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福先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著名寺院。位于唐神都洛阳市积德坊（今洛阳市河区唐寺门村）内，原为武则天为母杨氏所立太原寺，天授二年(691年)改为古唐寺。明代被洛水淹没后重建，称“古唐寺”；1993年重修，复名为“大福先寺”。

大福先寺见证了中土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纪念地。改革开放后，每年都会有日本僧人团队和旅游团到大福先寺朝圣。1984年，日本国高野山静慈圆来到洛阳大福先寺，题写“福先禅林”4字的匾。 1993年起，有关单位和个人重修古唐寺，复名大福先寺，先后修复、重建了天王殿(山门殿)、圆觉殿、万佛殿、圆通殿。

中外高僧法 藏（643-712，康居人）、菩提流志（觉爱？—727）、阿你真那（宝思维？—721），地婆诃多（日照市，613—687）、善无畏（637—735）、义净（635—713）、志辩（755—827）、道丕（889— 955）、等人皆在此寺译经或宏扬密教，阐发律学，传播三阶教。后成为对日本影响极大的律宗传播中心。

大福先寺原名“太原市寺”，是天后武则天（624—705）于其生母、太原 王妃扬氏（？—670）旧宅所立。

拒崔致远《法藏和尚传》：“至咸亨元年（670），荣国夫人（武则天生母扬氏）奄归瞑路。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度人则择上达僧。舍宅乃成太原寺。于是，受雇托者连伏推荐，帝诺曰俞，仍立新刹。”亦有人云该寺，是上元二年（675）所立。杨氏旧宅位于东都教义坊。教义坊在皇城正南，隔洛河就是“上阳宫”。教义坊的方位，比勘隋唐洛阳市考古发掘图可知，在今安乐乡新村西北角，现在已是一片沙滩。

关于武则天建寺的真正原因，《新唐书·武士 传》透露了若干消息。武则天之父太原市武士获（577—635）先取妻相里氏，生二子：武元庆、武元爽；继取杨氏（？—670），生三女：长女韩国夫人（出嫁于魏国夫人）。次女武则天、季女某（出嫁于郭孝慎）。但武元庆、武元爽对杨氏不孝，所以，武则天取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为士获获后，赐氏武，袭封。…… 敏之韶秀，自喜于荣国（按：荣国夫人即杨氏）。所爱佻，横多过失。荣国卒，后出珍币，建浮图缴福”。《旧唐书·武承嗣传》亦云：“荣国夫人卒，后出大内瑞锦为之造佛像追福。”由上述资料可知，武则天为其生母造寺，是希图为杨氏减罪、超度亡灵也。

但是，建寺不久，武则天即下令将太原寺由教义坊迁移至积德坊。据说：“武则天登上阳宫，遥见之，辄凄感；乃徙于积德坊。”此寺迁移的时间不详，大约在永隆元年以后（680）。

积德坊位于洛河北岸，在都城最东边，靠近上东门横街。积德坊在隋朝称游艺坊，尽一坊之地为杨素宅，宅有沉香堂，坊南为温坊，再南便是洛河。杨素一族，至唐朝已衰落。《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圣历三年（700）七月制曰：杨素“生为不义之人，死为不义之鬼”，“其杨素及兄弟子孙以下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

积德坊的太原寺有舍利塔。崔融代皇太子《贺天后芝草表》云：“伏承芝草生于东都太原寺舍利屋下”即可证明。《宋高僧传》（以下简称《宋传》）子禹传云： “如意年中，子禹于洛京大福先寺受戒。”

太原寺改名大福先寺在天授二年（691）。天授元年九月九日（690年10月16日），武则天称圣神皇帝，追封其父为“无上孝明高皇帝”，其母为“荣国夫人” “太原王”升格为“皇帝”，“太原王妃”升格为“皇后”，则“太原寺”也升格为“大福先寺”了。这和李治立龙门“大奉先寺”为李世民追福可以比美了。武则天撰《大福先寺浮图碑》云：“伏维皇考太祖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妣无上孝明高皇后……，仰竭深哀，敬申宏愿，聿怀多福，式建浮图，恭记胜缘，敬资先佑，爰初制造，逮至毕功……十六丈屋，岂唯须达之力；千二百房，假祇陀之势……”这篇碑文作于天授元年九月以后，具体时间不详。碑文透露：大福先寺塔是楼阁式高塔，塔高为唐尺16丈；寺内建筑有1200间房屋。规制之宏伟，于此可见一斑，这一工程完工年代亦不详。

