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1898年4月15日—1990年4月11日），字子坚，湖北阳（今仙桃市）西流河镇人。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

1915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1919年在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受聘于南开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文科主任、学校秘书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25年起开始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兼任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长；解放后任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天津图书馆馆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曾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天津市副主委。他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届天津市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黄钰生，字子坚，1898年4月15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西流河镇茭排村，1911年13岁时来天津寄寓舅父卢木斋（曾任直隶提学使）家中，翌年就读于南开学校，即后来的南开中学读书。毕业后进人清华大学学校，也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在劳伦斯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第二年又入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1923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等待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因得不到国内资助不得已提前回国，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为教育学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

卢沟桥事变后，他辗转到了长沙市，学校西迁昆明市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委员会，兼管全团财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后，他任建设委员会建设长，为学校征地建校舍任劳任怨。同年秋天又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暨附设学校主任，为云南省的师范教育及基础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天津市南开大学秘书长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

全国解放后，他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之后又兼任政协天津市委委员、天津市科技协会副主委。195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不久又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委员。粉碎“四人帮”后，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并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至1981年，曾连续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在他83岁高龄时．还赴美国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一百次年会。1983年，为发展高等教育，他担任天津市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于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钰生先生1990年在天津病逝，享年92岁。

黄钰生（字子坚）先生健朗的体格使他得享92年高寿。从晚清戊戌维新，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之际，其生命历经近一个世纪。作为文教界的耆宿，其阅世之长、经历之繁复，盖属鲜见。他任职南开大学26年，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张伯苓校长的主要助手襄理校政，曾任大学部主任、秘书长，校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均亲历亲为，可谓南开早年历史的见证人。南开、清华“双重”学历 黄钰生，1898年4月15日出生于湖北沔阳，1911年13岁时来津寄寓舅父卢木斋（曾任直隶提学使）家中，翌年就读于南开学校。1916年考入清华大学，肄业3年，曾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秋，官费赴美留学，先在劳伦斯学院学习文学和哲学，一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1923年取得硕士学位。当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国内资助经费中断，遂于1925年回国，旋即就任南开大学文科教授。

上述求学经历，可注意者有三：其一，黄钰生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与自己同岁的周恩来，两人很熟悉，后来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函冯文潜，信中还问及黄子坚到哪去了，学何专业。黄先生自述：自己有一个“红色晚年”，实出自周总理的引导；其二，黄钰生在南开学校的结业成绩本来名列前茅，却还要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除寻求官费留学外，两所本在同一程度的学校究竟差别何在？且看黄先生回忆：“英语阅读能力，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像西洋通史这样的书每小时能读七八页，我到清华学校插班，我发现清华同学每小时能读10到11页。”黄钰生所具有的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为其日后参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管理，无疑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其三，中途放弃留美学业而应聘南开教职，固然缘于资助经费不继，恐怕与张伯苓急于用人而诚恳相邀大有关联。黄先生选择教育和心理学为主修专业，原本受到张校长办学经历影响，从稍后黄被“委以重任”的情形推测，南开校方对“自家子弟”有意施予“定向培养”亦未可知。担任“秘书长”20年 黄钰生在南开曾开设“教育概论”、“心理学”、“西洋教育史”等课程，此类课程构成哲学教育系的主干课程。他授课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善于启发。据邢公畹先生忆述：“黄先生教学严肃严谨，特别是超人的口才，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旁听。”即使后来他兼任繁杂的校务管理，也未放弃教师本职，坚持课堂教学不辍。他于1930年所写《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一文称：“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侈谈研究，它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间或有点研究”而已，但是“大学的一切设置、人员、组织，都是为学问而预备的”。显然，当年他属于“学术本位”的守护者。

