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安之乱指的是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县）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省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

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围成都市达一百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起兵，进围贵阳两百多天。

明朝廷调水西及永宁兵赴辽东作战而激起反抗。战争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前后持续17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大规模交战持续9年。

战乱中，四川省巡抚徐可求死难，贵州巡抚王三善死难，被称作西南大将之冠的总理鲁钦兵败自刎，贵州总兵阵亡于贵阳城下。最后被四川巡抚朱燮元、石柱总兵秦良玉、四川总兵杜文焕、贵州省巡抚王三善等平定。

奢崇明系四川永宁宣抚使、安邦彦系贵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四川、贵州大土司。

万历十四年（1586年）奢崇明袭职四川土司叙永县（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县、古蔺县等县地）宣抚使，与其子奢寅久有反明割据之心。

到了明后期社会矛盾尖锐，战事频起，至朱由校初年不仅后金大兵压境，辽东事紧，且有西南农民起义和土司反叛活动愈演愈烈，在中国西南地区统治者与当地各族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奢安之乱爆发前，当时贵州省提学道刘锡玄曾言：云贵高原当地百姓遭受贪官污吏的盘剥，生活苦不堪言，然而当地土司也压榨百姓，百姓无一不愤怒。足见当时不仅夷民受到汉族官员的剥削，甚至土司也备受流官“脧削”。

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趁机发动的反明战争。

参见：明平奢崇明叛乱之战

天启元年（1621年），自请调马、步兵2万援辽，派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市。九月十七日，奢崇明起兵杀死巡抚徐可求等军政官员20余人，发动叛乱，占据重庆，攻合江县，破泸州市，陷遵义市（今属贵州省），建国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尔后，奢崇明、奢寅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市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县、内江市、资阳市、简阳市（今四川简阳）、新都区、龙泉驿区（今四川成都市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时成都守兵只有2000人，布政使朱燮元急调石柱宣慰司（治所在今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安府（治所在今平武县）等地官军入援，同巡按御史薛溥政等分门固守。明廷升朱元为四川省巡抚，调派杨愈茂为四川总兵官，入川平叛。石柱宣慰使秦良玉（女）遣弟民屏，侄翼明等率士卒4000人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市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四川省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6000沿江西上。贵州省巡抚李标派总兵张彦芳、都指挥使司许成名、黄运清等援救四川。从十月至十二月，大小百余战，消灭叛军1万余，先后收复遵义市、绥阳县、湄潭县、桐梓县、乌江（今均属贵州省）等地。叛军方面，奢寅在成都造云梯和旱船（吕公车），日夜攻城。秦良玉等各路援军到达成都市以后，与登莱副使杨述程、安锦副使刘芬谦大败叛军于牛头镇，收复新都区。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叛军将领罗乾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罗乾象投降，成都解围。官军乘胜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市、内江市、简阳市、泸州市等40余州县，奢崇明父子退往永宁。五月二十三日，诸军进逼重庆市，秦良玉率秦民屏夺取二郎关，总兵杜文焕破佛图关。川东兵备副使徐如珂亦击退奢寅所遣周鼎援军数万，歼敌万余。二十八日，收复重庆，杀死樊龙和张彤。此后，双方屡战于建武（今四川省大坝西、兴文南）、长宁县（今四川省珙县东）、县、宜宾、遵义市一带，互有胜负。

天启三年（1623年）春，朱燮元吸取了“我以分，贼以合”因而未能彻底平叛的教训，决定集中兵力，直捣永宁。设疑兵于纳溪区，佯为进攻，而暗中集中主力于长宁，进兵永宁，官军与石柱士兵连战皆捷。四月，克永宁。五月，克蔺州(今四川省古蔺)。崇明父子率余部败退水西龙场（位于四川省叙永县东南，今属贵州省），联合贵州安邦彦，分兵犯永宁、遵义，被川军击退（参见永、蔺、尊之战）。四川省总兵官李维新、监军副使李仙品、事监军刘可训等，统率各将，分5路进兵龙场，擒获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辉及叛军大学士、经略、丞相、总督等文官武将多人，斩首1000余人（一说万余人），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平叛战争宣告结束。明廷令废水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

此役，共击毙叛军2.79万余人，俘获1.26万余人，招降头目134名。官军阵亡2688人，伤者194人。其后，崇明父子长期客居水西，依附于安邦彦。天启六年（1626年），奢寅被部下杀死。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在“永宁之战”中兵败被杀。

崇祯十年（1637年），水西酋长安位死，朱燮元建议“分水西之壤，授诸渠长及有功汉族，咸俾世守”，至此，“西南遂底定焉”。

叛乱中，贵阳被围半年，兵民相食，据传逃入贵阳城内四十万，最后吃到还剩2万多人，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

叛乱的首脑水西安氏家族从蜀汉建兴元年（223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世长水西，共1474年。在水西根基深。历史悠长，四方联姻，兵力最强，地域最大。以往西南平叛，明朝无不依靠水西。就早奢安之乱20多年的播州宣抚使杨应龙之乱来说，没有安氏，光凭庸碌的黔兵，贵阳早就陷落了。

天启年间贵州省、四川省的奢安之乱，给云南省的沙普之乱膨胀提供了机会，明政府的“以夷治夷”政策，却导致了“以盗治盗”的恶果。因此，“奢安之乱”和“沙普之乱”，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

“奢安之乱”和后来的“沙普之乱”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不仅震撼了当时的西南各省，牵制了蜀、楚、黔、滇诸省的军事、经济力量，削弱了明王朝对后金的防御能力，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减缓明朝廷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压力，使明朝廷处于三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明王朝封建统治的覆亡。因此，这两次土司叛乱对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会影响较为深远，甚至也直接影响到了西南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这两次土司叛乱都是以彝族土司为主力，时间上有所联系，事件上彼此相因，所以有必要对两次土司叛乱的相似之处进行比较，以期能揭示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会复杂背景中的一个切面，也对明亡清兴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