又据唐朝《敕还少林寺神王师子记》碑云，如意元年（692），武则天令将少林寺北魏夹塑像一堂迎入福先寺供养。久视元年（700）敕还少林寺。（《金石萃编》卷九十一）

依现有资料可知，第一位住进大福先寺修持的高僧是南天竺国高僧菩提流支（？~727）。永淳二年（683），李治遣使迎接，“天后复加郑重，令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李显神龙二年（706），又住京兆崇福寺，译《大宝积经》……”则知菩提流支住福先寺二十多年。

中印度高僧地婆诃罗，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而咒术尤工，在天皇时来游中国。“仪凤四年五月（679）表请翻度所賫经夹，仍准玄奘例，于一大寺别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译。至天后垂拱末（688），于两京东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后改西崇福寺；东太原寺后改大福先寺，此系赞宁原注）及西京广福寺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又曾和佛陀波利（觉获）同翻《佛顶尊胜陀罗尼》。

著名高僧义净自咸亨二年（671）发足南海，周游五印，“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695）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得三百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道。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初与金玉国唐三藏实叉难陀（652-710）翻《华严经》，时福先寺寺主复礼（《宋传》卷十七）等亦参加助译。久视之后，乃自专译。起庚子岁（700）至长安癸卯（703）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诗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戒颂》凡二十部”。“神龙元年己已（705），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四部……”。

北印度迦显密罗国高僧阿你真那（宝思惟），志精律品，慧解超群，乾文咒术，尤攻其妙。“长寿二年（693）届于洛都，敕于天宫寺安置，即以其年创译。至李显神龙景午（706）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出《不空X索陀罗尼经》等七部……那自神龙之后，不务翻译，唯精勤礼颂，修诸福业。……”

在大福先寺译经，影响最大的是中印度高僧善无畏。他于开元四年（716）抵长安，“十二年（724）随驾入洛，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十三年），其经具足梵语有十万颂（一行笔受）。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一行‘疏’，智俨‘义释’（略名《大日经》）……又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二经具足咒毗奈耶也，即秘密禁戒焉。……所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即金刚顶梵本经成就一切义图，略译少分耳。……”一行又曾奏请于大福先寺大建论场。道氤为众推许为主论，乃登座。（《宋传》卷五）以上几位译经大师，死后皆葬于洛都之南龙门山上。

福先寺有“三阶院”，当亦传三阶教。田休光撰《大唐净域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并叙》云，法藏俗姓诸葛氏，苏州吴县人。“禅师自少出家，即与众生作大善知识，道行第一，人天殊胜。开普门之幽钥，酌慈源之蜜波……”如意元年（692）“大圣天后闻禅师解行精最，奉制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长安年（701），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心藏……”。可知法藏（637-714）是一位三阶教禅师。禅宗北宗神秀的大弟子义福最初即投大福先寺学习。“义福（658-736）于都福先寺师事法量。……时嵩岳大师法如（即弘忍的大弟子，时在南少林寺，生卒为638-689）。演不思义要用，特生信重”，欲投法如，而逢大师去世。（《全唐文》卷二百八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约作于大中初至咸通三年前（847-862），内中记述福先寺的“三阶院”有吴道子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寺三门两头，亦似吴画。”

古唐寺的仁俭禅师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应法孙、嵩岳寺慧安国师的弟子。“长寿元年四月（692），诏仁俭禅师入见。师视太后，良久云：‘会么？’后云：‘不会’。师云：‘老僧持不语戒’。言讫而云。翌日进短歌十九首，后览而嘉之，厚加锡。今唯《了元歌》一首存《传灯玉英集》。师即腾腾和尚也，嗣嵩岳慧安国师。”

长安区年中（701-704），高僧萧蜕庵（平阳高氏，657-714）曾被诏充福先寺大德（《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十七）。

开元二十九年（714），大福先寺沙门荆溪湛然（711-782）撰写的《长河宰卢公李夫人墓志铭文》，今存偃师区商城博物馆中。此处的荆溪湛然，似是天台宗“九祖”之湛然（711-782）大师也。

佛道争讼，福先寺亦有其人。“证圣元年（695），福先寺沙门惠澄乞依前朝毁《老子化胡经》，敕郑少秋侍郎刘如睿八学士议之，皆言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

盛唐时代，大福先寺也是中日佛教界交流的场所。据真人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云：“日本国天平五年（日本圣武天皇年号733年），岁次癸酉，沙门荣睿、普照等隋遣唐大使丹真人广成（即多治比广成）至晋国留学。是岁，唐开元一年也。唐国诸寺唐三藏大德，皆以戒律为入道之正门；若有不持戒者，不齿于僧中。于是方知无传戒人。仍请东都大福先寺沙门道睿律师附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先向本国去，拟为传戒张深切。”道睿是许州人，大福先寺僧增算和尚弟子，天平八年（736）与婆罗门僧菩提仙那（714-760）同船东渡，于五月十八晶到日本筑紫太宰府市。七月入朝拜见，住大安寺之西唐院。道睿始讲解《律藏行事钞》，为日本律宗的兴隆奠定基础。同时又割据华严和天台县学。天平胜宝四年（752）四月，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开光供养时，他充当咒愿师。

