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是一部著名的中国通史著作，由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采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国史大纲》于1938年5月开始编写，历经一年完成，在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一部精简而全面的中国通史著作，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从远古到民国初年，涵盖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演变。阐明了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演变发展，为中国人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事变提供借鉴和依据。该书涵盖了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和国际形势等多个方面，旨在探索中国历史中的治乱盛衰和一贯相承的传统，以此揭示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国史大纲》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之情。该书以文化为本，阐述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以及社会经济。其解决问题的理路，于今人不乏重要启示。《国史大纲》获史学家严耕望和陈寅恪等高度评价。
作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嵘，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未学斋主，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
江苏省无锡市人，吴越钱姓之后。中国现代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于1911年进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1922年至1930年，钱穆在中学任教。1930年-1948年，钱穆先后担任大学讲师、教席和院长等。1949年，钱穆前往
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办新亚书院（今
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10月，迁居生活在台北，直至1990年在台北逝世。
钱穆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对中国文化的演进阶段和发展方向作了论述，揭示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质和基本精神。钱穆的著作涵盖了经学、
历史学、文学、理学、诸子学等文化精义，共达70余种，1700万字，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
写作背景
社会环境
1931年
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华族陷入了近百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卢沟桥事变后，局势急剧恶化。钱穆随
北京大学南迁。在
昆明市，北大与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合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同他在北平时讲课一样，教室内外都挤满学生。学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课外找不到这类书籍来读。钱穆有感于此，并在朋友们的提议下，决定编撰一部中国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关中国通史的笔记，开始整理编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课余奋力写作，完成了8篇、46章，30万字的史书。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钱穆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
成书年代
从1938年5月起，钱穆利用上课余暇，历时一年，在宜良城外岩泉寺完成了名作《国史大纲》。
主要内容
《国史大纲》由钱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以教科书体例精心编写的。全书在内容取材上，详述汉、唐时期，略写辽、金、元、清；详写
中原地区，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略写具体的人与事。作者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历史视角，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当下时代的变迁。
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史大纲》将中国古代的政治演进划分为了三个阶段。首先是
秦汉时期完成的封建集权大一统，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稳定，政治权力集中，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其次是
西汉中期到
东汉完成的政府构成演变，这一阶段官僚制度逐渐取代了
贵族政治，为后世政治制度的演变奠定了基础。最后是
隋唐完成的科举竞选制度，
科举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的成熟和稳定，使得人才选拔更加公正、透明。
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史大纲》强调了经济建设与文化、政治建设的相互谋和。三者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虽然并非每时每刻相互适应，但其总体趋势是在相互调和中的向前发展。
在文化学术方面，《国史大纲》认为中国的文化学术逐渐开始在
前秦以后脱离于宗教与政治势力，以一种
平民化的气象氛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在
北宋时期达到极盛。
图书目录
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一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二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四 虞夏大事
一 殷代帝系及年历
二 殷人居地之推测
三 殷人文化之推测
四 殷周关系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与
一 西周帝系及年历
二 周初之封建
三 西周势力之继续东展
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四章 霸政时期
春秋始末
一 春秋年历及分期
二 霸前时期之形势
三 齐桓晋文之霸业
四 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
五 春秋时期之一般文化状态
第五章 军国斗争之新局面
战国始末
一 战国年历及分期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先秦诸子
一 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二 儒墨两家之兴起
三 学术路向之转变
四 士气高张
五 贵族养贤
六 平民学者间之反动思想
第三编 秦汉之部
第七章 大一统政府之创建
一 秦汉帝系及年历
二 国家民族之传成
三 第一次统一政府之出现及其覆灭
四 平民政府之产生
第八章 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
一 西汉初年之社会
二 西汉初年的政府
三 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
四 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开始
五 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
六 士人政府之出现
昭宣元成一段
七 汉儒之政治思想
八 王莽受禅与变法
第九章 统一政府之堕落
东汉兴亡
一 东汉诸帝及年历
二 东汉之王室
三 东汉之外戚与宦官
四 外戚参加王室之由来
五 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
东汉门第之兴起
一 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二 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四 党之狱
五 门第之造成
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
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
一 两汉国力之比较
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之开始
三国时代
一 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二 旧政权之没落
三 离心势力之成长
四 新政权之黑暗
五 思想界之无出路
六 三国帝系
第十三章 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
一 西晋帝系及年历
二 西晋王室之弱点
四 怀被虏与人心之反映
五 文化中心之毁灭
六 新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
一 东晋帝系及年历
二 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长期纷乱
五胡十六国
一 五胡十六国撮要
二 十六国前后形势之大概
三 五胡十六国大事简表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
一 南朝帝系及年历
二 南朝王室之恶化
三 南朝门第之衰落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
北朝
一 北朝帝系及年历
二 北方之汉化与北方儒统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
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二 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四 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五 北方的门第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
在西晋及南朝
一 汉末之荒残
二 农民身分之转变
三 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四 南渡之士族
五 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
在五胡及北朝
一 五胡时代的情况
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一 古代宗教之演变
三 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四 北方之道佛冲突
第五编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
隋室兴亡及唐初
二 隋代国计之富足
第二十三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政治机构
盛唐之政府组织
一 宰相职权之再建
二 地方政治之整顿
第二十四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
一 唐代之贡举制
三 唐代之府兵制
第二十五章 盛运中之衰象（上）
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二 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第二十六章 盛运中之衰象（下）
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一 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二 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第二十七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
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二 安史之乱以後
第二十八章 大时代之没落
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一 唐中叶以后之藩镇
第二十九章 大时代之没落（续）
二 唐中叶以后之宦官
