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纲》内容跨度从史前传说时期直到
辛亥革命为止，记叙了几千年来中华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变迁，是一部严谨独到、朴实优美的通史佳作。
《中华史纲》是著名历史学家
李定一教授的代表作，也是港台近几十年来最为严谨的国史著作之一。书中独特思辨的史观，简洁朴实的语言，相比一般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令人耳目一新。《中华史纲》是一部严谨独到、朴实优美的通史佳作。
《中华史纲》内容跨度从史前传说时期直到辛亥革命为止，记叙了几千年来中华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变迁。李定一教授的出发点，是要创作一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使读者可以快速、清晰地了解本民族之国史，以略尽国民之文化义务。
《中华史纲》是
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
李定一教授作品，当代华文世界公认最佳的国史经典著作之一，集严谨、独到、激情、朴实于一书，乃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通史佳作。
（1）
香港电台权威国史读本——深受读者与学界好评，不可错过的国史佳作！
（3）一部专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绝非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庸著。作者减除与今无关的话题，较少直接引用史料而改用现代文体表达，尤其关注具有当代意义的话题。
（4）深具独创性，而非仅是汇编主流观点。——对诸多重要的人与事，
李定一皆有新鲜论断。如：“中华世界”概念、废除帝王年号、秦皇、
刘彻、
王莽、
曹操、
拓跋宏、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之高下、
五胡乱华与
元朝清朝之异同、近代中华衰弱原因、太平天国与
湘军之比较、清末教案原因、义和团反思、维新与革命之关系等等，都有独特论断，足为文史爱好者及研究者潜心细品。
（5）李定一教授：是台湾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 几大名校的
历史学泰斗。——除了融通中国通史，对中国近代史、中美外交史亦有深入研究。
二十多年来，历史书看了不少，读的不多。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直没有离开过史书。1995年写作十几万字的近现代中外历史大事交付与
浙江人民出版社，接触的史书面更广。然而没有那一本给过我深刻印象。直到1998年买到《中华史纲》为止。
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我的爷爷就给我讲历史故事。
刘邦与韩信的故事言犹在耳，而他老人家作古已十多年，墓木拱矣，不孝孙犹在外乡漂泊独处！连每年
清明节祭扫都不能参加，亦人生一大哀也！
多少年来，看了太多的“官”史书，从
范文澜、郭沫若、周谷城、
翦伯赞等老一辈
泰山之作，到如今的
白寿彝、
张传玺、
朱绍侯、
吴雁南等等，种种著作、教材，资料可能更新，方法可能变化，而观念一仍其旧，读者既提不起兴趣，又学不到新思想，怠矣！当今大学中国历史教材可说是死气沉沉，完全摆脱不了
马克思主义的约束！ 《中华史纲》乃
李定一教授离开讲坛后的一家之作，从成书到出版历史十年之久！可见，虽贵为名校之教授，其思想一旦与宣传部大纲有，亦难以面世！
严格来讲，此书并没有提供一种成系统的新思想或者新体系。然而通观全书，作者是以一颗阅历丰富的心、一颗认真的心来写作中国史的，他并没有用太多的新材料，也没有哗众取宠地用什么西方新方法，而是象长者一样娓娓道来，夹叙夹议，时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耀在字里行间，发人深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不少问题和事实被
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盖了，是
李定一为我揭开了这个盖子，看到了许多我甚至不曾想到过的史实！
历史系的教育教给了我什么呢？？没有！历史系的宗旨应该是什么呢？难道学生在这里所应该学到的不是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人文情感、宽仁睿智的人格精神吗？难道大学历史系现在只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分期法可以出售？只有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可以转让？照本宣科的老师们也让我失望！。而许多学生的表现与表演更令人恶心，一个个很狗屁地以保守派自居，以传统文化的蛀虫自炫！呜呼，长此以往，史将不史矣！在“史”、“屎”不分的汪洋中，我取了一瓢饮，那就是
李定一先生的《中华史纲》。一本讲了许多真话的书，一本不乏一个智慧老人些许牢骚的书，一本让我恢复对中国历史的信心的有益的好书。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
台湾省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6年赴欧美研究，1953年在
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1963年赴
香港特别行政区，任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75年返台，任教于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著、译、编有《中国近代史》、《中美早期外交史》、《中美外交史》、《中国近代史论丛》（与
吴相湘、
包遵彭合辑）、《俄罗斯源流考》、《
世界史纲》、《中华史纲》等。
