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和"社联"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影响和推动下，由李公朴等爱国人士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进步刊物·\u003c读书生活\u003e中别具特色的栏目内容，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1935年，李公仆在上海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高士其在杂志社认识了青年哲学家艾思奇，他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社会落后贫穷的根源。在李公仆、艾思奇的热情鼓励下，高士其开始用自己僵直、颤抖的手，从事科普作品创作。他的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并第一次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宣告：“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态，加入当时还是刚刚开始起步的科普创作行列，成为中国第一批科普作家之一，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侵略活动。在这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国国民党当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加紧对苏区红军“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施法西斯主义专政，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对进步文化也进行“围剿”。不少爱国志士和爱国青年被捕、监禁和惨遭杀害。

李公朴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在焦急、苦闷、彷徨中寻求着抗日救亡的道路。他和高士其在南京市筹办《全球通讯社》，准备把欧美留学生联合起来，报道各国新闻，但由于当局的种种限制，未能办成。又与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中国国际合作协会，联络各国文化界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参加上海市废止内战大同盟成立大会，报告出席国际和平大会情况，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御敌。1932年春天，李公朴又在上海与邹韬奋、胡愈之、戈公振、杜重远、毕云程等发动筹办《生活日报》，国民党政府百般刁难，出版后被迫停刊。“所以我当时有了新启蒙运动的概念，而且预备做一点启蒙工作的时候——团结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共赴国难，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也就是解决与自己有同样痛苦——只有学习脱离生活的责任，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之一了”，他在以后回忆刚回国时的思想时这样写道。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在外患内忧中身受其苦的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要“使他们能得到一点读书机会，灌输他们以种种常识，以增进其生活技能和对社会服务的效率。”

1932年12日，在纪念《申报》创办60周年时，李公朴经黄炎培介绍，参加上申报馆工作。申报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总经理史量才是上海市新闻界的领袖和最大的报业资本家。九一八事变后，《申报》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呼声，接连发表评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抨击中国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并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革命活动。在李公朴的倡导和筹划下，史量才资助他创办了旨在改变店员和青年学生痛苦的申报流通图书馆。

申报流通图书馆隶属于申报馆，购置各种进步的和社会生活中实用的书刊，面向上海广大学徒、店员、工人、职员和青年学生。其内部设总务、编审、流通、读者指导四部，李公朴任馆长。尤其是读者指导编著自学入门、读书问答等指导刊物，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明示各学科的书目、研究方法和要籍提要，使读者能有目的的有系统地按照需要开展读书活动。

报馆创办流通图书馆，并面对社会广大群众，这是一个创举。它在形式上虽与其它公立私立图书馆没有多大区别，但在组织、内容和性质上有其显殊特点。李公朴创办的流通图书馆，是站在教育的立场上，用新教育观点对读者进行思想和业务知识教育，使图书馆“教育化”。同时流通图书馆不像学校和其它图书馆那样，仅仅是研究和读书的场所，而是使图书馆“学校化”了，不仅借书给人看，而且指导人读书，帮助人读书，告诉人在空前的国难时代，应该读些什么收，必须读些什么书。这“教育化”、“学校化”的工作，李公朴是通过读者指导部与广大读者的联系来完成的。流通图书馆每天要收到四十五封读者的来信，反映各自在思想、读书、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和“苦闷”，李公朴聘请艾思奇、廖庶谦、夏征农、柳等民主进步人士给予读者解答，对来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李公朴还在《申报》辟《读书问答》栏目，每日给予公开答复。

李公朴对社会和读者负有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感。只有发现一个读者一个月不来借书，图书馆就会写信问他为什么不来借书，在读书、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流通图书馆成了广大读者最知心的朋友。至1936年底李公朴被捕止，流通图书馆藏书由两千多册增加至三万多册，拥有读者两万多人。

1933年前后，中国国民党当局为了加紧推行独裁卖国政策，对进步文化的“围剿”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唆使特务、流氓捣毁进步书店，搜捕杀害进步文化人士，禁止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和所有进步书籍出版。由史量才领导的《申报》，坚持抗日救国立场，争取政治民主，反对专制主义，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和仇恨。 1934年11月，史量才在杭州市调养胃病后返回上海市，当车子行驶到浙江海盐县境内时，被戴笠布置的特务杀害。国民党的文化特务也渗进了申报馆内时。申报在高压政策下被迫转向，由黎烈文主编、经常登载鲁迅、沈雁冰文章的副刊《自由谈》和由李公朴主编的《读书问答》栏目也不得不停刊。李公朴有计划地从申报馆撤退了进步文化人（不少是共产党员），另创《读书生活》半月刊，继续普及文化知识，宣传进步思想，从事救亡工作。1936年4月，由于积累的材料越来越多，正式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读书生活》的编辑和作者，基本是原来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的原班人马。《读书生活》继承原来的宗旨和风格，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强调学习读书与社会生活的统一。指出只有在生活中的学习，才是带有实践性的学习；只有在学习中的生活，才是真正具备战斗性的生活。《读书生活》创设了生活记述栏，公布了当时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小店员、学生的生活情况，告诉读者如何在逆境中学习、生活，解决他们的苦闷和痛苦。《读书生活》还创造了“讲义化”的新教育方法，经常刊登出版人们十分关心的系统讲座，实现广泛的社会教育。由于许多读者的文化程度不高，李公朴对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科学通俗化的道路。《读书生活》还出版社了许多《问答》、《讲话》、《常识》，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柳湜的《街头讲话》、曹伯韩的《民主讲话》、高士其的《科学讲话》，都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读物。它出版的系列《社会常识读本》，包括《帝国主义》、《妇女问题》、《读书常识》、《读报常识》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国每部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李公朴本人，也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战斗檄文。《读书生活》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光明的需要，成为上海市进步文化阵地中的坚强堡垒。

《读书生活》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和“社联”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影响和推动下，由李公朴等爱国人士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进步刊物。《读书生活》中别具特色的栏目内容，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作用，为今天的知识界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李公仆(1902-1946)，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1934年参与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在武汉参与合编《全民抗战》杂志，宣传抗日救国。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销售进步文艺书刊，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进步思想。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市成立云南支部，当选为执行委员。1945年10月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被推为五人主席团成员。因反对中国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