三 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
第三十章 黑暗时代之大动摇
一 流寇与唐室之倾覆
二 五代十国
四 中原民众之疾苦
五 中国之南北分裂
第六编 两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贫弱的新中央
一 北宋帝系及年历
二 宋初中央新政权之再建
三 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
四 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五 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
一 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二 庆历变政
三 熙宁新法
一 熙宁新党与南人
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见之异同
三 道德观念与邪正之分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
宋辽金之和战
一 金起灭辽
二 辽帝系及年历
三 金灭北宋
五 南宋之财政
六 南宋金帝系及年历
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之来临
蒙古入主
一 蒙古之入主
二 元代帝系及年历
三 元代之政治情态
五 元之军队与禁令
六 元代之僧侣
第三十六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
明代兴亡
一 明代帝系及年历
二 传统政治之恶化
三 废相后之阁臣与宦官
第三十七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一 明初的几项好制度
二 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
自唐至明之社会
一 经济方面
二 文化方面
三 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第三十九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二 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三 南方江浙一带之水利兴修
第四十一章 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
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一 贵族门第渐次消灭後之社会情形
二 宋明学术之主要精神
四 宋明学者主持之社会事业
第八编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
清代入主
一 满洲兴起至入关
二 明末流寇
第四十三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
一 清代帝系及年历
二 清代对待汉人之态度
三 清代政制
四 清代之武功
第四十四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
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一 明末遗民之志节
二 乾嘉盛时之学风
三 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
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
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一 乾嘉之盛极转衰
二 洪杨之乱
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
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
一 晚清之政象
二 晚清之变法自强
五 辛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六 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七 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
八 抗战胜利建国完成
华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参考资料
内容特点
《国史大纲》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
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
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
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
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
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
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
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
唐朝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
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
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国史大纲》作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得失。作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
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
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
孔子、
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国史大纲》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
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
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国史大纲》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
铨选与考试是《
礼记·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
刘彻按
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
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
晋朝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
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汉朝。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
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
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有生力量。
版本比较
参考资料
学术价值
理解中国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全书坚持“民族文化自信，社会和平发展”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深入研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在国家危亡时候，担起树立历史精神和文化继承的任务。
钱穆所著《国史大纲》以历史思维回答现实问题,力主维护和衍续
中国历史传统，也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该书独特的学术理路。
鉴古开新
《国史大纲》“引论”表达了钱穆先生的文化观、历史观与
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
（一）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
（二）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
社会影响
《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即被列为
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它是在民族危亡时期，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佳作，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之情。
《国史大纲》是编通史的一种新体例。它首重政治制度，其次为学术思想，又次为社会经济。社会经济为最下层的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的结构，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的支柱。在具体阐述时，并不是刻板、机械地作
教条主义的图解，而是在客观中求实证，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突出的变化，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历史意义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饱含的深沉敬意和热爱，值得学习和珍重。
钱穆的《国史大纲》展现了
历史学在重大转折关头独具的运思路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还启发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即从文化、政治等多个角度全面地审视历史，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的真相。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历史研究著作，它的问世不仅为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还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借鉴。
《国史大纲》一反“中国停滞论”“专制论”“封建论”等说法，展示了中国重统一、尚和平、不断趋于平等化的传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挚意，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该书解决问题的理路，于今人不乏重要启示。
一经面市，该书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成为了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
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直到现代，昆明岩泉寺中仍保留着钱穆教授著书处，并在此立碑纪念。2010年该书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名人评价
史学家
严耕望曾经评价道：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
陈寅恪也曾评论书中的《引论》是“一篇大文章”。一本大纲体例的历史书，居然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和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后人评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昭军老师称，综合钱穆所说，围绕民族救亡这一根本问题， 《国史大纲》至少负有三项任务。
第一，简要阐明“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指出中国“生力”何在。
第二，客观映照出“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指出中国“病原”何在。
第三，由认识而了解，由了解而生感情，让国民自觉醒悟到“我该怎么办”。
径言之，《国史大纲》的问题意识来自于现时，答案则返求诸历史。
新时代解读
钱穆的研究如火如荼。2020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逝世三十周年，学界将相关论文汇集为《重访钱穆》（上、下）一书，于2021年由秀威资讯出版。两年后的2023年7月，
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重返〈国史大纲〉：钱穆与当代史学家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