三十余年前曾立下宏愿，希望能撰写一本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少年气盛，不自知孤陋，历时两年余，积稿盈寸矣。当年曾自订四项规律以自策勉。第一是必须将古籍融会贯通，透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绝对革除堆砌长幅大段古籍，敷张而成书者流。此固或可表示著者之渊博，于读者而言，则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不幸这类史籍充斥，有的到了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程度，焉能不使一般追求国史知识者望书兴叹。第二是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要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因为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从中获取些许经验。如果叙史时海阔天空，上下古今，畅论一是，容或偶有所得，然于一般读者而言，史事尚未认知，焉能从而领悟其“真理”？此类以“一家之言”而鸣世之著作，亦曾风流一时，于一般读者而言亦只得随声附和，颇似寓言所说国王的龙袍，不能不说美极了。
第三是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所以很多史家都承认“凡是历史都是近代史”这句话，因为都是根据近代人的眼光在选择史事，在析绎史事。举例以明之：如
唐朝日本“遣唐使”之事，在唐代绝不受重视，宋以后的史家更不理会此事，但清末民初以后的史家便大肆渲染成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影响日本了。又如
嘉靖时的“大礼之议”，为了谁应称为“皇考”之争，明史记载连篇累，煞有介事，今日则有不知何所云然的感觉。如何采择过去的史事人物等加以浓淡分明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智慧，也还需真正博古通今（中外）。
第四是篇幅不可过繁重。当年订为五十万字左右，主要是估计一位有正常工作的人，每日抽空阅读，能在一周内读完为适宜。大家都知道写历史不怕篇幅多，要抄多少都有供应；问题在如何简，更重要的在“简得其当”。简得其当的标准很难定，这便是最绞脑汁，熬心血的功夫。笔者尝因某人或事应配置在何处，如何叙述，萦绕于心，久思不能决，拂之亦不能去，甚至当玩麻将时亦入侵，其恶可知。工作两年余之后检视成绩“惨”然。除第一项勉强做到外，其余三项均力不从心，尤其篇幅臃肿不堪，是真正眼高手低的产品。懊丧之余，从史功、史才、史识、史意（
章学诚首创，即史之意境）等方面作一反省，自知不逮。此后工作方向转换，但数十年来每浏览国史书籍，若有所感触，辄笔之于卡。五年前检视累积之物，似略有所得，重拾旧业之念油然而生。原因很简单，我虽顽劣陋仍如昔日，但已年近古稀，即将退归田园，汰于学界之外。在未消失于茫茫史学界之前，桑榆之年总不能再坐耗时光，因此抱定入地狱的心情撰写此书。三十余年前的手稿，可用者已十不得一二，若干纸张已朽，只得糊贴在稿纸上始免破碎，纸且如斯，人何以堪。 “中国”亦可当作地名解释，“中华”则涵有历史文化传统之意；故今日之国人，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歧异，但都坚守着中华两字不放。因此本书杜撰“中华世界”一辞，因中国文籍中所说的“天下”，与今人世界同义。本书的主旨即在叙述中华世界从形成到破灭的历史。“纲”是纲要，自知无法周详耳。全书共分六编，第六编叙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辛亥革命为止的历史，采取拙著《中国近代史》者约五分之三，小错误已改订。补充若干新意见，编组亦重作安排。笔者何以叙史至辛亥革命为止的原因，在本书最后两页有交代。本书是于一般渴望知道国史者而著，于专家言，实不值一，故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因为笔者功力浅薄，绝对大多数引文均据《
二十五史》《
资治通鉴》而已。读者欲进一步探索，可查正史之本传或有关本纪或书、志。本书所引者均极短少，有时仅数字，目的在增加语意及涵义，如果加注出处，篇幅要增多三分之一，省去之后，对读者无碍，专家自可查证。有一鄙见以为颇为重大的问题，即自
刘恒开始到
朱元璋始废除的年号问题。从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始建年号，到他的孙儿
刘彻每数年改一次年号成为习惯，至明太祖为止，一千五百三十一年之间，共有六百七十一个年号。年号是计算时间的基准，如果记不清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间，当提到某年号时，自茫然不知何义；如用几个年号去列论某一史事演变的历程时，等于说天书，不知所云。一千五百年间有六百七十一个纪年单位，实在可怕。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改了十一次年号，
李治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次，
武则天建周之后共十五年改年号十三次，有一年而有两个年号者。随意更改年号是读中国历史的极大障碍。当年标点《
二十五史》及《
资治通鉴》的诸君子，未趁此将年号改为帝王纪年，附以公元，是大失策。若干史家喜用年号叙史论事，自以为典雅，实则迂腐浅陋（他们也常错误，例子很多）。本书援
孔子作《
春秋》用“
鲁隐公元年”之义，彻底废除徒以代表皇帝个人愚昧无识而复困扰后学的年号，用
刘彻二十二年（前119）代替元狩四年。某几个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到有需要时特别说明，如
贞观（
李世民是汉武帝以后
朱元璋前惟一不改年号的君主）、
建安、
永嘉之类。笔者自知才质朽陋，素不敢为天下先，惟独废弃年号一事，甚盼史学界诸子不因人废言，竭力推行，造福后学，庶几有裨于国史之了解与研究；何况所提倡的是夫子之道，所反对的是愚昧
迷信的皇帝们的恶行。关于《中华史纲》参考书方面，实在不胜列举，只有用浩如烟埃一辞可以形容。几十年来浏览所及前贤与时贤的杰作颇多，包括专门学术论著与专书，以及一般性之通史作品。凡拜读到的，均使著者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受到裨益，谨铭谢意。至于本书的疏漏误，自知不免，亦祈匡正，是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