里浪是第四行动大队队长。李士群也让这两位来陪同喝酒解闷，劝诱他。想待以时日，慢慢软化他。据说这万里浪是戴笠的学生，是受命打入76号的。不知他们见面如何谈？这林之江是戴笠在黄埔军校六期的同学，进76号比万里浪更早，所以伪职也高。林之江们与刘戈青见面能谈点什么？这些，我们如今不得而知了。刘戈青会不会问林之江当日为何回避不给枪？

当然，刘戈青决不会在76号的酒席上打听林之江和万里浪之所以向大倭国'弃暗投明’的原因。他们之间即使是有话要说，也只是一派酒后胡言。我们听不到，也无话可说。

这刘戈青能在不失人格国格﹑公开表示不放弃抗日立场的前提下，与汪伪特务周旋，其大智大勇，堪称一流。日本特务机关听到杀陈箓的主犯被拘捕，几次派人来要人，李士群都没有答应，总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王天木听说刘戈青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利用他作内应而去谋杀汪精卫的线索，这才现身和陈明楚一起去看望刘戈青。

就在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对76号实施报复。由军统特工尹懋萱暗杀了青帮头子汉奸季云卿。季云卿是青帮大佬，李士群﹑吴四宝及76号内许多人都拜他作师傅。暗杀季云卿，无疑是狠狠地打击76号的嚣张气焰。

刘戈青和陆谛被关进76号之后，住在76号的叶吉卿﹑杨淑慧﹑佘爱珍﹑纽美波﹑沈耕梅﹑张劲庐﹑陆琦等女汉奸听说一对帅哥美女自投罗网，都跑来看。关露也被叶吉卿带了进来。女汉奸们中有人认出陆谛原来就是著名的大新公司的毛线美女，不禁感慨：连羊毛西施都是重庆市的工作人员啊。

李士群对刘戈青越发佩服了。这刘戈青既能使这么一个弱女子陆谛主动求同死，还能凭一个电话就叫来朱山猿和包天擎一同探虎穴。难道，这就是人格魅力吗？

刘戈青在被关押六个月后，最终在南京成功携女友陆谛越狱逃跑。1940年初，刘戈青回到重庆。戴笠把他当作大英雄来欢迎，在军统总部为刘戈青大摆宴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内部有人写诗将刘戈青的行为与荆轲相比，刘戈青携带着女友安然归来更使人们想起战国时范蠡告别吴王，带着绝世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的逸事。有一首诗将刘戈青的归来比作范蠡退隐：居然匕首戮神奸，易水重歌壮士还。载得西施仍许国，肯随范蠡五湖间。

1947年，刘戈青被派到台湾，担任台湾省警务处副处长，并一手创建了台湾刑警总队并兼总队长，因此在台湾被人称为“刑警祖师”。1954年，刘戈青辞去公职竞选省议员，没想到同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身、担任过保密局台湾站站长的林顶立也来参选，两相厮杀，刘戈青不敌，就退出政界，转而从商，开办了一家煤矿公司。圆了自己二十年前的梦。

但刘戈青的恶运并未结束。六十年代初，刘戈青开了几年煤矿，似乎生意也不错，却没想到有一天突然调查局的人找上门以涉嫌偷税为由查帐。刘戈青是老特务了，哪能不明白偷税案子岂用得着主管政治侦防的调查局出马，不用说，自己肯定是沾上“匪嫌”了，刘戈青想想没准还要进第22座监狱，头马上就大了。好在他在特务机关工作多年，各方面关系比较多，他请出多路人马前往调查局说项，甚至连军统的另一坐牢大家、时任刑警总队长的王鲁翘也被他搬出去求情。结果调查局给他透了底，告诉他起因是情报局移送的线索。原来1955年台湾情报机关改组后，所有保防、侦防的工作都交给调查局办理，这次是情报局（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改组而来）的汪鲲（是林顶立的老部下）提供的线索说他是“匪谍”，情报局没有办理此类案件权限，于是报到“国家安全局”转批到调查局侦办。刘戈青立刻就找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直截了当的问“你说我是匪谍？”叶翔之也傻眼了，摆明了刘戈青不可能是“匪谍”，但公文既已经“国家安全局”移送到调查局，就不可能轻易结案的，于是叶翔之亲自出面找到调查局局长张庆恩，详加解释说明、以求谅解，终于双方达成共识，于是又是一番公文旅行，结论是刘戈青的‘匪嫌’部分，尚乏具体事证，拟仍列为线索，继续侦查”，以此结案。时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后来回忆说“假使不是刘戈青的军统底子硬，又有资格直闯叶翔之的衙门去讨回公道，换个别人，一场冤狱浩劫恐怕也逃不了的呀！”刘戈青总算是有了一个平静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