1927年，黄钰生被委任为“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南开大学成立时初名南开学校大学部，大学部主任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担任。凌先生任职6年后辞职，继任者乃化学教授邱宗岳，邱先生两年后卸任，年轻的黄钰生“出任艰巨”，担任此职20余年。其间，适逢南开大学遭日军搅扰破坏的“多事之秋”，他沉着周旋，英勇护校，令人感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浪人在天津市策划便衣队暴动，枪炮架设在南开园周边，形势危急。他准确把握局势，组织学生暂避一时，据学生回忆：黄先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轰炸南开大学，他奋力组织指挥师生疏散和物资转移，最后与教务长杨石先、斋务主任郭屏藩3人乘小舟含泪告别战火中的校园。半个月后，他在南京市面见张伯苓校长，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回复使命，颇有几分悲壮。35年献给图书馆事业 中国抗日战争，在多校联合办学体制中，黄钰生的“事功”扩展到全国教育界。1938年2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向昆明市转移，300余名男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入滇。该团由教师组成辅导委员会，主席黄钰生，成员有闻一多、曾昭抡等北大清华的教授，师生共同进行长途迁徙。据申泮文先生记述：“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在黄钰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团旅行经费数万元巨款用布带缠在腰间，手扶竹杖，与学生们一道，一步一步地量到昆明。他自嘲说，我这是‘腰缠万贯’下西南啊！”实则，步行团所经之地多为贫穷落后区域，漫漫三千里路，爬山涉水，餐风饮露，投宿破庙茅屋，甚而“寝待旦”。作为领队者，黄钰生重任在身，艰苦备尝，历经60余日，顺利抵达昆明市。清华同学蔡孝敏晚年在台湾撰文，尚清晰记得“旅行团将抵昆明前一日，黄太太（梅夫人）特由昆明赶来迎接，全团称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张伯苓常驻重庆市，有关大学事宜委托黄钰生代理。依照三校校长最初分工，张负责建设，因此黄先生到达昆明不久即出任联大“建设长”，大西门外120亩地联大新校舍的落成，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和付出。1938年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增设与原有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平行的师范学院，黄钰生回归“本行”，担任院长整整8年。该院机构自成体系，寄托了云南省父老的热切期望，故而师院及其附属中小学被称为“校中之校”。黄钰生热诚邀聘联大教师到师院兼课兼职，同时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当地培养和轮训大量师资，有力改变了云南教育现状。他移植“南开经验”，治理师院附属中学，成效显著。据他忆述：“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建制留在了昆明市，成为云南省的教育重镇，人们感怀黄院长的办学业绩，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 1946年春，返津的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黄钰生仍任秘书长，并一度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长，努力奔走复校事宜。1948年冬，他放弃南京市当局实施“抢救计划”送来的南飞机票，迎来新中国。1951年张伯苓病危，他会同其家属，执笔写下“遗嘱”，后公诸报端；张校长逝世后举行追悼会，致悼词者仍是黄先生，他力求公允评价已故校长的努力令人印象颇深。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指“贪污”，虽查无实据，却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调离南开大学，转任天津图书馆馆长。在当时看来，此一调动有贬意味，然而事实证明，这反而为他发挥另一方面的素养和才能提供了机会，倘若没有这次看来不愉快的遭遇，就不会有其后35年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不妨说他是因祸得福。晚年黄钰生随和平易、风趣幽默，近乎“人瑞”。随遇而安的性格，莫非是他历经风霜仍得高寿的另一因由？

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三）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今仙桃市）附近的鲫鱼垸菱排。

1904年

在家乡入私塾。

1909年

入保定模范小学。

1911年

辛亥革命。随长兄立去天津市舅父（卢靖，字木斋，曾任直隶与沈阳市提学使）家。

1912年—1916年

在天津市南开中学(后改称南开中学)肄业。

1916年—1919年

在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肄业。

1919年

官费赴美国留学。在爱普顿的劳伦斯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

1920年

入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

1923年

获硕士学位。

1924年

与梅美德结婚。

1925年

偕梅美德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

1927年

兼任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

1937年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七月底，日寇炮轰南开大学，全力保卫校产。九月去长沙市参与临时大学筹备工作。

1938年

三百余名临时大学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于是年二月自长沙出发，步行入滇，任辅导委员会主席。四月二十八日旅行团抵达云南昆明。

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1939年

梅美德病逝于昆明市

1940年

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中、附小主任。

1941年

与叶一帆在昆明结婚。

1945年

抗战胜利，返回天津市。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1945年—1946年

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长四个月。

1948年

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保护校产。

1951年

在“五反”运动中被诬贪污，受隔离审查，最后结论：“贪污是没有的”。

1952年

调至天津人民图书馆任馆长。

1953年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委员。

1954年

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委。

1956年

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委。

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旋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后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隔离，多次批斗，被诬为“美蒋特务”、“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等。

1977—1978年

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历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

中共天津人民图书馆支委会宣布撤消1975年天津市委文教组对黄钰生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的意见。

1978—1981年

连续四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1979年

叶一帆病逝于天津市。

1979年前后

在政协组织下，先后赴湘、赣、晋、陕、鄂、川、闽、蒙等地参观、调查。

1981年

赴美国旧金山、华盛顿州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一百次年会。

1983年

任天津市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

退居二线，任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

南开大学宣布国家教委撤消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消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市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

1990年

4月11日病逝于天津市，享年九十二岁。