中、晚唐及五代十国时，福先寺虽仍完好，但其佛事活动以传律宗著称。我们仅知道有沙门志辩（755-827），道丕（899-955）等住过福先寺。志辩字广宣，泽州晋城人。年廿受具戒（公元775），随律师昙睿隶福先寺，是大律师定宾的三传弟子，号称“福先律仪，首冠天下”。其弟子崔有真满（其传承为：定宾— ？—昙睿—志辩—真满）。道丕二十七岁时（915），“遇曜刺史娄继英，招住洛阳福先寺弥勒院，即晋道安翻经创浴之地也。”唐代“四分律”学，演化为南山宗（道宣）、相部宗（法砺）、西京东塔宗（怀素）和东都西塔宗（即大福先寺定宾）四派。

大约在元和（806-820）年间，裴度重修古唐寺，距天授元年已是120年左右的时间了。《新唐书·皇甫传》记载一段故事云：“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722-846）。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据《黄顺仪尊胜幢记》（咸通七年六月），幢上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即是依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裴度坟在河南省龙门乡午桥村（《八琼室全石补正》卷四十八）。

《旧唐书·德王裕传》记载，李晔在朱温胁迫下迁都洛阳市后（即天复四年四月以后，904年），“一日幸福先寺，谓枢密使蒋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须令废之，又欲杀之！’言讫泪下，因啮其中指血流。玄晖具报全忠，由是转。昭宗遇弑之日，蒋玄晖于大内西置社筵，酒酣，德王以下六王皆为玄晖所杀，投履九曲池。”

宋、金时代，大福先寺的佛教活动未见记载。北宋著名佛教史学家赞宁（918 -999）曾掌洛阳市教门事三年（996-998），但在其所著《宋高僧传》中未记宋代古唐寺僧人。

有资料表明，宋代的福先寺仍然存在。邵伯温（1056-1134）在所著《邵氏闻见录》中云：“纪公实为余言，尝闻其父言：王冀公钦若以使相尹洛，振车骑入城，士民聚观。富韩公（即富弼，1004-1083）方为举子，与士人魏叔平、段希云、一张姓者同观于上东门里主先寺三门上。门高，富公魁伟，三人者挽之以登，见其旌节导从之盛。富公叹曰：‘王公亦举子耶！’三人者曰：‘君何叹，安知吾辈异日不尔耶？’”又同书记熙宁十年春（1077），河南郡贾昌衡饯吕公著于福先寺上东华东院。欧阳修《集古录》亦云唐朝韩退之题名在福先寺塔下。

据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少林寺住持嗣法沙门第二十七代从公无方碑铭》云无方可从禅师（1420-1483）年青时曾“礼福先寺住持慧公苑峰为师”。

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由于北洛河泛滥，福先寺及大塔“为洛河所摧”。大水过后，附近乡民将古唐寺残存文物北移数里，重建“古唐寺”。清代康熙帝三十五年（1696）邑人王善言曾重修该寺。爱新觉罗·颙琰二十四年（1819）、民国十一年（1922）皆曾修之。古唐寺在今唐寺门村，原有山门殿、天王殿、白衣殿、立佛接引殿、释迦牟尼佛殿。唯释迦牟尼佛殿在“文革”中被拆毁。各殿造像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196师官兵砸毁。

唐宋大福先寺在“上东门”内南侧。上东门遗址在考古钻探中未能找到，可能早被北洛河冲毁。按照唐朝洛阳罗郭城东墙的走向，可以判定上四川省西充中学的位置应距东北城角 1310米左右，当在今塔湾村一带。“塔湾”在明、清时叫“塔儿湾”，此一地名之得，当与福先寺大塔有关。明末以来，有一支回民区自扶风县移居于此，今存的顺治五年三月八晶（1648）《清真寺地基文约》、康熙帝四十五年十二月吉日（1706）的《清真寺地基得业碑记》（高170、宽64厘米）均记载这里的地名是“塔儿湾”。

实地考察可知：江洛河在塔湾附近曾一度作南北向流动，今存一道月形大堤就是证明。这道月形大堤距塔湾村约200-400米。今北洛河高程约为124.9米；河滩地高程为127.3米，塔湾村的高程约为131.5米。可以推断，1944年以前曾在西南部台地上出土的残的石刻佛像、1982年洛阳市文物普查队曾在塔湾村发现北朝石虎一件（高147厘米），这些文物的出土，更暗示这里是一个寺院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